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會議7月1日通過決議案，認定在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或者與日本關系密切國家遭到武力攻擊，威脅到日本的存亡，從根本上對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構成明確危險;為了保護國家和國民，沒有其他適當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擊;武力行使限于“必要的最小限度”這三種情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符合憲法。至此，日本戰后的專守防衛的和平政策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和平主義價值被踐踏。
對此，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憂心忡忡地指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意味著開啟了通往戰爭之路，意味著將來可能會與美國等國家一起參與戰爭。
安倍原本是想通過修改憲法第九條來名正言順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但修改憲法的程序復雜，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輿論調查也顯示，大多數日本國民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要想通過修憲來徹底拋棄戰后專守防衛的和平主義，目前來看幾乎不可能。安倍因此選擇利用修改憲法解釋這種低法律效力的方式來解禁集體自衛權。因為修改憲法解釋，只要執政聯盟內部達成一致就可以成立。
盡管這種方式被很多專家學者指責是劫持憲法，是違背立憲理念的違法行為，但安倍卻要求政府和執政聯盟內部加快統一認識，盡早達成一致。為突擊解禁集體自衛權，安倍一方面調整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條件，另一方面加大了對執政聯盟內部公明黨的壓力，并放出狠話，表示即使終止與公明黨的聯合執政、內閣支持率下降，也一定要在內閣會議通過變更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安倍政權的威逼利誘下，公明黨終于在7月1日同自民黨舉行的黨首會談中正式同意了有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
安倍提出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后，遭到多數日本民眾的反對，一些愛好和平的日本組織和地方議會紛紛舉行集會，或通過決議，反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媒體的輿論調查結果也表明，日本多數民眾反對行使集體自衛權。
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政權向來是十分在意民意的，在制定政策法律時往往要看選民的臉色行事，而安倍為何竟敢不顧多數國民的反對，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一意孤行，其底氣從何而來?
首先，充分和巧妙地利用國民對日本經濟復蘇的期待，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多年”，振興經濟是日本國民的最大心愿。安倍上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經濟形勢出現暫時的好轉，國民期待經濟從此開始步入增長軌道，擔心政權更迭會導致政策調整，經濟復蘇勢頭受阻。在國民這種心態之下，日本政治出現了罕見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高反對率和安倍內閣的高支持率并存的離奇現象。各項輿論調查結果表明，盡管大多數日本國民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但安倍內閣支持率依然保持在45%以上。
日本媒體分析說，由于這種特殊政治氣候，安倍認為即使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也不會導致政權倒臺，國民不得不吞下這個苦果。
何況，安倍采取的刺激政策雖然使日本經濟出現好轉勢頭，但這種勢頭能否持續下去仍是未知數，一旦經濟出現滑坡，必然導致內閣支持率大幅下跌，屆時，解禁集體自衛權夢想必將落空。為此，安倍必須抓住百年一遇的良機，突擊解禁集體自衛權。
其次，日本民粹主義上升，政治右傾化加劇，安倍的右翼政治理念在國內有一定的政治基礎。由于經濟長期低迷不振，國際經濟地位下降，日本部分國民出現了恐懼和不安情緒，民粹主義和右翼勢力利用了這種情緒宣揚所謂的強國理念，推崇強勢領導人，并制造假想敵，主張對外強硬，導致日本的政治生態發生變化，和平勢力被削弱，右翼勢力得到增強。
第三，配合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投桃報李，博取美國的歡心。日本是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國宣布重返亞洲后，利用日本與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的爭端，謀取利益最大化。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有關方面多次宣稱釣魚島問題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不斷給日本撐腰打氣，刺激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態度變本加厲，更加強硬，導致東海安全局勢動蕩升級。作為回報，美國也多次表示希望日本盡快解禁集體自衛權。投桃報李，安倍一心要在今年年底修改日美防務指針之前解禁集體自衛權，給美國送上一份大禮。
第四，安倍的政治遺傳“基因”也決定他會不顧國民的感受和利益，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一條道走到黑。安倍出身政治世家，安倍外祖父岸信介就是漏網甲級戰犯，戰后出任日本首相，并與美國簽署了日美安保條約。安倍從小受岸信介的影響，這種政治背景和周圍環境影響了他的世界觀，也決定了其政治立場。
正如《每日新聞》論說委員佐藤千矢子發表評論所言，安倍極力解除集體自衛權禁令的目的，就是要繼承外祖父、原日本首相岸信介的遺愿，通過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來提高日美安保條約的雙方義務，進而達到修改和平憲法、擺脫戰后體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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