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政治運動：“原教旨主義”何地何時以及為什么出現?

新宗教政治運動：“原教旨主義”何地何時以及為什么出現?

作者：尼柯·凱迪  郭蓮  譯

《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9期

 　　美刊《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第40卷第4期刊登了美國學者尼柯·凱迪題為《新宗教政治運動：“原教旨主義”何地、何時以及為什么出現?》的文章，論述了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定義以及其出現的地點、時間及相應的原因。文章認為，新宗教政治運動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人們重新重視傳統宗教，認為其能解決現代社會日益嚴峻的危機，并力圖取得政權，其意識形態既非自由主義也非社會主義。而是保守主義。作者認為，新宗教政治運動是1970年之后發展壯大的，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的社會主義遭受到歷史性失敗。而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制卻在全世界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對政府不滿和失望，于是人們轉而回到傳統宗教中去尋找認同和解決辦法。文章內容如下。
　　
　　一、有利于宗教政治運動發展的世界趨勢
　　
　　當我們討論宗教政治運動時，常常會列舉一些有利于這些運動在近期產生和發展的世界趨勢，下面就列出了在許多地區出現的一些這樣的趨勢。人們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強烈地感受到其中的一些趨勢，而對于另一些趨勢，人們在一些地方卻感受的不那么強烈，例如，一直持續到1998年的發生在東亞的最初兩次宗教政治運動。這些趨勢如下。
　　第一，雖然近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大(這是造成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提高了世界生產的總產量，但是不同的地區、階級、種族和性別卻發展得不平衡。在大部分地區，伴隨著工作不穩定和被迫移民現象的出現，收入分配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大，這些因素都造成了公眾的不滿情緒和對身份認同的擔憂。
　　第二，出現在發達國家、中東、南亞大多數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減緩、停滯和不穩定現象，加大了公眾的不滿情緒，激發了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產生，這樣使得一些地區的人民趨向于民族主義，而另一些地區的人民則趨向于宗教政治思想(常常與民族主義混合在一起)。
　　第三，日益增長的移民現象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標準，但是卻造成了一些其他緊張壓力。城市化的移民和國際移民都經歷了偏見和歧視，這就激發他們產生了反對現有思想體系的思想。如同印度錫克教徒在加拿大開展了宗教政治運動一樣，有些宗教政治運動最早都聚集發生在國外。對于那些離開家園由農村轉入城市的移民來說，“原教旨主義”看上去似乎比世俗的民族主義更加熟悉。有些地方還發生了反對移民的宗教政治運動。
　　第四，婦女在生活方式、工作、婚姻和母親角色上有了更多的選擇，這在減少了男權制所帶來的問題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壓力，例如，離婚率的上升、婦女不能很好地照顧孩子，以及對男性特權提出了具有爭議性的挑戰。這些現象激發一些人產生了對事情原來樣子的懷舊情緒，而近期在家庭結構上出現的一些其他變化也使得年輕人更加獨立，更加渴望找到新的身份認同。
　　第五，世俗國家權力的持續增長在帶來了一些社會效益的同時，往往會偏重照顧了一些群體，但卻又建立了一些被許多其他群體反對的規章條例。政府常被公眾指責應該對國家發生的社會、經濟變化負責，而無論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政府都沒有成功地解決國家內部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所以公眾就轉向去尋找一個新的但又熟悉的思想體系來取代對政府的期望，無論這種思想體系是右翼的民族主義還是宗教政治思想。
　　第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城市人口的增長使得許多人能夠更加有效地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這一點有利于宗教政治思想體系的產生，因為這些宗教政治思想體系讓人們覺得似乎比較熟悉，而且追隨這些新的宗教政治思想的人還能夠聲稱自己的觀點在道義上占優勢，并且還可不受無信譽的國家和政黨的控制。
　　第七，全球文化的同質化使人們在基于“認同政治”的基礎上對社會作出了一些反應，其中包括更多地擁有民族主義和宗教政治思想，因為人們認為這些思想比現行的世俗制度能更好地表達他們的需求，而現行的世俗制度則比較贊賞普世的西方現代價值觀。在一些地區(如斯里蘭卡和前南斯拉夫)，宗教、民族、語言的分裂幾乎同時發生，這更加加大了分裂的程度。許多人還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和理解危機現象，他們認為道德危機是需要用宗教的方法來解決的。
　　第八，南半球國家人民健康狀況的改善導致了那里的人口數量的增長，而人口數量的增長又帶來了新的壓力，也使得人口特征呈現出由更多非常年輕的群體構成的趨勢，而這些年輕人也正是這一地區宗教政治運動的主要支持者。
　　在這些運動中，沒有一個運動是具有了上述所有的趨勢才發生的，可這些趨勢因素又都包含在每一個以不可預期的方式積極發展的運動中。為了能夠比較這些運動，本文必須強調這些運動所具有的普遍因素而不單獨闡述每一個運動所具有的獨特特征。
　　
　　二、為什么宗教政治運動會
　　
　　出現在它們現在所出現的地方?
