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沒的美國民主

被淹沒的美國民主

    

    資本主義變了！曾經帶給社會進步的資本已經蛻變成禁錮自由和發展的枷鎖！美國人對民主制度漸漸失去了信心，其他許多民主國家的公民也同樣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書開篇所談及的，35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我們的民主政府是為所有人謀福利的，但是幾十年后的現今，這種信心普遍地發生了動搖?，F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政府由極少數大利益集團操控，是它們謀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國家的調查也顯示出，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現類似的下滑態勢。這到底是為什么？
    如前所述，對于這一轉變的解釋都缺乏說服力。對于美國以及這種現象目前程度略輕、但同時愈演愈烈的其他國家來說，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錢在政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來自大公司的政治獻金。正如我后面將要證明的，那些獻金正是促使經濟繁榮的超級資本主義產生的副產品。隨著公司開始利用公共政策尋求競爭優勢，競爭擴展到了政治領域，其負面結果就是：民主制度回應公民意愿的能力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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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對于正在發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爭議——來自公司的越來越多政治獻金注入了華盛頓和其他州首府城市，這一事實顯而易見。令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如果仔細觀察一下這種態勢從何時起開始逐漸升級，就可以發現一條重要的線索。
    在公司的政治獻金開始涌入之前，華盛頓是一個相當破落的地方——正如約翰?肯尼迪所言，華盛頓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作為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在那里工作的時候，市區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當破敗。如果某位說客要留下來吃午餐，我就把他帶到賓夕法尼亞大街對面蟑螂肆意橫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樣，飯后我就永遠都不會再見到那位說客了。但是當我在20世紀90年代重返華盛頓的時候，這個城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見蹤影，大街上遍布著耀眼的豪華旅館、高檔餐廳以及時尚酒吧。從喬治城一直到國會山，到處是光鮮奪目的建筑：由玻璃、鉻和拋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寫字樓群；設施完善的公寓，其門衛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戶的姓名和需求；有著大理石門廊、厚地毯、輕音樂和花崗巖前臺的旅店；使用亞麻餐巾紙、皮面裝訂菜單和沉甸甸銀器的餐廳，它們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國大瓶裝美酒。位于國會山底層的查理帕爾默牛排店憑借其存有上萬瓶佳釀的酒窖聞名遐邇。緊鄰喬治酒店的Bistro Bis餐廳為客人提供裹著薄薄一層面包屑的松脆油炸雞腿和吉普賽風味牛雜。位于第19街的Palm餐廳推出了更為昂貴的餐飲，那些精心設計的美食甚至可以讓最疲憊不堪的公務員胃口大開。
    獻金流所到之處，一切都貴了起來——不僅包括酒店和餐館里的賬單，還包括華盛頓的律師、說客和專業公關人員的報酬，以及華盛頓房地產的價格，甚至周邊城鎮房地產的價格也隨之高漲起來。2005年，華盛頓有7個縣進入人口調查局選出的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20個縣。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給予候選人選舉辦公室的政治獻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隨著政治獻金的增加，每位候選人對于可能有多少錢流向競爭對手都十分敏感——除非這位候選人的競選款項龐大得足以嚇退其他競爭者。這樣一來，曾經熱衷于所在州或區的“多元”利益集團的參議員和代表們——特別是那些加入了全國聯合會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募集更多的競選資金。而最大的競選資金來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公司高管，以及“鎖定”了來自公司高管和商業聯合會的政治獻金的公司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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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政治領域的公司政治獻金的激增始于羅納德•里根的當選，之后一直延續到喬治?布什當政時期。有些人認為，這是由于當時大公司與共和黨達成了一筆交易，根據這種假定，大公司為共和黨人提供足夠的資金，以保證共和黨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數席位，作為回報，共和黨推行堅決的重商政策。布什執政期間臭名昭著的“K街計劃”就是一筆典型的交易，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以及其他共和黨領袖向公司和貿易團體施壓，要求它們只雇用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的說客。
