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獵身”經營——不平等社會結構與印度IT業

“印度的明天是IT”，這是印度前總理阿·比·瓦杰帕伊的宣言。印度信息產業(IT)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在世界上引起廣泛關注。它不僅被認為是印度 1992年實行經濟改革以來最大的亮點，而且被看作冷戰后全球發展的一個方向。《世界是平的》一書開篇就用印度班加羅爾的例子來宣布一個全新世界的到來；班加羅爾成了我們進入新紀元的一個入口。但是IT不能當飯吃，究竟IT對印度社會和世界經濟在長期會有什么作用，仍然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IT引起如此大的關注，除了其在短期內迅速創造大量財富的能力，除了和印度在國內、國際政治上的某些考慮有關（印度IT業的發展是和印度右翼勢力的上臺、宗教民族主義的復興，以及逐漸親美的外交策略有關的），也反映了上世紀末以來席卷全球的的一種經濟意識形態，即對所謂“新經濟”和“知識經濟”的推崇。

“ 信息革命”是我們今天所能夠談論的唯一的“革命”。信息技術通常被說成是當今人類社會一系列重要變革的主要動因之一，甚至被視為一種要把人類社會帶入一個全新歷史階段的力量。主流媒體和官方話語都強調知識和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甚至有人說，未來的戰爭將是爭奪人才的戰爭。在解釋印度IT業為什么成功時，一般的觀點都認為，IT業需要的是人力資源，而對一般的基礎設施和金融資本的需求有限，所以印度可以憑借其大量的受英語教育的科技人才在這個領域迎頭趕上。在幾次技術股市崩盤、特別是在2008～2009年的經濟危機之后，人們對新經濟的信念可能有所動搖，但是人才戰略的正確性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們把印度和中國作一個簡單對比，技術人才的決定性可能不再顯得那么不言自明。印度IT業空前發展的時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數量和速度外流的時期；美國的技術工作簽證H-1B簽證因此獲得“印度人簽證”的綽號。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海外人才回歸在2000年以來速度迅猛遞增，以至于 “海歸”變成“海待(帶)”甚至“海藻(照)”。回歸者中IT人才是主要的一部分。而中國IT業的發展卻無法和印度相比。為什么印度在IT人才存量上迅速外流的情況下迅速增長，而中國在IT人才數量高速增加的條件下作為一般？看得更廣泛一點，印度的識字率不到65%，中國是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擁有電腦，只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這一令人疑惑的現象，正是中國各界對印度IT業的經驗特別感興趣的主要原因。

這些看似矛盾的情形，可能正解釋了印度為什么在IT業、特別是軟件服務業上發展如此迅速的原因。印度IT業的發展，靠的正是大量的人力外流而不是回流（印度的全國軟件服務業協會在每年的經濟預測中，都要把美國的簽證政策當作一個影響）。印度的IT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要歸功于高等教育上的成績，但也很可能是其社會結構的失衡和基礎教育方面的失敗而造成的意外結果。當我們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來解釋印度IT業的成績時，我們沿用的是一個以國家為基本單位、把資源秉賦看作決定條件的思路。在這樣的思路下，一個國家的某種要素存量多，這個國家在整體上就具有比較優勢，在某一方面就發展得快。對印度經驗的分析，可能會帶來一個新的視角。

我要強調，印度IT服務業的成功，是因為印度社會的內在結構和國際經濟形成了某種特殊的對接。這是全球經濟和地方社會的對接；國家在這里是一個重要的媒介，但不是決定性的單位。同時，資源秉賦是在特定的結構性條件下才被動員和利用起來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果而不是因。

作為全球化勞動力配置方式的“獵身”

把印度的內在社會結構和當前的國際資本主義直接聯系起來的，是一個以印度為中心的全球化勞動力配置和管理的體系。業內稱這一作法為“獵身”。在國際、國內對印度“IT奇跡”的討論中，很少涉及到這個問題。獵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咨詢公司（bodyshops，本文稱它們為“勞力行”），從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據客戶企業的項目需要把這些勞動力提供給客戶。不同于傳統的中介招聘機構，勞力行不是簡單地把雇員介紹給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為工人提供擔保、辦理臨時工作簽證、支付工資、安排食宿等等。

