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危機、國際安全危機不斷，不穩定與不確定儼然成了過渡期國際關系的“新常態”。
文/陳向陽
2014年之夏，正值一戰爆發百年的時節，世界多個熱點同時升溫且相互聯動，國際形勢格外紛亂多變，堪稱“多事之夏”。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地區及有關國家內部秩序“新陳代謝”的過渡期特征也由此凸顯，戰亂動蕩風險上升，中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
一是馬航MH17航班墜毀事件成為烏克蘭危機加劇的轉折點，美歐俄激烈博弈，俄西矛盾上升為現階段大國關系主要矛盾。
事件發生之初,馬航客機墜毀責任的矛頭所指多為烏克蘭東部親俄武裝及俄羅斯，俄因此成為眾矢之的，西方輿論高壓與制裁升級導致普京“壓力山大”。目前烏克蘭危機并未緩解，烏政府與分裂勢力、西方與俄都在朝著對抗沖突的方向加碼加壓。俄8月12日開始向烏東部派出人道主義援助車隊引發新變局，烏內戰或將升級，并在一戰百年之際重新積聚“新歐戰”陰云。
美歐聯手抗俄，因近期“監聽門”、“間諜門”激化的德美矛盾趨緩;美俄針鋒相對，地緣角力與意識形態爭斗同步加劇。歐俄關系進一步趨冷，歐“仇俄”與“反普京”的情緒上漲。
雖受各方現實利益需要及各自實力局限，俄西關系尚不致崩盤，“新冷戰”尚難開打，但金融危機后國際合作“主旋律”已被干擾，大國關系對抗性增大，國際戰略氛圍有轉趨緊張險惡的一面。
二是加沙戰火重燃，中東大變局“異化”為大亂局。以色列利用美歐俄聚焦烏克蘭危機的“機會”，借口報復猶太青年被害，大舉出兵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對哈馬斯及巴勒斯坦平民大開殺戒，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罔顧國際輿論譴責與聯合國安理會?；鸷粲?，一再逞強，導致巴勒斯坦平民尤其是兒童大量傷亡、家園被毀，制造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與此同時，利比亞陷入民兵混戰，“后卡扎菲時代”軍閥割據;敘利亞所謂“內戰”繼續僵持，西方扶持反政府武裝的惡果日漸顯現。
三是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猖獗，伊政治與安全局勢全面惡化。這個極端組織有如“病毒”一般迅速蔓延，接連制造駭人聽聞的種族清洗與屠殺戰俘慘案，嚴重威脅伊首都巴格達、北部庫爾德人首府安全，迫使美國在撤軍之后首次重新軍事介入伊拉克。
與此同時，伊政權危機發作，不愿下臺的“老總理”馬利基與“新總統”馬蘇姆鬧矛盾，馬蘇姆任命阿巴迪為新總理，伊新政府“難產”。伊斯蘭教派矛盾與部族沖突難止，伊國家統一面臨挑戰。
四是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多國，嚴峻疫情成為全球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這一非傳統安全威脅不僅危及有關國家，而且開始影響到國際航空與經貿往來。中國義無返顧的醫療物資與專家援助則彰顯了言行一致的“負責任大國”風范。
與此同時，包括臺風、地震等在內，全球各類重大天災頻繁發作，生命與財產損失嚴重。
五是亞太安全環境變數增加，暗流涌動。阿富汗總統選舉經歷兩輪，結果還是“搞不定”，美國仍舊“擺不平”，“塔利班”虎視眈眈，企圖趁虛而入、卷土重來。近日美軍少將被阿政府軍中的激進分子槍殺，美國年底撤軍存在變數，阿政局難安。
日本首相安倍頑固走否定二戰侵略歷史并爭當軍事政治大國的“右傾化”邪路，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立法，對外高調竄訪，到處拉幫結派。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南海仍不“消停”，美國極力插手，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忽悠什么“凍結提案”。菲律賓狐假虎威，推銷所謂“三步走”方案。日本惡意攪局，援助菲律賓、越南海警船。澳大利亞總理發表媚日言論，強化澳美軍事安全合作，美日澳三角浮出水面。
把脈2014“多事之夏”，其根本癥結在于世界、地區、有關國家三個層面的秩序轉換，屬于“新陳代謝”過渡期的失序、無序和“陣痛”。后金融危機時代地區危機、國際安全危機不斷，不穩定與不確定儼然成了過渡期國際關系的“新常態”。
首先，當前國際形勢動蕩面顯著上升，其深層次背景是，國際金融危機與“兩場戰爭”導致美國的國力及“控局能力”下降，其戰略重心“內傾”、“東移”，對外戰略“總體收縮”并且不負責任，致使此前美國對外擴張干涉乃至侵略顛覆造成的“后遺癥”集中爆發，“群龍無首”以致“地區大亂”，各類反政府武裝組織趁機坐大，嚴重威脅所在國與地區的和平安全。
美國對當今不少亂局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奧巴馬明顯是在推卸責任。例如，對于伊拉克今天的亂局，美國難辭其咎，其先是在2003年以“莫須有”罪名推翻薩達姆政權，打破伊政治平衡與秩序，直至2011年底完成撤軍，但伊穩定的新秩序至今也沒能建立起來，以致戰亂不已、恐襲不斷，伊民眾至今深受美國侵略戰爭之害。
其次，“轉型”或“變天”國家“復制”西方民主，結果“水土不服”，權力斗爭的“民主亂象”不已。前者如烏克蘭、伊拉克等，后者如利比亞、埃及等，其內部秩序處于“新陳代謝”的過渡期，加之外部勢力干涉，因而動蕩不定。
再次，亂局深度影響大國關系與地緣戰略態勢。在大國關系上，俄羅斯成為西方現實而緊迫的威脅，被西方視為“真實的挑戰者”，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國際危機的風暴中心和矛盾焦點。俄不會放棄對烏克蘭東部勢力的支持，俄西雙方圍繞北約東擴等的地緣矛盾及意識形態敵意根深蒂固。隨著普京在諸多問題上強勢挑戰西方霸權，俄美、俄歐角力不斷加劇，美國將被迫用更大的精力來對付俄。
在地緣戰略上，隨著東歐與中東北非沖突不斷、持續“高燒”，美國“重返亞太”備受“干擾”，國務卿克里等四處穿梭、疲于奔命，奧巴馬連休假都不得安生，美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迫“重返歐洲”、“重返中東”。
對中國外部環境出現的階段性重要新變化，首先需一分為二，辯證看待。一方面，應善于捕捉新出現的對“戰略機遇期”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高度警惕國際體系轉型期和國際秩序過渡期的風險，強化危機管理，同時自主與適度承擔“大國責任”。其次應妥善處理大國關系，有效經略周邊，敦促有關國家共同珍惜、維護亞太和平發展與安全。還要大力預防海外利益風險，重點強化陸、海“一帶一路”建設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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