    然而這種解釋太過簡單了。它并沒有解釋為什么公司政治說客的人數在全世界范圍呈增加態勢，也無法解釋這樣一個重要事實：流向美國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資金大體上兩黨兼顧。民主黨人在1994年喪失了對國會的控制權時，已經開始依賴于來自公司的政治獻金了。民主黨代表托尼?科埃略叫囂道：“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企業都不得不和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黨?！弊鳛?0世紀80年代的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的領袖，他開始勒索美國的公司?？瓢Ｂ詷O力尋求獲得與共和黨所擁有的數額大體相當的政治獻金，并最終達到了目的。美國無黨派組織政治回應中心的數據顯示，1990年，卡車運輸業把151萬美元政治獻金劃分為大致相等的兩份，分別捐予民主黨和共和黨。這種均衡狀態一直持續到共和黨人在1994年重新執政才有所變化，并在2006年民主黨獲勝之后重新恢復。（根據一家追蹤政治捐贈的組織——政治獻金線的數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獻金的56.6%給了民主黨人。）當然，科埃略所設想的公司對于民主黨國會的依賴，也使民主黨依賴于公司的施舍，這一點在1994年他們敗北之前的幾個月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民主黨人投票反對比爾?克林頓的醫療保險計劃，因為他們的贊助公司反對這樣做。
    盡管克林頓政府——我很榮幸曾任職于其中——出臺了醫療保險計劃，但它仍不失為美國歷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頓上任后的前兩年，民主黨人控制了國會兩院，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他們又推動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這兩件事對于大公司來說可謂意義非凡。如同華爾街券商希望的那樣，克林頓也曾致力于削減聯邦預算赤字。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環境，公司利潤飛漲，股市飆升，CEO們的收入屢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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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結構轉型，經濟結構向更加激烈地爭奪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競爭型經濟轉變。超級資本主義沒有止步于經濟和政治表面上的分界線。在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驅使下，現代公司用盡渾身解數爭取競爭優勢，毫不遲疑地進入任何可以獲得這種優勢的戰場。華盛頓以及世界上其他有權制定公共政策的首府城市已經變成了競爭激烈的戰場，因為公共政策往往會讓某些公司或行業獲益，同時使它們的競爭對手處于劣勢。
    涌入華盛頓的政治獻金在過去幾十年內加速增長是供求法則的作用結果。在這段時間內，參議員、顧問、內閣成員和白宮中的高級工作人員的供給并沒有大規模增加，但是尋求影響政策進程的公司的需求卻隨著競爭的加劇而大漲。這就像一場軍備競賽：其中一方的開支越大，另一方的開支也必須擴大，以抵消其影響。
    我們來看一看最新進入華盛頓力量層之列的谷歌吧。在2004年8月上市之前，該公司一直定位于網絡軟件世界，從不曾在政治圈中冒險，并以此為傲。但是，在成為市值幾十億美元的上市公司之后，它就必須融入華盛頓權力集團了。2005年，谷歌花費了50多萬美元雇用游說公司和顧問，并在華盛頓的潘恩區設立了辦公室。谷歌的高層和說客開始為政治活動籌集數以百萬計的資金。谷歌駐華盛頓辦公室主管亞倫?戴維森談道：“谷歌公司的快速崛起和在行業內的知名度使我們不得不和華盛頓打交道?！笔芄陀诠雀?、來自波德斯塔馬頓游說公司的勞倫?麥多克斯表示：“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工程師?！钡?，麥多克斯又補充說：“但他們并不是政治家?！辈ǖ滤顾R頓是一家在兩黨中都具有影響力的公司，這正是谷歌所需要的。安東尼?波德斯塔是一位資深民主黨人、克林頓的前首席顧問約翰?波德斯塔的兄弟。他的搭檔丹尼爾?馬頓是前共和黨發言人丹尼斯?哈斯特德的朋友，兩人過往甚密。麥多克斯則是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的前任第一助理。
