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道德腐敗想象并非個人的道德危機，而是公共道德的滑坡，且由來已久。是沿著“破窗理論”越來越糟，還得采取有力措施去拯救？
這篇文章最初出現在羅伯特.賴希的博客上
共和黨人持有混亂的道德觀。賓夕法尼亞州參議院里克•圣多倫，金里奇（Gingrich）是美國著名的右派領袖，還有羅姆尼在全國巡回演說，他們譴責同性戀結婚，反對墮胎和未婚先育，對避孕的方式有看法以及譴責把教堂和國家分開的壁壘。
然而，美國的問題并非個人道德的滑坡而是公眾道德的崩潰。美國人在自家臥室的干什么是私人的事。公司的高官們積極華爾街的金融家門在會議室和商務套房里的舉動可謂影響著全美國人。
美國存在著道德腐敗現象，但普通個人的行為卻和這種行為對不上號。腐敗表現在某些人的公共行為上，他們掌控著經濟大權，把我們的民主活生生地變成了金融長號。華爾街的金融欺詐，高官們高得出奇得工資，金錢利益沖突，內幕交易，還有政府工作人員以無限制的競選“捐贈”為借口赤裸裸的貪污。
政治學家James Q. Wilson（他于上周去世了）曾提出過“破窗理論”：一扇窗戶破了，沒有人在意這扇窗戶是破損的，接下來的一幕就會有更多人朝更多的窗戶扔更多的石頭，最終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會逐漸損壞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華爾街的“窗戶”就是破損的，到現在還是那樣。盡管美國的大規模的金融欺詐現象出現不亞于80年了，然而華爾街的的高管們卻沒有一個被指控有罪的。
2009年以來，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就控告抵押發起人還有證券公司的案子達25起。雖然幾個案子還懸而未決，但到多數水落石出了。據委員會消息透露，被告方繳納罰金20億美元，以及上交其他形式的救濟款。但這些罰金中，幾乎沒有一分出自首席執行官和其他公司官員的腰包；錢是公司出的，或確切點講，是公司股東拿的。從聯邦檢察官發出的信號判斷，他們都不好意思再控告厚顏無恥的曼式金融了（譯者注：總部位于美國的全球衍生品經紀商MFGlobal），他們原計劃穩賺的，卻虧幾十個億了。
那些律師們，會計們，審計員以及信用評估機構的高官們，也沒見得有哪一個伙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做了錯事被指控的。
新通過《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本期待可以阻止腐敗的在發生，但其漏洞百出，承蒙華爾街說客的好意了，這條法案幾乎成了一虛假外殼。華爾街阻止恢復<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譯者注：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規定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必須分立，禁止它們擁有股票，而且商業銀行只能經營短期貸款，不能經營7年以上的長期貸款。)。并且華爾街反對對最大型銀行設限獲得了成功。
數年之前窗戶就開始破損了。據安然公司（世界500強）的法院指定委托人報告，花旗集團和 摩根JP大通的銀行家們不僅沒有設法彌補過錯，還幻想著將財政方案賣給安然，這明擺著允許安然犯金融欺詐罪。安然公司的審計員阿瑟.安德森以撕毀安然的文件被控告妨礙社會正義罪。然而，安德森的大多數合伙人，這些安然公司的同謀們卻從未遭到應有的懲罰。
美國人在談到同性戀婚姻，避孕，未婚先育，墮胎以及上帝方面有自己的宗教觀念。只有當我們充滿自信過我們的私生活，沒有政府的管理或干涉，并且我們能信仰自由（或選擇無宗教信仰），而不去關注他人的宗教信仰如何時，我們才會真正的自由。一個社會擁有的一套宗教觀念是在強加在眾人非議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樣的社會不是民主的社會，而是神權社會。
數年來，在華爾街，在大公司的行政套房里，我們目睹了高官們對公共信任的濫用，這不是個人道德的問題而是對公共道德的侵犯。他們漸漸破壞了我們經濟和民主的完整性。他們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相信這場游戲是個大騙局。
退步的共和黨人在面臨他們不認可的個人道德決策時，肯定會給這種行為冠以“丟人”“可恥”“卑劣”的字眼。曾經有個年輕女子站起來捍衛自己的道德觀，魯什·林堡（Rush Limbaugh）稱人家為“蕩婦”。共和黨人已經把道德踩到地底下了。是民主黨人和進步人士拯救我們道德的時候了—新鍍金時代的經濟職權和特權的濫用應當受到譴責—技術上合法道德上說不過去的交易也應受譴責，他們辜負了投資人或員工們對企業的信任，較于普通工人的高管們的薪水卻高得離譜，政黨獲得的巨額捐贈也滋生了憤世嫉俗情緒，受贈人是否有能力代表了整個公眾的利益。
經濟體是基于也以形成的道德體系建成的。亞當.斯密從未稱自己是經濟學家。當然了，18世紀獨立的經濟專業還不存在。他稱自己為道德哲人。他最引以為豪的書并非《國家財富》而是他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是關于任何人是通過各種關系聯系在一起最終形成社會的。
進步分子通過公共道德和求助于常識，已經把放縱的資本主義拯救過兩次了。第一次是20世紀初，美國的工業壟斷了經濟形成大托拉斯集團，美國政治陷入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泥潭，很多工廠的工作失去保障—工人必須領著微薄的工資長時間工作，工廠還用童工。作為回應，我們頒布了反壟斷法，改革行政部門，并且實施保護工人的措施。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股票市場癱瘓后，大部分美國工人失業了。我們隨即調整銀行系統，給居民儲蓄存款投保，清理股票市場的漏洞，并向極端困難人群提供社會保險。
現在又是拯救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的時候了—改革公共道德觀，強化常識性，以此為基礎迎來一個新時代。
羅伯特.賴希，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曾任克林頓政府的公會秘書。他也是博文《余震：下個經濟體和美國未來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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