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主的“奇跡”與夏業良教授的辯護

印度民主的“奇跡”與夏業良教授的辯護

不管左派還是右派，大都公認印度和中國是具有可比性的國家。就是在國外，西方也常常把中國和印度進行對比。由于印度明顯落后于中國----無論是被稱為交通設施等的基礎硬件，還是法制、社會公平（男女、不同種姓）、貧富差距、反腐敗、文盲率、營養不良、貧困人口等軟環境。西方的學者和政府要么強調印度的民主制度，要么強調印度的未來肯定會超過中國。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中印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除了人口。

這里附兩篇文章，一篇是印度最新經濟狀況新聞報道。另一篇是北大夏業良教授參加鳳凰衛視一個節目對印度的辯護。需要一提的是，也是在鳳凰衛視的一個節目中，一位來自印度、在北大留學的學生認為中國的學者很多被美國洗腦了。結果當場被夏業良教授斥責，認為他才被中國教育洗腦了。只是不合邏輯的是，這位印度學生在北大的老師就是夏業良他們。真不知是怎樣被洗的腦。不過我還是很佩服夏業良教授的心懷：為一個落后于中國的國家辯護，認為印度將來會超過中國。只是現在美國領先于中國，夏業良教授可否也拿出為印度辯護的邏輯為中國將來超越美國也辯護一下呢？

我一向認為，不管什么立場，不管什么行業，底線是不能違背事實,無視事實。這也是公信力的底線。

上財政季度經濟雖增8.6% 印度4.5億人仍生活在赤貧線下

（引自《聯合早報》）

（北方邦法新電）印度經濟起飛，上財政季度經濟增長率高達8.6%，去年印度的百萬富翁人數也增加51%，但當地貧困階層仍未分享到富裕的成果，國內還有4億多人連最基本的水電供應也沒有。

　　印度首位總理尼赫魯在1947年印度獨立當天曾呼吁各界，共同協助印度擺脫貧困、無知、疾病及不平等機會的待遇；63年后的今天，印度經濟雖然開始起飛，但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加劇。

　　去年印度百萬富翁增加到12萬6700人，但與此同時，生活在貧困線下的印度人民也不斷增加。對這些每天得為三餐溫飽煩惱的人來說，好日子似乎還是很遙遠。

44%5歲以下幼童嚴重營養不良

　　負責擬定經濟政策的印度國家規劃委員會，今年4月明顯調高了對貧困人口的預測，從原先的28%增加到37%。換言之，在印度12億人口中，預計有多達4億4000萬人仍生活在赤貧線下。

　　根據牛津大學最新出爐的“國際多維貧窮指數”顯示，印度八個邦的貧困人口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貧窮的26個國家的窮人還要多。

　　此外，在不滿5歲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嚴重營養不良，比非洲的比例還要高，而且只是比1991年印度“經濟奇跡”開始出現以來，略減了九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期間，印度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50倍。

　　曾擔任議員的印度資深新聞工作者阿克巴爾（MJ Akbar）最近在報章發表評論說：“在經濟起飛的印度，國內有兩種人不斷增加……一種是超級富有，另一種就是窮得一敗涂地的人?！?

　　印度中間偏左的國大黨政府因為提出親窮人的脫貧政策而蟬聯執政，它在首個任期時，增加對社會福利、衛生和教育方面的開支，并制定了全國鄉村就業保障法，為鄉村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同時讓農民減免償還貸款。

　　但許多為農場干活的村民，至今還是無法享有該計劃的好處，有的則申訴，他們只爭取到幾天的工作機會。

印度政府接下來5年將投入至少2500億美元（約3440億新元）在脫貧計劃上，不過里昂證券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估計，其中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經費恐怕會被“撈走”。

　　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機構總監吉哈說，貪污問題在印度非常猖獗，滲透政府內部、私營企業、警察及司法部。

　　據該機構的調查顯示，即使當地政府為貧困人口推出了針對性的援助計劃，窮人還是得被迫行賄，才能加入這些公共服務計劃。

中印經濟模式到底誰優誰劣？

作者：夏業良

（轉自《中國選舉與管理網》）

　內容提示：中國和印度經常被外界看作是亞洲崛起的兩顆新星，這兩顆新星之間的競爭和合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甚至有人說未來世界的經濟大戲，就在這兩個國家之間上演，別的國家只是觀眾，那么中國和印度不同的發展模式，一直是近年來世界爭論的一個熱點話題，印度經濟崛起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中國借鑒和學習，關于這些問題本期節目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學者夏業良先生。

　　王魯湘：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里是思想的盛宴，這里是學術的殿堂。

　　夏業良的經濟學原理，是北大最火爆的選課之一，這位來自安徽蕪湖的學者，對中國市場經濟中權力尋租現象的猛烈抨擊，對形形色色偽增長的無情揭露，痛快而又痛苦，茅于軾先生曾由衷地贊嘆，深刻的經濟學家都是以追求平等和自由為己任的，夏業良就是這樣一位經濟學家。