    谷歌別無選擇。雅虎、微軟以及諸多電信公司已經聚集在華盛頓。僅2005年一年，微軟在游說方面的花費就高達近900萬美元，微軟高層們又向雙方陣營中的政治人物捐獻了數百萬美元。美國政治回應中心的文件顯示，雅虎當年在游說上花費了160萬美元。微軟和谷歌在許多政策問題上都存在經濟利害關系，特別是在反壟斷、知識產權和國際貿易方面，這種利害關系更為突出。這些政策問題的結論會使競爭天平向有利或不利于谷歌的方向傾斜，這將對公司財務造成巨大的影響。谷歌同樣也開始將資金注入布魯塞爾，在那里，歐洲人也在爭論著類似的問題，微軟和雅虎已經雄踞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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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仔細研究，就可以發現，與沃爾瑪對于銀行業的興趣引發的斗爭一樣，許多表面上看起來是圍繞公共利益而展開的紛爭，都不過是為追求公司利潤而引發的爭奪競爭優勢的斗爭。幾乎所有看起來中立的法律或者監管都可能造就贏家和輸家，任何微小的成本差異都可能打破原有的均衡。因此，在華盛頓和其他各州的首府中，那些不斷增加的要求有關當局在制定法律或者頒布法規之前征求其意見的“利益相關者”，就是競爭地位受到懸而未決的政策影響的公司或者行業，而不是工會組織、環保主義者和社區團體等非經濟利益相關者。
    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第109次國會討論的幾個主要議題，那次會議從2004年一直持續到2006年，你將看到其中的模式。在這一時期，共和黨控制著國會，但是民主黨在接下來的大多數議題中也介入其中。事實上，黨派之分并不重要。一般來說，在這些紛爭中，不論是哪一方，都可以看到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身影。   比較具有爭議性的一項議題就是，是否要解除國會禁止開采離岸石油的長期禁令，特別是在加利福尼亞海岸以及東墨西哥灣廣闊水域上的勘探。毫無疑問，聯合起來支持勘探的包括大型石油公司、美國天然氣協會，以及由于燃料成本上漲而遭受重創的制造集團。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強有力的反對力量并非來自環境保護組織。環境保護組織的確反對這一議案，但并沒有多大分量；環保主義者既沒有游說力量，也沒有財力來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由于他們參與了眾多議題，力量被分散，所以其影響力顯得相當單薄，以致在這片戰場上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事實上，反對者由旅游行業主導，因為大型旅店和連鎖餐廳擔心石油泄露，從而毀掉佛羅里達的原始海灘和加利福尼亞迷人的海岸線，那樣會讓它們損失幾十億美元。兩位共和黨州長——佛羅里達州的州長杰布?布什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都積極地游說反對該舉措。許多來自美國海灣地區的代表也都表示反對。最終生成的法律對鉆探進行了限制，以把可能對旅游業造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即便是那些似乎關于社會或者“文化”議題的斗爭也可能具有誤導性。2006年10月，國會通過了禁止用信用卡支付網上賭博的法令——這實際上相當于禁止所有的在線賭博。從表面上看，這項立法的目的是要減少一項被認為是不道德或者容易上癮的活動對于公眾的傷害，但實際上，領頭推動這項立法的正是賭場——美國有超過900家賭場——它們把在線賭博業的巨大增長視為對自身利潤的潛在威脅，同時又希望自身的經營不受限制。很明顯，在線賭博越是便利，人們就越不會前往最近也在數百英里之外的賭場。這項法令可謂美國博彩協會的一次偉大勝利，該協會代表著美國最大的賭場運營方。隨著該法案移交到眾議院，產值達15億美元的賭馬業的說客們同樣表現不俗，開創了一個豁免先例（自從2000年以來，他們已經為立法者們捐獻了超過300萬美元）。全美職業棒球聯合會的說客確保了該法案不會限制“夢幻體育”系列游戲，棒球再度流行的部分原因是這些游戲的普及。而代表便利連鎖店和各州的說客們小心翼翼地避免該法案影響彩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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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對政治的操縱，同樣影響著廣大民眾對當前議題的認識。游說活動的任務之一，就是為你的觀點提供更加明智的證據，這通常需要經濟學家、政策分析師，以及數據收集人員和處理人員的共同努力，另外，還需要那些可以使任何決定聽起來都顯得合情合理的語言大師的加工。立法者需要證明他們決策的正確性——即便無法直接向廣大民眾證明，至少要向對于最后結果敏感而多疑的媒體證明這一點。監管者必須讓法官們相信他們并沒有武斷地作出決策。由于爭執中的各方都要爭取最有利的結果，因此他們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請專家論證，但他們也明白，其中某些論據只有一半是事實，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欺騙。這導致了更加廣義的腐敗——學術腐敗。
    20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教授政策課的時候，就目睹了這些情形。公司付費給“專家”證人來作證，他們的論證剛好足以支持客戶，同時又不必出賣自己的職業道德。20世紀90年代，我在勞工部工作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專家”變得不顧廉恥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深受愛戴的教授和華盛頓智囊團的“高級研究員”在國會聽證會、監管會議，甚至在他們一定也很了解的華而不實的媒體上作論證。他們很少會讓別人知道他們受雇于與他們的結論利益相關的公司或者貿易聯合會。
