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期下 《中國集體經濟》雜志
近五年來，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斷膨脹，節節攀升的房價帶動地價持續走高，地產成為最有價值的財富，造就眾多億萬富豪。在“土地財政”的刺激下，地方政府也充當了土地分配的幕后推手，政府、開發商和農民的土地糾紛日趨白熱化，大規模群眾上訪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威脅社會安定。世界經濟史證明，合理分配土地是實現工業化的關鍵，土地均等分配是社會穩定和工業化的基礎。本文研究了巴西的土地集中及其嚴重后果，希望為國人提供借鑒。
一、巴西的土地集中
巴西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人口1.9億，國土面積850萬平方公里，絕大部分地區氣候溫和多雨，土地平坦肥沃，是發展農牧業的理想場所。巴西可耕土地4億公頃，用作農業的耕地只有5900萬公頃，農業發展潛力巨大，被稱為21世紀“世界糧倉”。
巴西土地雖然面積廣闊，但土地的占有十分不平等，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1990年巴西土地占有的基尼系數高達0.86，而印度為0.59，孟加拉國是0.42，阿根廷是0.85，哥倫比亞是0.77，英國是0.62，美國也只有0.75。根據巴西土地開墾與土該局（INCRA）的數據，1995年巴西共有農場311萬個，占地面積3.3億公頃，其中占地面積在1000公頃以上的大型農場占總農場的數量不到1.4％，占地面積達到了總面積的50％；占地面積小于100公頃的小型農場占總農場數量的86％，占地面積卻不到總面積的18％。一些巨型地產主占有的土地數量高達數百萬公頃，比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國土面積還大，如帕拉州農業企業家塞西利奧•多雷戈•阿爾梅達一家擁有400萬公頃土地（世界上43個國家的國土面積小于400萬公頃）；阿克雷州農場主彼得羅•阿帕雷西多的土地有210萬公頃；伯南布哥州的科埃略家族的土地130萬公頃；圣保羅州的奧托家族擁有土地43.8萬公頃。此外，巴西農村約1/3的人口（共計480萬個農戶，1200萬人）一寸土地也沒有。
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巴西土地集中秩序十分混亂，充滿了暴力和血腥，大地產主和政府官員相勾結暴力手段掠奪小地產主的土地。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勒內•杜蒙教授在考察了巴西農村以后，曾經詳細而真實地記述了巴西土地集中過程中存在的弱肉強食現象：
“人們為了掠奪土地是不擇手段的。首先采取的是恫嚇。向土地持有者表示愿意支付為數很少的賠償金，這筆錢還不足以賠償他們開發土地的勞動價值。如果他們還不想放棄自己的土地，就放火焚燒他們的教堂，接著燒掉房屋，最后殺掉他們，毫不留情。1980年8月初，我們抵達格亞斯前不久，當地警察局長領了手下的一幫人馬乘卡車到城北20公里的一個村落，用卡車把那里的土地持有者全家老小連同家具統統運走，去向不明，隨即燒毀房屋，有的連家具也付之一炬，這是地地道道的掠奪。此后，警察局長便把土地圈為己有。一般情況下警察是為富人效勞的，有錢人也不是讓他們白干，這個警察局長卻寧可利用手中的權勢自己干。”
二、巴西土地集中的路徑依賴
巴西土地集中根源于葡萄牙的殖民時期。當時葡萄牙王室將所有土地和土地所有權納入王室所有，但卻無力經營此大片土地。因此，王室頒發給私人所謂的使用權狀。使用權狀不具有永久性，同時有固定數量，規定土地不能廢耕，產物的1/10繳交王室為租金。擁有使用權狀的人負責農業土地生產，特別是供應母國的原料，如甘蔗或棉花。這種授權制度在巴西形成了許多大型熱帶栽培農場，是巴西大種植園的最初形式。因此巴西大地產制度是具有歷史原因的。
1850年巴西政府將使用權狀改為私產，同時將所有剩余土地定義為國有地，只能經由買賣才能成為私產。這種土地分配方法一方面，強化了殖民時代的土地結構，另一方面，透過土地買賣原則，使無資本的老百姓根本無法獲取耕地。獲得利益的只有富裕的咖啡生產大農場，他們不僅獲取了廉價土地，還因此獲得了廉價的過剩勞動力。
1961年古拉特出任巴西總統，大力推行土改，企圖重新分配土地，甚至把自己的部分土地拿出來分給無地農民。結果，古拉特土改措施激怒了大莊園主，1964年４月大莊園主控制下的軍隊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開始了長達21年的軍事獨裁統治，大地產制度不但得以持續，還因為大地主直接控制了政權而得到加強。
20世紀90年代立以來，巴西雖然恢復了民主制度，但是莊園主在巴西政治中仍然擁有決定性的力量，聯邦議員中大約三分之一是莊園主，“法院也往往是農場主的朋友”，這就使得巴西的土地改革十分緩慢。1996年11月19日，聯邦政府頒布農村土地稅新規定，對擁有5000公頃以上未耕地的莊園將課以相當于地20％的稅；如果莊園主在五年內不納稅，其土地將被充公而納入土改計劃。然而此舉受到莊園主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們揚言在討論政府改革方案時將不予以合作。巴西土地問題的解決仍是遙遙無期。
三、巴西土地集中的社會經濟后果
巴西土地集中直接激化了農民和地主的沖突，同時殃及城市，土地集中驅趕失地農民流向城市，形成貧民窟，滋生了黑幫犯罪組織，嚴重威脅著社會安全。
（一）農村暴力沖突不斷
巴西無地農民與大莊園主的暴力沖突也從未停止過，軍警對農民的鎮壓也沒有停止過。由于軍警的鎮壓，1972年巴西土地矛盾激化，北部農民組織了大規模農民游擊戰爭，與軍政府對抗三年之久，后來由于軍政府的圍剿而失敗。
