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重構下發展中國家的模式調整

　　世界格局重構下發展中國家的角色轉變、歷史定位與模式調整

　　劉海霞

　　發展中國家在歷史上曾長期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獨立后又長期受制于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20世紀末蘇聯的解體使發展中國家失去了在兩大陣營對峙的夾縫中求生存的空間，而被迫與發達國家直接接觸，一度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之中。進入新世紀發展中國家經過不斷探索，逐步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機以來，相對于發達國家長期的經濟不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逆勢崛起，改變著世界政治、經濟、金融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然而，發展中國家現在所取得的成績并沒有改變它們在世界格局中仍整體處于外圍、半外圍的歷史地位，在世界格局重構的影響下，它們面臨著發展模式的轉型與調整。

　　一、 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在國際舞臺上由被動接受的從屬角色轉變為

　　改變世界格局的重要國際行為體

　　在多極增長的世界經濟格局中，發展中國家對于世界經濟的平衡和穩定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這是世界格局中出現的新變化。

　　1.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均進入新階段，規模和質量都有所提升

　　發展中國家大都經歷過利用各種優惠政策大規模吸引外資的發展階段。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經濟政策已從吸收外資彌補儲蓄和外匯“雙缺口”為主轉向利用外資的規模和質量并重。與此同時，它們作為全球直接外資來源地的相對重要性也在不斷上升。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2010年發展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占當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52%，首次超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額的大幅上升使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新力量，其直接外資流出量占全球總量的比例由2006年的17%提高到2010年的29%。20大投資經濟體中有6個是發展中和轉型期經濟體。201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位列世界第五。

　　鄧寧的“對外投資周期理論”很好地闡釋了發展中國家的這一變化。根據該理論，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速度將不斷超過資本流入速度，二者的差距會不斷縮小。[1]以中國為例，根據商務部發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1160.11億美元，同年對外直接投資600.7億美元，吸收投資和對外投資的比例約為1.93∶1，《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預計中國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的比例將在未來10年超過1∶1。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擴大自身的競爭優勢，并將重塑全球產業格局。

　　2.發展中國家群雄并起，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改變世界經濟版圖

　　全球競爭力指數是衡量一個經濟體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最新排名有升有降，但總體上都獲得了不錯的名次。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2—201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在144個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中國香港、臺灣、智利、泰國分別居第2位、第9位、第13位、第33位、第38位。“金磚五國”中，中國第29位，巴西第48位，南非第52位，印度第59位，俄羅斯第67位。英國前首相布朗曾指出，在2010年前后，150年來西方(美國以及歐盟)第一次在制造、生產、出口、貿易和投資方面被世界其他地區全面超越。[2]這也就說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健康與教育、市場效率、勞動力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呈現出群體性崛起的態勢。

　　《財富》500強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國經濟實力的強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入選500強企業數量的此消彼長也反映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2012年《財富》500強企業最新排名中，中國大陸(含香港在內，不包括臺灣)共有73家公司上榜，超過日本(68家)，僅次于美國(132家)。“美、英、法、德、日等七國集團企業總數占全球500強的比重從2001年的83.6%降至2010年的67.4%。而‘金磚四國’所占比例則從2001年的3.6%升為2010年的13.4%。”[3]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擁有500強企業數目的大幅上升，說明世界生產和消費重心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并有利于實現全球經濟的平衡增長。

　　3.經濟總量大幅增長，引領全球經濟復蘇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的表現一直不盡如人意，與此相對，發展中經濟體逆勢上揚，仍然實現了快速增長，全球經濟呈現出明顯的雙速復蘇和發展的態勢。盡管由于受到歐美經濟低迷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有關國際機構下調了2012年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預期，但鑒于發展中經濟體大大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南高北低”雙速復蘇的局面仍將繼續保持，新興經濟體將繼續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其國際影響力也日益增強。