　　如果我們要尋找那些最能表現“新宗教政治”思想的運動，我們會發現這類重大的運動主要都發生在美國、南亞、穆斯林世界和以色列。在穆斯林世界，最強大的運動發生在中東，而到目前為止，發生在東南亞、非洲和中亞的運動還不那么突出。在拉丁美洲最盛行的解放神學與那一地區的國教及國教教義相比是不同的，它在思想意識上不那么傳統，而是表現出更加(不是更少)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無論是自由主義運動還是社會主義運動，都與“新宗教政治”運動強調保守主義和遵循具有不變的一致性的宗教教義的理念不吻合，所以盡管基督教民主黨和其他那些接受現存的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制度的黨派與溫和的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區別界限并不嚴格，可我們仍不把這些黨派包括在“新宗教政治”思想或運動中。
　　基于對原教旨主義概念的不同定義，有一些學者把這一概念限定后特指那些只信奉一個圣典經文的一神教宗教，所以他們把印度教和佛教復興主義運動都歸入另一類別。鑒于我所強調的不是一神教的圣典經文至上主義，而是宗教政治、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理念，所以我把信奉民族主義的印度教徒、印度錫克教徒和佛教徒都包括在原教旨主義概念中了。在南亞地區發現了一些信奉種族集團主義或宗教民族主義的人，他們和那些最近為奪取政權和國土而斗爭的國家中的一神教教徒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些人包括以色列的猶太人，以及東南亞、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地區的穆斯林。盡管沒有規定說什么是可比較的，但是因為印度教教徒、南亞佛教徒和部分信奉圣典經文的錫克教徒所參加的宗教政治運動符合“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定義，所以把這些人和他們所參加的運動都包括在“新宗教政治”思想和運動中是十分有用的。如果省掉了南亞國家就意味著不能全面理解新宗教政治運動，因為我們可以從研究南亞地區的宗教民族主義(種族集團主義)而獲得對新宗教政治運動更多的理解。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第一個重要思想家——毛拉毛杜迪(賽義德·阿布·阿拉·毛杜迪)就來自同時也反映了這樣一個種族宗教復雜的環境和背景(而早期出現的埃及穆斯林教友會并沒有產生出如此全面系統的思想學說)。毛杜迪是第一個把如像“伊斯蘭國家”這樣的主要概念理論化的人，他極大地影響了埃及和阿拉伯宗教政治運動的主要理論活動家——賽義德·庫特卜。
　　看一下美國、南亞、以色列和穆斯林世界，人們會對這些地區所存在的主要差異感到非常震驚，而且這種震驚遠遠大于對這些地區的相同之處的震驚。正像這些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歷史都非常不同一樣，這些地區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宗教。美國是一個經濟發達的超級大國并控制著其他地區；以色列經濟發達，有著一個受迫害與處于統治地位兩者混雜的歷史經歷；南亞和大多數穆斯林世界的國家更加貧困而且也更加欠發達，并且都經歷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歷史階段。盡管發生在這些地區的宗教政治運動反映出了這些差異，但是伴隨著第三世界國家反對西方化，并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看作是新殖民主義侵略的文化武器，這些地區的宗教政治運動也呈現出了一些主要的相似處。在這些非常不一樣的地區都發現了新宗教政治運動，特別是這些運動的出現似乎都不是因為某一個原教旨主義文化對另一個文化的直接影響而造成的，所以人們會問，這僅僅是一個偶然現象還是一個時代的發展趨勢呢?或是我們沒有在恰當的地方尋找可比性的特點呢?
