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現代化“撕裂”墨西哥
于海洋
2010年11月09日 中國經濟周刊
10月對于墨西哥而言是血腥的，毒品販子把戰火燃燒到剛剛渡過200年國慶的首都新墨西哥城。僅10月28日一天，就有11位無辜居民喪生于毒販示威性的屠殺。
在付出了3年2.8萬人死亡的代價后，和平并未眷顧墨西哥，包括現任總統卡爾德隆在內的幾乎各派政治家們都心灰意冷地公開做出了探討毒品合法化的妥協姿態。
但與許多人的觀感相悖，這個法制尊嚴被嚴重踐踏、受困于毒品戰爭的國家，同時還是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國家，一個自由的現代化發達國家。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一個范本，墨西哥的遭遇就像一個沉重的預言，迫使著邁向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道路。
發展強勁的自由市場國家
1982年墨西哥正式結束了內向的進口替代型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大踏步地走向自由主義經濟道路。依靠著毗鄰美國、連接美國與拉丁美洲的區位優勢，以及市場規模大、熟練勞動力供應充足的比較優勢，墨西哥迅速成為了美國國內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
1992年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成為墨西哥經濟開放最有力的階段性成果，墨西哥不但在吸引國外投資、技術及其他生產要素方面更加便利，其抵御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也在北美自貿區體制的保護下大為提高。這使墨西哥的發展前景更為明朗，也更為穩健。
邁入經濟發展快車道的墨西哥成為拉美最為成功的經濟體之一，按照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早在2000年，墨西哥的第一次現代化實現程度就已經達到了98%，進入了初等發達國家的行列。2005年，墨西哥已經成為全球第十三大經濟體。就在全球經濟危機肆虐的2009年，墨西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是達到了10234美元，居世界第57位。
更令人驚訝的是，當美國依然在高失業率低增長的泥沼中徘徊的時候，槍聲不斷的墨西哥卻已率先跳出了衰退的陰霾，一派欣欣向榮的繁華景象。墨西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2010年7月工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4%，連續8個月實現增長；8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ICC)8.8%的同比增長，更是創下了四年以來的單月最高增幅。
難能可貴的是，墨西哥經濟的恢復性增長主要是依靠制造業實現，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拉動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表明墨西哥的國民經濟健康程度極高，市場而非政府才是經濟生活的主要動力。
現代化沒能遏制毒品戰爭
為什么一個高度自由主義化和民主化的國家，毒品戰爭造成的傷亡卻與伊拉克、阿富汗相仿佛？“墨西哥離上帝如此之遠，離美國卻如此之近。”墨西哥政府通常這樣解釋毒品經濟生命力頑強的原因。
據統計，墨西哥毒販子們拼命捍衛的是一個保守估計達4000萬“客戶”、銷售規模超過800億美元的超級市場。癮君子包括超過470萬墨西哥人和3500萬美國人。
重要的是這個市場的規模還在急劇擴張，這在墨西哥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的市場不但刺激著墨西哥毒販，美國的反毒政策同樣滋長了毒品犯罪的氣焰。
為了減輕自身的壓力，美國對吸毒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卻要求墨西哥積極打擊販毒行為。在墨西哥政府幾乎抱著與敵攜亡的態度拼命和毒梟作戰時，美國人還很不仗義對武器走私漠然置之，墨西哥政府迄今為止已經繳獲了8.4萬件武器，它們大多來自美國。最使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隆傷懷的是，墨西哥執法部門在前線流血拼命，美國加州卻在立法準備讓大麻銷售合法化。要知道，大麻可是占了美墨毒品貿易約一半的份額。
美國的開門揖盜、兩面三刀固然讓墨西哥反毒戰爭顯得十分悲情，但把困境完全歸咎于外因也確實有很多解釋不通的地方。
是什么讓這個國家30%的領土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是什么讓一個經濟成功的政府在安全方面問題嚴重？掃毒活動已經進行了快4年，但毒梟們前赴后繼，在戰火中建立了一支超過10萬人的步兵，要不是因為毒梟武裝把內訌當做與政府軍作戰同樣重要的任務，其可動員作戰人員數量已經超過了政府軍(墨西哥三軍共13萬人，其中包含大量的后勤保障及文職人員)，所以，53%的民眾相信毒梟會贏也就不足為奇了。
