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美國開國元勛中，很多人受到古典共和主義的影響，堅持文藝復興時代宣揚的以公共美德為中心形成的道德規范，對權力帶來腐敗時刻抱有警惕之心，竭力避免財富的過度擴張導致社會凝聚力的分崩離析。因此，他們在選擇共和制時非常強調“公共美德”對這個新獨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正是受古典共和主義的影響，他們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了與現代工業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然而，這種思想與獨立后美國發展的大勢不相一致。作為引領美國發展的決策者，他們不可能與這種大趨勢相悖。這樣，他們中的很多人經歷了對現代工業文明逐漸認同的過程，其結果促進了美國大踏步地邁向現代工商社會。
在世界現代史上，美國革命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不僅意味著未來對世界發生極大影響的一個新國家的誕生，而且開辟了君主專制政體逐漸被共和政體取而代之的新紀元。按照國內學術界通常的理解，這場革命使原先的英屬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擺脫了母國強加的“桎梏”，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道路。從整個美國歷史發展進程來看，這種說法在宏觀上應該是無可挑剔的，但卻暗含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不同。從一開始，美國就是一個“現代性”的國家，不存在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過程。一些美國學者同樣持這種觀點，如美國歷史學家卡爾•德格勒認為，“資本主義”隨著載乘著歐洲移民的“第一批船只來到了北美”。【注釋】Carl N. Degle, 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p.1.【注尾】洛克、盧梭等歐洲許多著名思想家提出的與封建君主統治完全對立的觀念和思想被這些移民帶到了北美大陸，在這里找到了最適宜其成長結果的土壤，加上這塊大陸特殊的地理環境，人們對制度安排上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這也是當時在君主專制政體普遍存在的局面下，美利堅人選擇共和制的主要原因。
共和制只是一種政體形式，并不意味著必然與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具有不可解脫的聯系。從美國革命之前已經存在的共和國來看，人們很難在“共和制”與“現代性”之間劃等號。歷史上的共和制國家多為城邦，疆土較小。歐洲很多有影響的思想家由此斷言，共和制無法在幅員遼闊的國家內長期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可以說是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探索一種新政體的。【注釋】 John Adams,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harles F.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VI(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 pp.217~218.【注尾】因此，如何維護共和制的長治久安，是美國開國元勛們面對的首要問題。他們屬于社會精英，多為飽學之士，深受歐洲古典和近代共和主義思想的影響，對共和制的本質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們在道德規范上嚴格要求自己，有時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把服務于公眾利益作為終生奉行的行為準則。他們被稱為富有“理想”的一代，除了指他們對共和原則的刻板堅持之外，主要基于他們對公眾利益的無私奉獻。這就是他們弘揚的“公共美德”，在他們看來，這也是能夠使共和體制持續下去的基本保證。然而，邁向現代工商社會是獨立后美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盡管他們中的很多人非常不情愿毀滅“公共美德”的商業和制造業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但作為國家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們無法與這一趨勢背道而馳，一些人為維護公共美德而對美國未來的設計最終成為與現實脫節的“空想”。在這方面，對美國早期歷史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托馬斯•杰斐遜比較有代表性，以他為代表的一批人的思想轉變表明，古典共和主義的“公共美德”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很難一致的，其最終走向衰落與美國大踏步地邁向現代工商社會是在同步進程中完成的。
一、古典“公共美德”在美國的余音
共和主義源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思想家的相關論述，經過馬基雅弗利、孟德斯鳩、博林布羅克，以及盧梭等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闡述，形成了一種與君主專制政體相對立的理論體系和政治傳統。他們倡導的“公共美德”成為保持共和國不會蛻變消亡的強有力紐帶。何為“公共美德”？簡言之就是共和國的公民要使自己的私人利益完全服從于公共利益，愿意不計私利地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活動，面對來自外部的威脅要勇敢地拿起武器戰斗。公共美德要求公民具有“勇敢、正義、自控、睿智，以及對積極公眾服務和對國家社會有更大利益的興趣美德”。【注釋】 James D. Savage, “Corruption and Virtue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6, No.1, February 1994, p.174.【注尾】對公民“公共美德”的嚴格要求在古典共和主義中體現得比較明顯。古典共和主義把公民的“公共美德”視為至關重要，這些美德只能在純樸的前商業社會存在，“不受任何滋生腐敗的財富和奢侈生活的侵蝕”。【注釋】 Drew R. McCoy, “Benjamin Franklins Vision of a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for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35, No.4, October 1978, p.618.【注尾】如果共和國的公民喪失了“公共美德”，那么也就意味著這個共和國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在這方面，古代的希臘共和國和羅馬共和國的消亡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歷史范例。因此，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成為實行共和制國家存在的先決條件。近代啟蒙思想家對共和主義的闡述盡管已經具有了時代的特征，但同樣強調公民的“公共美德”對共和國存在的重要意義。
共和主義無疑是與君主專制體制對立的意識形態。歷史發展表明，這種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并不意味著一定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性，古典共和主義的價值觀甚至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容。這也是一些學者把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對立起來的原因。如2009年過世的美國歷史學家約翰•迪金斯認為，共和主義代表了“樸實、節儉、自控和對政體之責任（duty to polity）等古代的價值觀”，頌揚個人服務于公益的道德品行，希望社會保持不受商業腐敗侵蝕的純潔；自由主義反映了“變革、進步、私利、自然權利，以及不受政治權力限制的現代信條”，對刺激經濟發展的商業活動稱頌贊道，容忍個人的非道德行為，倡導公民利益的多樣性。【注釋】 John P. Diggins,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olitics: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19.【注尾】美國另一位史學家羅伯特•沙爾霍普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美國的共和主義意味著“堅持公眾和私人美德及社會團結，時刻提防權力的腐敗影響和對財富的爭奪”。而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則堅持，“處于這個時代的美國人擁護一種現代的意識形態，強調追求私利的進取個人主義、競爭性的物質主義、個人權利，以及實用的利益集團政治”。【注釋】 Robert E. Shalhope, “In Search of the Elusive Republic,”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19, No.4, December 1991, p.468.【注尾】迪金斯和沙爾霍的觀點暗含著共和主義與資本主義基本上是背道而馳的，自由主義才是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意識形態。其實，共和主義與近代興起的自由主義在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很難在兩者之間劃出一道涇渭分明的界限。美利堅人選擇了共和制，是因為這種政體能夠保證人們享受的“自由”不會受到“權力”肆無忌憚的侵犯，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公共美德”的弘揚則是總結了歷史上共和國消亡的教訓，試圖奠定這種制度永久運行的基礎。