　　同時，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對世界的貢獻也日益增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數據，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從1989年的82.6%下降到2009年的68.9%，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則從1989年的17.4%上升到2009年的31.1%。金磚國家在發展中經濟體中的表現尤為耀眼，2010年“金磚國家”貨物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5.4%，服務貿易額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11.5%。另據新興經濟體藍皮書《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88.6%下降到2010年的約30%，而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

　　4.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得到提高，改變國際政治格局和國際合作機制

　　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方式也日漸多樣化。在七十七國集團和不結盟運動等傳統南南合作組織仍繼續發揮作用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南北對話，并在南北對話中提高了自己的話語權，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國際氣候大會談判中發出的聲音越來越不能被忽視。

　　全球治理已不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這一共識促使國際合作機制發生了改變。發達國家一方面使八國集團會議機制靈活化，與發展中國家積極開展南北對話，并提出有利于使“8+5”或者“8+N”模式機制化的“海利根達姆進程”和“海利根達姆-拉奎拉進程”;另一方面又以二十國集團代替八國集團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平臺，同發展中國家協商重大國際問題。八國集團開放性的增強和議題的豐富化以及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機制化，深刻說明了世界政治經濟權力在向發展中國家傾斜，發展中國家的力量逐漸得到承認，并受到重視。同時，發展中國家對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對世界政治民主化和多極化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除了國際合作機制向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改變以外，主要的國際組織也作出了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改革。在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持續努力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了65年來最大的一次治理權改革，改革后“金磚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將達到14.81%。2010年世界銀行進行改革，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行的投票權比例從44.06%提高至47.19%。這兩次改革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發言權增大，也有利于建立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之間還加強了金融方面的合作，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四次峰會就醞釀建立一個可為金磚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籌集資金的新開發銀行，這也是金磚國家為世界平穩發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和有益嘗試。

　　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歷史定位仍未改變，上升空間受到多重限制

　　雖然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提高，“中心—半邊緣—邊緣”的世界體系結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尤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變遷為后發國家的跨越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總體來看，在可預見的將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在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中還將繼續發揮核心作用，發展中國家整體位于世界體系的外圍、半外圍，在經濟上還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另外，發展中國家自身還面臨著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城市化過程中各種矛盾凸顯等若干問題。因此，在當前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發展中國家謀求真正的發展和飛躍仍然是很困難的事情。《中國現代化報告2011——現代化科學概論》指出，在50—100年期間，發達國家降級為發展中國家的概率平均約為10%(6%—23%)，發展中國家升級為發達國家的概率平均約為5%(1%—9%)，初等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跳級的概率約為5%。這一局面恰好說明了沃勒斯坦的斷言：“一個體系性的后果是經濟上最有優勢的區域在分布上經常發生緩慢的位移，但并不改變這些優勢區域在體系中所占的比例。”[4]現在全球不斷擴大的財富兩極分化、逐漸加強的氣候政治博弈、日益加劇的數字鴻溝，令發展中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戰略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在未來的競爭中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1.發達國家的“剝奪性積累”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脆弱性，使其難以充分自主發展

　　在“北強南弱”的世界格局中，發達國家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不平等交換以及不對等的國際金融體系，使利潤從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轉移，實現“剝奪性積累”。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06年窮國向富國轉移的凈資本是7840億美元，2002年為2290億美元。即便像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窮的國家，現在也成了向富國輸出金錢的國家了。這造成了全球兩極分化的進一步擴大。

　　首先，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仍呈現出“中心—外圍”的產業格局。發達國家是主要的發包方，其中美國占全球市場的64%，歐洲占18%，日本占10%，其他國家所占份額則不到10%。[5]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中的獲利也遠不相同。按照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提供的數據進行測算，美國公司離岸外包每支付一美元所獲收益是發展中國家承包公司所獲收益的三倍多。這一國際分工格局更容易將發展中國家鎖定在分工鏈條的底端。其次，發達國家掌握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制定權，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目前處于上升勢頭的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建設需要大量的大宗商品，對外依存度較高，2012年1月至2月，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7.9%。但是，全球原油/天然氣/煤炭等能源、銅/鋁等有色金屬、玉米/大豆等農產品的定價權分別由受發達國家掌控的紐約商業交易所、英國倫敦金屬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等大宗商品期貨市場來決定。這更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交換的不平等。再次，美國利用美元霸權綁架了債權國，制造了世界范圍的“龐氏騙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例為61.7%。截至2012年7月底，僅中國就持有11496億美元美債。美國利用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大作文章，或者使美元貶值，或者逼迫其他國家貨幣升值，以此來減輕美國還債壓力。2012年9月，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繼續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并造成這些國家的貨幣被迫升值和貶值的上下波動，這種不穩定性加大了發展中國家完成抑制通脹和促進經濟增長雙重任務的難度。