　　不能低估印度近年來的快速發展

　　王魯湘夏先生，我不知道您注意到剛剛不久的一個消息，說是印度政府，收緊了對中資企業的簽證，是吧,這是不是就是說意味著中資企業要進入印度，這個門檻更高了，而且這個難度更大了。

　　夏業良：我想印度多年來，把中國當做一個強有力的競爭伙伴，它們一直是有一種希望超越中國的這樣一個心理，無論是從經濟規模上，還是從人口規模上，那么人口規模，大家都知道現在越來越接近了，由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時候，印度就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國，那么經濟規?？偭可?，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我們講如果從其它的一些這個增長速度，特別是有一些軟件業，或者其它新興產業的這個增長速度來看，印度甚至大有后來居上這樣一個勢頭，所以對印度的現在一種發展模式，國際上也有很多的學者，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甚至認為有可能會超越中國，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當然我們從感情色彩上來講，更傾向于自己的祖國，能夠更長遠的發展壯大，成為世界第一大強國。

　　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擔憂，所以我經常就會，把印度和中國的這樣一種發展路徑和模式，不自覺地進行一些對比、分析，希望能夠提出一些警醒，就讓國人，在我們這個取得經濟績效的同時，不要過于樂觀。

　　王魯湘：我們就從一些國際的媒體上頭，從一些國際的輿論，包括國際的一些經濟學家的這個，各種各樣的文章中間，突然發現另外一種聲音，說印度的模式，可能是比中國的模式更穩健的，但是我們有很多中國到過印度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普通的游客，就發現這一些國外的一些主流的媒體這樣一種對印度的評價，和他們到印度以后，自己親身體驗到的，或者看到的、聽到的印度的情況對不上號，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業良：我也注意到這些分析和這些不同的聲音，我感覺到就是說從印度的這個發展的模式來看的話，它有它的獨特，就是說它的優勢，而中國呢，過去這么多年，被當做一種樣板，而且中國模式已經現在成為成功的代名詞，那么印度呢，我們知道這個，它跟中國有一些可比性，都是東方大國，都有悠久的文明和歷史，而且人口規模也都是世界領先的，但是在這個發展的基本制度構架上有很大的不同，大家都知道，從政治上來講，印度基本上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雖然它的民主政治程度，可能在我們看來不是那么理想，也不是那么美滿，貧富懸殊也非常的大，再加上印度的死亡率，這個文盲率，還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像貧民窟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讓我們感覺到，就是說這個中國很多的成就，是印度望塵莫及的，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印度最近這些年，進入21世紀以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這個追趕的速度是非?？斓模晕覀儾灰凸肋@樣的一個，就是我經常喜歡用龜兔賽跑這樣的一個故事，就是說我們現在可能是領先了，但很難說，今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久的時間里面，印度會不會最終超過中國，這就是我們應該，這個特別關注的一個方面。

　　王魯湘：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經常發表一些這個言論，他最近又在發表一些言論了，他說，即使沒有發生這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那么中國和印度的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的自然增長，就長遠而言，它也會改變世界的秩序，那么外界就紛紛就猜測了，李光耀所說的這世界秩序是什么?要改變的，將要形成的那個秩序又是什么，在這個新的秩序中間，中國和印度又分別會起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夏業良：我覺得李光耀講這個話，是由來已久的一個想法，一般人會認為新加坡是一個西方政治文明的一個典范，當然又有一部分人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威權模式的國家，它繼承了東方一些文明的特點，包括一些，在權力架構上面，有更多的跟古代一些相通的東西，所以從那個講的話，李光耀他希望東方文明最終，不會就是說是總是順從于西方的文明，總是好像跟隨在別人后面，他希望東方文明，有這個領先的時候。

　　王魯湘：有一種價值的體現。

　　夏業良：作為新加坡他認為，太小的一個經濟體，它不足以引領這個世界的潮流，他可能把這個希望寄托在中國或者印度身上，而且中國和印度人口這么大的規模，經濟總量這么大，就是將來這個以這個發展趨勢來看，可能說是在世界三分天下，或者二分天下，也不是說沒有可能。

　　不斷優化的產業結構，持續壯大的中產階層。教育與科技，制度與決心。印度正在加速崛起。中印經濟動力有何不同?龍象之爭還是龍象共舞?中印經濟動力探底。

　　夏業良：今天很高興在《世紀大講堂》跟大家談一談，有關中國和印度在經濟發展動力方面的比較問題，我想這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國內外學術界，也經常討論有關這方面的，比如說在經濟增長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在社會這個體制轉換，這方面都有著廣泛的一些研究，特別是泛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一些分析，就是有關中國與印度的比較，一直是一個令人興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那么大家經常會問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印度的經濟前景，或者講未來的發展前景是不是要比中國好得多，那么印度現行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能夠說，把它切合了一個東方的文明大國，和這個西方這樣一個民主政治制度，這樣一個相配套的，相匹配的這樣一種，一種平衡的機制，是不是可以說它是一種成功嫁接的模式，而中國呢，大家說也是一個成功的嫁接的模式，這種說法就是說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講社會主義這個社會制度與現在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關于這個方面我們其實有很多的爭議，但是我覺得這個,現在，即便有很多種不同的觀點，那是遠遠的要比，有一個定論要好得多，因為現在這種定論，是非常具有不確定性的，那么像龜兔賽跑這樣一個故事，我喜歡拿它來描述中國和印度的這樣一個形象。

