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霸權的歷史演變

英語在全球的傳播與擴張舉世矚目,對于英語霸權問題多領域的研究,展示了英語霸權在復雜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下的龐雜性,也反映了確立一個相對有效的、全面的研究視角,以便對英語霸權的本質及其發展歷程進行深入、系統的考察與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基于國內外的研究現狀,本文采用國際關系學的視角對英語霸權進行研究。這一研究路徑,可有效避免語言學單一學科視角的局限性,能夠對英語霸權給予更精準的界定,并對其歷史演變歷程中霸權的演變形式與本質給予更清楚的認識;此外,對這一問題研究的現實意義在于,在后冷戰時代的今天,每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應愈加重視民族語言發展與全球性英語霸權的協調關系。
　　
　　國際關系視角下英語霸權概念的界定
　　 考察國內外對于英語霸權問題的相關研究現狀,首先便會發現,對于“英語霸權”概念的界定及其對英語霸權問題的研究,遠非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清晰、明確。
　　在語言學領域。雖然對英語霸權問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英語在全球語境使用中語言本身的演變,但其中不乏有從不同角度、側面對英語霸權的歷史性與社會性進行研究,但卻大多沒有使用“英語霸權”這一概念。唯一直接使用“語言霸權”概念,并進行專著性論述的是挪威語言學學者羅伯特·菲利普森的《語言領域的帝國主義》,本書對英語的全球擴張現象從一開始便確立了英語——語言領域的帝國主義的基本觀點,并通過分析英語在英美霸權擴張過程中的語言政策及英語教學等活動,對其擴張的霸權本質進行結構性剖析。本書所使用的“語言霸權”概念英語為“Linguistic Imperial-1sm”,更準確的漢語翻譯為“語言帝國主義”,而含義更接近漢語的“霸道”之意,作者在書中集中批判的也正是英語的“霸道”性。在語言學領域,除了上述直接針對英語霸權問題的研究外,還有大量關于語言社會性問題的研究。
　　在非語言學領域,“英語霸權”概念的提出源于“文化霸權”概念與理論。首先使用“cultural hegemony”概念,并對其進行理論建構的是意大利文藝理論家葛蘭西。葛蘭西關于語言變遷的研究,構成了他理解文化霸權的基礎。在葛蘭西的定義中,“霸權”含義更接近于“領導權”。此外,席勒使用和詮釋了“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falism)概念,并將其研究構建于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之上。20世紀末,冷戰以和平方式結束,使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文化取向逐漸成為熱點。文化霸權成為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在國際關系視角中,“文化霸權一般具體指各類語言霸權、信息霸權、媒體霸權和制度霸權。”盡管語言霸權成為國際關系視角中文化霸權的形式之一,但是在國際關系學著作中,很難看到有關語言方面的專門性討論,漢得森在他的《國際關系》一書中,單列了一節“英語作為全球語言”來討論英語問題,已經算是著墨較多的。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本文中將對“英語霸權”概念的界定及其研究建立在國際關系學的視角之下:
　　首先,語言的霸權性源自語言的社會性,而語言的社會性是語言的基本屬性之一;歷史語言學的兩個主要奠基人拉斯克和格里姆都指出了語言的社會性質。格里姆指出:“語言就是歷史,不是指文獻,而是指語言本身包含著社會內容。”后來,新法蘭西學派代表人物和語言學家博厄斯和薩丕爾都再三強調了語言的社會性。到了20世紀中期,斯大林沿用了這種思想。肯定語言的社會性是確定語言霸權性由來的基礎。
　　其次,語言的歷史往往同各民族文化的歷史相輔而行。“當民族在人類歷史上作為一種在語言、居住地域、經濟生活、心理狀態上穩定的共同體出現時,語言就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成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然而,語言作為民族國家的重要身份認同標志也是在近現代伴隨英法美等現代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才得到空前強化的。英美霸權是近現代以來逐步發展、強盛起來的兩個民族國家霸權,因而英語霸權從興起之日起到目前為止,具有鮮明的民族國家語言霸權性。
　　第三,語言作為傳承文化的工具,其與文化的關系是相互涵蓋、彼此互動的: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語言本身又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由于語言與文化的特殊關系。使得英語霸權成為英美文化霸權的重要形式之一。