    在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之間，更多的專家拋棄了職業道德，因為在這段時間，商業競爭加劇了，經濟利害影響更大了，而且公司及其說客愿意向專家支付更多錢。就像其他可以交易的商品一樣，如果價錢合適，良心也是可以收買的。
    在這些年里，專家證人成了公司在聯邦地區法院進行法律訴訟的法定組成部分。訴訟往往不是發生于公司與政府公訴人之間，而是發生于爭奪競爭優勢的公司之間，例如控告對方侵犯專利或者版權、從事違反反壟斷法的掠奪性商業行為、廢除合同或者使合同變成一紙空文、強加或規避債務。參與訴訟的專家通常提供互相沖突的數據和分析結果，讓法官及其工作人員花費無盡的時間歸納整理。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公司之間的法律訴訟成了聯邦法院中增速最快的訴訟類型。
    大規模立法斗爭造就了大量收入頗豐的專家。根據《紐約時報》發表的內部預算文件，在2003年，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預計聯邦醫療藥品福利提案會引發爭議，于是撥出100萬美元的預算授予“經濟學家智能回音室—— 一個由經濟學家和思想領袖組成的常設網絡，一個通過論文和證詞來反對聯邦價格監管控制的快速反應團隊”。在國會正式考慮醫藥福利案之前的幾個月，貿易集團為研究和政治機構出資200萬～250萬美元，“以建立智力資本，并從可靠來源獲取更大量的信息”支援醫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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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作為公民的聲音——與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聲音相對——正在被淹沒。我們甚至可能會喪失自信：作為公民不得不說的問題是否重要？造成這樣的狀況并不是因為大公司通過共謀將我們作為公民的聲音淹沒或者邊緣化，而僅僅是因為公司爭相投身于日益升級的政界競爭，以求獲得相對于競爭對手的優勢。這種不斷升級的競爭，使華盛頓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游說聲日漸喧囂，以致即使公民大聲呼吁，政府也難以聽到這些不和諧音。超級資本主義已經蔓延到政治領域，淹沒了民主制度。
    政治競爭有多種形式。當選的官員蒙恩于公司的說客，他們從客戶那里為這些官員籌集了越來越多的競選捐款，同時這些官員擔心選舉對手們可能會取而代之得到這筆錢，因而向說客及其客戶勒索更多的捐款。國會聽證會和監管過程中充斥著越來越多的來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業部門的專家證詞和文件，而這些公司或行業部門將受到那些即將出臺的政策的潛在影響。法院中滿是公司律師提出的訴訟，指控監管調查結果或程序有利于某家公司或者行業內的某些部門，不利于其他公司或部門，或者指控法院審判的結果有利于某個政府公訴人，不利于某家公司。報紙和廣播也在日益頻繁地宣傳那些由公司所聘請的公關炒作高手為美化公司而編造的故事，或者是為了保護公司、對其競爭對手聘請的公關專家所編造的故事予以回擊。
    隨著競爭的升級，進入政治競爭領域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沒有財團支持的個人和組織很少能突破重圍。位于華盛頓的“公共利益”組織僅靠相當于公司游說預算中一小部分的資金維持運營，而在華盛頓之外則很少有政治關系。網絡是一條募集競選資金的有效途徑，博客世界是一種發表觀點、發泄挫敗感的喧囂的方式，然而，這些網絡論壇和政策制定者并沒有直接或是系統的聯系。
    另一方面，曾經就公民所關切的問題仗義執言的機構幾乎已消失殆盡。華盛頓仍然存在工會組織，它們的選舉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別是對于民主黨而言，但是它們已不足以對那些對勞動者有巨大影響的決策有強大影響力了。負責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機構已經被大大削減。立法者對地方性的利益集團的關注也越來越少，即使它們組織成全國性的聯合會，也不會得到更多，因為立法者要花更多時間為募集競選專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高層管理人和說客尋求更多的資金支持。政治回報仍然源源不斷，但已不再符合行動的初衷了。比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曾經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出臺，而現在這類聯邦組織已經風光不再。與《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4年克林頓推動立法，嘗試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險計劃。盡管該法案在民主黨國會獲得了提案，但克林頓的立法機構仍然歸于失敗。其中部分原因是該提案過于復雜繁冗且官僚化。另外，還因為它缺乏廣泛的工商業組織支持。各家公司的游說反對來勢洶洶，同時克林頓也沒有建立有效渠道，動員民眾支持。
  （《環球視野》2010年7月15日第303期，摘自《超級資本主義》，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