　　導致新宗教政治運動產生的特點包括上文列出的那些特點，例如，在面對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化時，人們試圖尋求一種安全的認同感；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婦女地位、家庭和性道德標準的變化；世俗的中央政府的權力不斷加大可又常常不受國民的歡迎，以及這些政府未能滿足他們國家國民的經濟和文化需求。我們是在討論新宗教政治運動時強調了上述特點，可是其中的許多現象就如同它們存在于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強大的國家中一樣，也存在于那些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不強大的國家中。因此，這些特點因素并沒有回答為什么這些運動會出現在它們現在所出現的地方這一問題。所以，盡管這些特點因素很重要，我們也不再重述它們，而是把它們假設成是許多出現了重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和沒有出現重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國家所共有的背景。
　　我先提出一個解釋性的假設：到目前為止，重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在最近幾十年中僅發生在那些大部分人口都信仰和強烈認同超自然的一神教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近期還必須具有下述其一或者兩者都有的現象。第一，該地區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口認同他們宗教傳統中有關神或眾神的基本教義以及其他經文文本內容等。唯一一個適合描述這一現象的詞就是“篤信宗教”，這個詞通常的用法與在這里的用法不同但還是可知道其意的。其次，還會有另一種現象，即起碼有兩個強大的宗教團體同時存在，人們對自己的宗教團體具有廣泛的類似于民族主義式的認同，但都反對其他宗教團體。我們將把這第二種現象稱為“宗教民族主義”或“種族集團主義”，這一稱謂就像“原教旨主義”一詞一樣，至今仍被大家(甚至包括許多不喜歡它的人)所使用，因為這一詞匯是在提到原教旨主義時唯一的一個恰當的詞。
　　篤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義因素常常是區分某些地區有沒有重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發生的主要因素，例如，是否存在著上述篤信宗教現象將美國和西歐、穆斯林國家和佛教國家區分開來。除了在討論一神論的經文至上主義是否是產生原教旨主義所必需的這一問題時，學者們很少討論篤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義這兩個因素的，而討論第一個問題并沒有解釋為什么美國和西歐在原教旨主義的發展程度上存在著差異這一現象，美國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比較高而且教會成員多，而西歐則與之相反。盡管在討論關于宗教信仰和認同的程度會受到時間和地區因素的影響而有所變化這一問題時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是在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的現階段，人們能夠很明顯地看出這些差異程度，因此也就可以對這些宗教信仰和認同的差異程度進行歸納概括。
　　種族宗教群體和原教旨主義群體的形成都是由世俗化的政府和占社會統治地位的精英們逐步刺激而造成的。政府和精英們總是提出一些讓這些群體中的許多人感到厭惡的議案措施，這些包括自1962年以來的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案例、發生在美國和印度的積極行動計劃、穆斯林世界以及其他地區在法律、教育、性別和家庭事務上的改革變化。另外，在許多世俗政府剛開始上臺掌權的地區，不管這些政府是傾向于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它們都還不能解決當地的一些主要問題，所以公眾對政府普遍感到失望。
　　無論是近期所發生的快速而且常常不受歡迎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還是篤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義，似乎都是原教旨主義運動變得更加強大所必需的條件。篤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義兩個因素強烈影響到一個強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是否會在某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都非常適合的地區發展起來，但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似乎又是解釋新宗教政治運動什么時候會發生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主要的宗教政治運動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才出現的，這一時期，在那些已經出現篤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義現象的地區，都已經發生一些具有近幾十年典型特征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化。