常識告訴我們，開放的市場經濟對于法制的追求是毫無疑問的。現在，人們熟悉的常識被墨西哥殘酷的現實顛覆。只有墨西哥自身的經濟與社會現狀才能對這種反常識的狀況作出應有的解釋。
不充分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撕裂
墨西哥的經濟繁榮與毒品戰爭看似荒謬地在這個國家共存著，互不干擾。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國家并存著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社會結構甚至生活模式。
除了一個治理良好的外向開放的墨西哥(它與北美自貿區乃至世界經濟體系和諧地共存互補)外，還有一個法制尊嚴蕩然無存、灰色經濟甚至黑色經濟主宰人們生活的墨西哥。這兩種社會結構都已經深深扎根在仙人掌之國的領土之內，并形成了一種基于彼此分離的平衡狀態。毒品戰爭走向僵局，在一定意義上表明卡爾德隆恢復社會統一的努力與能力之間存在著差距。即便沒有毒品戰爭，游擊隊的活躍和每年50萬人規模的非法越境也足以佐證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社會分裂。
是什么造成了墨西哥社會的撕裂？墨西哥賴以成功的現代化模式可謂功過參差。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墨西哥實現了制造業的輝煌，順利地與美加等國實現了產業接續，但是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在對最貧窮人群毫不客氣地剝奪下完成的。
統計數據顯示，在1995年—2005年墨西哥制造業創造生產奇跡的十年里，制造工人的實際所得不但沒有絲毫增長，反而總體萎縮了2.6%。卡爾德隆政府在2009年的統計顯示，墨西哥平民中的極端貧困者在2006年—2008年間由1380萬上升到1950萬；更廣泛意義上的貧困人員(諸如無法負擔學費、交通和房費者)數量，在此期間由4260萬增加到了5060萬。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繁榮時代里，墨西哥的GDP總量空前上漲，但如果從不同人群的GDP貢獻率來看，占全國總人口23.5%的農村人口僅能創造GDP總量的2%。
各種數據表明，在墨西哥的農村和城市中，存在著一個基數龐大且貧困狀態已經固化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中包含低收入的工薪族，他們依靠勞動性收入過活，但國家的收入分配結構卻向著有利于資產收益的方向發展：從1982年—1995年，工資收入所占比重由42.6%降為28.3%；這個階層包含占全國人口10%的印第安原住民，他們在私有化和圈地浪潮中失去了原有土地，不得不扛起武器組成名滿世界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這個階層還包含非法越境者，他們躲避美墨兩國的執法人員、忍受蛇頭和美國雇主的剝削，每年郵回家的美元成為墨西哥第二大外匯來源和國家金儲平衡的關鍵。
現代化和國家的發展長期沒有惠及部分人群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更為嚴重的是，墨西哥沒有為這一人群融入主流社會提供必要的支持。因為墨西哥一直執行著最為嚴格的最低工資制度，低收入者的職業變動很難帶來收益增加，這使自由化的獲益者和受損者群體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封閉了。
30多年的封閉在墨西哥創造了一個國中之國。沒有希望的、對國家喪失信心的和被排除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的社會階層，很自然地擺脫了法制框架的約束。在市場經濟體制外的灰色和黑色地帶，成功有了一種新的定義。毒梟們、游擊隊員、偷渡者，形形色色的法制外“能人”引導了這個階層的價值取向。毒品經濟，成為社會抗議運動的一個惡的副產品，也形成了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和符號。
今天的墨西哥毒梟們不但建立了軍隊，而且建立了信仰。“販毒教父”米蓋爾·安格羅·菲利克斯·加拉多在宣揚毒品價值時不忘“教誨”政府，“我們必須牢記，不能只有鎮壓，而沒有醫療保障、公路和安全。”圣馬維德——毒梟們的守護神，已經成為墨西哥這個天主教國度里可以和絕望之人的守護者圣猶達·達德一樣受膜拜的圣徒。
墨西哥的現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均衡、不充分的現代化在很長的時間內喪失了靈魂。它非但沒有起到凝聚社會反而起到撕裂社會的消極作用。卡爾德隆意識到了這一點，其實他的前任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當一個社會已經形成壁壘森嚴的隔膜后，救助與支持顯得無力而軟弱。陷于戰爭而無力自拔的墨西哥，必須為后現代化的國家尋找一種社會性的和解，才能挽救公共安全。但已經遲到的和解要想普降仙人掌之國何其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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