　第四,漢語中的“霸權”本義似乎與中國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說的“霸道”(與“王道”相對)更接近;然而,當代形式的霸權正如王逸舟所總結的那樣:“霸道與王道的雜合,是當今世界由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的重要特征。”因而本文中“霸權”含義界定包含“王道”與“霸道”雙重含義;而本文中“英語霸權”概念中的“霸權”也是雙重含義的結合:“王道”表現為英語依仗英美國家超強實力建立起來的領導權,在世界倡導、推行其制度、原則、價值觀的同時,將英語語言推行到世界各地;“霸道”表現為英美對語言推廣與其他制度、價值觀等的推廣一樣,不可避免地帶有目的性和強制性。本文中“霸權”對應的英文“hegemony”與“impefialism”通用,“hegemony”其本義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統治關系,其含義更接近漢語的“王道”,而“imperialism”更強調“霸道”性。
　　基于以上對“英語霸權”概念的界定,本文通過對英語霸權的歷史演變的考察,確定了英語霸權的具體內涵:伴隨英美霸權的歷史演變,英語霸權經歷了從地理平臺語言霸權到制度語言霸權,再到軟權力語言霸權的歷史演變過程。本文對英語霸權歷史演變過程中體現出的上述三方面具體內涵的確定,強調了英語霸權的民族性,更好地反映了其作為英美國家文化霸權逐步深化的過程,突出了后冷戰時代英語霸權在國家霸權中發揮出的愈加重要的作用。
　　
　　大英帝國與英語作為地理平臺與制度語言霸權的建立
　　
　　英語作為英國民族國家語言,是在中世紀晚期,伴隨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文化的孕育和民族國家的形成、興起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的民族國家語言性質。英法百年戰爭(1338-1453年)是英格蘭走向民族國家的第一個重要時期;對于英語來講,“百年戰爭”結束了在英國少數統治者使用法語而廣大人民使用英語的奇怪現象,為英語在英國恢復使用掃除了障礙。都鐸王朝(1485-1603)的統治是英國走向民族國家的又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在對英格蘭一百多年的統治中,其幾代君主完成了統一和創建民族國家(民族君主國)的民族任務。而1648年根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 起來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使得“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構成了自1648年維斯特伐利亞和會以來數百年里國際關系體系的最本質的內容,直到今天也沒有離開這個主題。”民族語言作為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重要標志,作為民族文化的反映與核心。其在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也隨之日趨顯現出來。1688年“光榮革命”后,英國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國家不再屬于君主個人,而屬于整個“民族”,英國民族國家從形式上基本形成了。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最大限度地推動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國家軍隊、全民教育和新傳播媒體的陸續出現,極大地推動了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發展,而民族語言成為這個過程的核心所在;“所有大不列顛人,無論是英國本土還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被要求忠于新英吉利民族的象征:標準的英語、起立并高唱皇家國歌《上帝保佑吾王》,還要表示對英國國旗的尊重。”英語作為英吉利民族的語言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民族標志,之后便是其追隨第一與第二大英帝國征服世界的歷程。
　　“英語地理平臺語言霸權”的建立指英語伴隨大英帝國在各個殖民地的擴張,傳播到世界各地,并通過帝國的殖民統治,成為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占主導地位語言的過程。英語作為英國的民族語言,其海外擴張的第一步始于17世紀初,是英國人通往北美的初始航行為英語的發展揭開了新的篇章。在北美洲,從1607年第一批移民到達切薩皮克海灣并定居開始,到1783年美國獨立,第一大英帝國建立起了以北美為中心的殖民地:由于北美最早移民以英國人為最多,英國人又是最大的民族群體,占殖民地總人口的90%,且在殖民地政治經濟生活中掌控著大權,因而他們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等構筑了后來美國社會的基礎,即使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語言就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人們通用的語言是英語。在加勒比海地區,移民的主要來源為從非洲大量輸入的黑奴。從1680年到1786年,英國在加勒比海的屬地就接收了200萬非洲奴隸。由于黑人所操持語言各不相同,導致一種以英語為基礎的黑人混合語的出現。在南亞,從1600年東印度公司的成立開始,隨著東印度公司勢力范圍不斷擴展,印度成為一個遍布東南亞的說英語帝國的拱頂石。由于印度土邦與部落林立,不能形成一種統一的民族語言,英國的殖民統治使英語在印度次大陸逐漸成為管理和教育領域的通用語。