在美國開國元勛中，很多人受到古典共和主義的影響，堅持文藝復興時代宣揚的以公共美德為中心的道德規范，對權力帶來腐敗時刻抱有警惕之心，竭力避免財富的過度擴張導致社會凝聚力的分崩離析。因此，他們在選擇共和制時時刻銘記“公共美德”對這個新獨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獨立宣言》的簽名者之一卡特•布拉克斯頓1776年以弗吉尼亞殖民地居民的名義發表了一篇講話，討論了美德與共和體制之間的聯系。他認為，一個社會存在著兩類美德，一類是私人美德，另一類是公共美德。前者只是促進了個體的利益，人們的幸福和尊嚴存在于私人美德的活動中；后者意味著“對公眾利益的無私奉獻，排除和獨立于所有的私人和自私利益”。欲要使一個共和國長治久安，其公民必須抑制他們的自私欲望，由此促進普遍的福利。“美德是共和國的原則，因此共和制是最好的政體形式”。布拉克斯頓在這里表明了公共美德是共和國存在的先決條件。當共和國的公民失去了公共美德時，社會將變得腐敗，政府很快就蛻變為專制統治。【注釋】 參見Carter Braxton, An Address to the Convention of the Colony and Ancient Dominion of Virginia on the Subject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and Recommending a Particular Form to the Attention(Philadelphia: Dunlap, 1776), pp.15~16. 原文可在NewsBank公司發布的Early American Imprints數據庫中獲得。【注尾】第二屆大陸會議主席亨利•勞倫斯甚至發出了“除美德之外，什么都不能拯救我們”的呼聲。【注釋】 Henry Laurens to John Lewis Gervais, September 5, 1777, in Edmund C. Burnett, ed., Letters of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Vol.II,(Washington,D.C.: Published by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3), p.481.【注尾】美國革命期間著名政治家理查德•亨利•李把美利堅人從事的這場革命說成是“美德和人類的事業”。【注釋】 Richard H. Lee to General Charles Lee, July 6, 1776, in James Curtis Ballagh, ed., The Letters of Richard Henry Lee, Vol.I, 1762~1778(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1), p.206.【注尾】1778年7月4日，戴維•拉姆齊在紀念獨立兩周年的公眾集會上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對“自由”維護的語言充斥于字里行間。他指出，美國人選擇的共和政體形式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比“我們不久前與之決裂的君主政體更為可取”，更有利于維護公民“品行的純潔”，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們所有重要利益”的實現。他強烈譴責了英國社會的“腐敗”，認為“誠實、真誠待人和簡樸的生活”從來沒有成為英國王室的行為方式，而“虛偽的做法永遠彌漫于王室的政府”。英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偽善、虛假、不誠實、傲慢、奢侈及揮霍無度”正是來源于王室的生活方式。與英國腐敗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生活在共和制下的美國人在生活方式上表現出了“真誠、節儉、勤勞和樸實”等美德。拉姆齊實際上最擔心英國的“縱欲生活方式”對這個新國家的公共美德構成威脅。因此，如果不擺脫對英國的依附，那么這些美德“將會在模仿英國的奢侈、懶惰和虛情假意的禮儀中不復存在”。【注釋】 David Ramsay, An Oration on the Advantage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delivered before a Public Assembly of the Inhabitants of Charlestown on the Fourth of July, 1778, Charlestown, 1800, pp.1~2.原文可在NewsBank公司發布的Early American Imprints數據庫中獲得。【注尾】拉姆齊是大陸會議成員，理論功底很厚實，看問題很有深度，后來被尊稱為“美國第一個外交史學家”。這篇講演的主旨在于論證共和制優于君主制，但拉姆齊從“公共美德”受到英國腐敗威脅中找到了擺脫英國專制統治的合理性。這種觀點在美國開國元勛中比較有代表性，反映了他們對共和制是否能夠在這個新獨立國家長久存在下去的思考。
美國革命那一代人弘揚古典公共美德，但并不是要壓抑人們對私利的本能追求，更不是將之與“自由”對立起來。他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實際上把“美德”與“自由”在共和制的框架內有機地統一起來。“美德”是共和國能夠存在的先決條件，而共和國卻為人們獲得和享有的“自由”提供了基本保證。《獨立宣言》的簽名者之一埃爾布里奇•格里認為，只有具有美德的人民才可“足以導致他們的國家獲得自由”。【注釋】 Elbridge Gerry, “Observations on the New Constitution, and o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ventions,” April 12th, 1788, in Paul Leicester Ford, ed., Pamphlet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7~1788, Published during Its Discussion by the People (New York: Brooklyn, 1888), p.22.【注尾】本杰明•富蘭克林宣稱：“只有具有美德的民族才能是自由的。當國家變得腐敗和邪惡時，他們便有了更多的支配人的需要。”【注釋】 Franklin to Messrs. the Abbes Chalut and Arnaud, April 17, 1787, in Albert Henry Smyth, ed., 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IX , p.569.【注尾】約翰•亞當斯是美國革命起源地馬薩諸塞殖民地的政治領袖之一，積極鼓吹擺脫英國而獨立。他與同時代的很多政治領袖一樣，對共和制推崇備至，表達了公民的公共美德對一個共和國生存的重要性，不過他沒有把公共美德與私人利益完全對立起來，只是強調公共利益優先于私人利益。這種觀點在亞當斯的早期思想中體現得比較明顯。1776年4月16日，亞當斯在寫給好友默西•奧蒂斯•沃倫的信中，談到了他對共和政體的看法。在亞當斯看來，公共美德不可能在沒有私人利益的國家存在，它是“共和國的唯一基礎”。他對“公共美德”的理解是公眾對“固存于人們腦海中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信用、權力和榮耀的永遠熱情，否則將不會有任何共和政府，也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可言”。【注釋】 John Adams to Mercy Otis Warren, April 16, 1776, in Robert J.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Vol.4, p.124.【注尾】亞當斯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社會精英階層中很普遍，反映了他們那一代人對共和政體本質的基本認識。1783年7月4日，社會名流約翰•沃倫在波士頓慶祝獨立日的集會上發表講演，大力宣揚保持公民的美德對維護“自由”的重要性，他把美德說成是“共和政體的真正原則”，認為“公共美德的目的是對社會的自由提供保證，當自由得到保證時，每個人就可以不受侵擾地尋求最有可能增加其安全的措施，使其處于獨立富裕的狀況”。【注釋】 John Warren, An Oration Delivered, July 4,1783, Boston: Printed by John Gill, 1783, pp.6,10.原文可在NewsBank公司發布的Early American Imprints數據庫中獲得。【注尾】美國開國元勛那一代人以追求國家和個人“自由”為己任，在他們看來，自由的獲得與美德的存在密不可分，互為保證，只有具有“勤勞、節儉、獨立和富有公益精神等美德的人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注釋】 Drew R. McCoy, “Benjamin Franklins Vision of a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for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35, No.4, October 1978, p.605.【注尾】他們對“公共美德”的認識來源于古典共和主義，但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他們把對“自由”的追求與公共美德的存在密切聯系在一起，是基于其對維護這個新獨立國家共和政體能夠持續下去的思考。