　　例如，好像我們是作為兔子跑得比較快，印度像是一個烏龜在慢慢地爬行，但是假設我們是很滿足于自己目前取得的成就，我們就不思在大的方面進行變革，我們會蘊含有很多的危機，因為一個是我們的這個經過三十年的，這樣的一個改革開放的路徑，我們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經濟的增速，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們遺留了很多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而且有些矛盾是越積累越激烈越突出，那么最近這些年來，我們看到這個生產結構，還有很多社會矛盾，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所以這些方面，我們想就是說有可能給我們未來，形成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壓力。

　　兩個東方大國，一樣的快速增長。中印，一場正在進行的賽跑，中國式增長的動力何在?印度式增長的后勁為何?中印經濟動力探底。

　　夏業良：(2009年)三月份，印度總理辛格在倫敦出席二十國峰會的時候，他就講到了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的比較，他認為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呢，更有可能取得長期的勝利，因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有希望把經濟改革堅持下去。辛格還講到了，說中國人擁有某些優勢，它可以在短時間里面，動員所有的資源，做出巨大的這樣的就是這種全民的動員，以及資源的集中，來做很大的這樣一個經濟決策，比如說我們前不久，大家知道，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就是這樣的一個樣板，它在短期內的確能夠起到民主政治國家很難達到的那樣一種集中的效果，顯現的效果，但是從長遠的經濟發展來看，會不會產生巨大的負作用，它會不會產生一些隱患，這是我們也擔憂的一些方面，那么辛格還說，他說印度作為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對法制有一種承諾，那么雖然體制行動緩慢，但是一旦做出了決策，那這種決策，它帶來的效果是持久性的，是可以持續下去的，我們中國很多官員就在他的任期內，追求某一項決策，等到換了一個官員以后，在另外一個任期里面，他可能這個決策的方向發生了變化，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城市，看到很多省份，在經濟政策上，它不是一貫的，也不是一致的。

　　在目前的全球化經濟中，中國越來越多地承擔重要的領先者的角色，但是這種領先者的角色，更多的是靠經濟總量上的，這樣的一種影響力，而并不是靠某些方面的，比如說某些產業，或者某些創新方面的引導力量，所以如果講一句關鍵詞的話，講一個關健詞,就是中國缺少一項關鍵性的資質，那么辛格總理這番話，他雖然說是進行中印兩國的模式的分析，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提供給中國的學者，來進行更多的思考，就是說，為什么印度總理這樣自信，對中國提出了這樣直言不諱的批評，而中國呢，我們至少官方還沒有對這種說法進行一種反駁，另外還有不少的印度的工商界人士，外國投資家都認為，印度政府的決策能力和政策執行的這樣一個力度，在有些方面是不如中國，因為中國在短時間內，它的這個動員能力很強，而且它的決策的力度很強，中國快速發展的基礎設施，以及迅速果斷的中央決策，都能夠讓印度企業家感受到，說這樣一種效率的不同。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們也許會發現，在效率很高的情況下，可能有很高的社會代價，比如說在土地拆遷問題上，土地征用和拆遷問題上，中國老百姓，大家知道，就是說跟政府抗爭的力度是非常微弱的，而印度如果要是同樣的搞一項土地拆遷，或者是轉讓的話，它可能要耗費很長的時間，也就是說，民主它有一個非常昂貴的代價，時間的成本，或者整個在克服這個社會沖突的，這樣一個過程中，所支付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成本。

　　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成就面前，印度確實相形見絀，但2009年4月，印度總理辛格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專訪時表示，印度經濟前景要好于中國，這是自大還是自信?我們怎樣看待印度崛起的優勢?

