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高揚多元主義，實則深陷民主教條
《社會觀察》：從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人們對“市場經濟+民主選舉”的西方式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質疑和反思，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需要一場徹底的變革和修正，對此您怎么看？
貝淡寧：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各種不同類型，比如北歐和英美式資本主義制度其實有很大不同，現在普遍遭到質疑的應該是后者，過分強調自由市場，限制政府干預，認為市場能解決所有問題，現在大家都看到了，這樣是行不通的，在經濟方面已經分析得太多。我想講的是我從2008年蔓延至今的危機中看到的一種新現象，就是很多人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問題主要跟民主制度有關系，而不是資本主義。
為什么說民主制度出了問題呢？首先，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制下，選舉是為投票人服務，政治家代表投票人的利益進行政治博弈，但是，誰來代表那些非投票人和下一代人的利益呢？誰會考慮諸如全球變暖、消除貧困、環境保護之類的全球治理問題呢？投票選舉的制度會使政治家們更多考慮眼前利益，而不會考慮很多長遠的事情。如果下一代人利益和投票人的利益發生沖突的話，那肯定投票人的利益顯得比較重要。
其實在歐美核心國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質疑和反思由來已久，但對民主制度的質疑則是近年來的新現象。
《社會觀察》：您所說的“新現象”是否已強大到動搖民主制度的基石？或者說西方理論界已開始探索某種“非民主”而更好的制度？
貝淡寧：雖然西方知識分子開始慢慢承認，民主選舉制不是完美的，存在很多問題，但民主制度在歐美國家依然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教條。在這樣的思維框架內，他們不太愿意考慮“非民主”的制度選擇。其實在19世紀的時候西方人不是這樣的，他們會認為應該把投票權給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擁有財產的人等等特定群體，但現在一人一票已成為教條，成為難以突破的底線。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對民主選舉制的很多批評其實是比較膚淺的，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比如，有人批評美國的民主是為利益集團服務，那么投票人為何會把那些利益集團代言人選上臺呢？事實上，這是因為很多投票人不懂最基本的經濟原則，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以根本沒辦法選出真正代表自己的人。另一方面，投票人如果不具備社會責任意識，純粹考慮自己個人的、眼前的利益的話，也是沒辦法做出正確選擇的，這我在前面已經講到了。所以在我看來，即便是在現有框架內，打破對民主選舉的迷信，首先應該提升投票人的知識、素質、責任意識等。
東亞模式有獨特的社群文化條件
《社會觀察》：與歐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興國家的經濟蓬勃發展，社會比較穩定，所以此次達沃斯論壇上有學者說“亞洲是健康、充滿活力的”，這是否對未來世界的發展模式能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和借鑒？
貝淡寧：在經濟上，東亞一直有不同于歐美的資本主義模式，這方面不是最新的東西。我自己認為，賢能政治是亞洲國家（更確切地說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有價值的一個思路，甚至，在我設想中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兩院”應該是——一個民主選舉的下議院，一個由競爭性考試為基礎的儒家代表的上議院（賢士院），由此實現精英統治與民主治理的結合。
最近三聯書店出版了我的一本書《東方遭遇西方》，其實英文版是10年前寫的，那時候我覺得盡管需要賢能政治，但更需要的是民主制度。而現在，我更傾向于賢能政治。像政治經濟、外交政策、全球變暖等問題，需要一些優秀的領導人來解決，而不能寄希望于投票人。這不單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比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要樂觀，儒家一直強調賢能政治，這是中國的優勢，可以在制度調整上比陷于“民主教條”的歐美國家做得更多、更好。當然，這里面需要很多的制度設計和實踐探索。
《社會觀察》：這也就是您一直倡導的“東亞核心價值”或者“亞洲價值觀”嗎？
貝淡寧：我不太喜歡“亞洲價值觀”這個概念，更愿意用儒家文化的概念。我認為，即便有普世價值，也應該考慮到不同社會、文明的特點。比如，按照西方價值觀，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等，但對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政府責任首要是消除貧困，保障生存的權利，民主與人權有其獨特的社群文化條件。東亞模式不僅運作良好，而且更具當地的認同與特色；而西方自由主義式的人權民主模式有其內在的缺陷，無法在東亞文明社會中深入人心。