古典公共美德提倡公民要具有對國家和公共事務無私奉獻的熱情，做到這一點必須要以犧牲個人利益作為代價，把人對私欲追求的愿望壓抑到最低限度。理查德•亨利•李把對“真正美德和公共美德”的弘揚視為與“所有私人利益和偏頗傾向”相對立。【注釋】 Lee to George Washington, September 26, 1775, in Ballagh, ed., The Letters of Richard Henry Lee, Vol.I, p.150.【注尾】其實，即使是在前商業社會的古代共和國，絕大多數公民也很難做到“滅私欲”，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領域中為他人或社會服務，更不用說在商業活動已經很普遍的美國了。美國革命領袖提倡“公共美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思想中的“理想”一面，盡量使這個新國家避免歐洲君主專制國家的各種社會弊端。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謂身體力行，試圖為國人樹立效仿的楷模。然而，他們可以成為人們敬重的偉大元勛，但他們的行為方式在普通公民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美德”只是古典共和主義在美國的“余音”而已，最終將會被適應社會現實的道德規范取而代之，這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腐敗與“公共美德”的失卻
在君主專制政體在世界上居于優勢的情況下，美國開國元勛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共和制，把這種在歷史上已存在的政體形式與本土形成的政治傳統結合起來，使之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此同時，他們以史為鑒，把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提到了對共和國存亡攸關的高度。在他們看來，“使共和國偉大或最終使之毀滅的東西不是軍隊的力量，而是人民的特性和精神。作為健全政府的實質前提，公共美德至關重要。一個以節儉、勤勞、節制及質樸為習慣的民族是共和制的可靠基礎，而那些沉迷于奢侈生活的人不僅自己墮落，而且也使別人腐敗”。【注釋】 Robert E. Shalhope, “Republicanism and Early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39, No.2, April 1982, pp.334~335.【注尾】在共和主義思想中，腐敗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含義。在17世紀共和主義思想家的筆下，腐敗構成了對共和國的美德和政府良性運行的通常威脅。“腐敗”這一概念不僅包含著古典共和時代對公民追求奢侈、頹廢，以及私利的擔心，而且在政治上體現出了對瓦解憲政法規的對立。他們認為，腐敗源于現代商業和信用經濟的興起，是對“公債控制、行政部門掌握的常備軍、非法選舉和黨派存在”的結果。【注釋】 對腐敗概念的解釋詳見James D. Savage, “Corruption and Virtue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6, No.1, February 1994, p.175.【注尾】美國開國元勛們對“腐敗”的理解主要源于上述解釋。追求私欲和權力是人的本能，即使有道德規范的約束，人還是很難克服或壓抑本性中的這些弱點，因此，侵蝕“公共美德”的腐敗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其實，美國開國元勛們從一開始弘揚“公共美德”時就已經看到或意識到了這一點，有時他們甚至很難確定美利堅社會究竟是否存在這些美德。約翰•亞當斯在英屬北美殖民地宣布獨立之前曾屢次談到這一點。1775年7月23日，他致信好友詹姆斯•沃倫，對“崇高的公共美德思想似乎在這個世界喪失殆盡”感到遺憾。【注釋】 John Adams to James Warren, July 23, 1775,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3, 1979, pp.86~87.【注尾】半年之后亞當斯致信沃倫夫人，問她希望美利堅是采納“君主制還是共和制”，亞當斯對沃倫夫人明確表示傾向于后者，并向她談到了共和政府的許多美德，但同時流露出對這些美德失去的擔憂。在他看來，這個社會“流氓性”很普遍，“貪贓枉法和腐敗墮落”十分嚴重，“貪婪和野心”比比皆是。各個階層對“利潤和商業”的追求風靡一時。在這種狀況下，亞當斯承認，“是否存在足以支撐共和國的公共美德，我有時表示懷疑”。【注釋】 John Adams to Mercy Otis Warren, January 8, 1776,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3, p.398.【注尾】亞當斯此時希望“公共美德”能夠在美利堅發揚光大，但他卻敏銳地看到了在私欲橫行的商業社會保持“公共美德”的艱巨性甚或不可能性。這樣一種看法在當時精英層中十分普遍。
亞當斯這一代人在談論“公共美德”時沒有絕對地把人們對私利的追求從共和主義中排除出去，只是強調私人利益服從于公共利益對維護共和國的重要性，兩者應該在共和制的框架內達到有機的統一與平衡。然而，如果人們只追求私欲的滿足，那么“公共美德”便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從很多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公共美德”在美國革命爆發前后只是局限于精英層對公民的一種“奢望”，這種美德在普通民眾的身上幾乎蕩然無存。沃倫1775年11月5日致信亞當斯談到，其他國家“在利益原則上把我們與它們聯結在一起”，因為利益原則“在墮落的年代是所有原則中最為重要的”。【注釋】 James Warren to John Adams, November 5, 1775,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3, p.281.【注尾】沃倫在此表明了對人們在追求私利時喪失了為公益服務的奉獻精神的擔憂。亞當斯對此更是憂心忡忡，他把人們觀念的變化視為比對付公開的敵人更為困難。他在致威廉•戈登的信中坦言：“毋庸置疑，我們有一個敵人，他比饑荒、瘟疫和刀劍更為可怕；我這里是指普遍存在于許多美國人心靈中的腐敗。”【注釋】 John Adams to William Gordon, April 8, 1777,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5, 1983, p.149.【注尾】這個思想上的“敵人”使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幾乎成為不可能。費城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來自美國其他地區的政治家對這個精英云集的城市充滿了向往。他們的向往中隱含著一種憧憬心理，希望能有機會擺脫當地的濃厚商業氛圍，來到這塊未受到腐敗“玷污”的圣地。威廉•杜爾是紐約市派往大陸會議任職的成員，他就是懷著上述想法赴任的。然而，到達費城之后，他卻發現這個城市與其他地方并無多大區別，這令他感到失望。1777年5月28日，他在致約翰•杰伊的信中談到，得知要到費城任職時，他滿以為“將進入公共美德的殿堂，但結果令我大失所望，懊惱不已”。【注釋】 William Duer to Jay, May 28, 1777, in Henry P. Johnston, ed.,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Vol.I, 1763~1781(New York and London: G.P. Putnams Sons,1890), p.139.【注尾】杜爾的這種感受反映了政治家宣揚的“公共美德”在現實生活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美國開國元勛們之所以大聲疾呼“公共美德”對這個新國家存在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看到“公共美德”失卻的危機。亨利•勞倫斯坦言，只有把“奢侈和貪婪”加以徹底消除，才能保證不利于美國的局面改觀，“如果我們缺乏足以拯救我們自己的美德，對法國資金輕而易舉地獲得將加速我們的毀滅”。【注釋】 Henry Laurens to John Lewis Gervais, September 5,1777, in Burnett, ed., Letters of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Vol.II, p.478.【注尾】勞倫斯當時身居大陸會議主席高位，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以委婉的語言表達了對“腐敗”泛濫的擔憂。理查德•亨利•李則直言不諱。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談到，“金錢的泛濫似乎淹沒了美德，我擔心這將把美國的自由埋葬在同一座墳墓之中”。在他看來，戰爭期間利己主義的上升往往使所有共和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不知所措，“貪婪、詐騙和發財夢想”已經讓各個階層深陷其中，公民們正在尋求能夠賺到更多錢的職位，不想從事公共服務。【注釋】 Richard H. Lee to George Mason, June 9, 1779, in Ballagh, ed., The Letters of Richard Henry Lee, Vol.II, 1779~1794, 1914, p.65.【注尾】他們試圖通過呼喚民眾的覺悟，來使“公共美德”幫助抵制人們對私利的追求，但似乎無濟于事。