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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一世為奴？這就是新加坡夢的回報？

編輯：張泰永

新加坡文獻館2010-07-31發表了一篇題為《認識新加坡房奴現象》的文章，揭露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社會現實，即生活在這個所謂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社會里的新加坡人，由于房價高，收入卻不高，要當房奴36.4年的時間，不僅比世界許多大城市的人長，甚至比窮困的泰國曼谷人還要漫長。

文章指出，新加坡的房奴現象是與其社會制度有著密切的必然因果關系，是執政黨執行取消和漠視人民福利政策的結果。因為李光耀的政治思維不包容福利概念，認為救援是稀缺資源的浪費，況且窮人貪得無厭會一再伸手索取。李光耀奉行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免費午餐信念。

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政權從開始執政起，就強行廉價征收新加坡居民的土地，然后以市價賣給建屋局，從中大刮一把。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所謂“居者有其屋”，不過是一種假象。實際上，新加坡組屋業主是政府，產權不屬于住戶，說“居者無其屋”才符合實情。

難怪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上臺以來，不僅要蠻橫無理殘酷鎮壓反殖愛國民主力量，而且要打壓一切政治對手和一切不同聲音，令反對黨抬不起頭來，以保障其控制下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專制制度，還美其名曰是為了提高反對黨的水平和素質。否則，李光耀這一套取消和漠視人民福利政策的做法，如何能接受政治對手的挑戰？如何能維持其一黨獨大的專制制度？

現請讀者仔細閱讀這篇以確鑿的事實和專業的分析，戳穿李光耀政權西洋鏡的好文章：

認識新加坡房奴現象

31/07/10

作者/來源：新加坡文獻館

2010年7月14日新聞：“俄羅斯一家國際房地產咨詢公司最新公布的研究報告。在戈登洛克公司調查的部分亞洲城市中，泰國曼谷人攢錢買房的時間最短，只需不到7年，盡管曼谷居民的工資很低，但當地的普通房價也相當便宜，每平方米只有 500多美元。

日本東京的房價僅次于瑞士蘇黎世，每平方米高達7000美元，所以年收入可觀的東京人也需要攢近16年時間的工資才能負擔一套普通住房。中國香港和韓國首爾的居民買房的時間則更長一些，需要約20年。

相比之下，新加坡人當“房奴”的時間則最漫長，與其它城市相比，房價高，收入卻不高，造成新加坡人至少需要攢36.4年的工資才能買一套房子。”

在嘗試解讀新加坡房奴現象之前，先回顧日本東京的地產經驗。在上世紀的80年代當日本可以向美國說不的時候，百萬新加坡元在東京只能購買一間公寓里一個廁所大小的地產。曾幾何時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后，一些日本上班族失業后以公園為家。

借鑒日本的經驗，當新加坡風光不再之時，有幸保住工作的今天房奴或可逃過破產劫數卻難免淪為銀行債奴的命運。

新加坡人一世為奴？這就是新加坡夢的回報？這一個可能的未來景象是否意味著當今產業狀況以及整個社會制度有著極大的隱憂？

房奴現象和新加坡社會制度有著密切的必然因果性。這是一個原本具有善意的人民居屋計劃在其演化過程中淪為執政黨統治工具的悲劇后果。

要了解新加坡房奴現象與住房政策的關系，有必要先澄清一些非常錯誤但根深蒂固的觀念。

首先，居屋住房不是社會福利，因為李光耀政治思維不包容福利概念，認為救援是缺稀資源的浪費，況且窮人貪得無厭會一再伸手索取。李光耀奉行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免費午餐信念。因此，組屋分配并非財富重新分配。

其二，新加坡組屋沒有津貼因為原有津貼不復存在。不相信社會福利的政府也不會相信津貼。早年的組屋津貼亦非來自公款，而是由大型組屋津貼小型組屋，也就是收入高者補貼收入低者 (Linda Lim 1989)。津貼一事，官方言之鑿鑿，但學者與人民泰半置疑有這么一回事。

政府雖然以廉價強征私有土地，但建屋局是以市價向政府購買土地。在過程中政府會撥出一筆款項于建屋局；即所謂的津貼，但這一交易過程的會計并不明確。金融稅務學者Makul Asher（1996）指出：會計報表對 ‘公共組屋資本津貼’ 這項名詞既沒有清楚的定義也無所解釋，但可以推測為是一項政府與建屋局之間的名義上交易。如果把這項名義交易并入現金交易中一并考慮則可以改變對政府開支數據的詮釋。Chan Heng Kong (2005) 把這一技術性詮釋解讀為：假如政府與建屋局之間的交易只是會計上的帳面掛名轉帳，其間并沒有現金的轉手，那么所謂的建屋津貼并非實事。簡言之，這兩名學者都間接與直接置疑政府組屋確實有成本津貼這一回事。

