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艷裳譯
斯諾登事件令情報機構不得不將目的與手段變得更為公開。監督和保護公民的制度需要具備足夠的活力，以跟上技術變革和能力的發展速度。實行這種合理懷疑的監督，可以與斯諾登支持者們對“秘密政府”的無端恐懼區別開來。
斯諾登事件之后發生了什么?實實在在的證據迄今尚不是很多。情報史上規模最大的泄密事件理應改變世界：揭露“秘密政府”的誹謗和污蔑，并朝著有利于個人自由的方向重新劃定界限。雖然出現一片喧囂與憤怒，但幾乎什么都沒改變。
這其中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也有一些不怎么好的理由。好的理由是斯諾登提出的主要指控——有意顛覆自由的一些機構展開大規模監視——被證明是空穴來風。不怎么好的理由是西方社會仍不得不應對這一狀況：所謂的大數據推翻了人們對隱私和自由的傳統觀念。
自從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合同工斯諾登帶著筆記本電腦和閃存卡登上夏威夷至香港的航班以來，世界出現了很多混亂與喧囂。如今身在俄羅斯的斯諾登，據信從NSA和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竊取了170萬份最高機密文件。
英國《衛報》、美國《華盛頓郵報》和其他國際出版物，僅僅公布了其中一小部分內容。因此，人們可能還會聽到令人震驚的消息。即便不是專業間諜，你也能想得到，這些信息已落入俄羅斯和其他對西方有敵意的國家手里。
美英情報機構的技術實力和觸角范圍，為現在聚集在斯諾登周圍的右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公民自由組織的奇異聯盟提供了“彈藥”。就連一些情報界內部人士，也對NSA數據挖掘體系——棱鏡計劃的獨創性和規模大吃一驚。
德國總理默克爾對自己的手機曾被NSA竊聽一事憤怒不已，世界各國的政治人士對NSA在無視國界的情況下竊取電子信息的方式作出強烈反應。在英國，一些人對GCHQ和NSA之間的密切關系感到擔憂。
此前與這些間諜機構悄悄合作的大型科技和通信公司，現在都在鳴冤叫屈。這些商業巨擘從收集大量個人數據獲得收入。政府卻把手伸到巨大的數字寶庫中來，真是天理難容啊。
然而，自從斯諾登爆料以來，現代情報領域一些無法回避的事實并沒有改變。恐怖主義威脅日益加大以及數字通信爆炸，轉變了民主國家政府所面臨的挑戰。科技極大地增加了敵方的機會。如果這些政府解除自己的武裝，那才真是怪事呢。
就在不那么久遠的以前，NSA和GCHQ的任務是追蹤數量相對較少的敵對國家政府。攔截蘇聯信號、竊聽外國使館的通信、破譯軍事密碼，所有這些都不容易，但畢竟直截了當。如今，竊聽者必須跟蹤散布在全世界的數以千計的個人。一些人已知，還有很多則藏在暗處。
第二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這些新的敵人現在隱藏在網絡空間。竊聽嫌疑人的電話曾經相當容易。伊斯蘭圣戰分子知道如何將信息隱藏在網絡、電子郵件和網絡游戲提供的大量貌似無辜的電子鏈接中。截獲一個嫌疑人的電郵，需要大量收集根本就毫無用處的數據。情報機構可能監視網絡游戲的原因是，這些游戲的“聊天”功能提供了理想的接頭渠道。
GCHQ局長伊恩•洛班把該機構的工作比作大海撈針。積累原始數據并不構成大規模監視。就個人自由而言，重要的是針對數據詢問方式的嚴格法律限制。這是斯諾登制造的深不可測的大海中的那枚針。
因此，奧巴馬僅提出對NSA進行一些小規模改革。奧巴馬承諾加強法律監督(這是對的)，承諾電子數據的存儲可能會從聯邦政府轉移到第三方。監聽友好國家的首腦需要得到總統批準。但美國政府無意將網絡空間拱手讓與敵方。
在英國，奧巴馬提出的多數額外保障已經落實。GCHQ、英國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即MI6)以及英國安全局(軍情五處，即MI5)設置了3層外部監督：政府大臣、從司法系統挑選的兩位情報專員，以及一個議會監督委員會。
總體上，英國情報機構必須遵守的規則比多數人想象的要嚴格得多。忘了詹姆斯•邦德吧。軍情六處每次執行可能測試合法性界限或產生政治風險的任務，都必須獲得外交大臣的明確批準。平均而言，該情報機構每年大約500次請求獲得這種政治授權。它并非一個失控的組織。就這點而言，GCHQ也不是。
上述種種都不應被視為自滿的理由。斯諾登事件帶來的一個好結果是，這些情報機構現在不得不將目的與手段變得更為公開。監督和保護公民的制度需要具備足夠的活力，以跟上技術變革和能力的發展速度。實行這種合理懷疑的監督，可以與斯諾登支持者們對“秘密政府”的無端恐懼區別開來。多數人從近期事件得出的主要結論是：這些間諜基本上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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