在一些人的眼里，這種狀況在獨立之后的美國社會更為嚴重，大有不可遏止之勢。積極宣揚人類美德的英國哲學家理查德•普賴斯1785年不無憂慮地寫道，合眾國諸州將面臨著“矯揉造作、奴顏婢膝和貪贓枉法”等諸多惡習，這樣，“自由和美德將被淹沒在腐敗的漩渦之中”。【注釋】 Richard Price,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 Dublin, 1785, p.77.原文可在NewsBank公司發布的Early American Imprints數據庫中獲得。【注尾】普賴斯對美國自由事業充滿熱情，他的描述不見得完全符合實際，但卻反映了一個激進的共和主義者從外部對美國社會的觀察。約翰•亞當斯1787年初致信沃倫，坦言“我們的國人從來沒有獲得非常高尚美德的品質”，不要指望他們向更好的方向發展，相反他們變得“越來越壞”。【注釋】 John Adams to James Warren, January 9, 1787, in WarrenAdams Letters: Being Chiefly a Correspondence among John Adams, Samuel Adams, and James Warren, Vol.II, 1778~1814(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25), p.280.【注尾】亞當斯對恢復國人的美德精神不僅持悲觀態度，而且對腐敗給美國造成的惡果并不諱言。1779年3月24日，亞當斯在致阿瑟•李的信中談到“自私、傲慢和腐敗”將會帶來“一個富有美德的正義王國前景的終結”。【注釋】 John Adams to Athur Lee, March 24, 1779, in Richard Henry Lee, Life of Arthur Lee(Boston: Published by Wells and Lilly, 1829), Vol.II, p.242. 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網站上獲得。【注尾】1787年5月2日，詹姆斯•柯里致信杰斐遜，批評美國人民既不“節儉”，也不“勤勞”，但卻是“奢侈縱欲”和“懶惰無度”。他請杰斐遜“對我們的私人和公共美德做出評價”，稱“自你離開美國大陸之后，我們的公共和私人信念就被大大動搖。恕我直言，總之我們缺乏即刻見效，以及慎重控制的解決辦法，我們正處在遭受政治報應的前夕”。【注釋】 James Currie to Jefferson, May 2,1787,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Vol.11, pp.328~329.【注尾】美國建國之父之一薩繆爾•亞當斯對這種狀況更是焦慮不安，在他看來，“奢侈和揮霍完全使對人民之自由和幸福所需要的美德不復存在”。【注釋】 Samuel Adams to Samuel P. Savage, October 6, 1778, in Harry Alonzo Cushing, ed., The Writings of Samuel Adams(New York: C.P.Putnams Sons, 1908), Vol.IV, p.67.【注尾】紐約民主協會秘書圖尼斯•沃特曼在一次講演中總結說，自美國革命完成和聯邦政府最終確立以來，“自由的火焰”就開始趨向減弱。“財富的引力、奢侈生活的誘惑、對收益的渴望，以及破壞性的投機體系等等，像不可阻擋的洪流一樣向我們鋪天蓋地而來，預示著社會生活中最珍貴的觀念將遭到毀滅的危險”。這種與革命期間的“理想”相悖的狀況導致“任何高尚和愛國的考慮不復存在，使我們變得消沉懶惰，把我們對公共美德的情操從腦海中幾乎抹得一干二凈，毀滅了對自由的熱情，弱化了我們對國家神圣利益的忠誠”。最終結果將是“公眾自由的衰落、社會幸福的終結和我們國家的最終消亡”。【注釋】 Tunis Wortman, An Or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Upon Human Nature and Happin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Tammany Society at Their Anniversary, on the Twelfth of May, 1796, New York, 1796, pp.29~30. 原文可在NewsBank公司發布的Early American Imprints數據庫中獲得。【注尾】
上述這些人都經歷了美國革命的洗禮和國家體制的確立這一過程，他們對社會上“腐敗”現象的批判顯然旨在恢復似乎已經離人們越來越遠的“公共美德”。
三、保持新國家“公共美德”的構想
從那些富有“理想”的開國元勛們的相關論述來看，對金錢和奢侈追求的“腐敗”是公共美德存在的最大敵人，他們中的一些激進者把商業和制造業視為公民腐敗的根源。在他們看來，商業不能直接產生財富，卻會在產品的流通中讓商人暴富，結果只會加劇人們的投機心理，導致世風日下，弱化人們為公眾利益服務的道德觀。制造業瓦解了人們簡樸的生活方式，為人們追求奢侈生活提供了無限的空間。約翰•亞當斯持“商業行為必然會導致社會腐敗”的觀點，認為公共美德的敵人是追求私人利益的“商業精神”，這種精神已經“緩慢地滲透到家庭，對神圣的婚姻生活發生了影響，由此既敗壞了家庭的道德，也毀壞了家庭的幸福。人們很擔心，商業精神與一個和諧共和國所必需的心靈純潔，以及精神偉大是格格不入的”。【注釋】 John Adams to Mercy Otis Warren, April 16, 1776,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4, p.125.【注尾】所以亞當斯把“商業精神”譴責為“唯利是圖和貪得無厭”。【注釋】 John Adams to James Warren, October 28, 1775, in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Vol.3, 1979, p.255.【注尾】在這方面，杰斐遜比亞當斯更為激進，他有時對商業和制造業流露出了深惡痛絕的情緒，主要還是對公共美德受到不可避免的侵蝕的憂慮。因此，保持“公共美德”不衰成為開國元勛（杰斐遜們）中（的）很多人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被認為與共和國的興衰密切聯系在一起。
杰斐遜是一個農本主義者，對農業社會情有獨鐘。他設想了一個能夠保持公共美德的農業社會，把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視為最富有價值的公民。他們“最有活力，最具獨立性，最富有美德。賴于這些恒久的紐帶，他們與其國家緊緊相連，與這個國家的自由和利益密不可分。【注釋】 Jefferson to John Jay, August 23, 1785, in Julian P.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Vol.8, p.426.【注尾】“自由”與“美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只有那些保持勤勞、節儉、獨立和富有公益精神等“美德”的自耕農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在杰斐遜的著述中，對農業社會的弘揚與對商業和制造業的貶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共和國主要靠著公民的良好特性才能得以維持，只有農業社會才能使公民保持這種特性。這樣，由自耕農占主導的社會便成為共和國得以延續的基礎。這種觀點貫穿于他的《弗吉尼亞紀事》之中。一位學者讀了這本書之后評價說，杰斐遜“專心致力于只是一個‘封閉’的農業制度可能提供或維持的美德觀”。【注釋】 Andrew W. Foshee, “Jefferson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Jefferson, Taylor, and the Agrarian Republic,”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4, 1985, p.535.【注尾】杰斐遜的好友約翰•泰勒寫了題目為《為托馬斯•杰斐遜政府措施辯護》的小冊子，談到開國元勛們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愿望，主要是這些人“一直注意到了農業與自由之間的密切聯系。他們聲稱，這種聯系需要的勤勞和剛毅習慣，再加上這種聯系形成的樸實無華的慣常方式，孕育了對美德和獨立的熱愛，同時厭惡侵犯他人的權利或使自己遭受侵犯的痛苦。他們無疑意識到，它將是對占有平等的最純粹的保護”。【注釋】 John Taylor, A Defence of the Measur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Washington: Printed by Samuel H. Smith, 1804), p.73.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網站上獲得。【注尾】這樣，在杰斐遜的眼中，“從事農業的人是上帝的選民。他們不易受到腐蝕，原因在于他們不依賴于客戶的反復無常。制造商由于形成了依附，要對聚眾鬧事、墮落腐敗、奴顏婢膝和野心勃勃負責。”【注釋】 Jo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55, No.1, March 1940, p.102.【注尾】農民在土地上耕作不僅為社會創造了名副其實的財富，而且可以使一個共和制社會賴以存在的美德代代相傳。因此，“農業是我們最明智的追求，因為歸根結底農業幫助大多數人擁有真正的財富、良好的品行和幸福。通過投機和劫掠獲得的財富在本質上是轉瞬即逝的，使投機冒險精神彌漫于社會。”【注釋】 Jefferson to Washington, August 14, 1787, i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12, 1955, p.38.【注尾】杰斐遜強調簡樸無華的農業社會反映了古典共和主義對他的影響，集中體現了他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人士對如何維護共和國長治久安的思考。