　　要想反駁辛格總理的這番話，其實是不容易的，我們不能僅僅的是從這個話本身去找一個反證，我們更多的要從這個兩個國家發展的，過去這幾十年的這樣一個經歷來看，所以說我們對印度的了解，就是從官方來看，還是從民間來看，我們對印度了解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大概就是了解一下，從1947年，印度獨立到現在，那么印度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是哪個時期呢?是1991年之后，因為在1991年,印度搞了經濟改革，在那之前，印度基本上是一種混合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既有國有的經濟，也有這個私營的經濟，但是它的特點是強調，政府對計劃經濟的，這樣一種主導作用，強調通過進口替代來實現工業化，重視發展國有企業和重工業，限制私有企業，排斥外資，這種做法呢，跟中國1949年之后的一段路徑也是非常相似的，雖然政治制度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1991年，印度爆發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當時這個印度政府財政赤字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8.5%以上，外匯儲備只有10億美元，只能維持幾個星期，三個星期的進口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政府是被迫的采取了這樣一種，就是經濟改革的這樣一個計劃，它不是說主動地尋求改革，而是在經濟危機下，當時的拉奧政府被迫實施了這樣一種變革，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就是要實現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私有化，這個四化，這個四化也就是通常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

　　那么以這個四化為特色的新經濟政策，既放松了對私有經濟方面的限制，加快了國有經濟改革，而且呢，把那個原來的計劃類別的那種模式，也開始向市場模式轉變，實施了這樣一種市場經濟發展的模式，那么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狀況很快就得到明顯的改善，尤其到了21世紀，我們看到印度進一步推行市場經濟發展的戰略，外匯儲備成倍地提高，然后外商投資逐步地增多，那么2001年到2006年，在印度的"十五"計劃期間，它的年增長率是7.76%，到2006年，它又出臺了"十一五"計劃，就是說把2007年到2012年的經濟增長率定為年均9%，大家知道這個增長率是高于中國的，從20世紀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面，印度長期保持了3.5%的，所謂印度速度，3.5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不是很高，但是在30年的時間里邊，在印度的這樣一個落后的人口大國中，能夠保持這樣3.5的印度速度，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1980年代以后開始加速，1980年代這個平均速度達到了5.8%，1990年代，有了經濟改革之后，績效又更加地提高，增速提高到6%，到了21世紀，尤其是在過去的5年的里面，平均增長率超過了8.3%，這樣的一個速度呢，也是雖然談不上跟中國這個相提并論的這樣一種速度，但是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人口大國中，這樣的也是比較罕見的，另外我們看到，在印度呢，資本市場的效率，它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明顯地提高，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它的這個運轉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國。

　　最近幾年,我們一批學者，共同做了一項研究，就是中國企業的資本自由度研究，從2006年開始這項研究到今年，我們已經三年過去了，已經出版了兩本書，這兩本書是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的，我們這個，做了這樣一個對比，為世界各國分析中國的資本自由度的情況，提供了一個參考的數據，印度的股票總市值已經超過了4000億美元，雖然中國的股票總市值已經超過了4000億美元，但是如果把中國各級政府擁有的，這個公司所持有的，不能交易的股票，都排除在外的話，那么中國股票的總市值也就是1500億左右，那么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印度政府不斷深化它的這個經濟改革，加速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它實行了包括農產品在內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銷售的自由化，而且它為這個，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這樣一個，就是財政的基礎，就是財政赤字大幅度得到了改善，2006年到2007年，印度經濟實現了9.6%的高增長，2007年到2008年度呢，為應對通脹，印度政府采取了緊縮式的貨幣政策，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經濟增長小幅放緩到8.7%，那么我們現在預計印度經濟在2009年到2010年，它的增長率，大致是在7%左右，但是現在,就是隨著經濟情況在好轉，有可能這個預期還要再繼續提高。

　　那么辛格曾經為印度的民主制度進行辯護，他說這個民主政治制度，使得印度經濟制度也能夠可持續的發展，從1991年以來，印度已經經歷了四屆到五屆政府，但是沒有一個政府敢于逆轉，我們曾經開啟過的改革的道路，這意思就是說，一旦它改革路徑已經確定了，就不會再發生逆向的，這樣一種倒退，而這方面，恰恰是我們要特別警醒的，那么印度呢，信息產業的增長率非常高，2006年，它的信息產業的增長率是50%，而且在印度GDP增長部分中，所占的比重達到了1/4，另外2007年印度信息技術和服務外包收入達到了363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了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長到7%，2008年，印度軟件業的產業值，大概是850億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產業的產值，將接近1030億美元，大約占印度GDP比重的20%左右。

　　從這些數字都可以看出，印度它的產業結構，特別符合新興產業的發展，高技術、軟件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那么2006年，印度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約是17%，而英國和美國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7%和27%，那么在印度總稅收收入中，中央一級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1%，邦一級的或者像州一級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6%，印度還有一點，就是跟我們有一些明顯不同的，就是從2000年以后，當時的印度總理瓦杰帕伊，他要提出說印度成為一個知識大國，領先的教育大國，它的主旨就是把握經濟全球化，和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短缺所帶來的機遇，使印度未來發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務型知識經濟為主，走一條有特色的新經濟發展道路，那么2002年印度的計劃委員會，又推出了"十五"計劃，發表了印度2020年展望報告，闡述了印度發展知識經濟的基本構想。

　　那么他們覺得，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地發生變化，而且發展的決定因素，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使得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知識已經替代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且印度政府預測，下一波經濟全球化浪潮，主要出現在服務業上，在未來的15年里，發達國家的低人口增長率，和老齡化的浪潮，將導致人力資源的大力短缺，而這個時候呢，對那些能夠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務的國家來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

　　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印度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產業結構調整，印度的知識經濟優勢何在?印度的中產階層為何能快速擴大?