1834年制定的《麥考利備忘錄》成為英國在南亞殖民地語言和文化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對印度的教育制度和語言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第一大英帝國終結之后僅僅幾十年的時間里,一個更為龐大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國”又建立起來,并逐步達到了它力量的頂峰。伴隨第二大英帝國遍布世界的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英語地理平臺的搭建也進入迅速擴張階段: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建立起來的移入式殖民地,由于依舊以英裔移民為主導,那里英語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與當年北美殖民地類似:在加拿大,到1921年,加拿大人口達8788483,絕大多數為白種人,由于法語在加拿大的勢力,加拿大雖然以英語為母語,但其人數只占總人口數的58%左右;在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不列顛群島殖民者作為最早和主要的移民來源地,使英語從一開始就在那里占據了主導地位,到1921年澳大利亞的白人為5436794,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人數占總人口數大約80-90%;在新西蘭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人數占總人口數的約90%。在侵占式殖民地地區,英語地理平臺的搭建主要反映在英語在殖民地所占據的主導性地位及其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人數上。在非洲,18世紀后期,隨著英帝國一些慈善家和美國的“美國殖民協會”帶動的反對販奴運動的興起,大量的奴隸被解放,并被帶到與大英帝國的關系歷史悠久的西非海岸。這些被解放了的黑奴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以英語為基礎的克里奧爾語,這種獨特的英語變體伴隨19世紀初經貿的發展遍布整個西非海岸。在東非,大批的英國移民在東非定居,出現許多僑民和非洲出生的白人,這樣,東非出現大量以英語為基礎的變體。在北非埃及,伴隨著蘇伊士運河的開鑿,到1865年,已有8萬歐洲移民進入埃及。19世紀80年代,英國占領埃及之后,英語獲得了長足進展,然而至少在私立外語學校,法語繼續占據優勢。在南非,由于英國對這個地區從一開始便強制實施英國化,到1814年,荷蘭把開普割讓給英國時,好望角居民約73 000,其中半數為歐洲籍,英語已成為殖民地官方語言。1910年,南非組成了聯邦,確立荷蘭語和英語同為其官方語言。然而,實際上英國人從不接受荷蘭語和英語平起平坐。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英語對這個地區的大規模影響始于18世紀后期,到馬來聯邦成為英帝國皇室領地組成的時候(1867年),英語已在整個地區成為政治、法律的傳播工具,并在其他場合使用。到了1900年,英國在東南亞占有大片領土。英國教育體制在這一地區的引入使得學習者很早就接觸了標準的英國英語,隨著19世紀中國和印度的移民潮涌人這個地區,學習英語人數有所增加,英語迅速成為職業用語和正式場合用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通過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共同努力,“日不落英語”真正遍及世界每個角落,英語的地理平臺語言霸權地位最終確立。

“英語制度語言霸權”是指大英帝國政治、經貿、教育、通訊技術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通過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傳播并逐步確立起來,對當今世界大部分民族國家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確立了其各項制度的藍本;而英語也伴隨大英帝國的殖民擴張與殖民統治,在建立起地理平臺語言霸權的基礎上,成為世界各地殖民地建立起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通用語言,進而逐步深化為一種制度語言霸權。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表現為政治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語言霸權。英國殖民政府起初還不確定是否有必要通過政府的政策來加強英語的傳播,直到19世紀20年代,英語在大部分殖民地被廣泛使用,殖民當局才意識到英語在政府部門的普及不僅在道德上是有理的,在行政上也是有用的,從那時起,殖民者開始有意識地在英帝國殖民地推行“英國化”:政治制度上,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觀念形態上,包括文職人員、司法人員以及軍隊等方面的活動行為規范;而英語通過制度的實施和人員行為的規范,深入到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19世紀在南非的“英國化”時期,好望角總督查爾斯·薩默塞特(Lord Charles Somerset)頒布了一個公告,要求從1825年起,所有官方文件必須使用英語。19世紀英國創建自己的非洲帝國的同時,以自身體制為藍本,強制推行新的管理和行政制度,逐漸取代古老的以長老、酋長、秘密社團以及年齡等級的權力為基礎的統治模式。行政部門、警察、軍隊和審判制度全部承襲英國。