　　發達國家“剝奪性積累”的結果就是，雖然大部分國家相對來說都有所發展，但少數國家越來越富，全球“馬太效應”更加明顯。發達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2010年發展指數最高的挪威(0.938)和最低的津巴布韋(0.140)之間相差近七倍。世界財富的分布極不平衡，根據2011年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第11份全球財富報告，全球百萬富豪家庭數量占總數的0.9%，但富豪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占到全球財富的39%。世界體系中不同國家間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和人類財富分配不均也被認為是導致金融危機爆發以及后續經濟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

　　2.氣候談判的政治博弈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受到威脅

　　人與環境之間是否和諧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氣候問題成了南北關系中的一項新課題。發展中國家一再強調碳排放權就是生存權和發展權，發達國家卻在推卸責任之余，還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同樣的減排責任。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注問題的側重點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為二者的發展階段不同。發展中國家正處于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必然會加重對能源的消耗，增加碳排放量。發達國家已經經歷過這一階段并完成了工業化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中處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如果拿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與正在進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進行比較，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公平的。中國科學院丁仲禮課題組指出，排放權即發展權，應該一算歷史賬，二算人均賬。從歷史上來看，發達國家在1960年人均累計排放量已很高，而中國從1900年到2005年，人均累計排放量大致相當于美國或英國1900—1907年這八年的人均累計排放量。[6]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承擔了環境成本外部化的責任，緩解了發達國家的生態壓力，但發達國家卻向發展中國家設置了綠色壁壘。這將非常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等于迫使發展中國家放棄了發展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加快向低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應共同抵制發達國家打著“綠色環保”的幌子實則搞貿易保護主義的行為。

　　3.“數字鴻溝”的加劇和發達國家以互聯網為工具的新霸權令發展中國家面臨被“信息殖民”的危險

　　“數字鴻溝”指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國家之間、社區之間以及個人之間在互聯網接入和使用方面的多個維度上的不平等。[7]雖然這幾年發展中國家在手機移動網絡以及互聯網普及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比起發達國家來還是望塵莫及。根據國際電信聯盟2012 年版《電信改革趨勢》報告，工業化國家的固定寬帶普及率達到了26%，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4.8%的普及率。發展中國家寬帶價格相對較高，2010年年末非洲固定寬帶業務的平均費用相當于月收入的290%。在普及寬帶網絡的新一輪競爭中，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明顯處于不利地位，面臨喪失全球寬帶滲透率持續提升帶來的好處的風險。

　　數字鴻溝體現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統治世界的新霸權。美國被看作是“數字資本主義的領導核心”，現有的互聯網管理模式和美國控制的互聯網核心技術為美國稱霸世界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美國享有對全球13個“根服務器”的控制權，其中1個主根服務器和9個輔根服務器都在美國，另外3個輔根服務器分別在英國、瑞典和日本。由此可見互聯網完全被發達國家所控制，而美國又是其中的核心霸主。這樣就在信息世界里形成了很多人所說的“信息殖民主義”。互聯網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摩爾多瓦的“Twitter”革命更讓人看清楚美國網絡外交的實質就是把網絡外交作為政治、經濟、軍事等手段的輔助工具和輸出美國價值觀的新載體，對其他國家起到潛移默化的改造作用，這是發展中國家最需警惕和提防的。