　　那么在知識經濟服務、出口方面，印度具有相當大的比較優勢。那比如說印度的大學畢業生，這個現在是310萬人，到2010年的時候，大概這個畢業生，大學畢業生的人數，還要增加一倍，就是大約是620萬人左右，那么勞動力的成本呢，也具有很大的比較優勢，大家知道印度呢，它的這個英語掌握的比較好，它的教育制度里面，特別側重的是中小學的應用教育，比如說中學小生現在有很多的可以用這個電腦，這個幫助他們來做作業，設計一些游戲軟件，就是很多的，他們的手工的東西，再加上一些電腦應用的東西，使得印度的中小學生在這個電腦應用方面，已經走在了前列，這點比中國做的，應該說是更側重實際方面，那么印度的人口呢，如果到2020年的話，印度15歲到59歲的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5%，將會上升到47%，也就是說印度的人口，它的年齡結構，相對來說比中國更年輕，另外印度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和中國的這種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大家知道中國主要是資源動員型，就是在短時間里面集中動員大量的資源，集中投資，而印度呢，更多的是強調的是國民消費，最近幾年中國雖然也強調了，我們要啟動內需，要滿足老百姓的這個日常消費需要，但是我們看到我們這種消費，往往它是不穩定的，或者講是階段性的，而印度的這個啟動的這個消費，它可能是一個比較長久的這樣，持續的戰略。

　　可能在過去的20多年里，印度的中產階級成長速度非?？?，印度中產階級在過去的20年里邊，增長了4倍，根據2007年的統計，印度現在有8000萬個家庭屬于中產階級家庭，如果一個家庭按五口人來計算的話，那么印度中產階級人口呢，大約是3億人，即便擠去水分，也不少于2.5億，而中國中產階級人口呢，目前大約只有2500萬人，是印度的1/10左右，我們知道，就是說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是比較合理的，而金字塔型的顯然是一種比較傳統的，不符合現在發展需求的模式，我們今后，可能在相當長時間里邊的任務，是希望把中國中產階級的人口迅速地擴大，而中產階級人口迅速擴大一個重要途徑呢，就是通過自由市場競爭，通過更多的資本的自由，或者其它方面的選擇自由來加快這樣一個進程。

　　那么印度的不平等增加的程度，其實是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以基尼系數來衡量的話，印度目前是0.33，美國是0.41，那么2007年到2008印度的GDP總值已經達到的了1.16萬億美元，而且印度已經成為，在2007年就已經超過很多國家，成為全球第12個，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的國家，那么，私有經濟的促進，使得印度中產階級能夠得到迅速的成長，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印度它排名是在美國和中國之后，居于世界第三，這個不是按照,是總量，是按照購買力評價的總量來計算，但是如果以人均GDP來計算的話，那么印度的排名相當的靠后，它還在120位，2008年呢，中國的人均GDP是104位，印度是120位，也就是說跟中國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的，而且中國在世界上，從人均這個角度來講，還是相當落后的，私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它當然是印度模式，它的主要動力，印度在獨立之后，一直是允許私有經濟存在，并且在1991年之后，加速了私有經濟的發展。

　　20世紀1980年代以后，印度政府實行了推動私有經濟發展的改革，到了20世紀1990年代，這種改革進一步深化，產生了一批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和國際著名品牌，比如像塔塔公司、像比拉集團，還有這個維普羅軟件公司等等，目前印度私有企業的產值，已經占到GDP的75%，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

　　私有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公平的有效控制，印度為新一輪增長準備了充足的動力，但印度模式也有其必須直面的缺陷，這些缺陷在哪里?從對方崛起經驗中我們能夠吸取哪些有益的啟示?

　　當然印度模式，我們講如果找它的缺憾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全民識字率還是比較低的，比如說只有達到了67%，而且印度的貧困率是27%，現在全國還有3億多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的預期壽命是63歲，那么新生嬰兒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五十七，這個數字都不是特別的樂觀，而且印度政府在反貧困方面，雖然進行了長期的努力，但到現在,在孟買，在一些大城市中，該能看到大片的貧民窟，那么印度勞動密集型和加工型的工業，發展緩慢，在制造業方面不能跟中國相提并論，農村的發展，在相當一部分地區是落后于中國的，而且印度還著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間的沖突，有的時候會爆發一些小規模的戰爭，或者流血事件。