　　其次,表現為國際經貿制度語言霸權。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從17世紀一直保持到20世紀初,它使得近現代發端的貿易、金融體系從一開始就按照英國的模式建立和發展起來。“是英國商人在歷史上逐漸創造出今天的股份制、銀行、交易市場、保險業、跨國公司及其基本管理及經貿模式,成為今日‘國際商務慣例’始作俑者”。在商品貿易方面,無論是 商品交易還是商品本身,都附帶有大量的語言信息:“在英國貨物銷往世界各地的同時,英語也隨之到達世界各地。英國著名的陶器制造商韋奇伍德,在向歐洲大陸推銷他的貨物時,配上了雙語商品目錄,正是從這些目錄上,世界各地的商人與顧客,學到了第一批英語單詞”。而金融業與相關服務行業的發展,無論是金融機構的管理還是服務,都更多地涉及書面語言的使用與口頭語言的交流,英語奠定了作為國際經貿及其相關服務行業領域的通用語的基礎。
　　第三,表現為教育領域語言霸權。英國的教育制度對其殖民地國家教育事業的奠基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這些國家教育制度上的一致性通常是在中學奠定的,它們的中等學校以英國學校為模仿原型,常常受到當地英國教會組織的監督,并從英倫三島派遣教師到學校任教:而英國大學的考試制度是英國在向亞非地區進行殖民擴張的后期擴及到各個殖民地的,目的是確保大學新生的錄取質量。教育制度上的這種一致性為英殖民地國家形成共同的文化奠定了基礎,而英語是他們共同文化的基礎。例如,印度的公立中小學既開設印地語,又開設英語,但大部分家長愿意把孩子送到英語學校去,因為大學考試使用的是英語,并且大學課程的94%是用英語開設的。
　　第四,表現為通訊與傳媒領域語言霸權。19世紀中期出現的電纜通訊,讓英國人將全世界進行了有線連結,這使得他們得以擁有推廣其語言的早期優勢;他們對全球電報網絡的控制則導致英語成為了國際貿易和服務業的主要語言。在新聞出版業,英語作為主導媒介語言的地位已有400年歷史。19世紀末,電報在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廣泛使用,讓英文報紙的傳播更廣泛、更快捷,影響力更大。無線電廣播是另一種對無線電的應用。1922年,英國廣播公司的建立,對于英語的發展又是一座里程碑。從一開始,BBC對英語就持有一種全球性(當時是帝國型)的態度,其宗旨為“推行英語及其影響力”,以及向全世界“傳達英國的價值標準”。
　　
　　美國霸權與英語作為軟權力語言霸權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的綜合實力,登上了戰后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巔峰,成為歷史上第二個全球性霸權國家。20世紀初期,在第三世界國家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運動中,西方國家二百多年殖民在全球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和制度遭到了強烈的排斥與抵制,英語霸權也因此經歷了短暫的衰退,但之后又很快卷土重來,這一次拯救它的是美國,英語霸權再次確立是以美國民族國家語言——美國英語為標志建立起來的。與大英帝國時期的地理平臺和制度語言霸權相比,美國霸權下的英語霸權更突出地表現為一種軟權力語言霸權,即由于人們對美國英語所代表的美國先進的科技與文化的崇尚而主動接納、學習和運用英語,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與滲透;而在后冷戰時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新型經濟中英語與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甚至起到提升國家綜合實力的作用,進而成為一種軟權力語言霸權。將語言視為一種軟權力,是針對語言的社會性,跨越語言學界定范疇,在國際關系理論框架下,以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為理論基礎提出的。約瑟夫·奈認為,“軟權力是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到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即一種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力。語言之所以能成為軟權力,成為一種國家綜合實力資源,實際上反映的正是語言對思維與文化重要的反作用力。語言軟權力霸權的提出可視為對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理論的細化與補充。

在冷戰時期,美國大眾文化和傳媒的興盛及其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滲透”戰略的有效實施,促使英語霸權向軟權力語言霸權深化,盡管這個時期還只是初具雛形。