如果農民是最具有公共美德的公民，那么他們在土地上耕作收獲自然能夠有效地防止腐蝕共和國基礎的腐敗蔓延。這樣，只要美國人主要從事農業，“我們的各級政府在許多世紀期間就能夠保持純潔”，只要“在美國的任何部分存在著空曠的土地”，這種局面就不會發生改變。然而當美國人像歐洲人那樣“相繼涌入大城市之后”，他們將“變得像歐洲人那樣腐敗墮落”。【注釋】 Jefferson to Madison, December 20, 1787, i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12, p.442.【注尾】美國革命元勛中許多人主張在政治上與歐洲分離。除了有更為實際的利益考慮之外，他們最不愿意讓這個幾乎在一張白紙上重新構建未來的國家沾染上歐洲的腐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杰斐遜甚至想把這個國家封閉起來，以完全杜絕從外部流入的“腐敗”，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不受誘惑地專心致力于使美德長存的農業。杰斐遜1785年10月13日在致霍根道普信中寫道：“倘若讓我堅持我自己的理論，我希望他們既不經商又不從事航海事業，而是采取中國（閉關鎖國）的方式來對待歐洲。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戰爭，而且我們的全體公民都將成為農民。”【注釋】 Jefferson to Hogendorp, October 13, 1785, i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8, 1953, p.633.【注尾】當然，杰斐遜很清楚美國不可能與外界相隔絕，但這番話卻反映了他的真實心緒，顯然，他希望為這個新國家勾畫的農業共和國能夠成為現實。
當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屹立在世人面前時，很多精英人士激烈地批判了阻礙美國發展的重商主義，但他們并不想改變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經濟結構，對發展制造業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杰伊1780年10月17日在致國會的報告中談到：“取得和平之后的幾年里，這個國家就自然會到處有人居住。所有的新區的生活方式也都會大致相同。農業而不是制造業將是他們的職業。他們將種植小麥、玉米、煙草、大麻和亞麻，提供牛肉和豬肉，可能在南部諸州，大量地種植大米和靛藍。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能夠用自己土地上的產品進行交換的話，他們會相應地消費外國制造品。”【注釋】 Gaillard Hunt, ed.,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Vol.XVIII, September 7, 1780 to December 29,178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0), p.945.【注尾】杰伊的這番話主要還是基于美國與歐洲的貿易互補性。其實，一些人不愿意這個新國家發展制造業，一方面源于對制造業本身的認識，把大規模的制造業視為貧窮和奢侈的產物；另一方面擔心制造業會帶來人們消費觀念的改變，最終瓦解了共和政體賴以存在的基礎。1786年，法國人艾蒂安•克拉維埃和布里索•德瓦爾維萊出版了一本考察法國與美國之間關系局勢的書，不久被譯為英文出版。作者在書中用很大篇幅討論了美國是否適合發展先進的制造業這一問題。在他們看來，人口稠密的國家是大規模制造業發展的先決條件，但這種局面不一定總是由于土地有限供應而帶來人口壓力的結果，同時也是來自一種腐敗的社會秩序，表明了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和不平等。他們寫道，大規模制造業“應該只是人口過量的產物，這種狀況使人們致力于農業或簡單制造業成為不可能；但是一般而言，制造業是大城市貧窮和不幸結合在一起的結果”。這兩者的“結合”通常靠著邪惡的政治手段強行形成一種局面，以迫使那些受到剝削的不幸勞動者為了生存而生產滿足“富人喜好”的奢侈品。歐洲某些國家的情況就是如此。因此，制造業不適合地廣人稀的美國，鼓勵制造業無異于讓共和政體被貴族政體取而代之。用作者的話來說，“通過防止或至少延緩制造業在各州的興起，美國人將會遏制住道德品行和公共精神的衰落”。制造業可以把黃金帶入合眾國，但同時卻引入了瓦解合眾國基礎的“邪惡”。在這種狀況下，“許多人的品質和德行即刻遭到敗壞”。他們逐漸“習慣于讓人們處于勞役狀態，使貴族政治原則在一個共和國內居于優勢”。他們“把財富集中于少數人之手，導致共和國傾向于貴族政體”。【注釋】 Etienne Claviere and Brissot de Warville,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lative Situations of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ew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Welfare of France, London,1788, pp.5~6, 56.原書可在http://www.archive.org網站上獲得。【注尾】此時杰斐遜正出使法國，他非常關注法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克拉維埃是當地有名的金融家和政治家，后來在法國革命期間曾入閣政府，杰斐遜在以后的書信中多次提到他。德瓦爾維萊與杰斐遜過從甚密，該書出版后他即刻送給杰斐遜一本。杰斐遜對作者探討的問題非常感興趣，對這本書評價很高。他在致德瓦爾維萊的信中稱，他非常滿意地拜讀了“閣下剛剛送給他的書”，認為作者是以一種“極好的方式”探討法國與美國之間的商業狀況。杰斐遜言，如果讓他選擇特別滿意的“任何特別章節”，那便是作者在這些章節中向合眾國證明了，從事農業者“要比轉運商和制造商更具有美德，更為自由和更為幸福”。【注釋】 Jefferson to Brissot de Warville, August 16, 1786, i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10, 1954, p.262.【注尾】杰斐遜之所以對這本書大加贊揚，主要是他此時對制造業的看法與作者所持的觀點基本上沒有太大區別。
克拉維埃等人關于制造業的觀點幾乎是投那個時代美國人之所好。在18世紀8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通常把大規模的制造業與貧窮、奢侈、無產，以及舊世界政治和社會不平等體系聯系在一起”。出于這些原因，他們“先入之見地認為，大型制造業在共和國的廣泛發展是不適當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注釋】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p.110.【注尾】美國首位語言學家諾厄•韋伯斯特在1785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詳細地論述了美國不適宜發展大型制造業，充其量只能讓農民很容易生產簡單的產品，屬于農民日常消費的必需品，農業是美國人的最佳選擇。【注釋】 Noah Webster, Sketches of American Policy(Hartford: Printed by Hudson and Goodwin,1785), pp.1~48.原文可在NewsBank公司發布的Early American Imprints數據庫中獲得。【注尾】與韋伯斯特持同樣觀點者在當時的美國不乏其人，他們不愿意美國發展制造業的根本原因還是擔心美國人難以抵制住各種“腐敗”的誘惑，造成這個新國家失去其特性，淪為與歐洲國家一樣的處境。1788年，杰斐遜還在法國擔任公使一職時，一位歐洲人想在美國投資辦一家紡織廠，他咨詢杰斐遜是否可以得到美國政府的幫助。杰斐遜向這位歐洲人坦言，紡織廠不能在美國開辦，邦聯政府不會對外國人在美國開廠提供任何類型的幫助。“在這個國家，政府的政策不給任何類型的工廠提供幫助。既不幫助，也不設置障礙，讓局面任其自然發展。一般而言，這種態度就是最好的政策。”【注釋】 Jefferson to Thomas Digges, June 19, 1788, i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13, 1956, p.261.【注尾】這位外國人大概感到既失望又詫異，站在歐洲人的立場上，他很難理解杰斐遜的這番話，他可能沒有想到在美國開辦工廠威脅了美國人非常珍視的“自由”，直接對共和政體的存在構成了挑戰。
杰斐遜對這位外國人還算是比較客氣，沒有把“腐敗”、“邪惡”等通常使用來描述制造業的詞匯直言不諱地講出來，只是委婉地勸說他不要到美國投資設廠。杰斐遜對制造業的偏見與他對農業共和國的偏好是同一個錢幣的兩面。在其早期論著中，對制造業的指責基本上源于他關于維護共和政體的政治理念。這一點在其唯一的專著《弗吉尼亞紀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希望把具有“邪惡”的工廠留在歐洲，以避免來自歐洲的這個“膿瘡”危及美國的“健康肌體”。所以，“保持一個共和國的活力在于一個民族的舉止和精神，這些東西的蛻化是一種潰瘍，很快侵蝕到其法律和憲法”。【注釋】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Virginia, in Andrew A. Lipscomb and Albert Ellery Bergh, eds.,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Washington, D. C.: 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1903), Vol.II, p.230.【注尾】在杰斐遜的眼里，那些善于制作精美物品的人為美國社會所不容，因為工匠階層“是投惡習之所好，是一個國家自由普遍受到踐踏的工具”。【注釋】