　　所以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政府的所推動這樣一種模式，它是一種，以外向型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為特征的，而印度模式是以民主制度為基礎，加速服務業和信息產業向傳統工業、農業的滲透和反向刺激，所以呢印度這個模式，它比較符合的是大眾消費增長，讓大眾的消費能力迅速地提高，所以我們講就是說，這個從事先的警醒和未雨綢繆的角度來講，我們一定要有一些更多的警醒和思考，因為這樣要強于事后的追悔，或者亡羊補牢，那么我們要談論的就是，中國模式最終是否能夠戰勝印度的模式，有人說不應該用戰勝這個詞，應該最好是雙方共贏，利益互補，但是我們講中國它立足于，面對世界的這樣一個發展，它不僅僅是跟印度取得這樣一個同盟或者是利益共同體，這樣的一個格局，它是面對世界來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么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意氣之爭，有人說，龍象之爭，應該改為龍象共舞，就是說取得更多的這樣利益互補，我覺得關鍵點不在這里，關鍵在于,就是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經濟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對世界未來的這個政治經濟的平衡，它起到什么作用。

　　另外就是中國現在這個模式，有人說應當寫入發展經濟學的經典教科書里，作為成功的典范，也就是說漸進式改革成功的模式，但是我們知道，漸進式改革我們這個過程并沒有完成，充其量只是說在經濟方面，取得了30年的這個相對的成功，那么這30年里面，我們又看到1992年之后，才是中國市場經濟真正展開的時段，所以從1992年到今年，也不過就是17年左右的時間，那么這17年里面，還有再考慮到一些停滯不前，或者退縮的因素，那么真正改革的時間,市場化向前推進的時間，可能只有12、13年左右的時間，以這么短的時間里面，取得這么好的業績，當然值得贊嘆，但同時呢，我們想假如說，有更好的這樣一個法律體系做強有力的保障和支撐的話，那么中國未來的經濟業績發展，會不會有更大的突破，會不會遠遠地超出，這個印度所能達到的目標，這個方面就是我們這些天，或者這段時間大家集中思考的問題。

　　我們討論中印之間的比較，目的不在與僅僅比較這兩個國家誰能發展得更好，或者這兩種模式，哪一種更成功，其實我們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語境里邊，去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講，過去是一種主義之爭，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爭論，后來又說是增長模式的爭論，因為講增長模式的時候，比較少的涉及意識形態領域，有可能呢，讓大家能夠就事論事的來對比分析，問題是我們來，怎么來認識它，如果我們講科學技術已經被大家，對學界來說，已經更多的來說被認可，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來應用的話，那么制度應該也可以作為一個內生變量來考慮，而我們剛才講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都可以內化在制度因素這個變量上，來作為一個分析的一個基本架構。

　　所以這個方面來講的話，就是說無論是從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比較經濟學方面的分析，還是說從未來的這樣的一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綜合運用方面，我們都需要對這兩個國家這樣目前，到目前這個發展階段中的一些優劣，進行詳細認真的論證和對比，當然由于時間所限，我今天講的更多的可能是這些年自己的一些認識和感悟，我們今后呢，將致力于把更多的英文文獻翻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方面的對比。謝謝!

　　龍象賽跑成就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為何印度在外資引進上遠遠落后于中國?中印經濟模式到底誰優誰劣?

　　王魯湘：好，非常感謝夏教授精彩的演講，剛才夏教授給我們簡要地這個比較了一下，中國和印度增長模式的某些不同，也回顧了一下，這個這兩個亞洲大國，在不同的這個歷史階段，由于不同的原因，然后分別地走向了這個市場方向的經濟改革之路，其實這兩個國家的相似點，真的非常多，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曾經的亞洲的這個人口大國，農業大國，這個文明古國，然后也大概也就是上世紀的中葉，實現了這個國家民族的獨立，然后的話，在這個獨立以后的話，又分別受到了這個蘇聯的影響。

　　夏業良：對。

　　王魯湘：都分別受到蘇聯的影響，所以這兩個國家，在一起進行某種比較，這種可比性，是令人信服的，這兩個國家是可比的，就不是像有些拿一個國家和另外一個,這是不可比的，但是中國和印度確實是可比的，所以全世界的人，才這么有興趣的，老是拿它們倆個來比，在這個比較中間，我注意到夏教授提出一個概念，叫資本自由，對,也就實際上，一個社會要成為一個橄欖型的一個結構，中產階級這一塊要占為一個主體，其實最主要的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必須人人擁有資本自由。

　　夏業良：就是說一個國家賦予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這個國家才能朝著正確的方向引領，那么這個像這個方面我們講，就過去，我們搞市場經濟，就給大家這樣一種目標，一種期望，就是大家會有越來越大的選擇空間，越來越多的自由的權利，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導向的話，那我們就是說，回到30年前、40年前那個狀態，大家就感到，一切都要聽從組織，一切都要聽從權力，就沒有，活著就是感覺到沒有自主性，好像都是為了別人而活，或者為了一個政治目標而活著，那么最近這30年，我想很多中國人，都感受到自己活在這個人世上，有一種另外的價值，就是自己來選擇的價值，而這一點呢，我想今后，如果我們堅持一個正確的方向和路徑，這種空間會越來越大。

　　王魯湘：好，我們這里要談一個很具體的中國和印度最近的一個關系問題，根據中國商務部的一個統計，自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4個月的時間，印度對中國產品，發起了17項貿易救濟調查，涉及到了工業鹽、鋼鐵、汽車零部件、煤炭產品、瓷器、紡織品還有橡膠品等等，這意味著中國產品和中國商人，蒙受了總計超過15億美元的損失，那么頻繁的貿易摩擦，給中國和印度兩國貿易的開展，造成了障礙，也阻礙了兩國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進程，那么您替我們分析一下，這種貿易摩擦，到底這個主要責任在哪一方?

