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引來世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西方主流媒體對當今中國的看法和態度很不客觀，不是危言聳聽地夸大中國的發展以制造中國威脅論，就是回避中國的發展現實，丑化中國的國際形象讓公眾對中國不屑一顧。
近年來到中國去的游客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游覽一些大城市，于是就產生了中國好發達，好繁榮的印象 其實，中國也可以分為東中西三部分。經過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確有了大的改變，但這種發展是極為不平衡的，東部沿海地區像歐洲，中部地區向南美洲，西部地區則像非洲。地區間，城鄉間差別很大。同時這種低水平的資源消耗性的發展也帶來了生態，環境和社會貧富懸殊過大的沉重代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首要問題是解決國內已十分尖銳和突出的矛盾和問題。西方世界每當自己出了問題需要轉移公眾視線時，尤其是大選到來時，就把中國拿來當靶子攻擊一把，甚至還要出臺懲罰性法案以迎合部分選民的選票。根本不顧及國際規則和自己堅守的公平競爭的價值觀。西方世界需要全面地了解中國，平等地對待中國，放心地信任中國。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1816年（清嘉慶十一年） 2月8日 ，英國國王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團來華商談貿易問題。使團團長阿美士德是英國著名的外交家。 1816年7月28日 ，阿美士德一行抵達天津口外。嘉慶皇帝對英使訪華的意圖有所了解，他直截了當地要求地方官員 “如要求開通商口岸，嚴辭駁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1817年，不受歡迎的阿美士德踏上歸路。此時，拿破侖被迫退位，不久被英國軍隊押送到遙遠的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島監禁起來。在回國途中，他正好經過圣赫勒拿島。當聽說這里正關押著名震世界的拿破侖一世時，很想聽聽這位傳奇人物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在征得小島總督同意后，他見到了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講了自己在中國的經歷，認為只有通過戰爭敲開中國的大門，才能使中國專制統治者明白打開國門對雙方都有好處的道理。當時，拿破侖對英國的做法充滿了蔑視，認為，中國并不軟弱，它只不過是一只睡眠中的獅子。“以今天看來，獅子睡著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叫幾聲。”拿破侖接著說：“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這句話出自拿破侖之口后，產生了極強的轟動效應，“一只睡著的獅子———中國”迅速傳遍了歐洲和世界。十九世紀的前20年，清帝國嘉慶道光那時候兒。用英國派往清國的使臣媽噶爾尼的話說“清國幾乎沒有國防”。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終于被西方列強擊敗，打開國門，勢力瓜分，但西方人始終沒忘記拿破侖的那句話。
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朝鮮戰爭剛剛誕生的共產黨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了個平手。隨后原子彈，氫彈爆炸了，衛星上天了，西方人判斷這個睡獅醒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突飛猛進，西方社會的精英們利用各種社團組織(據西方學者透露，共濟會便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神秘組織）和他們控制下的媒體開始圍堵中國。他們表現的非常成功。不僅能左右普通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府決策。一方面他們有大量的中國問題專家，及諜報人員。對中國的現狀及動向十分了解。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什么？
旅法作家邊芹2009年發表的《惡搞中國 法國的傳媒與愚民策略》和2011年發表于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向西看的那個檻》列舉了大量事實表明西方世界存在著一只只無形的手操縱者話語的流動權，以洗腦的方式蒙蔽公眾于事實之外。她告訴我們所謂的“新聞自由”更多是操縱的自由。比如嫦娥二號升天的新聞是封鎖的；法國人也不知中國的高速火車比法國快；不知中國有退休制度（法國媒體聲稱中國人連退休二字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國婦女與男人同工同酬（法國婦女工資比男人少30%）。不知中國能用高科技織布、煉鐵、造汽車（至今多數民眾認定中國人連織布技術都要偷法國的）；不知朝鮮戰爭美國人是打不過才談判的；不知從制瓷、造紙到印刷均傳自中國；不知鴉片戰爭是英國人強迫中國人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不知法國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燒了圓明園。作為一名英語教師的我也深有同感。在我們閱讀過的大量西方報刊涉及東方文明及東方文化的文章中他們大談日本、韓國、印度，甚至柬埔寨、尼泊爾，偶爾提一下中國的臺灣或西藏。（在他們的意識中臺灣與西藏同中國是并列的）他們的學者們難道不知道日本、韓國的文化根基于中國文化嗎？他們不知道日韓文字中使用著大量中國漢字嗎？他們當然知道，否則，他們就不配做學者。