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世界變局與合縱抗“秦”

　　世界變局與合縱抗“秦”

　　鄭彪

　　對于近代以來全球存在的這兩種地緣政治沖突和趨勢，或稱“文明沖突”，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有色人種即發展中國家這一方，在殖民統治時代，能夠自覺斗爭;在后殖民主義時代，他們往往容易麻痹，不大能自覺斗爭，或者被分而治之。但是作為另一方，國際共濟會的壟斷資本聯盟的一方卻始終清醒，且目標如一。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著名智庫羅馬俱樂部驚呼“增長的極限”時，白宮已經制定了“減少”世界人口計劃，難怪自那時起“美國政策官員開始自豪得意地稱自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74)((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頁)“控制世界經濟”的名義背后，實為“控制”世界人口。據聯合國有關報告稱，2011年世界人口總數將突破70億，到21世紀末地球資源將消耗殆盡。人口爆炸主要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事情，20世紀初世界人口為10億，到1987年達到50億，換言之，世界人口發展到十幾億人費時幾百萬年，從十幾億增長到50億費時80年，但從50億到70億人類深陷全球危機，僅僅用了24年!預計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超過90億。世界人口非控制不可。問題在于，共濟會們自我授權，自定未來世界戶口指標(5億)，自封精英人口，將95%的世界人口和全部有色人種打入另冊——“垃圾人口”，儼然自己已經是“世界政府”，其合法性何在?莫非他們真是“上帝的選民”?或者是“超人”?幾十年不過彈指一揮間，西方文明和美帝國主義就墮落到反人類的地步，真應了那句古話：“其亡也忽焉!”

　　無須諱言，進入20世紀70年代，全球剩余資源占有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方式這個至關重大的全球矛盾突顯。對這個極其重大的全球政治問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其敏感，反應最快，戰略調整最為及時。這是促使白宮決心將冷戰推向新階段和與蘇聯陣營展開決戰的一個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是尼克松訪華的一個深刻的政治背景，其有求于中國的空前謙卑態度的背后，乃包藏著如此驚人的禍心!過去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真是一點不錯，可惜許多人剛過上幾天好日子(一些人又返貧了)，就以為天下從此太平了。在這個危機深重的世界，小富即安和好了傷疤忘了疼這個文化-心理上的弱點，在政治上往往露出軟肋，最易招禍。兩極格局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大體上的世界和平，而兩級格局傾覆以后近二十年中，美國和北約就連打了四場戰爭，世界格局的演變如此之快，如此兇險，轉眼之間，核大戰和生物武器大戰已經近在咫尺，生物武器戰爭其實已經暗中開打，而且規模很大，如糧食戰爭。

　　再弱小的國家和民族，也不想坐以待斃，特別是有色人種。美元霸權和美國霸權橫行有年，“天下苦‘秦’久矣”，誰都懂得合縱抗“秦”、建立世界和平統一戰線才能贏得生存的道理。但是，又不免投鼠忌器，跨洲際的包括針對美元霸權的合縱暗流洶涌，按地緣文明集結的合縱一直在進行。唐德剛先生說，戰后正在形成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包圍圈。旅加印籍華人學者譚中說，其實是“圈中有圈”(wheels within wheels)：“這世界‘圈子里還有圈子’，形勢復雜，象鴨子浮水，水面上悠哉游哉，水底下運動激烈。有伊斯蘭教‘圣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盟友聯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勢力暗中對共產黨及其它左派政權顛覆、搗亂(包括搞藏獨)，還有經濟殺手。白種人的包袱(指有色人種——引者)一代一代傳遞。有兩條線：一條是為‘西方的俘虜’服務，用意識形態去同化非白人、非基督教社會;另一條是‘為和平而進行野蠻戰爭’，就象當今的伊拉克戰爭一樣。”(75)((印度)譚中：《西方輿論對華“怒廢禮”的來龍去脈》，新加坡聯合早報網2008年4月24日)這里說的“圈中有圈”，大圈是白人對有色人種的包圍圈，小圈其實就是非西方文明體按地緣文明集結的圈，這其中由于各種地緣政治勢力相互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無孔不入，形勢極為復雜詭譎。例如對“恐怖主義”，各有各的定義，小布什總統的定義就是他自己說的：“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面對美國衰落條件下這種“圈中有圈”的當代各種文明搏弈的大形勢，世界上許多中小國家也在積極活動，表現出過去難以想象的地緣政治能量。2008年沃勒斯坦說：“我們已確確實實步入了一個多極世界，實力稍遜的國家正突然變得強大起來。今年的中東就是個例子：土耳其促成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停滯已久的談判;在卡塔爾的斡旋下，黎巴嫩國內嚴重對立的各派通過談判實現停火;巴基斯坦政府事實上開始在與阿富汗交界地區實施與塔利班的停火。上述舉動的重大意義在于，美國對所有這些談判都持反對態度，而且美國被完全無視了，但沒有對行動各方造成嚴重影響。”(76)((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邁向何方：多極世界應當為美國的相對衰落和由此帶來的動蕩局面作好準備》，《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2008年7月10日)

