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極端主義武裝組織“伊斯蘭國”勢力和地盤迅速擴張，美國重新出動軍力干預，伊拉克危機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這一亂局具有非常復雜的內外因素，發展過程也詭秘曲折。例如“伊斯蘭國”的前身年前就控制了伊拉克安巴爾省大部，歐美并不在意;6月初，這一組織接連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蘇爾和薩達姆故鄉提克里特，準備向巴格達大舉進軍，西方反應也大都是口水文章。這次真正引發華盛頓和北約盟國恐慌，而開始轟炸、軍援的，實在不是伊北部雅茲迪教派遭迫害的“人道危機”，而是原先被看作精銳戰斗力量的庫爾德族獨立武裝，在“伊斯蘭國”攻勢下，居然不經一擊，而像美國訓練的伊拉克政府軍那樣潰不成軍。
大中東的“30年戰爭”?
伊拉克的局勢發展，早就超越了一國一地，而涉及整個中東地區，甚至可能蔓延為大中東伊斯蘭世界的“30年戰爭”。
1950年代以來，以埃及納賽爾政府為代表，加上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復興社會黨，現代世俗民族主義主導了阿拉伯政治主流，享有無比的道德權威。曾幾何時，這一世俗民族主義向專制主義和特權腐敗退化，走向歷史的反面。時至今日，除了飽受打擊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就連依靠“綠寶書”統治利比亞40多年的卡扎菲也灰飛煙滅，埃及則落到外靠美國軍援和沙特經援、內部大規模迫害平民的地步，完全失去對“政治伊斯蘭”的道德優勢。同時，西方和阿拉伯專制政權的雙重壓制防范，削弱了“政治伊斯蘭”中的理性派及溫和力量，刺激強化了其中的極端主義成分。比基地組織更加極端的“伊斯蘭國”異軍突起，良有以也。
“伊斯蘭國”淡化國別屬性，劍指西方劃分的“后奧斯曼”中東架構。說來或許難以置信，現代大部中東國家的疆界，源自一戰之后大英帝國內閣大臣丘吉爾與傳奇人物“阿拉伯的勞倫斯”在一場餐會酒足飯飽之余，于一張餐巾上與法國草草瓜分了原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領土。小布什發動“倒薩”戰爭，啟動了伊拉克的族群教派分裂過程。歐美再鼓勵推動敘利亞內戰，釋放了該國內部的族群間仇恨。無論最后如何收場，伊拉克和敘利亞作為單一整體國家(unitary state)的歷史一去不返。黎巴嫩和利比亞也極有可能步其后塵。而在耗費天文數字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之后，衰落中的歐美世界霸權再無胃口和財力來維持這一過時的秩序。
與遜尼派極端主義復熾處同一時空背景的，是阿拉伯民主運動和什葉派復興運動的交織。現代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失敗，以及上層專制腐化，造成阿拉伯政權與基層民意的嚴重脫節，而刺激了阿拉伯民主運動的發展，成為街頭革命的主要動力。革命在埃及等地的逆轉，從歷史角度只是暫時的波折，但也進一步把民主化運動推向宗教勢力。因為民主運動是弱者對強權的反抗，在中東大部分地區處于少數而遭到長期歧視的什葉派的“維權”運動，于是與這一民主化潮流難解難分。
一年多前，隨著敘利亞戰爭的國際化，筆者提出阿拉伯民主運動蛻化成宗教派系的暴力沖突，越來越類似歐洲17世紀曠日持久的“30年戰爭”。奧斯曼帝國崩潰以來，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幾乎一直在西方強權的支配之下，這種政治弱勢加劇了宗教的傳統社會影響和功能，就像脫離中世紀的歐洲社會仍然處在強大的教會影響之下。更不幸的是，觸發歐洲“30年戰爭”的是只有約百年歷史的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而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歷史超過千年。阿拉伯街頭革命釋放的底層社會能量，迅速與教派矛盾糾結在一起，而專制體制瓦解后的社會“部落化”趨勢，不啻在對此火上澆油。歐洲“30年戰爭”最后結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外部卷入，但伊斯蘭世界的“30年戰爭”卻為外部勢力提供了“四兩撥千斤”的大量漁利機會，再加上當事的兩個主要教派領袖─沙特和伊朗分別擁有巨大的油氣資源，戰爭一旦在兩大教派之間爆發就很難草草收場。