因此，在獵身中，工人們與他們的真正雇主不發生任何直接的法律關系，從而雇主隨時可以減裁他們；如果雇主不再需要這些工人，勞力行可以將他們派給另一個客戶，或者讓他們“坐板凳”——等待下一個職位。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的勞力行之間會互通有無，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項目，他們就采取聯合行動，隨時將 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雖然我們不可能精確估計全球獵身的業務規模，但毫無疑問它相當龐大。在2000年至2001年期間的任何一個時點，在全美國可能有上千家公司專門提供臨時印度IT工人。我的一位調查對象曾告訴我，當他的一個朋友在美國申請一份會計工作時，卻被安排了一個計算機程序員的工作；當她詢問為什么的時候，得到的答案是：“你是印度人，你能干這個。”

這里需要特別澄清的是：這個全球化的勞動力供給和管理辦法，與印度官方所鼓勵的技術勞務出口，雖然都叫“獵身”，但并不是一回事。在“正版”的獵身模式下，印度公司將他們自己的工作人員派到海外為客戶提供現場軟件服務；外派雇員在印度保留他們的常規工資，同時領取海外津貼，在海外計劃完成之后他們將回到原來的公司。

“獵身”的提法最早可能出現于1974年，那時印度第一家出口導向型的軟件服務公司，塔塔資訊科技顧問服務公司（TCS），在孟買成立。TCS當年就靠正規的獵身起家。與我們通常設想的大大相反，軟件開發和軟件服務是高度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在編程、測試和檢錯（排除程序設計中的錯誤）的階段尤其如此。大多數被獵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從事這些沉悶乏味、單調、且收入偏低的所謂“驢活”。一些被訪者表示，正因如此，獵身被稱為獵身：身(而非 “頭”)者，簡單勞動也，“獵”者，迅捷尋找和購買也。這與針對高級IT職位和其他專業的“獵頭”一詞相對應。

TCS當年正規的獵身經營為印度日后的IT產業打下了重要基礎，但是IT業真正高速發展是在1990年代，這是和新版的獵身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新版獵身和早先的“正規版”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區別。首先，“板凳”工人是它的一個普遍做法。簡單地說，勞力行在沒能確認在接受國存在工作空缺之前即把IT工人用臨時工作簽證招到目的地國家，這樣工人在到達時就閑置在冷板凳上。在完成一個項目之后、得到新的項目之前，工人又被閑置。板凳期間工人只有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費（“板凳費”）而沒有工資。第二，勞力行在獵身中很少單獨行動，而總是和不同規模的的職業代理公司合作，從而形成“中介鏈”。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公司客戶現在將他們的人力資源管理外包給一個或少數幾個大規模的職業中介公司，而勞力行的經營者們都是清一色的小老板，幾乎不可能和大公司客戶掛上鉤，因此不得不通過與大型職業中介公司、甚至和與這些中介公司有關的小型公司合作，來獲得工作空缺。鏈條上每一環的代理人都要扣下工人每月工資的一部分作為利潤。我用“勞力行”一詞，僅指從 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從事“新版”獵身業務的印度咨詢公司。

如果說早先的獵身（現場軟件服務）的主要功能，是為了填補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缺口，那么像板凳工人、中介鏈條等現象則反映了全球IT產業發展中的新邏輯。要理解這個新邏輯，我們必須超越IT業本身來看問題。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各個經濟部門的生產和管理的“去地域化”（即生產和管理不受地域限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廠商為趕上去地域化的潮流而產生對IT工人的巨大需求。同時，由于軟件包要適應不同項目的特殊需求而必須“客戶化”，這就需要 IT專業人員不斷從一個項目現場轉移到另外一個，把軟件包調試成符合當時當地情況的工具。如果說這是獵身業興起的技術性原因，那么高科技工業在1990年代后期的“金融化”,則是提供了獵身業興起的經濟動力。