　　夏業良：我覺得這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經濟全球化的反面，大家都不希望朝這個方向去發展，這是一種倒退，無論是美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都是一種，叫損人不利己的這樣一種行為，最終會損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所以印度采取這樣的做法，也許它是出于一種特別的，比如說對中國迅速崛起啊，對中國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一些認知上的判斷失誤，它可能會覺得，是一種強有力競爭對手，要制約中國，或者說它覺得中國的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傷害了印度經濟，它可能會采取這樣一種極端的做法，但是這種做法的話，顯然會帶來中國的貿易報復，那么這樣的話，一輪一輪的報復下去的話，雙方都會兩敗俱傷，所以這肯定是一種不明智的做法，那我覺得這個方面，可能就是恰恰說明了中國和印度之間，相互缺乏了解，透明度很低，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中國呢，如果要是能以更加寬容的態度，更多的去跟印度工商界進行交往，可能會消除他們的一些誤會，如果我們也采取這種以牙還牙的策略，可能在一段時間里面，就是這種僵局，沒有辦法打破，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如果中國在這個方面，暫時做的大度一點，容忍一點，那么有可能呢，讓這個中印兩國的經貿關系，朝著一個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所以這個方面我覺得還是要考慮更加長遠的利益，不考慮眼前這個暫時的利益。

　　王魯湘：您談到我們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特別提到了我們這種，投資拉動，投資拉動很容易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隔三差五的就會出現，關于通貨膨脹的這種警告和預期，對不對，您剛才在演講中沒有講到印度的這方面的情況，那么作為一個也是如此這個迅速高速增長的一個經濟體，印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間，有沒有經常也碰到像這個通貨膨脹之類的問題，它們有什么樣的解決的良策。

　　夏業良：我覺得在印度過去沒有搞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他們那個時候有類似的東西，就是政府的計劃，強力推動投資，會帶來一些這樣的效益，但是自從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私有化經濟占據的比重，達到了75%，然后它們在貨幣政策上，有可能會引發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比如說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或者刺激性的財政政策，都有可能造成這樣的一個后果，但是呢我覺得從中印兩國的這種情況來看的話，中國的這種大規模集中投資，尤其是短時間里的集中投資，可能帶來的危機效應更明顯，所以我們講，就是未來這兩年，大家都預期通貨膨脹的壓力非常的大，但是呢，最關鍵在于就是說，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我們的制造業提供的主要是哪些產品，或者是我們服務業現在有哪些新的發展，如果這些東西，你的生產和服務，跟老百姓的實際需求是匹配的，那么這個我們覺得通貨膨脹只是暫時的壓力，但是如果那是嚴重脫節的，就是官方所需要的投資和它生產的出來的產品和服務，跟老百姓實際上最需要的，這些需求，不是密切相匹配的，就有可能產生扭曲，資源配制的扭曲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也會造成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王魯湘：我們現在就是進行現場提問，有關于中印經濟模式發展比較方面問題，要向夏教授提問的請舉手。

　　學生：夏老師您好，這個我覺得您今天的演講，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做中國印度的這個FDI比較的，所以對您講的，也特別感興趣，也涉及到很多政策的制定，發展過程中，怎么樣看這個政府的作用，我想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具體講這個吸引的對外直接投資，我們如果比較中國和印度的話，剛才也提到就是這兩個國家，在過去三十年有很相似的這個發展，而且是很快速的發展，但是中國速度比印度卻高一點，但是呢如果我們看他們的FDI吸收的流量的話，中國2005年，比如說，中國的這個吸收的FDI，當年的吸收量，就是700億的美元，是印度的12倍，如果人均來講，也是它的9倍，所以這么大的一個差距，究其微觀原因，這個和經濟體制有著關系，因為中國的話，我們知道很多地方政府，它就是說，它就是政府很有激勵，來吸收這個外資，競爭很強，但是在印度它發現一種情況是什么，就是說它自己的這個企業它是抵制這個外資進來，然后它們就會，它們是因為是民主國家，當地政府是當地人這個選舉出來的，所以他們對政府一施加影響以后，然后這個外資其實是一個好的事情，但是就沒有辦成，就有類似這樣的問題，然后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們一個老師叫Raghuram,他是一個印度裔的教授，他也是上一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的時候，他提到，他覺得中國的，比如說鄧小平，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個，他覺得是，他非常贊嘆，他覺得印度的話，很多時候，他有很多這個學術精英，但是有時候在做政策決策的時候，他們就互相，互相討論，但是互相爭論，喋喋不休，但是把很多時機就會錯過去了，中國是發現是說，鄧小平說我們先先慢慢來，但是就是很多時候，就是在把這個餅做大的時候，同時的分配問題就解決了，所以就是有很多層面，我不知道對于這些方面的考慮，夏老師您是怎么樣判斷，是說它們孰優孰劣，是怎么樣的思考，謝謝。