1984年無地農民組織了全國性的“無地農民運動”（MST），統一領導巴西的土地運動，主張武力奪取大莊園主的土地。同時，大莊園主為了應對“無地農民運動”，建立了“農村民主聯盟”（UDR），主張武力捍衛自己的土地，與無地農民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沖突和鎮壓導致大量農民傷亡，據統計：1980-2000年間，共有1520農民在沖突中死亡。
2002年3月幾百名沒有土地的巴西農民和“無地農民運動”組織成員侵入了總統費卡多佐家族在米諾斯州的莊園，要求政府劃撥土地、實施土地改革。配備有直升機的300多名軍隊士兵和聯邦警察包圍了莊園，逮捕了16名涉嫌策劃這起事件的“無地農民運動”成員。政府把這次抗議定位為“恐怖活動”，卡多佐總統本人也對此事表示遺憾和震驚，并稱這種行為是對民主的褻瀆。
（二）城市貧民窟日益膨脹，黑幫犯罪肆無忌憚
土地集中導致大量農民無地可種，只好大批涌入城市，巴西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城市一時之間無法吸納如此大量的移民，移民只好自己動手在無主土地上搭建貧民窟。1987年全國約有2500萬人居住在貧民窟，2000年巴西貧民窟增加到了3905個。貧民窟都被黑幫控制，是犯罪的溫床。
由于高犯罪率，巴西的監獄人滿為患。巴西犯罪科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塞吉奧•馬茲納說：“我們每15天就需要建造一座新監獄來關押新囚犯。”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監獄變成了黑幫分子的“訓練營”。巴西第一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1993年就成立于陶巴特囚犯管教中心。該中心關押的都是在其他監獄中殺人或者制造騷亂的“問題囚犯”。當局將他們集中起來，希望方便管理，但適得其反，反而成了黑幫的搖籃。目前該組織有12.44萬成員，2006年5月，在圣保羅制造了大規模襲警事件，7天內制造了229起騷亂和82起監獄暴動，造成400人喪生。
巴西黑幫數量眾多，基本都是占山為王，在各自控制的地區內從事毒品交易和軍火買賣。黑幫裝備有機槍和防空武器，半自動步槍和手榴彈更是司空見慣。2009年10月，里約熱內盧警方與黑幫販毒集團發生交火，黑幫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擊落了警方的直升機。黑幫犯罪已經成了2016年巴西奧運會的最大威脅。
（三）農業生產效率低下
大農場主主要從事盈利較高的出口農業，廣大中小農業生產者多從事糧食生產，形成二元農業生產結構。土地的集中并沒有像許多經濟學家想象的那樣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因為大莊園中土地利用率很低，而且經營粗放，作物產量很低。1972年1000公頃以上的大地產雖然占注冊土地的42.65％，但只生產了玉米的7.5％和咖啡的7.9％。作為農業大國的巴西糧食不能自給，每年仍然需要大量進口小麥，2000年進口小麥785萬噸，2001年730萬噸，2002年676萬噸，占到了國內需求量的69％（數據來源：世界糧農組織食物平衡表）。
（四）畸形的“經濟奇跡”
1964年４月大莊園主控制下的軍隊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開始了長達21年的軍事獨裁統治。軍政府鎮壓農民和工人，通過土地集中創造更多剩余勞動力，壓低工人工資，提高資本利潤率。同時大肆據借外債和引進外國資本，強制推進工業化。1968-1974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11.2％，被西方國家譽為“經濟奇跡”。但是巴西的“經濟奇跡”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嚴重依賴外國資本，80年代中期外債高達1000多億美元，1974年外國投資占全部社會投資的34％。畸形的發展導致貧富差距十分懸殊，1989的基尼系數高達0.63，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1973年石油危機導致國際美元回流，國際市場上資金短缺，利率上升，巴西債務負擔越來越重，經濟增長也隨之戛然而止。此后30多年中巴西被高通脹和高犯罪所困擾，1975-2007年，人均GDP增長率只有1.2％（數據來源：世界糧農組織食物平衡表）。
四、結束語
最近兩年來，隨著地方財政的惡化，部分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以新農村建設為借口，強制低價征收農民耕地，高價賣給開發商，以“倒賣”土地維持政府運轉。這對中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之所以沒有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應該歸功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有上億的進城農民工，當他們在城市沒有工作可做的時候，就流回農村，依靠微薄的農業經營維持生活，而不至于鋌而走險。中國數千萬的貧困農民分散在幅員遼闊的農村，按照巴西的發展歷史，土地集中將會把這些極端貧困的農民趕到城市里來，集中住在貧民窟內，自然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威脅社會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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