Jefferson to John Jay, August 23, 1785, i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8, 1955, p.426.【注尾】杰斐遜對制造業的消極甚或抨擊態度反映出了那個時代很多美國人的一種深刻擔憂，即大規模的制造業在美國興起將會使公民身上具有的美德不復存在，直接導致共和政體出現危機。這樣一種擔憂甚至影響了國家政策的層面。漢密爾頓1791年提交了《關于制造業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主旨是請求聯邦政府采取鼓勵發展制造業的措施，但最終在國會內未獲得通過，而且還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這種結果固然有黨派因素作祟，但也表明這一時期美國決策層的很多人對所謂的“工業文明”并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想在制造業之外尋求經濟發展的途徑，歸根結底還是想試圖遏制住“公共美德”在公民身上急劇衰落的趨勢，讓這個潔身自好的新國家與腐敗的舊歐洲隔離開，防止共和制的美國轉向侵犯“自由”的貴族政治。
四、開國元勛的思想轉變
美國開國元勛們不希望由他們創建的國家淪為像歐洲國家那樣的腐敗社會，然而，他們抵制現代工業文明的思想與獨立后美國發展的大勢并不相一致。邁入現代工商社會是美國欲要成為強大國家的必然選擇，任何與這種趨勢相悖的價值觀即使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有所作用，但其影響也難以持續。因此，在一個商品交換比較發達的社會，“公共美德”充其量只是局限在極少數的精英人士身上，在大眾中不會具有普遍性，更不會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較大的影響。特別是持這種思想者多為政府決策層的成員，他們可以對“公共美德”的消退深表惋惜，也可以提出一些防止這種趨勢進一步惡化的設想，但他們不可能逆美國社會發展的大潮流而動，只有順勢應變，才能使這個剛剛獨立的國家對付所面臨的復雜局面，也才能讓這個新國家走向強大。這樣，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自覺還是不自覺，他們中的很多人經歷了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他們的思想逐漸適應了美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其結果促進了美國大踏步地邁向現代工商社會。他們為保持“公共美德”而精心構思的設想最終化為泡影。
開國元勛們提倡“公共美德”，主要是出于維護共和國的長治久安考慮。其實，共和制能夠在美國代代相沿，固然民眾具有為國家獻身精神或公益價值觀很重要，但關鍵還在于國家具有維護這種政體的實力。美國在建國后面對的諸種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國家的孱弱。只有經濟自立強大才能擺脫受制于歐洲大國的局面，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安全的問題，而把美國民眾只限于土地上耕作是斷然走不出孱弱局面的，更不會實現經濟上的獨立。一位馬里蘭的作者在1787年2月出版的《美國博物館》（The American Museum）雜志上發表文章，大聲疾呼發展制造業，認為“制造業是通向我們真正獨立的唯一道路，使我們國家適宜生活的地區變得具有真正的價值。什么國家在世界上最為繁榮興盛和最為強大？制造業國家。高地、山脈、森林與河流構不成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真正財富是從事機械和制造業，以及農業的勤勞居民的人數。一個由農民和牧民組成的國家遠不如一個有相當比例的人致力于技藝和制造業的國家更為重要，歐洲的每個政治家都熟知這一點。美國只有改變了毀滅其公民利益、道德和聲望的現行貿易體系，她將才能感到自己的重要和尊嚴”。【注釋】 轉引自Edmund S.Morgan,“The Puritan Eth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ies, Vol.XXIV, No.1, January 1967, p.37.【注尾】在當時許多人眼里，美國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就無真正的獨立可言，更不會變得強大，當然也無法奢談通過實力解決與歐洲大國在北美大陸上的諸種爭執了。拉姆齊在革命期間曾擔心英國腐敗的生活方式對美國人的簡樸勤勞特性產生負面影響，但到了18世紀80年代中期，其思想開始發生變化，認識到發展制造業對美國的重要性。他呼吁美國政府“必須奉行一種新的政策，否則我們從未在實際上是獨立的。我們必須更少地進口，更多地致力于農業和制造業”。【注釋】 轉引自Morgan,“The Puritan Eth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37.【注尾】這些人多是美國社會的名流賢士，他們的呼吁反映了社會精英在思想上的轉變。
這種轉變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很多受古典共和主義影響的著名人士對社會的“商業化”不齒，主要擔心“商業化”助長人們對錢財的貪欲心理和對奢侈生活的追求。約翰•亞當斯曾對過度的商業活動深惡痛絕，但在美國革命之后意識到了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貪欲”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787年，亞當斯便得出結論，美國民眾既不會也不可能按照共和美德的標準行事。在他看來，“如果共和美德不能容許貪欲存在，那么，諸位能夠發現任何時代或哪個國家曾經有共和美德嗎？”【注釋】 John Adams, A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harles F.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Vol.VI, p.207.【注尾】言下之意，貪欲與共和美德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并行不悖。亞當斯顯然是有的放矢，主要針對有人以美德日下為由指責社會的商業化，為商業化導致人們的“貪欲”而辯護。他就任總統后強調商業的重要性，認為“美國的商業即使不是對美國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但至少對美國的舒適、美國的發展、繁榮和幸福是必不可少的。美國人民的精神、特性和習慣是高度商業性的。我們的城市在商業基礎上形成與存在。我們的農業、漁業、技藝和制造業與商業密切聯系在一起，并且依賴于商業。”【注釋】 John Adams, “First Annual Address,” November 22, 1797, in James D.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 D.C.: Bureau of National Literature, 1897), Vol.I, p.241. 【注尾】亞當斯已把對商業的偏見置之腦后，在國家層面上采取了促進商業和鼓勵制造業的政策。富蘭克林對美國脫離英國走向獨立功勛卓著，他除了在獨立戰爭期間奉大陸會議之命出使法國之外，因年齡過大并沒有在邦聯政府內任職，1789年第一屆聯邦政府運行不久他就赫然長逝。富蘭克林目睹了美國在立國初期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但沒有作為決策者親自體驗到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迷惘”，不過他也經歷了思想上的初步轉變。富蘭克林在早期受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重農輕商，認為農業是財富的唯一合法來源，視商業為欺詐，反對國人消費奢侈品。【注釋】 富蘭克林重農輕商觀點詳見Positions to be Examined, Concerning National Wealth, April 4, 1769, in Smyth, ed., The Writings of Franklin,Vol.V, p.202.【注尾】他的這些看法與強調公民的公共美德是一致的。比富蘭克林年齡略長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弘揚現代的“商業精神”，認為這種精神是諸如“儉樸、節約、節制、勤勞”等傳統公共美德的產物，所以由商貿往來帶來財富的增加并不會敗壞民風，瓦解共和政體的基礎。【注釋】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 translated by Thomas Nugent, Vol.I, 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 1899, p.46.【注尾】孟德斯鳩的這種觀點對富蘭克林重新認識商業行為產生了影響。他在美國革命結束之前曾致信法國外交大臣韋爾熱納，強調了國家之間商業來往對國家繁榮和人民幸福的必要性。【注釋】 Franklin to Comte de Vergennes, March 16, 1783,in Smyth, ed., The Writings of Franklin, Vol.IX, p.19.【注尾】不過富蘭克林一直是在譴責重商主義的框架下闡述商業重要性的。富蘭克林不歡迎外國人在美國投資設廠，認為美國不需要大規模的制造業。【注釋】 Franklin, “Information to Those Who Would Remove to America,” 1782, in Smyth, ed., The Writings of Franklin, Vol.VII, p.611.【注尾】他主要還是擔心制造業把奢侈品的消費帶入國人的生活，使公民儉樸和勤勞的美德不復存在。富蘭克林一生都在堅持公共美德對共和國發展的重要性，但在去世前夕思想開始發生了變化，對國人消費奢侈品表達了復雜的感情，預言精良制造業在美國必然會興起。【注釋】 富蘭克林思想的這種變化詳見Drew R. McCoy, “Benjamin Franklins Vision of a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for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35, No.4, October 1978, pp.625~626.【注尾】很遺憾，富蘭克林未能目睹美國人治國理念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可以設想，如果他仍健在，他絕不會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對保持美德的農業社會的謳歌之中，必會與時俱進，引領時代之思想潮流。