　　夏業良：謝謝你提了這么好的一個問題，我覺得剛才他這個提到其實是講，就是說民主政治、民主制度，雖然可能是比較有利于長期的激勵，持續的發展，但是在短期內，可能效率方面還不如這個非民主機制來得更加快，更加及時，比如說在印度的話，你要進行跟每個老百姓協商，這個談判的成本，就是說我們經濟學了里面講的交易成本會很高，機會成本也很高，可能三年過去了，你想要拆遷這塊地皮還沒有騰出來，而在中國呢，可能3個月，就要求你必須拆遷，不拆遷的話，推土機就過來了，所以呢我們講，孰優孰劣，大家心里邊可能自有一個，一本帳。

　　當然我同意你剛才講的，就是使說在這個吸引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地方政府由于有一種政績表現、相互之間競爭，比如說我這地方吸引到200億，你那地方一定要吸引多少，就是大家展開一種競爭，其實它的重點不在于，你吸引到的外資，最終能夠發揮多大的效率，也就是資本效率究竟高不高，而它在乎的是，我只要把這個資本吸引來了，就說明我的政績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我現在擔憂的恰恰是一點，就是說你從規?？偭可蟻碇v，當然中國吸引外資比印度高，但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從資本單位效率角度來講的話，是不是一定高于印度，這個我覺得是要考慮的一個方面。

　　學生：夏教授您好，我是北大的學生，也很喜歡你的那個，經濟學原理的那個通選課。您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法律體制還有公民的意識形態應該怎么樣去，就是改革，謝謝。

　　夏業良：說這個在政治法律各個方面要進行變革的話，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路徑，那么這個路徑，不是我們這些學者，自己拍腦袋瓜想出來的，而是世界上，在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上千年的歷史，可以印證的比較行之有效的一種路徑，就是一種限制權力的做法，然后呢，應該這個要明確社會契約關系，就是明確政府它只是一個社會的代理人，而社會委托人是全體公民，或者講納稅人，他們作為代理人，他是要執行委托人的意圖，而不是說超越委托人的意愿，去辦自己想要辦的事情。

　　學生：首先非常感謝夏教授給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的演講，辛格他發表那個言論，夏教授說到我們反駁他很難，我更覺得沒有去反駁他的必要，我們要去進行一些實際上的改革體制，或者其它的一些方面上的變革才是最重要的，面臨這樣一個金融危機，會不會導致我們中國，很大程度上的經濟體制的改革。

　　夏業良：首先就是說危機能夠引發變革，我贊同，而且往往就是說，在繁榮中沒有辦法達到的變革，在危機中容易達成，因為在繁榮中大家都知道，統治者他有資本，他覺得我已經取得這么大的成績了，他沒有主動改革的意識。在危機中，當經濟爆發了這么大的，波及全社會的這樣一種沖擊之后，這個時候他自顧不暇，那個時候他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他的精力可能就沒有全部用來對付這些，要求民主制度變革的這樣的一些人，那么這個時候呢，是最容易產生一種新的機制，雖然不一定說,我們就很確定地說，它一定就能成為一個好的機制，但它可能是一個好的機制的開端，就有人比方說，說這個臺灣啊，韓國啊民主化的浪潮，說剛開始出現的，什么叫民主啊，那個非常低程度的民主，甚至是一種混亂的局面，直到今天人家還覺得臺灣這個民主很混亂，而且那個弄的很不，讓人家對政府越來越沒有信心了，但是你想，它畢竟比那種僵死的一塊，那種專制的統治向前推進了一步，而且它是希望所在，它現在的民主程度并不高，或者大家對它這種滿足度很低，但是它最終會從這伸發出，向著那個方向前進的，很多的基礎。

　　王魯湘：人們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度，稱為龍象之鄰，在不斷升級的全球化浪潮中，這兩個古老的國度都是在承受面向現代化的蛻變，有陣痛也有喜悅，不論是經濟先行還是政治先行，不論是摩擦還是合作，我們對印度需要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多，我們對印度也需要學習得更多，讓我們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夏教授精彩的演講。

　　夏業良：謝謝。

　　王魯湘：同時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和鳳凰網的網友們，下周同一時間我們《世紀大講堂》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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