　　首先,美國大眾文化與傳媒的興盛使得美國英語風靡全球。20世紀美國傳媒業的發展,將新聞、體育、飲食、甚至政治都與娛樂融合為一體并走出了完全的產業化道路,順應了大眾文化在20世紀的產生和發展的潮流。當現代化成為許多國家的必然選擇時,美國的大眾文化自然對它們的公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使美國大眾文化在不長時間內便風靡全球,而且至今仍然保持著難以遏制的擴張勢頭。由于以美國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獨特魅力,人們對美國文化的象征——美國英語的態度是積極接納的,甚至是崇拜的,接受和學習美國英語,意味著步入富有吸引力的美國化生活的第一步。以美國大眾文化的代表電影和電視為例。“好萊塢電影在向觀眾傳播‘美國生活方式’的同時。也起了‘英語教師’的作用。電視出現并且進入千家萬戶以后,起到的作用多少與電影類似,而其影響則更大。”美國英語在全球的風靡,美國獲得的不只是崇拜,還有極大的經濟利益:“人們閑暇的時候,便按照電視廣告的引導,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去商店買東西,以至于像美國人嘴上常說的:Shop tdl you drop”;到1975年,在全球54個國家中,美國電影占這些國家的電影進口總量的26%-61%,而到1987年。美國電影占了整個世界電影市場的一半份額還要多。
　　其次,冷戰時期美國的“文化滲透”戰略促進了美國英語的深入滲透。“文化滲透”戰略,是在美國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特定的冷戰環境下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的一部分,指通過“增加公眾和公眾之間的接觸,增加文化、科學和教育的交流和增加代表兩國各方面生活的代表團的互訪。除了改進我們的宣傳活動外,我們也應該利用電影、唱片和西方生活的真相來打破蘇聯人強加于波蘭人民同西方的長期隔離。”可見,“文化滲透”的核心內容是科技、文化與教育,而英語既是宣傳內容一部分,又是其他內容的載體。由于美國“文化滲透”戰略的實施,到80年代,在全球出現了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念、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先進文化、生活方式的全球性崇拜,并紛紛效仿,而英語作為美國先進文化的最直接代言人,更是受到了膜頂崇拜,其程度如喬治·斯坦納所說:“英語是目前公認的美國國語和英美技術與金融等領域的通用語……英語,尤其是美式英語,似乎給予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年輕人——一種‘充滿希望’的感覺,物質進步、科學與實踐經驗進程的代名詞。整個世界大眾消費、國際交流、通俗藝術、兩代人的沖突、技術專制都被融入到美式英語、英語引證和語言習慣中。”按照約瑟夫·奈的觀點,冷戰是借硬、軟權力的結合取勝的:“前蘇聯在宣傳和文化項目上無法跟美國流行文化的影響并駕齊驅,柏林墻早在倒塌之前就被美國的電視和電影鑿得千瘡百孔。”英語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軟權力作用。在中國,“在1983年,有大約一億中國人收看了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英語系列教學節目《跟我學》(“Follow Me”)。西方媒體對一群群中國人在工作之后練習英語,或排著隊伍在過往游客身上試一下英語的景象給予了相當大的宣傳。《跟我學》的主持人凱茜·弗勞爾(Kathy Flower)變成了國家名人,到處能被認出”。在前蘇聯,美國音樂家、前國防分析員杰斐瑞·巴克斯特曾慨嘆:“1987年,我在蘇聯首次的戶外搖滾音樂會上演奏。盡管我們的唱片在蘇聯被禁止出售,但在場的4萬觀眾對我們演唱的每一首歌的歌詞都了如指掌。” 在愛沙尼亞,“英語具有一種象征性的價值:將其從社會主義經濟中拯救出來,納入到西方經濟體系中來。英語使這個國家可以完全融合于歐洲聯盟”。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霸權非但沒有像一些學者預測的那樣走向衰落,反而更加牢固,并且其霸權性質也發生了改變——從主要依靠政治、重型經濟的霸權逐步轉變為越來越依靠信息化新經濟、傳媒與文化的新型霸權。在這種新型霸權中,軟權力資源成為美國綜合國力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新型霸權中,以美國化為主導的、信息技術推動下的全球化、大量新興的信息產業及其相關的服務業出現以及美國超級傳媒集團的全球擴張,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對語言的依賴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語言與通訊比以往任何時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都重大的時期。”英語在這種背景下迅速地完成了第二次全球擴張的旅程,英語軟權力語言霸權地位最終確立起來,并在美國新型霸權中,以獨立的軟權力因素,發揮著提升國家綜合國力的巨大作用。例如,在政治領域,2001年“9·11”襲擊后,美國蘭德公司以教育改革、美國國家安全和“反恐戰爭”為借口,在伊斯蘭國家提出了驚人的改革倡議:“更多英語,更少伊斯蘭語”;在教育領域,同樣是在“9·11”襲擊后,美國大學出于對美國國家安全考慮,對來自海灣阿伯拉國家的學生名額進行大幅度削減,“這刺激了在本地提供‘具西方質量’的課程的需求。具有英美風格的大學在這一地區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再一次產生以英語為教育媒介的需求。在傳媒領域,“1998年好萊塢出品的電影《泰塔尼克號》,在全球票房收人為$1,835,400,000.00”。“好萊塢憑借美國這個經濟巨人的雄厚財力,耗費天文數字般的巨資。推出一部部震撼人心的所謂大片,又從億萬意亂情迷的觀眾那里掙回同樣是天文數字般的利潤。”