　　所謂白人對有色人種搞包圍圈，其實力不從心。小布什政府將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折騰了八年，美國反倒從霸權巔峰跌落下來，證明美國沒有能力“贏家通吃”。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遭遇全球性破產，美國霸權地位加速衰落，西方已經失去對全球的控制，隨著世界體系的中心加速向東方和南方轉移，西方“影子政府”內心極為恐懼，他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于是將全球地緣政治對決提上日程。“文明沖突”論的真實含義在暗示種族對決：盎格魯-撒克遜人生存，其它七八個文明死亡?這場人類命運攸關的歷史大決戰，已經開始，如今美英底牌盡露，圖窮匕見，一切都已經昭然天下。世界各國即使想要回避，也已經不可能，畏葸只能招禍。全球政治覺醒必將促進不愿坐以待斃的絕大多數國家、民族、人民行動起來，匯合成無比強大的地緣政治力量，也是世界維和救亡統一戰線，來捍衛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權。這是一場真正的世界人民的義戰。無論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還是用中國傳統的“政者，正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以及“義戰”的地緣政治理論分析，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研讀亨廷頓臨終前的著作和文章，不難看出這位冷戰斗士內心空前地沮喪和悲涼，對諸如“垃圾人口”理論和“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之類毫無信心，因為他看到西方國家幾百年來的西化運動完全失敗，美國的冷戰勝利也只是虛幻，所以對西方最后發起的這場“文明沖突”的世紀決斗，不過視為一場毫無勝算的政治賭博。1996年亨廷頓承認：“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西方越來越關注其內部問題和需求，因為它面臨著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停滯、失業、巨大的政府赤字、職業道德下降、儲蓄率低等問題;此外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面臨著社會解體、吸毒、犯罪等問題。經濟權力正在迅速轉移到東亞，軍事權力和政治影響開始向東亞轉移。印度處在經濟起飛的邊緣，伊斯蘭世界日益敵視西方。其它社會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說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隨之消失。”(77)((美)Aaron L.Friedberg：《美國實力展望》，《政治科學季刊》第109期，1994年春季號，第20-21頁)對此，布熱津斯基也持懷疑態度，按照他的解釋，“世界政治新時代”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全球政治覺醒，世界的基本面正在改變，在互聯網時代的任何國家，任何涉及大眾利益的政治已難有秘密可言，誰都有權并能夠參與政治，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福利，過人應該過的日子。第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心和力量轉移到東亞，西方的霸權已經終結。第三，生存還是滅亡這些全球共同問題，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78)(參見(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在西方，政治家往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而思想家則根據分工有所不同，直接參與決策顧問的，有時則必須講真話稍多一些，盡管有時需要用學術語言來加以修飾;而那些主要活動于意識形態領域的，例如在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則要服務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則可以謊話連篇。如薩繆爾森坦言自己的經濟學“抽去了階級斗爭”，“抽去了階級斗爭”，也就抽去了人類正義、價值判斷和正確的思想，再注入大量數學公式(注水)加以“科學化”的包裝，這樣的經濟學也就“殘廢”了，而淪為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洗腦運動的地緣政治工具，美國人戲稱這種理論是植入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大腦中的“新自由主義芯片”。著名美國金融學家邁克爾·赫德森的披露，美國以芝加哥貨幣主義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將國家地緣政治戰略的重要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縮計劃的失敗、各國經濟美元化的危險和關鍵貨幣本位制的不勞而獲特征統統避而不談，為了掩蓋真相，他們一直大幅度地削減大學中的經濟學課程，以至于將一切實質性重要內容都排除在其推行的理論之外。之后，在蘇聯衰落和中國經濟改革中意識形態薄弱之際，他們通過媒體輿論造勢和給大學和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提供經濟資助、頒獎等刺激措施，將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國際傳播，大張旗鼓地變成一個國際洗腦運動，將發展中國家大學經濟系變成了留美預科、培養共產主義掘墓人的基地，變成了殖民地文化充斥的所謂管理學院或公共關系學院。(79)(參見(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在發達國家，主要是西歐和北歐，那里的精英們對于兩級世界格局傾覆和美國鼓吹“文明沖突”嚴峻的地緣政治和種族主義含義，有著相對清醒和深刻的理解。最近，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等國的領導人宣布，在他們的國家“多元化已經結束”，甚至說“多元化已經死亡”。德國政府要求加入本國的移民要講德語，融入德國的主流文化，接受他們的價值觀。英國、法國、荷蘭等國，也提出了差不多的要求。這是老歐洲國家面對21世紀嚴峻的全球地緣政治趨勢生死存亡的挑戰所做出的地緣文化和意識形態反應。對此，美國和歐盟，誰也不說破，誰都心里明鏡一般。而在東歐，俄羅斯人經歷了蘇聯解體的這一場空前未必絕后的地緣政治災難，驚魂初定之后，對當代西方發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文明沖突”的種族滅絕實質，也心里雪亮。在亞洲各國，也并非都蒙在鼓里，伊朗的強硬反映出其政治頭腦比較清醒;一些國家攝于美國強權的壓力，不免在中美之間莫衷一是，首鼠兩端;有些國家是在做地緣政治投機，實為玩火;還有的是政治上被綁架，手腳被捆住，動彈不得，如日本。日本人早就懂得，再跟著美國走下去是為其殉葬，脫美歸亞是地緣政治自救的唯一出路，但硬是做不到。總之，西方和美國的世界霸權已經是昨日黃花，“盎格魯-撒克遜計劃”實行起來并不容易，世界多極化正在加速發展，各國政要和外交官們穿梭般往來，各種地緣政治暗潮洶涌，近年來在人類這個大地球村里政治氣氛格外波譎云詭，正在醞釀著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To be or not to be?生存，還是滅亡?”這個哈姆雷特抉擇已經成為此刻地球大村中每村每戶乃至每個村民都必答的選擇題，問題僅僅在于：誰生存，誰滅亡?當此重大時刻，對于稍有政治頭腦的國家來說，賺錢早已經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各村都在尋找各村自強圖存、聯合(合縱)共存的高招。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一章“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演變分析”第二節的一個目，該書由中國經濟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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