　　數字鴻溝實質上是發展鴻溝，是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導致的南北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產物。基于此，有學者建議不僅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還要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只有發展中國家真正得到了發展，信息基礎設施和國民教育都有所提高，才能真正地縮小“數字鴻溝”。如果沒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做基礎而奢談“數字”，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異于畫餅充饑。

　　三、應對金融危機下世界格局的新變化，發展中國家面臨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調整

　　金融危機沖擊下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發展中國家內部也面臨著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等很多問題，經濟發展模式受到了挑戰。

　　1.東亞要由出口導向型調整為主要依靠國內和地區需要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

　　亞洲“四小龍”、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和地區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在經濟上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實現了經濟增長和收入的相對平等。這種發展方式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和地緣政治特色。當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世界格局和外部環境的改變對東亞產生了重要影響，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轉型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疊加使得歐美復蘇乏力，美國等眾多發達國家紛紛表態，不僅自己將改變發展方式，還強烈要求東亞擴大內需。美國高調宣稱要改變消費拉動內需的模式，提出出口倍增計劃和再工業化。美國作為東亞產品重要的進口國，其發展方式的改變意味著，以前“東亞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將難以為繼了。因此，東亞在未來的發展中，既要積極擴大內需發掘國內市場，更要大力提高區內貿易。

　　其次，東亞發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是有條件實現的。根據尼爾森全球副主席瑞克·凱什在剛剛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上提供的數據，2010年除日本外，亞洲“中產階級”占世界總數的24%，消費力占世界“中產階級”的16%。龐大中產階層的存在說明了東亞地區在未來發展中轉變為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具有良好基礎。

　　再次，東亞地區區內貿易所占比重偏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東亞地區區內貿易比重相較于歐盟和北美地區存在很大差距，2009年東亞經濟體間的貿易規模占該地區全部對外貿易額的52%，而歐盟這一水平為70%以上。[8]由于東亞區內貿易所占比例較低，比較嚴重地依賴區外市場，尤其比較依賴美國市場，因此對外界經濟的波動反應格外靈敏。

　　2.拉美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發展方式受到挑戰，加快了“去美國化”的步伐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實踐使拉美國家付出了沉重的社會代價。為了消除新自由主義在拉美造成的種種弊端，拉美的政治格局開始集體向左轉。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但拉美新自由主義時期所加重的依附性經濟形態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中左翼政權下并未得到徹底改觀。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仍然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區，聯合國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目前世界上15個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中，有10個在拉美地區。現階段拉美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仍比較依賴初級產品出口。比如，2010年巴西的主要出口商品礦產品、食品飲料煙草和植物產品的出口額分別占巴西出口總額的25.5%、13.4%和10.0%。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拉美初級產品出口的增幅為2.6%，而21世紀的前十年增幅為11.4%。[9]拉美出口的這一去工業化趨勢表明拉美還沒有完全擺脫依附性發展模式，并特別容易受到外部市場波動的沖擊，巴西66%的出口工業就受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使拉美中左翼政權受到挑戰。如同彼得拉斯所說，當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危機到來時，拉美新左翼的改良措施將可能難以應對，因為它們都沒有根本性地改變它們繼承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基本經濟結構。中左翼政權的模式是建立在經濟的“初級產業化”及投機性投資的繁榮基礎上的，使其容易遭受美國投機資本崩潰的全部有害影響。

　　在新形勢下，拉美地區的政治力量對比也發生了變化。2010年拉美多個國家大選帶來的政權更迭改變了拉美中左翼占絕對優勢的政治格局。“從2010年選舉結果來看，左翼力量在拉美頭號大國巴西的執政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中右力量和右翼力量繼續在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執政;但在智利，中右翼力量‘變革聯盟’通過大選，接替中左力量、執政長達20年的執政聯盟上臺執政。因此可以說，左派和右派力量此消彼長，中右力量略占優勢。”[10]2011年秘魯、阿根廷、危地馬拉、尼加拉瓜等國大選中左、右翼也是互有得失，而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大選中再次連任總統又加強了左翼的力量。不過現在拉美的政治力量逐漸趨于成熟，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執政，都傾向于采取務實政策。拉美各國政府還需根據國際形勢而適時調整政治、經濟政策，重視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的發展，逐步改變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產業結構。