其實西方有眾多的中國問題專家或漢學家，他們對中國了解的程度遠比中國精英們對西方的了解。而在老百姓的層面上中國的老百信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因此說，唯一的解釋就是故意回避中華文明。這是因為中華文明一直領先與世界只是最近二百多年落后于西方。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發明和偉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項，其中有175項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從公元前三世紀到十五世紀，中國的科技發明使歐洲望塵莫及，有許多項目比歐洲早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如東漢張衡發明的地動儀比歐洲早1700年；南朝祖沖之推算圓周率的精密數值（準確到小數點以后的七位數）比歐洲早1100多年；北宋沈括創制“十二氣 歷”比歐洲早800年；北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比歐洲早400年；元朝郭守敬對地球公轉的精密推算比歐洲早300年。總之，中國17世紀 以前的科學發明占世界近75%，特別是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火藥，活字印刷。指南針）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性怎么說都不過分。也有少數立場公正的學者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他對中國文明給予高度贊揚，他說：“世界上有古無今的文化很多，有今無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則很少，像中國這樣波瀾壯闊的文化傳統簡直是獨一無二的歷史現象”。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其影響力縱橫整個亞洲。然而在西方神秘組織及精英們眼里，它是唯一游離在西方文化圈之外而又有能力趕上甚至超過西方的文明。如果讓平民百姓知道了事實真相就有損于他們老子天下第一的形象，有損于他們話語權的力度。因此常常用設計完美的謊言一千遍地重復已達到從根上培養民眾對中國的不滿。為此一道嚴密的“防火墻”建立起來，注意:是秘而不宣的，其使命則是雙向的，對內封堵關于中國的實際情況，無限夸大負面信息，對外誤導中國知識分子，扶持和豢養他們中的叛逆者。被精心挑選的中國叛逆者，其實他們真正的名稱應為“負面中國的證明者”他們大多不知道自己實際承擔的使命。他們不知自己被如此利用，而“墻”的其他各環節都對肩負的使命赤膽忠誠。
大凡到過歐美的人在與當地人聊天中幾乎都會被他們問及西藏問題，或臺灣問題。在德國的時候，我的房東，中學校長兼當地議會議員，特愛談論政治。聊天中他就問“你們中國軍隊為什么不從西藏撤出讓西藏獨立呢？”我告訴他“歷史上西藏一直由中國政府管轄，它是中國56個民族之一，怎么會因為跑出來一個喇嘛主張西藏獨立，你們就覺著也該獨立呢？你們德國希望民族分裂嗎？況且各國政府及聯合國都承認西藏，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表示他們當地人很喜歡達賴。他很會講故事，很幽默，總是滿面笑容。我也表示這樣的人我也喜歡，不過喜歡一個人不一定就得贊同他的政治主張。況且作為一個活佛本不該涉足政治。你們所不知道的是他根本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他在替當年失去統治權的奴隸主們代言。在美國大學一位教授也問我同樣的問題。這讓我相信西方主流社會在這個問題上觀點如出一轍，似乎是訓導出來的。我們有必要客觀地了解一下達賴其人。
達賴十四世名丹增嘉措(1934～ )。出身于青海省湟中縣的藏族農民家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達賴十四世曾派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舉行談判，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西藏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了祖國大家庭。1959年，西藏一部分農奴主為了抗拒民主改革，發動了武裝叛亂。達賴十四世出走印度。達賴自出走印度后，長期以爭取和平獨立的姿態活躍于西方社會。講述其藏傳佛教和爭取和平獨立的主張。加上西方人高度尊重不同宗教、不同思想的傳統，達賴不僅作為藏人的精神領袖受到尊重，而且他一口流利的英語，很會講故事，且風趣幽默，笑容可掬。在西方也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信眾，這就使達賴不僅在民間而且在官方都受到了歡迎，博得西方人對西藏處境的同情。一九七九年他初訪美國。那時在美國青年間，禪宗甚為風行，對西藏佛教不大理解，到了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西方的名氣才大揚，其中原因的一部份與希爾頓小說《失去的地平線》有關。喜馬拉雅山上的香格里拉因后來的電影而出名。雖然自稱只是「一個簡單的佛教和尚」，達賴其實已經成為國際時髦人物，受人歡迎的程度不下于好萊塢那類愛出風頭的女郎。有關他的書籍及傳記多得無從算計，這一點只要到歐洲任何書店走一趟便可以知道。另一方面達賴喇嘛人緣好的最大原因是出在他的幽默感。這里有幾個例子，一次記者問及，「中國領導人似乎不怎么喜歡您，稱您為政治和尚，您怎么看待此事?」達賴聽完便笑了，他說，不，我對中國或中國領導人絕不會懷恨，只要想到中國菜那么好吃….還有一次，記者和他閑談起他的服裝，問起他的袈裟缺一邊袖子，冬天會不會冷?他說，他有圍巾，以及，這樣穿才沒有臭味啊….達賴喇嘛的親和力十足，很多政治領袖都表示從他那兒他學到不少東西。由于中國政府或民間及佛教界在西方聲音缺失，就形成了不對稱的偏見。同時不能否認，西方熱捧達賴的一個背后的目的便是暗中培養反對中國的勢力來打壓肢解中國。看不到這點你只是看個表面。