《社會觀察》：您對儒家文化的感興趣，是否與您早年研究社群主義有一定的關聯？
貝淡寧：社群主義和儒家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不主張只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是更多考慮社群、社會、天下的利益。我1980年代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主要研究社群主義，當時是基于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認為自由主義太強調個人利益，不考慮社會責任，那誰會關懷弱勢群體呢？誰會關心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呢？1991年我畢業后去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書，那時候大家都在討論亞洲價值觀，我感覺這個沒有什么實質內容，反而開始對儒家文化感興趣，覺得在思想脈絡上跟社群主義有很多關聯，而且儒家的資源非常豐富。當然另一方面也有個人生活的因素。我1990年與一位中國同學結婚，更加深了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社會觀察》：您從研究社群主義轉向儒家文化的時候，正是福山“歷史終結論”風行一時的時代，而現在，西方理論界普遍對“歷史終結論”產生懷疑，福山本人也提出了修正，您怎么看西方理論界圍繞“歷史終結論”的轉變？
貝淡寧：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后，社群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有非常多的辯論。自由主義者質問我們：如果你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有問題，那你有沒有更好的制度？當時我們嘗試過從古希臘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等古老的制度中尋找，但都沒有合適的答案，沒有辦法回應自由主義者的這個問題。而現在，我認為對東亞國家的研究讓我找到了一種可行的、或許也是更好的制度選擇。
雖然后來的歷史發展讓“歷史終結論”幾乎不攻自破，但福山并沒有完全放棄他原來的理論，他還是覺得自由民主制度最理想，只是沒有那么容易達到目標。我始終跟他觀點不同。世界上沒有一種普世的體制，不止國家，每個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模式。當然價值觀層面有普世的核心理念，比如禁止奴役、種族歧視與種族滅絕等等。
中國模式、地方創新與愛城主義
《社會觀察》：東亞國家其實也各自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比如中國與日本、韓國的模式顯然有比較大的差異。
貝淡寧：事實上，中國國內各地發展模式也存在很大差異，因為中國太大了，各地的自然稟賦、資源條件、歷史文化等都不同，那么采取的發展模式也應有所不同，一個地方的成功經驗可能難以在其他地方復制。所以我認為如果說整體地看“中國模式”的話，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允許地方創新，鼓勵地方的多樣化和內部競爭。
超級大城市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過去十年中，中央政府已經容許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實驗來解決都市城鄉財富差距問題。比如重慶和成都，這兩個中國西部大城市都存在城鄉二元化的問題，它們的解決之道各有特點。重慶近年來力推大規模的農民進城，大幅提高城市化率，而成都似乎沒有這么“鐵腕”，它不是鼓勵農民大規模遷居城市，而把焦點集中在改善城市周圍的農村，提高農村教育、醫療、社保等服務水平，縮小城鄉差別，更重視社群感。
反觀歐洲現在的狀況，那些陷入危機的國家都要學德國模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文化、歷史、價值觀、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樣，怎么可能按照同一個經濟模式來解決所有問題呢？
《社會觀察》：在今年1月召開的達沃斯論壇上，西方學者有沒有對資本主義危機提出有價值的解決方案？
貝淡寧：事實上，達沃斯沒有這么“百分百資本主義”，它最大的特色或者說貢獻，在于能夠提供一個平臺，讓那些頂級的專家、非政府組織與國家領導人有機會交流討論，解決全球層面的一些問題，比如消除貧困、改善環境等等。達沃斯的口號是“How To Improve The World”，并非純粹是一幫精英在一起討論怎么賺錢，或者拯救資本主義。
在此次論壇上，我和清華大學的同事閻學通一起做了一個演講，議題是中國傳統對未來的貢獻。雖然是中國的問題，但有世界意義。我也講了關于城市精神的話題，現在很多人對民族主義產生懷疑，認為是一種可能導致危險的思想，可是我們需要社群感，從哪兒來呢？我認為更重要是從自己生活的城市中獲得。一個有特色、有自己精神的城市，有利于形成社群感，同時，全球治理問題在城市的框架內往往比在國家框架內解決更為有效。從這個意義上，我稱自己為“愛城主義者”。
轉自《社會觀察》2012年第3期
貝淡寧（Daniel A Bell）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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