在“金融”格局下，產業的興衰不完全取決于其實際的經濟業績，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股票市場的起伏所決定，這使得大規模的人員雇用和解雇成為日課。因此，IT工業所需要的不僅僅是能滿足缺口的勞動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個能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勞動力群體以在最短的時間內適應市場波動。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網絡公司的大起大落，獵身和板凳則成為業內的普遍做法。

除了這些經濟原因之外，獵身的興起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一方面，發達國家近年來大幅度改革它們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國IT專業人員；如美國在 1992年出臺H-1B簽證制度，允許外國專業人士在美國工作三年，然后可以續簽直到六年。超過一半的H-1B簽證持有者都是IT專業人士。但是另一方面，為保護當地的勞動力就業、盡量減低國家福利的負擔，政府仍舊對用人單位多有限制。比如在澳大利亞，公司不能在沒有確認工作職位空缺的情況下為外國工人提供入境擔保，而一旦工人入境，不管有沒有活公司都必須付工資，否則工人都能把公司告上法庭。

然而同時，IT行業迫切需要一個完全沒有阻礙的徹底“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獵身靠逃避國家的法規而解決了這一矛盾：勞力行把自己假裝成雇主，在沒有實際工作的情況下宣稱自己將雇用工人引進，讓他們“ 坐板凳”，這一做法使得客戶公司可以在任意時間挑選和辭退工人；在“中介鏈”中，勞力行的小頭目負責 “灰色操作”，大型的IT公司和職業中介代理因此避開勞動法規的制約，又沒有違法之虞。一個高度自由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必然是高度外部化的市場，即用人公司不直接雇用勞動力，而依賴于數目巨大的工人個體與眾多的大小中介隨時撮合，滿足用工需要；“中介鏈”的安排使得這樣高度外化的市場從用人公司的角度看變得有序和容易控制（比如說，用人公司一般只跟非常少數的中介聯系，出了問題知道該找誰）。中國國內近年來，在企業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利潤空間日益狹小、同時勞動力管制又逐漸規范化的情況下，勞務外包和勞務派遣應運而生，也有類似的原因。此外，由于移民工人自己承擔了流動和勞動力市場不穩定而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成本（比如接受“板凳費”而非工資），獵身對勞動力接收國的國家和公眾利益幾乎毫無損害。

這樣，勞力行不僅可以將工人從印度帶到另一個國家，比如說澳大利亞，而且還可以通過澳大利亞將他們送到第三國或者第四國。短時間內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完成多次流動，這對于其他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對于印度的IT工人卻稀松平常。獵身使流動的勞動力與流動的資本相匹配，獵身因此深刻整合入全球化的新經濟之中。這樣，獵身可以越滾越大。同時，獵身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員外流、勞動力輸出過程，而是一項技術服務項目，從而每個人的外流在統計上就直接體現為印度IT服務業的產值。

這顯然和中國科技人才的流動是很不一樣的。中國人才外流的主要途徑是留學生出國學習，是個體或者國家行為，根本沒有嵌入到國際的科技產業和市場脈搏中去；而中國人才近年的回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鼓勵，雖然科技園、技術投資洽談會等等意在鼓勵科技的市場轉化，但是其流動本身仍然沒有成為世界性的科技產業內部的一部分。中國的人才流動，基本上還是被看作人力資源的問題。

印度IT業的興起與“做人的生意”

獵身可以把IT人才外流和印度的IT產業發展直接聯系起來，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印度IT科技人員借獵身把自己轉變成企業家。在印度，IT人員是和原先科技人員很不一樣的一個新階層。印度早期的科技人才（特別是大量流到西方的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大部分是來自德里、孟買和加爾各答等主要都市的上層社會，他們崇尚知識，但是很象中國的士大夫，推崇為學術而學術，而不愿意涉足工商之事。而大部分的IT工人來自于印度的中小城市，大部分不是婆羅門，很多人有從商的家庭背景。相當多的IT人來自不講印地語的南部，他們對美國社會更熟悉、更向往，象比爾?蓋茨這樣在車庫里發起IT商業革命的神話在那里耳熟能詳。他們具有有很強的企業家精神。一個20多歲IT人員告訴我，他“心中燃燒著一股怒火”要自己做生意。

