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美國的失業問題是單純性失業問題，所以，政府一系列傳統策略的經濟刺激計劃，盡管可能帶動經濟增長，但卻幫助不了就業。也因此，奧巴馬政府不得不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此次到美國，住進華盛頓五月花酒店的第二天一早，打開電視中Washington Journal頻道，正好直播奧巴馬亞洲之行前白宮演講，內容是針對美國勞工部當日公布的就業數據。勞工部數據顯示，10月份美國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5.1萬人，這是自5月以來的首次凈增長。不過，10月份的失業率仍維持在9.6%的高位。在演講中，奧巴馬一方面認為最新的就業數據令人鼓舞，但另一方面承認失業率仍然高得讓人無法接受。他還表示，對任何有助經濟和就業更快增長的建議和意見，他都持開放態度。
接下來的10天時間里，我接觸到美國各色人等。其中的有識之士都認為，美國經濟面臨最大挑戰并非經濟增長，而是單純性失業問題。因為在美國，傳統“奧肯定律”（GDP每上升2個百分點，失業率會下降1個百分點）已經失效，當下的經濟增長已與就業率幾乎沒有關系。底特律一位工程師指著滿大街跑的日本車與德國車對我說，不要以為真是金融危機導致美國失業，底特律的汽車公司不過是利用金融危機關閉了早就沒有訂單車型的生產線而已；更不要以為金融危機過去了美國就能恢復高就業，因為關閉了的生產線永遠也沒有機會再重啟。
為什么美國經濟會出現單純性失業問題？這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產業結構變化有關。剛出版的《哈佛商業評論》載文指出：199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產業結構仍然能夠維持“實體性（Industry）”與“本土性（Location）”。遍布美國本土的制造業主導著美國經濟增長，也因此，經濟繁榮就同時意味著就業率高。但經過十幾年的經濟全球化，美國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金融服務業與IT等勞動力密度極低產業轉而成為美國主導產業；與此同時，企業由本土向全球擴張。原先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及其生產線，更是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從本世紀開始，僅存在美國境內的汽車企業也開始因其勞動力成本奇高以及技術落后而陷入困境；而一些有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也開始進行外包生產。尤其是IT業，其軟件開發部分幾乎都外包給了印度，因為印度的勞動力成本僅為美國本土工程師的1/4。此時，企業利潤以及GDP增長就已經帶動不了美國本土就業。
更麻煩的問題在于，企業利潤全球化，已經使得美國國內企業主與勞工階層之間曾經有過的相互依賴關系變得松散甚至相互矛盾。企業主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自然想更多雇傭或將生產外包給相對成本更低的國外勞工；而美國勞工權利保護制度，不僅限制了企業主解雇本土工人，而且還要求企業主隨著國家GDP及通脹增長，不斷提高勞工福利與薪資。也就是說，從生產效率看，美國已經處于“隱性失業”。只不過資方囿于美國國內嚴格的勞工立法以及強大的工會勢力而不敢隨便裁員。就在雙方處于膠著狀態時，一場金融危機不期而至，正好給了企業主大規模關閉本土生產線以及裁減本土員工的機會。于是，危機前的“隱性失業”，就變成了危機中及危機后的顯性失業。
舊金山硅谷一位電腦工程師對我說，包括英特爾、Google、蘋果在內的各大公司，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利潤開始快速增長，但他們非但沒有增加美國本土就業，反而仍然在處心積慮設法裁員，就是因為這些企業已嘗到了利用發展中國家低廉勞動力成本的甜頭。尤其是蘋果公司，因推出iPad、iPhone、iTouch等系列產品致使利潤翻番，但其產品幾乎都在中國深圳富士康這樣的企業生產。所以，公司利潤增長及其所帶動的國家GDP增長，當然與美國本土就業率無關。
正因為美國的失業問題是單純性失業問題，所以，政府一系列傳統策略的經濟刺激計劃，盡管可能帶動經濟增長，但卻幫助不了就業。也因此，奧巴馬政府不得不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過去支持貿易保護主義的企業主，現在不但不領奧巴馬政府的情，反而因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妨礙企業主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利潤而反對政府。這也是民主黨此次在國會選舉中大敗的原因之一。
當然，單純性失業及其無解的最嚴重后果可能是社會性的。有部分美國人曾經傲慢地認為，落后國家中存在一部分“垃圾人口”，他們不會也無法從事生產性活動，只能靠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援助”或救濟等形式喂養。但現在情況變了：更多美國人可能會蛻化為“嬰兒人”。他們無法找到也不需要工作，靠美國公司上交給國家稅收養著就行。這可能是未來美國人面臨的最大挑戰。
（作者系中國國防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多家媒體財經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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