　　拉丁美洲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可能是未來將出現新宗教政治運動的一個地區，因為這一地區既有篤信宗教現象，又有許多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但是，這一地區的原教旨主義者大多是還沒有打算要推翻舊的權力中心的新教教徒。而至今為止，甚至在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地區，除了產生了一些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整體論主義”的傳統主義運動外，羅馬天主教徒一直都在抵制原教旨主義。一個具有成熟的思想體系的運動很有可能會挑戰羅馬天主教會，所以對于那些具有傳統主義思想而且只關注于教皇所強調的問題的天主教徒來說，他們可以支持天主教原教旨主義運動所提出的政策綱領而不加入這個運動。羅馬天主教是僅有的一個具有一個教義領導人的主要宗教，這是一種能抑制產生地方原教旨主義運動所需的靈活性的力量。這些抑制因素也許也存在于其他地區，所以如果一些強大的原教旨主義運動出現的話，那么之前所提到的那些因素似乎就是必需的，但是即便那些因索已經存在了，也并不保證一個強大的運動就已經出現了。
　　篤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義現象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美國)和經濟不那么發達的國家(第三世界)都發現了新宗教政治運動。截止到1998年為止，一些地區的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得非常迅猛，與這些地區相比，東亞地區的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得相對比較弱，這既反映了這一地區人們的篤信宗教程度較低，也反映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也比較平衡的特點。篤信宗教現象使得大多數新宗教政治運動都帶有保守主義的性別思想理念，這種理念認為男權主義對人們具有宗教和經文教義上的約束力。
　　上面列出的大多數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都存在于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強大的國家中(這不包括一些國家狀況和發展都不穩固的非洲國家，也不包括部分收入分配差距沒有明顯加大的東亞和歐洲的一些國家)。截止到現在，強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出現既需要一系列具有近幾十年全球化特征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因素，也需要一個強大的篤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義的背景因素。
　　許多參加宗教政治運動的人也許主要具有宗教思想和動機，或是主要具有政治思想和動機，而他們所參加的運動則是兩者兼備。并不是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所有運動都在持續發展壯大，因為各種原因，使得其中的一些運動已經被壓制下去或是變弱了，這些原因包括一些政府行為、已經改善的社會、經濟或政治狀況、人們對極端行動的反感，以及這些運動內部出現的政治錯誤等。
　　
　　三、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共性與差異
　　
　　至此為止，我們的討論具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為宗教政治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第二，給新宗教政治運動下了一個定義，這一定義并不僅僅是基于經文至上主義的一神論基礎上的定義，而且它既解釋了民族主義運動，也解釋了那些更加基于人們篤信宗教基礎上的運動。第三，認為篤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義現象是區分新宗教政治運動將會在哪些地區出現的兩個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評論這些運動之間的差異。
　　盡管這些宗教政治運動之間存在著一些主要差異，但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運動中的許多運動都同時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并迅速發展。下列這些事件與這些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在1973－1975年，因德拉·甘地頒布的“緊急事件條例”，這些條例推動了錫克教和印度教政治運動的發展，也促進了穆斯林運動出現在克什米爾地區；1979年伊朗革命的出現以及這次革命所造成的影響；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伊斯蘭教領導的愛國武裝力量的反擊；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推行實施伊斯蘭教法律并支持伊斯蘭教團體；以及1979年杰麗·福爾韋爾在美國建立了道德多數派。
