韓國經濟社會政策得失之鑒

　　2003~2004年，筆者曾到韓國一大學講學一年，自此開始了對這個東鄰國家的研究與寫作?？疾鞆谋R武鉉、李明博到樸槿惠幾任總統(tǒng)的施政，筆者認為以下幾項韓國經濟社會政策之得失能給我國足夠的經驗教訓。

　　大企業(yè)壟斷難于破除

　　家族大企業(yè)集團在韓國也被稱作財閥，它們有的甚至在日據時期就完成了原始積累。經過數十年發(fā)展，大企業(yè)集團早已成為韓國經濟的支柱。三星、現代汽車、SK(鮮京)、LG(樂金)、樂天、浦項制鐵、現代重工業(yè)、GS、韓進、韓華這十大企業(yè)集團的股票市值之和，常年占到韓國股市市值的一半以上。2011年，全韓企業(yè)凈利潤的30%都是由十大企業(yè)集團獨占，而它們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率卻不及全國總就業(yè)率的2%。

　　就三星集團的旗艦企業(yè)三星電子來說，2011年其銷售額高達全國GDP的22%，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的20%，股票市值占全國股市的25%。三星集團在韓國有“三星帝國”之稱，成就3代世襲的韓國首富李健熙被稱為“三星皇帝”。從其業(yè)務范圍及壟斷程度看，連中國的很多大型壟斷國企都瞠乎其后。

　　盡管財閥在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韓國經濟發(fā)展中出力甚多，但充斥韓國主流媒體的財閥形象并不十分光彩。韓國主流媒體都承認，幾乎所有的財閥企業(yè)都具有封閉性、垂直性的決策結構特征。它們往往與政商勾結(通過聯姻、贊助競選等方式)、做假賬、逃稅、不當關聯交易、秘密繼承遺產、私下取得特許經營權等負面新聞聯系在一起。故此，金大中、盧武鉉兩屆左翼政府都曾推出包括重組、股權稀釋等一系列強硬的改革財閥計劃。

　　然而，現代集團職業(yè)經理人出身的李明博上臺后，實行“親企業(yè)”的政策，廢除了前兩任總統(tǒng)執(zhí)政時期一些限制大企業(yè)無限擴張的政策，還特赦了被訴逃稅的李健熙等多位財閥高層。因此，財閥們有恃無恐，并屢屢入侵中小企業(yè)的領地。有統(tǒng)計顯示，李明博執(zhí)政期間，十大集團下屬的子公司新增了212家，資產規(guī)模擴大了56.9%。有媒體認為，財閥對中小企業(yè)的欺壓是韓國社會最大的不公正。

　　鑒于中小企業(yè)生存環(huán)境日仄，李明博也曾呼吁大企業(yè)要與中小企業(yè)“共生發(fā)展”，但受到來自保守陣營的抵制。韓國影響力最大，也是保守勢力代表的《朝鮮日報》曾發(fā)表社論，稱“要警惕以韓國社會共生發(fā)展為借口的詆毀市場經濟或縱容民粹主義的行為”。

　　樸槿惠上臺后倡導“經濟民主化”，這實際上是個中性政策，即主張大企業(yè)集團要向中小企業(yè)及民眾讓利，但不同意韓國政壇進步派有關清算甚至推毀財閥的政策，也不認同李明博籠絡財閥的政策。

　　2010~2013年，韓國GDP增速分別為6.3%、3.7%、2.0%和3.0%，總體頹勢明顯，尤其2013年十大企業(yè)集團87家上市子公司稅前利潤同比下滑約15%，讓樸政府難于狠心拿大企業(yè)開刀，反而要拜托它們進行早期投資和擴大招聘范圍，以激活韓國經濟。故從短期看，壟斷大企業(yè)仍將在韓國呼風喚雨，通過其控制的媒體和民間商會“韓國工業(yè)聯合會”(FKI)抵制政府打壓、合謀瓜分牌照或操縱行業(yè)價格。