主要外部玩家的盤算
在這些交織的歷史進程下，伊拉克亂局的主要外部玩家都得反復盤算自身的利益得失。
從伊拉克到利比亞，“始亂終棄”似乎成為華盛頓的標準政策，但是這仍然不出美國在本區的兩項“核心利益”─石油供應和以色列的安全。雖然頁巖油氣開發改善了美國的能源安全，令其更不在意擾亂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的石油生產，但無論以色列還是歐美，都把“政治伊斯蘭”的上升看成對以色列的主要長遠威脅。以色列在中東的長治久安，日益仰賴于歐美的支持，而成為“白種人的負擔”。
幾十年來，山姆大叔“維持中東政權穩定”的范圍，限于“咱們的狗娘養的”專制政權。對華盛頓來說，埃及和約旦關系到以色列的安全，沙特、科威特和其他海灣嘍啰國則是美國的能源保障，其他不受西方控制影響的獨立政權，都不在“維穩”之列。對于敘利亞和伊拉克，華盛頓的重點是避免引火燒身，但不會為抑制中東極端勢力做出重大投資。奧巴馬明確表示，軍事干預限于伊拉克，而不會擴展到“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基地。英國BBC電臺報道中東盛傳“伊斯蘭國”乃是美國幫助創造的陰謀理論，反襯了這一情況。
對伊朗的“核心利益”和區域霸權而言，敘利亞內戰和“伊斯蘭國”崛起是嚴重威脅，必須全力應付。德黑蘭因此會與華盛頓在相當程度上合作，逆轉“伊斯蘭國”的進展。這在迫使馬利基總理下臺的過程中非常明顯。由于伊拉克什葉派與伊朗是唇齒關系，只要維持伊拉克什葉派多數掌權，伊朗并不在意短期的戰術讓步。
鑒于沙特王室的最大生存威脅是穆兄會所代表的“政治伊斯蘭”理性派，以及東部產油大省的什葉派多數，“伊斯蘭國”絕不是沙特的膏肓之疾，反而在相當程度上屬于“同路人”，尤其是就針對什葉派伊朗的“30年戰爭”而言。利雅得因此與以色列建立了反伊朗兼反穆兄會-哈馬斯的權宜同盟。眾所周知，沙特是全球遜尼派極端主義勢力的最大施主，沙特王室信奉的瓦哈比教義也與遜尼派極端主義合拍。只要這些極端組織維持在沙特“兔子不吃窩邊草”的默契，利雅得不會有太多動作。
明顯的贏家與輸家
直到遭遇直接進攻，庫爾德族是“伊斯蘭國”崛起和伊拉克內亂的最大贏家，并且抓住這一歷史機會，大力強化事實獨立國家的現狀。歐美在庫爾德區被攻的節骨眼上采取軍事行動，證明維護庫爾德族的變相獨立，代表了西方的利益。
并非偶然，以色列是與庫爾德族一樣的大贏家。一方面，以色列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政治伊斯蘭”理性派(穆兄會分支哈馬斯)和什葉派(真主黨)，向來避免冒犯以色列利益的遜尼派極端主義既增加阿拉伯世界的內亂，降低以巴沖突的重要性，又延緩華盛頓戰略重點轉向亞太，正中以色列下懷。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原來唯一的中東盟國土耳其(埃及雖與以色列簽訂和約，但國家地圖上也沒有標出以色列)被“政治伊斯蘭”理性派接管之后，庫爾德地區提供了以色列迫切需要的戰略縱深，已被以色列特工全面滲透。庫爾德族獨立運動并無宗教因素，而與以色列一樣面臨“四戰之地”的地緣劣境，在歐美支持下，無疑是以色列區域盟友的最佳選項。
與以色列相反，土耳其在伊拉克內亂中陷于最矛盾尷尬的處境。從教派角度，土耳其在當今“30年戰爭”中屬于遜尼派一方，但是作為“政治伊斯蘭”理性派，埃爾多安與埃及被推翻的穆爾西總統一樣，深知與什葉派伊朗和解共生之重要。在歐美慫恿下輕率加入反阿薩德政權合唱，造成本地區極端主義武裝組織泛濫，顯然是埃爾多安后悔不迭的決策。更糟糕的是，因敘利亞、伊拉克動亂而強化的“大庫爾德斯坦”運動，威脅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國家統一。筆者征詢過一位伊朗遜尼派庫爾德族知識分子的看法，他指出因為伊朗具有多民族傳統，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都出身突厥阿塞拜疆族，所以“大庫爾德斯坦”對土耳其的威脅尤為嚴重。
總之，在上述歷史進程和外部利益交織影響下，伊拉克動亂會持續相當長時間，變數因此不少。唯一可以確定的終局是，“最大輸家”伊拉克不會再是一個單一整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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