印度IT技術人員要做生意，但是不一定要做獵身的生意。事實上，大多數的勞力行老板告訴我，他們并不喜歡“做人的生意”；因為作為專業人士，他們希望自己的公司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技術公司，以開發自己的原創軟件包為最高目標。因為開發一旦成功，收益也將非常可觀。但是要開發具有重大商業價值的軟件包，所需要的資金量相當大，經濟風險也高，不是一般企業可以隨便涉足的，這也是為什么微軟可以如此穩固地壟斷市場的原因之一。并且即使公司把軟件成功地開發出來，營銷也將是一個更大的障礙。我問一位在澳大利亞的雄心勃勃的勞力行行主，他為什么還不能實現自己的技術創業的夢想，他解釋說：

市場銷售和程序開發完全是兩回事。打包銷售需要巨大的投資。你必須要有一大筆利潤讓給交易商。比如微軟Windows2000在市場上的售價是 120澳元，但微軟賣給我的華人供應商是85澳元，他再用115澳元的價格賣給我。軟件包的銷售必須要依靠這樣的銷售鏈。我們怎么可能去培養這樣的銷售鏈呢？

一般而言，要成功營銷一種軟件程序，其營銷投入可能要比開發這一程序高出四倍。一個新的企業很難躋身這個成熟市場。即使退一步，假如公司甘心做輔助性的技術服務而不是軟件包，公司也必須要和大的國際客戶有關系，取得他們的充分信任。對于身在印度的公司來說，讓有型的IT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就更加困難。

而獵身則不一樣。它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很低，只要有人，有信息就可以。同時，獵身生意中跨國性的“中介鏈”的結構使得小型的，甚至是單人的公司可以方便地進入市場。這有點象中國在1980年代鄉鎮企業搞“掛靠”的形式，鄉鎮企業名不順，不受信任，拿不到貸款，不得不“戴紅帽子”，裝扮成某個集體企業的隸屬單位，以進入受國家控制的有限市場。它也有點象目前的建筑行業，個體的包工頭可以進入大型項目，因為總承包商層層分界項目，層層發包。通過跨國的“中介鏈”，在印度的企業可以通過走進世界，并且可以順藤摸瓜，和一些巨頭公司掛上鉤。一位IT企業家非常看重獵身生意，他對我解釋為什么：

獵身能帶來快速的現金流，讓企業盡早開始資本的原始積累。同時，獵身又有效促進其他IT生意的發展。比如，在海外的勞力行經常利用板凳工人的免費勞動力，發展IT培訓以及嘗試性的軟件開發。從而，不同生意之間的重疊性成為勞力行經營的一個主要特色。隨著這些重疊性業務的發展，勞力行在勞務上的生意通常并不會發展擴大，有時甚至會萎縮，它們會把更多的資源投向其它IT業務；當這些勞力行升級為技術公司時，新的勞力行不斷成立，填補以前的勞力行遺留下來的市場，將更多的印度工人源源不斷帶入世界勞務市場。

“IT人”與印度的社會結構

對于在印度的勞力行來說，其最主要，也是最穩定的利潤來源，并不是來自海外的傭金，而是直接向工人們收取的中介費。勞力行向每個去美國的工人收取 10～30萬印度盧比（大約為1.75萬元人民幣之間），去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則需要10～20萬，去新加坡也要6～12萬。這還不算各種要隨時加上的 “附加服務”，比如每提供一封證明信、或者假證書，都需要1.5～2萬盧比。越是那些缺乏IT專業背景的，就越需要這些附加服務，所以也就越需要多付費。如果工人們超過規定時間仍不能夠付費，勞力行就會直接取消他們的簽證申請。因此，勞力行并不在靠向海外公司兜售勞動力（工人）來賺錢，其生意的本質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機會。

在IT業蕭條的時期，國外工作變得更加稀缺，但是勞力行向工人收取的費用卻變得更高，而不是更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們能辦出去的工人數量減少，因此要靠漲價填補收入上的損失。一位在印度等待出國的IT工人這樣解釋：“（正因為）現在拿到簽證更難了，所以你要付更多的錢！”