　　造成這些事件同時發生的原因之一是各國公眾對該國社會經濟狀況的不滿情緒和混亂局勢的加劇造成的。盡管東亞和歐洲各國的收入分配已經更加平均，并建立了社會安全網，而且近期出現的一些受人們歡迎的經濟變化也幫助減少了一些公眾的對抗情緒，但是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地區能不受到發展迅速且不平衡的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在某些國家，一些特殊的原因促進了強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出現，例如，發生在南半球的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中東地區國家和以色列的關系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很難確定其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出現，例如婦女及婦女同盟向男權制提出挑戰等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既出現在有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國家，也出現在沒有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國家，所以很顯然這些因素是不能單獨解釋新宗教政治運動出現的原因的。但是有一個因素似乎在有新宗教政治運動的國家中顯得更加突出，那就是無論是在被稱作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還是自由市場國家或是其他國家中，人們對其世俗政府的近期政策都感到失望。在許多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國家，到處都能感受到人們對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的不滿情緒，而且還時常發生反對政府對宗教采取明顯的敵視態度的反抗活動。
　　而且在最近幾十年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失去了廣泛的國際支持和號召力。在穆斯林世界和其他一些地方，不僅原教旨主義者通常都來自原來常會產生共產主義者的人群(如學生和專業人士)，而且許多前左翼知識分子也加入到新宗教政治運動中，他們的人數也顯得十分突出。
　　從歷史角度看，篤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義是個發展和變化的現象，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雖然它們近幾十年在世界許多地方都遭受了一些挫折，但現在仍呈上升趨勢。如同許多可被稱作原因的因素一樣，篤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義同樣既是其他原因作用的結果，也是許多因果關系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結果。在一些僅有少數宗教政治運動發生的地區也有宗教民族主義和篤信宗教現象，如發生在前南斯拉夫、中亞、愛爾蘭和非洲穆斯林國家的民族宗教斗爭，或是在拉丁美洲出現的宗教政治趨勢。
　　在試圖回答為什么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出現了更多的宗教政治運動這一問題時，我們可以先從回答為什么無論是在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還是在基督徒占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中，只有美國才出現了一個重大的新宗教政治運動這一問題開始，盡管上述許多國家可能也具有構成產生這些運動的要素，例如基督教民主、天主教整體論主義、解放神學和非政治性的原教旨主義運動。
　　對于為什么美國比其他基督徒占多數人口的國家有更多的原教旨主義運動這一問題，最具有說服力的回答是，這樣的基督教宗教政治運動似乎只可能發生在像美國那樣多宗教派別同時存在的環境中，特別是公眾在信仰上帝、相信圣經文字的真實性和宇宙萬物是由上帝特別創造等信仰的程度上遠比任何其他基督徒占多數人口的工業化國家高得多。這里僅引用眾多民調數據中的幾個數據為例，72％的美國人表示《圣經》是上帝說的話，其中39％的人指出《圣經》應該被逐字逐句地理解接受，還有44％的人聲稱他們相信上帝在一萬年前創造了幾乎跟現在一樣的世界。在大批去教堂的人中，許多人都屬于相信《圣經》是準確無誤的福音教派。自從19世紀晚期宗教現代主義和達爾文主義興起之后，這些人就成為了美國原教旨主義運動產生的巨大的群眾基礎。而在歐洲，人們對上帝、《圣經》和基督教基本教義的信仰程度遠沒有美國那么廣泛，歐洲人不像美國原教旨主義者那樣在《圣經》中看到了大量反對達爾文學說、墮胎、節育等內容。
　　我們現在還沒有比較好的有關發展中國家宗教信仰的民調數據，因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是不能夠調查人們的信仰問題的，但是毫無疑問，當代穆斯林國家的人們是強烈信仰伊斯蘭教并堅信圣典經文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盡管國家的創始人都是世俗主義者，而且世俗主義思想仍舊非常強大，可是仍然有一股越來越強大的推動力，使得人們對猶太教的認同成為對以色列國家認同中一個更加重要的組成部分，這股強大的推動力是由于宗教信仰更加強烈的東方猶太教徒的大量移入所形成的。南亞地區情況也是如此，人們對種族或民族主義的強烈認同主要集中在對宗教傳統的關注上，這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起到如同信仰所起到的一樣的作用。
　　在穆斯林世界，盡管一些產生原教旨主義運動的社會、經濟和反世俗的背景和其他地方的相似，但是許多受此影響的人群卻和美國的不同。在那里，伊斯蘭運動與其說是由拘泥于教義的東正教的保護者發起的，不如說是由一些早幾十年可能會轉向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信仰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和學生發起的。埃及總統納賽爾是埃及民族主義的象征，人們對于他沒能打敗以色列，也沒能解決國內的許多問題感到失望，也對于他既沒有使國家實現社會主義，也沒有使國家實現資本主義的做法感到失望，這使得人們轉向去尋求一個昔日理想化的伊斯蘭教國家，并認為這樣的伊斯蘭教國家比民族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更能明顯地體現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性。在這一地區，特別是當一些國家的政府被認為太世俗、太傾向西方，以及在處理以色列問題方面太妥協時，人們就會普遍認為，伊斯蘭式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定能夠解決現代社會出現的問題。