官方津貼的另一個可能解讀是；政府把可能的最高市場售價和交易價之差額視為津貼，換言之，政府把舍棄的部分利潤看成是對人民的津貼。這種新定義在道義與政治上皆背叛了原有的社會承諾：政府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組屋。

其三，官方所謂的‘居者有其屋’是不正確的概念，具誤導性。居者有其屋讓屋主在法律上包攬一切相關組屋法律與財務責任；稅務，清掃維修，房債等。但是，在界定組屋權力時政府保留核心的經濟產權：使用，轉讓與物業收入，屋主只有居住權。使用權涵蓋產業的所有合法用途，居住權僅僅是其中一項權力。因此，從產權經濟而言，政府是組屋業主，人民是長期租戶，雖然人民出錢買入房子；所以正確的說法是‘居者無其屋’。要了解這個情況并不困難，將組屋層主與私宅屋主的經濟產權相互比較就可以知道個中就究。

正確的組屋政策名稱應該是‘居者購其屋’。這一政策的主要政治目的是用來取代原有的政府提供租賃廉價公共住宅計劃。這個舊計劃不僅有供不應求所隱藏的龐大政治成本，亦有籌集建屋發展經費的巨大財務負擔。居者購其屋政策讓政府推卸政治與財務責任，把解決住房問題轉嫁到人民身上：自掏腰包。這一政策明顯的有利李光耀政權，但是，它亦從此改變了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原有政治初衷與承諾。

這一種政治思維也同時解釋了為何新加坡政府不熱中于提供廉租公屋。這亦證實了新加坡政府絕對不干賠本生意的精明。說白了，新加坡政府沒有 ‘讓利’人民的政治意愿。

新加坡組屋非社會福利，沒有津貼，更要租戶全額買單，在在反映了政府的住房財務政策，而房奴現象就是來自政府的財務策略。

組屋在解決了新加坡二戰后所面對的居住問題的同時，卻也制造了另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組屋成為低層社會的沉重財務負擔。

組屋的財務政策除了受到李光耀政治思維的約束，亦日益的和經濟發展掛鉤。實際上，組屋政策的改變和新加坡經濟發展策略息息相關，前者受后者支配。房奴現象就是這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下的產物。

Janet Salaff (1988) 探討組屋生活如何沖擊了低收入家庭：‘我的訪問對象都變得更為貧窮，他們的勞力付出多少決定他們可以得到的公共服務的多少…他們在購買組屋后，進一步的受制于金錢經濟…他們必須有長期的工作以支付購屋的分期付款以及交付公積金…婦女的收入補貼了新居的開銷以及孩子們的補習費用…人民更介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亦更涉足資本世界的文明。’

Bello & Stephanie (1990) 認為人民行動黨政府依賴廉價外勞和婦女勞動力來維持新加坡在低工資上的競爭力。

回顧新加坡經濟歷史，組屋的債務負擔是驅使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最主要因素，換言之，組屋為新加坡工業經濟帶來了一批新的廉價勞動人口。政府為了確保歸女長期留在勞動市場，于是有必要讓人民長期的背負著沉重的組屋貸款。

此外，從政治層面來看，一個背負財務重擔的一家之主會有更保守的社會價值觀，會期待一個穩定社會和工作環境。這種要維持社會現狀的思想有利當權者持續執政。

因此，不論從經濟發展或者政治利益的角度來考慮，新加坡成為一個房奴社會是有利于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

在這一骨節眼上，如何讓組屋租戶成為一世房奴就是一門高深學問。

Chan Heng Kong (2005) ：’組屋訂價機制確保了人民長期負債的現象。…屋價是根據收入而定，也就是說，工人的工資越高他越有償付的能力，所以他就必須付更高的價格。屋價和收入有著相關的系數，這是為了確保人民承擔更高的債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規定何種程度的收入可以購買何種類型的組屋；高收入者是不可以購買小型的組屋，這是為了杜絕人民逃脫人質枷鎖的機會。’

這一說法看來是有所依據的。從組屋價挌變動的歷史可以觀察到，在低工資的年代，組屋價挌亦同樣偏低，當工資在1979年上調后，組屋價挌亦水漲船高，從此步步高升。為此，屋債的攤還年限尾隨著亦步亦趨的延長。

另外，如果屋價是根據收入水平而定的說法屬實，那么，政府用低于成本出售組屋的官方說詞就很難成立。這是因為組屋價挌和成本沒有直接的關系。

還有，如果這一種組屋訂價機制屬實，則官方所謂的‘人民可以承擔的價格’是指政府能夠榨取的最高價位，而非‘人人都可以承擔的最低價位’。

有人說政治是一門藝術，誠然，官方說詞一般上都可以看成是藝術創作，個人可以憑主觀作出判斷。但是，新加坡房奴現象卻是一個客觀的，讓人生充滿濃厚悲劇色彩的社會現實。

這樣的社會模式有多少借鑒價值？

分類題材: 政治_politics , 新加坡模式_sgmd

《新加坡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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