一些勞力行老板為了撐過蕭條期，他們甚至在自己的勞力行公司內部創造出比如“實習生”和“軟件開發師”這樣的職位，然后將其賣給失業的IT人。比如，要成為一個實習6個月的實習生，工人要給公司10萬盧比，而工人們的月實習工資只有2,500?3,000盧比。創造和出售內部職位可以帶來不小的利潤，幫助勞力行渡過難關。

我舉一個自己在2001年在印度調查時直接碰到的例子。M-站臺有限公司是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一家勞力行，老板名叫薩伊。M-站臺在2000年 10月之后就找不到海外的工作機會，人送不出去，經濟上沒有進項，在2001年初陷入生存危機。2001年2月份的時候，薩伊創造并出售了3個短期（4個月）職位，每個收費7萬盧比。由于人們在當時普遍預計美國經濟會在2001年7月左右復蘇，人們愿意掏錢買這些職位以期在經濟恢復的時候能被盡快被送往美國。4月份M-站臺又賣了2個工作，6月份則賣了3個。對于薩伊來說，光是這些賣工作得來的錢就是一筆數額巨大的現金，保證勞力行不會倒閉；更重要的是，這些錢使薩伊有能力進行風險投資，開始軟件開發的生意。

M-站臺很快得到了兩個軟件開發的發包項目，一個來自于州政府，另一個來自于當地銀行。薩伊能夠政府和銀行簽下項目，主要秘訣就是靠這些付費工人的免費勞動力，他要價很低，而且在項目完成之前不收取任何前期費用。靠著這些自掏腰包的工人們所提供的現金和技術，M-站臺隨后甚至開始開發軟件包，實現了公司在IT業務上的轉折性的突破。如前所述軟件包的開發經濟風險非常高，但是薩伊毫不擔心，因為那些技術工人是完全免費的：“如果（開發出來的軟件包）能賣出去，當然最好；如果賣不出去，也沒有關系。我不會賠掉任何東西……我培訓他們（工人們），任用他們，為他們出具證明，在每個環節上我都可以向他們收費。”同樣的原因，免費的，甚至是付費的工人們為小型IT公司進入國際市場起到了極大的助推作用。正是由于這些工人們在資金上的貢獻，勞力行不僅渡過難關，而且逐步發展。

那么，為什么IT技術人員會愿意掏這么多錢出國，甚至去買一個毫無保障的空口承諾呢？

當我向印度的一位前部長，同時是現在一個州的 IT產業方面專門顧問，提出這個問題時，他的回答是“他們又有什么其他的選擇嗎？”一位我所采訪的付費工人告訴我，如果沒有基本的工作經驗，他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他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的職業生涯就無法起步，正因為如此，花錢買工作這是他“唯一能夠獲得第一個突破的辦法”。

印度IT人熱切渴望移居國外，有它社會結構上的原因。印度的全國失業率在8%?9%之間，印度的“過度教育”和“文憑病”(即中上層家庭盲目追求高等教育和文憑，而與社會的實際需要脫節)是一個歷史性問題。異軍突起的IT業似乎給人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就業世界。如果能在大公司里找到工作，一名剛畢業的IT技術員可以拿到每月 1萬盧比的薪水；這幾乎是非IT企業里頂級工程師們的工資。我在海德拉巴和中產階級家庭聊天，我常常聽到某個IT人前往美國淘金、如何在一夜之間改變了全家人生活的故事。于是，在就業市場上掙扎的受過教育的勞動者紛紛涌向IT。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極大量的資源被動員起來培訓IT人才，私營技術學院瘋狂擴張。其結果是大規模的IT人才過剩和IT產業中的高失業率。在本世紀初，根據我的估計，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IT畢業生中，大約只有 40%的人能夠在畢業后的半年之內找到工作。官方估計的結果并不樂觀多少：有半數左右的IT畢業生處于失業狀態。一個具有碩士文憑的IT技術人員通過他小舅子的關系，在海德拉巴市一家中型公司買了一個職位，他說：