綜上所述,從地理平臺語言霸權到制度語言霸權,再到軟權力語言霸權,反映了英語霸權作為英美民族國家語言霸權不斷深化的過程。從國際關系的視角來看,語言霸權作為文化霸權的核心,其霸道的本質毋庸置疑。英語霸權在全球導致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并形成與國家霸權所形成的基本相同的“中心一外圍”格局。這種新的社會不平等首先是英語霸權本身導致的,例如,目前在世界很多地方,英語被看作是象征權力、成功和名譽的語言,英語的熟練程度直接與是否能獲得財富和信息相關。在很多國家,過去貧窮是地域、階層、性別、種族等因素的結果,而現在英語也成為其中因素之一,“它加大了城市與鄉村、發展國家與發達國家、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差別,使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局限在極少數人中”。英語作為其他文化霸權形式的載體,是導致新的社會不平等的另一主要原因。例如在傳媒霸權方面,正如英國媒體分析學家詹姆斯·霍露蘭指出:“不管我們從國際傳播研究的哪個方面來看,我們都可以發現其本質上的依附形勢。它的特點是價值觀、觀點、模式、方式和資源從北到南地單向流動。或者更具體地說,是從使用英語的社會向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單向流動。”
　　在面臨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今天,對于美國這樣一個自由主義霸權和世界霸權,它必須關注的一點是,“國際體系中的一個行為體的優勢違背了被所有行為體視為最重要的預期——平等”。對于英語霸權的未來,可以說機遇與挑戰并存。換言之,對于“平等”的關注和反應,是英語霸權在未來歲月里所面對的最重要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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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經濟霸權和科技影響力催生了英語的語言霸權

    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不平衡規律作用加劇，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法西斯國家與反法西斯國家兩敗俱傷，唯有美國在戰后世界經濟中一枝獨秀，經濟領域的優勢地位為美國獲取世界經濟霸權奠定了物質基礎。其具體步驟是通過領導成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起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并按照美國的意志建立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使其成為美國經濟擴張的工具，從而一步一步地確立了美國的世界經濟霸權。隨后，美國與蘇聯一起成為兩個超級大國，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
    隨著美國經濟霸權地位的確立，在一系列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協調機制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國際組織當中，形成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制度安排。在此制度安排下，為維護自身的生存利益、發展利益和國際聯系利益，世界各國紛紛選擇英語作為交流工具。美國文化的載體——英語，攜帶著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向全球擴張，在政治、經濟、科技領域不斷滲透，英語全球化運動開始由橫向擴張走向橫向擴張與縱向深化相結合，其后果是逐漸催生了英語的語言霸權。
    首先，美國的經濟霸權使英屬殖民地獨立后紛紛采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但獨立后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濟十分落后，迫切需要大量的國際援助。為了防止它們為了經濟援助而倒向社會主義蘇聯，也為了防止即將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后選擇共產主義的道路，使它們即使擺脫了宗主國的殖民統治，也要留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杜魯門政府實施了帶有濃厚冷戰色彩的“第四點計劃”。盡管“第四點計劃”對亞非拉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非常有限，但美元以及技術援助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霸權的壓力，促使絕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實現民族獨立后紛紛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并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英國用殖民霸權打下的英語全球化的基礎，美國用經濟霸權使其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第二，美國的經濟霸權及其超級大國的國際影響力使英語在一系列國際組織中成為最主要的工作語言。