在開國元勛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比較早地告別了對美國革命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傳統共和遺產。他認為古典共和主義與美國革命毫無關系，無補于美國走向強大。社會的商業化是獨立后的美國的必然選擇，這種結果在根本上有利于這個國家的發展。在他看來，人類的真正天性是趨向奢侈，古典美德在美國并無立足之地。漢密爾頓是一個完全的現實主義者，從來不避諱商業化造成的貧富分化。他在討論制憲問題時直言不諱地宣稱，事實上，“根本不存在財產平等這回事；只要有自由，就有不平等，而且自由本身將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平等問題。要是人們過分地傾向于民主，我們將很快陷于君主統治。財產差距在我們中間已經很大，商業和工業將必然進一步擴大這種差距”。【注釋】 Hamilton, “Speech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June 21, 26, 1787, in Henry Cabot Lodge,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 and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4), Vol.I , pp.410, 411.【注尾】漢密爾頓口無遮攔地批評了那些美德布道者的虛偽，把尋求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模式說成是對美國來說“荒唐可笑”。美國不可能是一個道德高尚的農業共和國，而與英國一樣是一個經濟上強大的現代發達國家。【注釋】 Hamilton, “The Continentalist,” July 4, 1782, Lodge, ed., 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Vol.I, p.282. 漢密爾頓的觀點詳見McCoy,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pp.96,132~133.【注尾】在很多情況下，漢密爾頓對美國未來的設計具有超前性，很容易遭到批評，但他倡導鼓勵制造業發展的建議在那個時代精英人士思想轉變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開國總統華盛頓是一個具有公共美德的典范，漢密爾頓一直追隨華盛頓左右，是其特別信任的幕僚。華盛頓出任總統后很多政策受到漢密爾頓思想的影響。在很多人還對美國發展制造業持懷疑態度時，華盛頓就以在戰爭期間的親身經歷意識到這個新獨立的國家需要有制造業的基礎。在1790年1月8日首次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他向國人呼吁促進“諸如那些往往使他們尤其在軍備品上不依賴于其他國家的制造業”。【注釋】 Washington, “First Annul Address,” January 8, 1790, in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Vol.I, p.57.【注尾】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以消費國內制造品為榮，甚至提出用國家的款項來經營制造業。這一點在他1796年12月7日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充分體現出來。【注釋】 Washington, “Eighth Annul Address,” December 7, 1796, in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Vol.I, pp.193~194. 【注尾】其實，到了此時，促進國內制造業的發展已成為大勢所趨，制造業將動搖共和國基礎的觀點逐漸失去了影響力。
杰斐遜在很長時間內夢幻他設想的農業共和國能夠在美國成為現實，使歐洲的現代工商文明遠離這個新國家。其實，杰斐遜一向很重視打開別國的市場，當然這主要是為農業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服務的。他對工業文明的抵制可謂不遺余力，但到了19世紀之初，他意識到了美國很難阻擋住工業文明的沖擊，將他認為帶來腐敗邪惡的制造業留在歐洲的設想根本行不通。到了杰斐遜出任總統后，他再也不可能沉浸在與現實相距甚遠的夢幻之中，對商業和制造業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杰斐遜在其首次致國會的年度咨文中把農業、制造業、商業和航海列為“我們繁榮的四根支柱”。【注釋】 Jefferson, “First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8, 1801,in Barbara B. Oberg,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36, 2009, p.63.【注尾】不過此時他對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依然持激烈抨擊態度，把漢密爾頓提倡的合眾國銀行稱為“墮落賭徒”搖籃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當1802年州銀行的數目增加時，杰斐遜還是堅持認為，任何形式的銀行都是一種十足的邪惡。【注釋】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June 19, 1802, in Lipscomb and Bergh, eds.,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X, pp,322~323.【注尾】這說明杰斐遜此時還不能接受現代信用制度，思想轉變處于一種舉棋不定或踟躕不前的狀態。他在總統任內為美國能夠成為一個強大國家殫思竭慮，但對美國發展大規模制造業一直猶豫不決。他鼓勵國人發展家庭制造業，作為對農業生產的補充，以減少國人對外國制造品的依賴。杰斐遜身體力行，在其農莊建立了一個紡紗廠。這一時期，他在與友人通信中反復強調了家庭制造業的優勢。其實，杰斐遜在總統任內后期深感拿破侖戰爭對美國船運業的破壞之苦，漸漸意識到發展國內制造業的重要性。1809年他致信詹姆斯•杰伊，強調“農業、制造業和商業的平衡無疑對我們的獨立是絕對必要的”，制造業可以消費掉農民生產的原料，商業可以把美國的剩余產品運送到國外市場以換取美國不能生產的產品。杰斐遜希望這三個重要行業共同發展，相互裨益。【注釋】 Jefferson to James Jay, April 7, 1809, in J. Jefferson Looney,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Vol.1,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0.【注尾】杰斐遜的好友約翰•泰勒1810年10月26日致信門羅抱怨說，很多人相互講，杰斐遜“做了許多好事，但忽視了一些更好的事情；他們現在把杰斐遜的政策視為很像與漢密爾頓先生的妥協”。【注釋】 轉引自A. Whitney Griswold, “The Agrarian Democracy of Thomas Jeffers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0, No.4, August 1946, p.681.【注尾】泰勒之言表明杰斐遜已經放棄了對商業和制造業的偏見。
杰斐遜在思想上對現代工廠制的真正認同是在1812年戰爭之后，此時杰斐遜已淡出政界，但卻依然關注國內外局勢的發展。這場戰爭使他對工業文明有了新的認識，最終放棄了對家庭制造業的堅持，接受了現代工廠制度在美國的出現。到了1816年，杰斐遜認識到對農業的偏愛只會導致國家難以擺脫經濟依附，于是，他開始大力提倡在制造品上自給自足。該年年初，杰斐遜致信本杰明•奧斯丁，說他曾經相信自由貿易，但是在1785年誰能料到在這個世紀末將導致人類歷史恥辱的迅速墮落呢？美國“經歷了當時我們不相信的東西，肆意揮霍和濫用權力足以把我們排除出與其他國家商品交換的領域：為了處于生活舒適的自立狀態，我們必須自己創造這種舒適生活。我們現在必須把制造商與農業經營者一視同仁”。因此，“現在反對國內制造業的人肯定要么是希望我們對外國依賴，要么是讓我們以獸皮制衣，像野獸一樣在山洞中生活。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經驗已經使我明白，制造業現在對我們自立之必需猶如對我們舒適之必需一樣”。【注釋】 詳見Jefferson to Benjamin Austin, January 9, 1816, Vol.XIV, in Lipscomb and Bergh, eds.,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pp.390~392.【注尾】杰斐遜最終在猶豫彷徨中實現了對工業文明的認同，完成了他的思想轉變。