這（買工作）也不一定就那么壞。只要你別把自己弄得負債累累，到那家公司買個工作也不是什么壞事。至少你有了一份工作……如果你曾經是學校里的金牌學生（他自己曾是大學里的優秀生），而畢業后兩年了還找不到工作，你就會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

那么，為什么這些IT人員能夠付這么多錢？印度社會又從哪里組織起這么多資源培養這些IT人才呢？

首先，IT人員所占有的資源是歷史形成的不平等社會結構的一個折射。IT人員至少要有大學文憑，但是大學入學人口只占同齡人口的6%。從社會背景上看，盡管 IT人員不來自于社會最高層的精英，大概80%多的軟件專業人員出身于“先進”種姓（也即原來所謂的“高級種姓”），只有9%來自“落后”種姓（即原來所謂的“低級種姓”），這與“落后”種姓占印度總人口52%的基本事實顯然是極不相稱的。

其次，家庭成為資源動員的有效途徑。如果一個年輕人要接受IT培訓或者要出國，在家族圈子借錢將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別是那些已經出了國的IT人員，讓他們支持家族中的后來者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南印度，婚姻和嫁妝又是一個特殊的資源動員方式。IT工程師的嫁妝通常是非IT業工程師的身價的兩倍還多。如果IT新郎在美國，他的嫁妝額可以飆升到12萬美元，比在澳大利亞的印僑新郎多一倍。

第三，從更宏觀的層面看，農業盈余是印度得以培養出這么多IT技術人員的一個基本原因。在我調查的9個在印度南部沿海的村莊中，高等教育平均吸收了25% 左右的農業盈余。同時，在南部的一個州，大概80%的投入私立學院的投資來自于農業盈余。大多數私立IT學院是由大地主、教育者（比如退休校長）和當地政要們聯合興辦的。

農業所以可以產生大量盈余，又是和印度社會中高度不平等的種姓、性別和階級關系聯系在一起的。我在印度遇到的很多家庭，仍不允許低種姓的女仆做飯、甚至不允許她們進廚房，因為他們認為低種姓者是不干凈的，會“污染”食品。有時候一個家庭會雇傭不止一個女傭：低種姓的負責打掃衛生，而出身于和雇主相似的種姓的女傭則煮飯燒菜。種姓不平等使得大量的農業勞動力的報酬大大低于他們付出的工作，從而積累了大量的剩余價值，為地主（包括大量的居于城鎮的“不在地主”）提供了高額租金，使得印度能夠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產出大量的IT勞動力。

不平等的性別關系導致大量的婦女充當工資低廉的傭人。大多數婦女們的日常勞動——這些勞動對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對幼兒的撫育、病者的照顧，以及對日常生活的維持)——都是“無價”的，即不體現為貨幣價值。階級差別也非常巨大。在我所訪問的印度中小型企業中，不管是勞力行還是專業的IT公司，幾乎都雇用8?15歲的男孩，從事端茶倒水、購買午餐、清洗地板之類的工作，他們每個月的工資大概在500?800盧比之間。

如果說中國曾經通過政策上的“剪刀差”,對農村進行剝奪，那么印度則是通過文化上和意識形態上無形的剪刀差汲取剩余資源。

印度的“IT三角”與國際資本主義

獵身、印度IT產業、印度地方社會和國際資本主義之間的深層關系，可以從對一個印度IT三角的描述中體現出來。在所謂的印度IT奇跡里，有兩股并行發展并相互促進的力量：一方面，在印度國內，由以Infosys、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為代表的IT工業；另一方面，在海外，印度僑民經營的中小 IT企業蓬勃發展。這兩個部門都被作為全球化的標志性發展而被津津樂道，而大家對獵身都幾乎視而不見。而我要強調，印度IT業中的這兩股力量，事實上都依賴于一個“非正式的IT部門”。這個非正式部門的主體是勞力行。在印度的正式IT部門、在海外的印僑部門，和在印度的非正式部門，通過勞動力的流動而聯系在一起，一起構成了全球IT工業中的“印度三角”。