另一方面，從國內政治文化的角度。多數公民相信中央政府，相信國家對西藏的大力經援應該得到藏人的理解和感恩，特別是自元以來，西藏絕大多數時間都在中央政府管轄之下的事實，讓藏獨的思想在中國內地完全不能夠給民眾接受（西方一般認為一個地方如果要獨立而且公投表決多數通過就可以獨立，但這是西方文化不是中國文化，咱們習慣和遵守大一統）。大概西方多數國家和政府也知道和相信這一事實，所以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府并不參與類似的爭論或探討，但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及政治自由的社會價值觀使他們并不禁止普通民眾包括新聞媒體、主持人就此發表個人觀點，只要不違反社會道德和國內法律當然也不會受到遣責與懲處。同樣的道理，巴黎市長和法國政府的觀點和做法也可以不相一致。日本名古屋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而日本政府不能否認（由于實行各級自治，市長和總統或首相之間不是上下級關系，也可以不是同一個黨派，當然也不必統一意見。）
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主流意識的形成同現代傳媒的作用極其密切，以美國《紐約時報》1999—2001年間的涉藏報道為例，在近50篇報道中，除了兩三篇較為中性的報道之外，所涉及的內容都充滿了沖突性和對中國的挑戰。例如，對于達賴訪美，《紐約時報》反復報道，對達賴予以高度的肯定和推崇；其他的發自中國的有關西藏的報道和對11世班禪的尋訪，胡說中國對西藏進行威脅、迫害，以及“中國指定”班禪。我們可以看出，在新聞報道方面，《紐約時報》主要偏重的是負面報道，對我國實行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都視而不見。
在標榜“言論自由”的西方，媒體操縱在壟斷資本家手中。他們左右了公眾輿論，影響著政府的決策。歐美傳媒在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過程中，美化達賴、妖魔化中國，對歐美的西藏政策和雙邊關系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即便是報道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進行的經濟援助，也是對西藏進行侵犯，侵犯了西藏原有的獨立，是對西藏進行漢化的表現。報道中只字不提西藏的經濟如何落后，這就對受眾產生了巨大的導向性影響。由于這種“成見”所致，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西藏的時候都用到了一些既定的詞語，比如，描繪1951年西藏的解放基本用“入侵”（invade）或“占領”（occupation）；1959年中央政府平息西藏叛亂，則被稱為“鎮壓”（repression）或“入侵”，形容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文化關系的詞則多用“破壞”（destroy）。這些已經在讀者心中根深蒂固的詞匯，則進一步加深了整個美國的民眾社會對中國“西藏問題”的成見。了解了如上說述，有人在問及西藏問題時，你就可以坦然應答了。不過這種局面不盡早扭轉，后患更加無窮。必須指出我國傳媒在國際大傳播場中嚴重缺位，這對提高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和認知，提高中國軟實力，中國話語權，中國產品定價權都極為不利。中國傳媒應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中國的聲音應盡早走入西方每一個人的心中。才有可能讓西方世界在了解中國的基礎上公平地對待中國。
柳傳志作為聯想集團的創始人，現任名義董事長，一名中國精英的代表在美國一次高級別聚會上認真地對愿意聽他講話的美國智囊機構成員和政治家們說：勞動力成本過高是美國的問題，而歐洲的問題在于過度的國家福利。 ”針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產品采取不公平政策時他比喻說“這就好像兩個賽跑選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沖刺。大家都應該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選手自己停了下來，還想辦法阻撓另一名選手向前沖，那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英國《每日電訊報》今年2月24日文章，原題：把中國當敵人？ 在如何應對蔚為壯觀的中國復興方面，華盛頓(及西方)出現嚴重分歧。這是21世紀地緣政治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承受不起應對不當的代價，今天的錯誤或將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中國無疑會成經濟大國，但不足以強大到顛覆現有全球體系。鷹派視中國為敵的做法隱藏著極大風險，將助長中國的強硬派力量。
大凡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應知道中國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和滿族人統治的清朝領土有較大地擴張。而受儒家思想影響深刻的漢人是很愛和平的，包容心也很強的。近現代中國沒有侵占過他國一寸土地。二戰結束時羅斯福想把琉球群島給中國管轄，但中國政府都拒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即便迫不得已同鄰國發生軍事沖突，也是打過去還撤回來。中國的崛起是不會給他國帶來威脅的。放心地信任中國是明智的判斷。這有利于世界的和諧與和平。
作者：付順華，訪美學者。Shunhua Fu, a visiting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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