很多美國學者的研究表明，這種轉變發生在18世紀末葉，隨后逐漸加快。如喬伊斯•阿普爾比認為，18世紀90年代是美國從對公眾美德的贊頌向對私利的狂熱接受的轉變時代，她所持的理由是，杰斐遜派接受了農業的商業倫理；史蒂文•沃茨把1812年戰爭前后的年代說成是民主共和黨的政治家贊成個人追求利益的開始；哈里•沃森指出，19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的“市場革命”引發了美國人價值觀改變的進程，他們從致力于公眾福利向對私人財富積累深感興趣的轉變。【注釋】 James L. Huston, “Virtue Besieged: Virtue, Equality,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in the Tariff Debates of the 1820s,” Journal of Early Republic, Vol.14, No.4, Winter 1994, p.525.【注尾】
美國開國元勛們是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為這個新國家尋求一條發展道路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求助于“公共美德”來防止“腐敗與奢侈”侵蝕了共和國的基礎也是一種探討。這種探討受到古典共和主義的影響，明顯具有了“理想化”的色彩，在現實中很難行得通，從根本上無助于解決建國之后美國面臨的各種迫切需要對付的問題。這樣，作為國家決策層的人物，他們必然會尋求其他解決途徑，在此過程中最終在思想上實現了從“理想”向現實的轉變，美國也由此開始大踏步地邁向了現代工商社會。
五、結語
在西方國家中，美國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大國，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思想意識，很難繞開美國。美國的發展歷程清楚地表明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美國選擇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并不是開國元勛們一錘定音來決定的。他們確立了與君主專制對立的共和制，在于他們認為這種政體能夠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使他們珍視的“自由”免遭侵犯。“不自由，寧毋死”是美國革命時代精英人士動員民眾的一個很響亮的口號。共和制與資本主義之間不存在著等號關系，選擇共和制并不是意味著必然選擇了資本主義。開國元勛們的思想中充滿了睿智，但他們并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究竟為何物。他們完全是按照自己對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理解為這個新國家尋求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一些研究美國早期史的學者由此得出結論，共和主義實質上是反商業的；杰斐遜的政治經濟思想是自由的反資本主義的。【注釋】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418; Claudio J. Katz, “Thomas Jeffersons Liberal Anti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7, No.1, January 2003, pp.1~17.【注尾】其實，開國元勛們的思想包含著更為豐富的內容。他們受到古典共和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共和主義立國，但這并不是意味著古希臘和羅馬共和國模式在這個新國家的再現。他們信奉的共和主義殘留著古典的痕跡，但卻具有了現代的含義，體現出了以維護國家自由和個體自由的價值觀。他們大力提倡公民具有服務于公益的美德，但卻完全尊重個體享有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個人的財產權絕對不得隨意侵犯。這樣，他們一方面義無反顧地獻身于國家或公益的事業，另一方面把對個體自由的維護提到了非常的高度，在法律上予以保障，兩者在他們的身上結合的天衣無縫。因此，他們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抵制有著思想上的根源，但不是根深蒂固和長此以往的，而且很快就隨著對局勢變化的適應蕩然無存了。到了此時，他們信奉的共和主義自然會發生變化，不會是像有人說的那樣不再適應“現代社會”，【注釋】 James Oakes, “From Republicanism to Liberalism: Ideological Change and Crisis of Old South,” American Quarterly, Vol.37, No.4, Autumn 1985, p.567.【注尾】而是成為正在形成的自由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共和主義造就了在北美大陸上一個與君主專制政體對立的國家，杰斐遜等人倡導公共美德，目的是防止歐洲專制主義國家的“腐敗”侵入這個新獨立的國家，使之避免重蹈歷史上共和國最終蛻化的命運。這種設想反映了他們對這個共和國的未來認識具有局限性，說明了其早期思想存在著與現實脫節之處，但不能由此得出他們的思想有悖于美國現實利益的結論。這些人屬于殖民地時期的精英，充滿了“理想”，富有知識，聰慧過人。他們領導民眾擺脫英國走向獨立的過程中，“理想化”的語言有效地動員民眾積極投身于這場革命中，但這些充滿激情的語言體現出了對現實利益的追求。即使他們把“公共美德”提到與共和國存亡之攸關的高度，同樣也是出于在一個君主專制制度盛行于世界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實現美國現實利益的考慮。正是他們具有對這個新國家未來前途負有責任的態度，他們從來不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其治國理念是應時而變，推陳出新，不斷地在解決現實問題中逐步完善，最終成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寶貴遺產。他們不囿于陳規而為美國探索一條發展道路，使他們成為后輩所推崇尊敬的一代。因此，他們信奉的共和主義“是處在變革過程中的意識形態，是旨在使古典共和美德與擴張的商業經濟一致起來以適應變革的意識形態”。【注釋】 Shalhope, “Republicanism and Early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346.【注尾】這是研究美國早期史著名專家德魯•麥克伊所持的觀點，意在反駁美國的共和主義是反商業和反資本主義的命題。這種觀點盡管走到了另外一端，但卻表明了共和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適應外部局勢的變化。而開國元勛的思想轉變也不斷地賦予共和主義新的內容，使之與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了對美國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意識形態傳統。
在工業文明的沖擊之下，開國元勛們提倡的“公共美德”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進入19世紀之后，美國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公共美德在人們的思想中幾乎蕩然無存。本杰明•拉什1808年曾經問約翰•亞當斯：1774年人們的行為舉止與現在有何不同？亞當斯回答說“的確是不同的”。“那時我們熱愛自由甚于熱愛金錢。現在我們熱愛金錢甚于熱愛自由。當時自由意味著對生命、財產和品質的保障。現在這個詞匯已經改變了含義，意味著金錢、拉選票、搞陰謀和誹謗中傷，可能還意味著對法國軍隊和英國艦隊的保護”。【注釋】 Alexander Biddle, ed., Old Family Letter: Copied from the Originals for Alexander Biddle, Philadelphia: J.B.Lippencott, 1892, p.178.【注尾】亞當斯的話流露出對人們追逐“金錢”而傷害“自由”的無可奈何的情緒，但卻表明了美國人的觀念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大踏步地進入了開國元勛們竭力防止的社會。然而，爾虞我詐的叢林法則畢竟為社會進步所不容，沉迷于紙醉金迷的腐敗生活未必一定感到幸福滿足。社會的良性運行一方面需要法律制約人們的“惡”行，另一方面更需要人們在道德上的自律和完善，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美德在美國民眾的身上不會完全消失匿跡，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豐富，其在社會運行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現在，在美國的一些小鎮上，人們還可以看到古典共和主義傳統遺留下來的痕跡。無數的美國人不計私利地甘愿做社會的志愿者，這體現了公共美德復興的跡象。開國元勛們目睹了公共美德在美國的急劇衰落，其中一些人可能為此感到遺憾甚至痛心，但公共美德在當代美國社會的價值觀中卻有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對人們的行為方式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出現這樣的局面大概是奠基美國政治傳統的那一代偉人未曾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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