　　在大多數新宗教政治運動發展勢頭強大的國家中，盡管存在著一些背景上的差異，但我們卻可以找出這些政府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采取實施的一些主要世俗法案，這些法案的實施導致大量宗教政治運動的產生。在美國，政府的那些受到自由主義者無條件熱情歡迎的法案同樣遭受到了忠實于《圣經》教義者的鄙視。這其中有《平等權利修正案》和一些重要的最高法院法案，特別是1962年頒布的禁止在公立學校祈禱的法案和1973年頒布的準許墮胎權利的法案。這些都是自20世紀30年代之后出現的一種不斷增長的趨勢的一部分，這種趨勢就是賦予最高法院比各州更多更大的權力。盡管追溯到兩個多世紀之前，讓教會和國家分離的想法還是一種理想，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一理想就得到了實現，因為最高法院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案，這些法案擴寬了《人權法案》所包含的內容，并在各州加以實施。原教旨主義基督徒認為，《圣經》是禁止墮胎的，而且國家禁止在學校里祈禱也是一件令人憎惡的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反對教授進化論，他們在戰后還發明了被他們自己稱為神創說的理論，他們還試圖把《圣經》中有關上帝創造宇宙萬物的內容包含在公立學校的正式課程中。在當時他們確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實際上，通過他們不斷的努力，在美國許多地方的學校都禁止教授進化論。特別是在南部的許多地方，盡管最高法院早已宣布禁止在學校祈禱，可這一現象仍然繼續存在。最高法院權力的加大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可最高法院所具有的非代表性特征(不像議會那樣)使得它很容易成為平民主義者攻擊的對象。
　　在穆斯林國家，公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主要集中在政府所頒布的多項法案上，這些法案改變了被公眾普遍認為是符合伊斯蘭教教義的傳統法律和習俗。許多非穆斯林國家所具有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中央政府的權力日益增大，而且公眾認為政府權力的增大是以損害宗教和傳統的方式進行的。伊斯蘭教的組織機構和烏力馬控制了大多數教育、法院和社會服務機構，所有這些領域對于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一旦國家要奪走這些權力時，沖突就必然會發生。傳統的對待性別、家庭和社會習俗問題的方式越來越被認為是伊斯蘭教式的方式，而一些新的方式則被認為不是伊斯蘭教式的方式，這些新的方式包括政府不斷地擴大控制教育和法律領域，特別是政府在家庭和婦女角色方面所進行的法律上的改革。印度不但經歷了不同形式的國家世俗化和政府支持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過程，而且也經歷了國家把一些教育機會和工作崗位留給社會等級較低人群的過程。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政府以現代化的名義干預社會習俗的現象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在穆斯林世界，公眾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政府對婚姻家庭法的改革上，鼓勵婦女平常不帶面紗去工作和上學，以及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都輕視傳統的著裝和行為方式。
　　殖民地時期之后，許多國家的政府都沒能解決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問題，這就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在穆斯林世界，政府常常發現很難把一些伊斯蘭運動壓制下去，這是因為這些運動具有許多優勢，例如它們有分權制的組織機構，使用清真寺和宗教廣播電視網絡系統進行相互聯系，而且因為它們給社會，特別是窮人提供了許多社會服務，所以受到越來越廣泛的歡迎。
　　穆斯林世界的一個特別之處就是以色列的存在。在穆斯林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眼中，以色列是一個殖民主義者的移植物，以色列人是在西方政府的保護之下進入到穆斯林世界的。作為反抗西方占領穆斯林國家運動的最后一步，穆斯林國家的人們似乎一時沒有理由不認為，就像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被趕走一樣，他們也能使用武力把以色列人趕走?？墒莾H在幾次軍事行動失敗之后，許多穆斯林就開始認為，他們無法倒轉那股支持以色列繼續存在的勢力。而不相信這一點的人則是那些拒絕接受像以色列這樣一個國家的伊斯蘭教徒，他們認為以色列占領了原本由穆斯林控制和居住的土地，而且也正是這些人在穆斯林中推動了宗教政治運動的產生和發展。