在這一三角關系中，低級別的非正式部門和印度國內的高級別的正式部門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它們之間的關系是通過一條跨國的環路：非正式部門中的勞力行將勞動力送往海外，它們靠此積累資源，進而向上流動到印度國內的高級別部門中去。這些低級別的非正式部門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它們通過把基層社會中的勞動力動員組織起來、送往全球市場，而汲取當地社會的剩余資源（主要包含在勞動力中），從而維系整個“印度三角”。

如果沒有這些非正式部門，海外的部門將不能招到廉價的熟練勞動力，失去其競爭優勢；印度國內的高級別正式部門則不但要缺失人力資源，還將喪失非正式部門企業在向上流動時所帶入的經濟資本。

和我們通常想象的不一樣，不是大型企業引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帶動地方發展，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主導型的IT部門建立在非正式部門的基礎上，而非正式部門又依賴于當地基層社會作為更大的資源基地。正因為如此，印度的IT業能夠迅速發展，并且在新千年來臨之際的全球市場蕭條之時堅持下去。在風險之中，非正式的部門將商業風險分攤到工人們的頭上，甚至通過向工人賣工作這樣的方式，讓工人向資本家直接貢獻金融資本。

印度的“IT三角”與東亞地區的 “地方-全球”的經濟關系顯然不同。乍看起來，彼此十分相似：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是東亞地區經濟騰飛的基礎，類似的，IT工業也是外向型的，而且因為其增值率更高，它被看作對經濟增長具有更強的帶動力。但是，在東亞地區，“地方-全球”的經濟聯系一般體現為直線型的垂直關系——大公司從全球市場上接到訂單，然后把訂單中的某些部分轉包給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務分解，發包給更小的公司。這樣，小制造商、甚至是家庭企業都可以加入全球市場；這種情況在中國——不管是臺灣還是大陸的東南沿海鄉村工業較發達的地區——體現得尤為明顯。

這種模式里當然也包含剝削關系，但是這種模式創造了相對廣泛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它在保證高較就業率的同時，實現了速度比較快、覆蓋面比較大的經濟發展。然而，在印度的IT三角中，絕少有財富資源從全球市場流入地方基層社會；相反，基層的經濟價值被源源不斷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發達世界。該三角還顯示出，印度的IT工業高度依賴于國外市場，而與國內市場的關聯則十分有限。

我所遇到的多數印度IT人都認為，如果印度的總人口減少一半，而像他們這樣的“能干的”、“有競爭力的”IT人才又增加一倍，印度就會自然變得跟美國一樣繁榮。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那些被他們看作是包袱的另一半印度人不復存在，他們IT自己也會失去競爭力，被世界市場拋棄。

正是階級、種姓和性別的嚴重不平等，使得從全社會動員吸取的剩余價值集中到這樣一個人數有限的精英群體中，從而生產出具有特別競爭力的IT勞動力。因此，在下列的幾個人群中很難說究竟誰對硅谷的輝煌做出了更大的貢獻 ——是那些出身“賤民”種姓的在印度的清潔女工，是身在美國、持H-1B簽證的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還是走運時日進斗金的美國風險投資家？

我質疑人才決定論，但是決不是要否定人力和人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人才決定論、所謂IT靠人力資本而無須金融資本的說法，把人簡單化約為要素，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生產IT勞動力的本身需要大量的、長期的投資。我之所以稱其為“生產”，是因為這個過程是一個集體性的工程，涉及到制度性的安排，同時它構成當地經濟與社會生活整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在去印度之前，心里也有一個問號：在國際上和印度官方炒得轟轟烈烈的IT熱，普通老百姓是不是關心呢？我在印度基層看到了實實在在的IT熱；但是它熱的不是關于IT的產品或者產業，而是IT人：青年人爭相要當IT人、拿國際水平的IT工資。不均衡的國內社會結構造成了這一特別強烈的愿望，促成了剩余價值從社會低端向高端的轉移，使得IT業在短期內快速發展。IT業反過來也確實給印度帶來了新的發展動力。只有關注關于人的生產的過程，我們才能理解國際資本主義的復雜性，理解資本主義激發財富的功能和強化社會不平等的后果，是如何通過一系列社會和文化的機制，在跨國范圍內相互纏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