　　今后拉美應更多關注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公正的協調發展以及加強本地區的獨立性，目前朝著這一方向努力的拉美國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1年12月第三次拉美及加勒比國家首腦會議宣告不包括發達國家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新的區域組織——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成立，這充分體現了拉美國家力圖擺脫美國的影響所作的努力，顯示了拉美地區“去西方化”、“去美國化”的決心和愿望。

　　3.非洲需加快經濟一體化建設進程，建立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由于歷史上長期受殖民統治而形成了畸形的經濟結構，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拉美和東亞相比，依附性色彩更為濃重，有學者甚至稱其為第四世界，這一現象值得引起整個世界的關注與反思。

　　非洲雖然遠離世界金融風暴中心，但其單一的發展方式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入而日顯不足。指導非洲發展的理論大都是外來的，但這些方案都很少考慮非洲國家要求發展民族經濟、實現自力更生的愿望，因此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阿明曾深刻地指出:“從非洲的立場來看，新的替代方式應該把建立自我中心的經濟和社會與參與全球體系結合起來。”作為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個全面規劃的“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就是這樣一種嘗試，2008年后，“非洲發展新伙伴計劃”組織機構并入非洲聯盟。這種依靠非洲自己的力量，同時爭取外援的方式將是一種積極的發展方式，也將為非洲的發展注入活力。

　　此外，與其他大陸相比，非洲區內貿易非常不發達，非洲國家間貿易只占非洲貿易總量的10%。國際組織和非洲國家的領導人也更加認識到加快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建立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的重要性。南非總統祖馬就號召非洲各國應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了提高非洲經濟一體化的水平，東南非共同市場、東非共同體和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成員國首腦和政府代表于2011年6月12日宣布啟動非洲最大自由貿易區談判。三方峰會還提出市場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等地區一體化的三大支柱。

　　總體而言，世界上沒有一種模式是永恒不變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曾強調：“理論及其原則在一定的地區、在一定時期可能是合理的和適用的，但在其他社會的同一個時期或不同的時期，它們可能就是不合理的和不適用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金融危機背景下世界格局的大變動之后，適時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式，積極應對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就成了當務之急。發展中國家實力的增強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意義重大，就像胡錦濤主席在2012年3月28日接受金磚國家媒體的聯合書面采訪時所言，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共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利于世界經濟更加平衡、國際關系更加合理、全球治理更加有效、世界和平更加持久”。

　　注釋：

　　[1] 參見張雷、張紅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比較》，載于《國際經濟合作》2008年第6期。

　　[2] 張璐晶《誰是亂世救星》，載于《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第36期。

　　[3] 參見孫寅、陸立軍《〈財富〉全球500強榜單折射世界經濟版圖變遷》，載于《檢察風云》2010年第16期。

　　[4] Immanuel Wallerstein,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WorldSystem: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 Monthly Review, Vol.62, Issue 10, 2011.

　　[5] 鄭雄偉《全球服務外包成經濟發展新引擎》，載于2011年5月19日《人民日報》。

　　[6] 參見記者王靜《氣候變化談判：用科學數據捍衛國家發展權——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談氣候變化談判中的議題》，載于2009年9月7日《科學時報》。

　　[7] 胡獻紅《全球化背景下的“數字鴻溝”——北京、義馬兩地網民比較研究》，載于《新聞與傳播評論》2004年卷。

　　[8] 趙江林主編《東亞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與前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頁。

　　[9] 參見http://research.shisu.edu.cn/s/26/t/37/1d/a3/info7587.htm.

　　[10] 徐世澄《2010年拉丁美洲形勢盤點》，參見http://ilas.cass.cn/cn/xwzx/ztcontent_content.asp?infoid=1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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