　　低生育老齡化成頭號難題

　　近幾十年來，韓國總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名女性在15~49歲育齡期生下的嬰兒數)可以說是直線下降。上世紀70年代是4.53個，到2000年是1.47個;2005年降至1.08。須知2005年，在經濟發(fā)達的國家和地區(qū)生育率低于1.1的只有韓國和香港(0.95)。韓國稱此為“沖破了1.1名人口馬其諾防線”的“災難性事態(tài)”。韓國人口學家認為，一個育齡女性必須生育2.08名嬰兒，韓國才能維持目前的人口數量。

　　與生育率下降相伴隨的是人口的老齡化。1970年韓國一年出生嬰兒100萬名，目前40萬名都不到。18歲以下的青少年人口60年代為50%，目前僅為25%。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增長很快：1992年尚為5.2%，目前已經為14%。韓國進入了典型的老年社會。韓國勞動者的平均年齡從1980年的28.8歲增至目前的近40歲。

　　韓國各界都深深為低出生率和老齡化擔憂，認為比起上世紀60年代人口暴漲，現在的低生育率是更加可怕且復雜的問題。目前，平均每8名勞動人口贍養(yǎng)1名老人，到2025年，這一比率將達3比1。甚至有人擔憂將來參軍的男丁不夠，會發(fā)生征集女性從軍的事情。

　　韓國專家認為，晚婚、回避婚姻、回避生育是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20~29歲女性的未婚狀況，1970年是34.6%，可現在上升至75%以上。2000年，韓國女性初婚的年齡是26.5歲，現在近29歲。專家又將這些現象的出現，歸因于韓國的生育環(huán)境差、年輕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就業(yè)率的提高、國民的婚育觀念改變等。

　　韓國的人口政策可謂一波三折：1961~1995年是控制人口增長，1996~2003年轉為放寬生育，2004年之后則獎勵出生。近些年為提高生育率，韓國政府使盡渾身解數：為不孕不育夫婦支援治療費;從以前的“勸告墮胎”轉為“杜絕墮胎”;獎勵生育，給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不同的經濟獎勵;家有3個子女的父母可延遲退休，子女考大學考公務員加分;產婦90天產前產后休假工資全額由國家負擔;上調育兒休職工資;為有工作的父母提供夜間保育服務;將80%以上的幼兒園改為全天制;政府甚至派“托兒幫手”，幫助照顧有新生嬰兒的家庭。

　　然而，人口多時控制不易，生育率下降后想鼓勵多生也難。最近幾年，韓國人口總和生育率雖略有回升，達到了1.3，但仍然位列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倒數二三位。

　　在上世紀60年代到進入本世紀前，韓國的人口生育理念和我國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我們能夠從東鄰的人口政策變遷中得到何種啟示呢?

　　學歷社會弊端重重

　　韓國同為深受儒教倫理影響的東方國家，極為重視國民的教育。韓國對公共教育的投資占GDP的7.2%，在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組織(OECD)30個成員國中位居第二。近二三十年來，韓國的財政預算總支出1/5安排為教育經費。更重要的是，除公共教育投入以外，韓國家庭為子女教育投入的“私教育費”畸高，在2007年占家庭總支出的12%。

　　1980年，韓國高中生升入大學率為27.3%，目前已達到85%。2008年瑞士國際經營開發(fā)學院發(fā)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指出，韓國大學教育普及率位居世界第四。不僅如此，韓國的父母只要孩子上進，有出國深造的意愿，就是砸鍋賣鐵也會送子女去歐美發(fā)達國家留學。在美外國留學生中，韓國人數量長期排第一，只是近兩年才被中國和印度的留學生數略為超過。

　　在韓國社會，重視學歷、文憑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無論是公務員考試、司法考試，還是各企事業(yè)單位招聘員工，履歷表中都少不了“最后學歷、畢業(yè)學校”欄目，有些單位招聘更絕，甚至要應聘者填上“父母學歷”。那些高學歷者尤其是畢業(yè)于 “漢(漢城大學)、高(高麗大學)、延(延世大學)”的學子個個趾高氣揚。韓國報紙做過一個針對年輕人關于成功要素的調查，結果顯示，男性認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學歷”，女性認為是“外貌”。