聯合國是當今世界最大、最權威的國際政治組織，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和英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特別是聯合國建立以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相應地在國際事務的參與、協調、處理中表現出來，英語在國際事務中因此成為主要的交流工具。雖然名義上英語是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但事實上已是聯合國的最主要的工作語言。不僅聯合國原始文件80％是英文書寫的，而且“在聯合國各種場合中使用的語言95％是英語。”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先前的關貿總協定而后的世界貿易組織中，英語也成為主要工作語言。此外，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組織等100多個區域經濟集團中，絕大多數都以英語為通用語言。例如，2006年歐盟春季首腦會議上，歐盟商業游說團負責人、法國商界領袖塞埃在發言中使用的語言就是英語。據統計，“有85％的國際組織把英語列為通用語言”。從而使英語在全世界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外交等領域廣泛運用，進一步走向強勢。
    第三，美國的經濟霸權，特別是其所擁有的世界科技革命中心的地位，使英語在世界科技領域成為最主要的交流工具。戰后以來，全世界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的重大突破都主要來自于美國，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領域，美國擁有明顯的優勢。隨著戰后科技革命的發生和發展，世界各國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此，紛紛了解、學習美國的科學技術，引進其先進的機器設備。不僅如此，在國際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必須用英文寫作，重大國際專利的申請材料必須用英文書寫。“1997年全球發表的92．5萬篇科學論文，其中75％用英文撰寫。”英語成為全世界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領域的通用語言。
    第四，美國以其經濟霸權和世界科技革命中心地位為支撐，在信息和通訊技術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使英語的傳播覆蓋全世界。首先，美國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并且用英語開發了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操作系統DOS、WINDOWS，其“WINDOWS系統占據全球操作平臺應用量的95％”。不僅如此，幾乎所有的計算機軟件都必須用英語開發，英語成為計算機的語言。其次，幾乎每個門戶網站都開設了英語學習欄目，為全世界英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互聯網等于英語傳播網。英語在網絡通信領域成為通用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它使英語通過互聯網席卷全球，進一步加速了英語的全球化發展進程，把英語全球化的高潮推上了頂峰，英語的語言霸權得以確立。
    英美霸權對英語全球化的推動具有突出的特點：
    首先，英美兩國推動英語全球化的發展，其依靠力量都是霸權。所不同的是英國依靠的是殖民地霸權和工業霸權，其軍事和政治性質十分突出，帶有征服者對被征服者實行語言同化的色彩，這一點在非移民殖民地尤為突出；而美國依靠的主要是經濟霸權和科技霸權，政治和經濟性質非常明顯，既有擴展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一面，同時也由于其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實力所釋放出的巨大影響力，以英語為通用語言成為世界多數國家自覺的選擇。
    其次，英國對英語全球化的推動突出表現在橫向擴張，從地域的拓展上為英語的全球化打下基礎，并把英語的種子撒向大英殖民帝國；而美國對英語全球化的貢獻則是雙重的，它使英語的傳播由橫向擴張演變為縱向與橫向結合的立體擴張。一方面，側重推動英語的縱向深化，使英語的傳播深入到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使其在國際事務的處理中，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世界科技、文化等領域成為強勢語言；另一方面，對英語的傳播以全世界為平臺，不僅鞏固了英國打下的英語全球化的基礎，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把英語的擴張推進到英國的殖民霸權所不能到達的國家和地區，促成和鞏固了英語在世界6000多種語言中的強勢地位，確立了英語的語言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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