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為“阿拉伯之春”興奮了一陣子，現在可能已把有關國家拋諸腦后。但，革命過后的北非國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到現在仍深陷經濟泥沼，從經濟危機再爆發最新一輪的政治危機，這可能也給了我們一記當頭棒喝。在過去全球化的模式下，導致多國社會動蕩，究竟哪里出了錯?
自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與撒切爾夫人一上臺即振臂一呼，共同全力推動自由市場主宰論，這意味必須掃除任何阻礙資本流動的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法律規范、環保意識，乃至國與國的疆界。
這一切體現于對資本流動的去監管化、對經濟與非經濟產業的私有化、利潤的最大化和利得稅的最低化，無論是專政或民主國家，都無一不受沖擊。
只要看看埃及，1981年當穆巴拉克接任，新自由主義也隨著里根與撒切爾夫人上臺而正式登上世界舞臺。西方希望把新自由主義根植于該地區，也即鼓勵開放國內市場、調低稅率、削減公共開支、私有化產業、提升資本的流通度等。
到了1991年，美國向埃及減免外債，同時要求穆巴拉克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進行經濟結構調整，這就是改革稅制以吸引私人投資、把公營企業私有化、大幅削減福利等。在寡頭政權與美國合力推動的自由經濟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正好為統治階層和其他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竊取國產的良機。
穆巴拉克執政后期，對外資更完全不設限，沒有紅利稅，并取消投資資本最低要求，外資自由進出。但他們沒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續性就業機會，又沒有令埃及的貧窮得到改善，經濟結構調整導致社會危機爆發。
最近在新聞上，得知IMF正與埃及新政府，商討最新的援助方案。方案不僅要鞏固過去的經濟結構，而且進一步深化私有化政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向全球兜售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推手，正是總部設在美國的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
斯蒂格利茨還說，IMF在不少地方都反映著，其政策主要跟著美國財政部走，財政部則與美國金融界關系千絲萬縷，而后者所關注的是私有化所帶來的商機，以及他們能否奪得壟斷的地位。
換言之，這種私有化不是按整體社會利益的私有化，而是朝向企業利益壟斷的私有化，而自由貿易亦可作如是觀。
早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財政部要為國內累積的龐大資本尋求投資管道，他們便透過自由貿易談判，還有迅速發展的資訊科技，來打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使得熱錢在這些地區流竄，終于導致危機爆發。
從上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到上世紀90年代的東亞及東南亞，還有現在北非的埃及與突尼斯，以及“歐豬國家”，經濟危機先后爆發。此時，IMF便會提出紓困方案，不外乎縮減政府支出、加強私有化等板斧。但這卻引發滯脹，經濟不穩。
受援國為求穩定經濟，則必須向IMF提出更多的借貸，結果造成惡債。至于“歐豬國家”，政府為救助銀行進一步深化主權債務危機。IMF的所謂救援，反之把許多國家推入惡性循還的陷阱。想不到的是，這種手段竟然也是一種財富大轉移，最后轉到華爾街去。
美國知名社會科學家兼作家蘇珊·佐滋曾批評歐盟跟著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走，并大力鞏固IMF的結構調整政策，也強迫“歐豬國家”接受IMF的救援方案。
佐滋說，歐盟這次要拯救的乃是新自由主義，而不是深受危機的歐盟成員國。她哀嘆歐盟日益不民主，里斯本條約便是一例，這是歐盟力抗成員國人民的看法，兩番硬闖通過的。
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的其中一項權力，就是可進一步在成員國之間擴展私有化的領域，打開所有具有經濟效益的服務、面向市場競爭，這包括非經濟領域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供水等。
結果“歐豬國家”等小國，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面對歐盟與IMF的所謂救助方案，不得不深化私有化而賤賣國產，究竟最后的得益者是誰?諷刺的是，他們在經濟上越獲得救援，政治和社會上愈加動蕩，此刻“歐豬國家”竟然與北非國家的命運不謀而合。事實上，英國經濟也每況愈下，撒切爾主義的后遺癥赤裸呈現。英國人最后發現私有化帶來的成本效益與上升的生產力，竟然令價格不降反升，而且還要承受多項公共服務削減之苦，擴大經濟不公的情況。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香港往金融方向轉型，取消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去監管化，維持單一低稅制度、私營化和公務員合約制、外派公共服務、削減政府開支、大學教育和文化政策商品化、壓制工會等等，當中最令我們難忘的，包括私有化帶動賤賣仍有賺錢能力的房委會資產，以及去監管化帶來的雷曼香港迷你債券的悲劇。要知道，香港是售賣雷曼香港迷你債券最多的地方之一。
新自由主義在香港最能體現自由的反諷。這匹所謂自由之馬引領香港走向壟斷型經濟，財富高度集中，收入愈見不公。
作者為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也是兩岸三地、華語媒體中著名的戰地女記者，以及知名的國際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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