　　過分追求文憑的學歷社會，也給韓國帶來了諸多副作用。

　　文憑造假層出不窮。當學歷造假者被問到為何偽造文憑或者謊報學歷時，他們不無委屈地說，在學歷就是實力和身份證明的社會，沒有過硬的文憑，在社會上實難立足。

　　私教育費不堪重負。為了讓子女考上好一點的大學，韓國的家長從幼兒園開始就讓孩子進入競爭角力場。各種類型、各種層次的課外補習班、學院讓中小學生苦不堪言，世界上能夠與中國中小學生比辛苦的大概只有韓國了。家長花在孩子身上的課外輔導費(私教育費)就成了昂貴負擔，已經構成韓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歷屆韓國總統(tǒng)都稱自己要做“教育總統(tǒng)”，發(fā)誓加強公共教育，讓韓國家庭的私教育費降下來。但事實是，從金大中到盧武鉉，再到李明博時期，韓國家庭私教育費有增無減。

　　學歷膨脹。隨著社會對文憑的渴求，韓國自上世紀90年代起，來了個高校升級大躍進：中專升?？?、?？粕究?。到現在，一個人口與國土面積都只與我國浙江省相當的國家，竟有200多所四年制大學，出現了典型的“學歷膨脹”。

　　學歷膨脹帶來的是大學生就業(yè)難。本世紀以來，韓國進入了經濟增長但就業(yè)增加有限的時代，一般情況下，韓國失業(yè)率都在4%上下，但大學生失業(yè)率是平均失業(yè)率的雙倍以上，常保持在9%左右。

　　為刺激樓市發(fā)愁

　　曾幾何時，在韓國飆升的房價是難治的頑癥。

　　2003~2006年，正當盧武鉉執(zhí)政，也是韓國房價上漲最猛時期。“江南區(qū)”是首爾市的富人區(qū)，也是首爾乃至全國房價最高的市區(qū)。這3年里，江南地區(qū)公寓價格平均上漲了53%，2006年底，每平方米均價達到7.91萬元人民幣!韓國流傳著“江南不敗”的神話，意即在江南投資買樓房只賺不賠。

　　那幾年韓國房價飆升與房地產投機是分不開的。2006年11月韓國“聯合網”披露了一個國會議員的報告，稱韓國擁有住房最多的100人擁有的房產達15464套，平均每人150多套。此外，《家庭居住者住房擁有現狀》報告披露，韓國擁有3套住房以上的家庭達88萬戶，其中40%居住在首都圈。

　　盧武鉉政府面對節(jié)節(jié)攀升的房價帶來的社會動蕩，可絕沒有掉以輕心，對打擊房地產投機勢力更不會心慈手軟。那幾年盧政府先后推出的對策歸納起來有：擴大住宅供給，由政府投資興建類似于中國經適房的“安樂窩”;對一戶兩宅及以上的家庭轉賣二手房，征收相當于差價一半的重稅;對多套住宅擁有者進行稅務調查，對搞房地產投機得來的利潤課以重稅;新住宅要完成80%的工程量才允許賣“樓花”;要求建筑商公開房屋成本;對豪宅除對業(yè)主征收財產稅外，還征收綜合房產稅。

　　2005年，實行綜合房產稅的第一年，全韓樓價平均下降了4.2%，首爾核心地段樓價甚至下降了9%左右。從2007年開始，韓國樓市基本平穩(wěn)或小幅下跌，保持小幅震蕩。

　　2008年李明博上臺后不久，正遇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韓國房地產市場由熱轉冷。李明博執(zhí)政幾年，全國房價略微下降，首爾房價降幅更大一些，約達3%~5%。近幾年，公寓成交量逐年下降，市場上積壓了幾十萬套商品房，韓國關心的是如何刺激樓市了。與盧武鉉打壓樓市完全相反，李明博接連推出刺激樓市對策。主要內容有：減緩建設“安樂窩”的步伐，以逐步消化積壓的幾十萬套公寓;對價值9億韓元以上的豪宅才征收綜合房產稅，稅率也降低;降低二手房轉讓的所得稅率;對低收入者首次購買85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免除購置稅。

　　然而要將房地產市場拱熱并不比控制房價來得容易。2013年樸槿惠政府上臺伊始，就推出了“4·1刺激房地產對策”，旨在挽救萎靡不振的樓市。但是，樸上臺一年半了，韓國房地產始終不見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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