　　一些穆斯林國家和南亞國家(也不僅僅只局限于這些國家)所特有的另一現象是被我稱為“兩種文化”的現象，也可被稱為文化二元論。盡管當今常把文化與民族種群的概念聯在一起，但也有其他一些同樣重要的區分方式。在1979年以前的伊朗和現在的中東及南亞地區，我們大體上發現了兩種群體。一種群體的人具有西化或現代化的(常常也是世俗化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習俗及志向，以及西方式的衣著打扮和行為方式。另一種群體的人則遵循被認為是傳統的文化方式(盡管“傳統的”一詞具有誤導性，可是它仍表明它主要是包含了“地方的”和“現代化之前的”兩種因素的意思)。在“兩種文化”這一現象中，雙方之間的差距顯得特別明顯和突出?，F代化的文化包括西方式的著裝和消費，大量依賴西方文化資源，并掌握(常常是每天都使用)一門西方語言并將其作為日常交談的方式。這種文化的追隨者往往是世俗化的(不信宗教的)、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和傾向西方思想觀念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常常認為遵循傳統的文化方式是落后的、迷信的、狂熱和非理性的。而生活在傳統文化中的那些人遵循的則是更加接近現代化之前時期的那些性別關系模式，例如，特別典型的是在社交場合男女分開，給予男人更多的權力去控制他們的姊妹和妻子，堅持嚴格限制婦女的兩性關系。盡管最先提出對這兩種文化的劃分是為了描述伊斯蘭國家的情形，可現在南亞地區也存在著許多這類情形，甚至美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存在。在美國，原教旨主義基督徒常為當代的道德習俗感到憤慨，他們把那些按照當代道德習俗行事的人看作是有害的罪人，而世俗主義者則把原教旨主義者看作是非理性和愚昧無知的。
　　這兩種文化的分裂現象發生在新宗教政治運動興起之前，同時也為這些運動的出現提供了沃土。那些遵循傳統方式的人常常憎恨現代的模式，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南半球的人，他們把這種現代模式與他們所厭惡的西方人聯系在一起。他們中的許多人從來沒有經歷過現代化，這些人的存在為那些有著良好教育和思想觀念的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廣泛的大眾基礎。而這些原教旨主義者通常都來自農村、小城鎮或城市的傳統家庭，他們感到夾在西方和傳統方式中左右為難，所以他們非常看好可以同時促進技術和傳統主義發展的運動，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成為了這些運動的追隨者。這些受過良好教育并選擇“傳統的”、原教旨主義和平民主義身份認同的人，常常會發現一個比他們本可以在現代化時期發現的還要更加龐大和熱情的大眾基礎。
　　宗教政治運動所具有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這些運動對世俗的中央集權國家權力日益增長的現象都持有敵對的態度。人們很少給予原教旨主義和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以應有的重視。在埃及，人們指責和反對納賽爾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這一制度由中央統一調控經濟，并控制烏力馬和穆斯林的最高學府，人們也指責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實行的開放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他們的外交政策。在巴列維國王統治的革命前的伊朗，他提出并實施了許多反對宗教的措施，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給予婦女選舉權以及與美國和以色列建立合作關系。處于后殖民地時期的國家領導人常常比殖民者還要更多地干預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殖民者在干預個人和家庭事務上卻比較謹慎小心。在中東地區，伊斯蘭教徒的反抗行動主要指向那些被人們認為是帶有專制性和反伊斯蘭教的政府行為上。在印度、以色列和美國，國家對社會問題的干預行為在戰后時期變得越來越多，而且無論這些國家的保守主義者是不是原教旨主義者，國家的這些干預行為都已成為保守主義者不滿的原因。
　　原教旨主義學者比其他學者更經常地強調社會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化，他們認為這些變化給人們帶來了新的緊張壓力、收入差距和混亂，其中的一些變化還削弱了人們對現代社會進程所具有的先進性的信任，造成了人際間的疏遠感，增加了人們對尋求相同群體的需求。對于一些人來說，參加宗教政治運動就能滿足他們的這些情感和需求，而另一些人，特別是處在篤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義意識比較弱的國家中的那些人，則轉向尋求民族主義或其他形式的認同政治了。
　　使得宗教政治運動傳播擴大的另一原因是榜樣的力量。正如共產主義革命在19世紀和1917年之后迅速傳播擴大一樣，宗教政治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也通過榜樣力量的影響得到了人們更加廣泛的支持。早期的埃及穆斯林同胞會就刺激其他地區也產生了類似的團體組織，而伊朗革命則激勵產生了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宗教政治運動。自1967年以色列打敗埃及之后，宗教政治運動在阿拉伯世界中迅速傳播，這一傳播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以色列對宗教的認同而形成了一種力量所造成的。在南亞出現的宗教政治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也能發現這類模仿另一宗教團體的現象，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南亞所發生的這些模仿行為都是在模仿先前發生在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在英國出現的如反墮胎運動和其他運動也是受到美國類似運動的強烈影響才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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