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足球接近南美左翼作家 讓貝爾薩癡迷打動奧巴馬
體壇周報記者王勤博報道 世界杯半決賽前，《米蘭體育報》專訪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加萊亞諾承認烏拉圭的勝利讓他放棄了每屆世界杯必須的“閉關”，到廣場和球迷一起看球。
阿根廷球迷打出馬拉多納和格瓦拉的橫幅
加萊亞諾在南美家喻戶曉，其書《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影響了一代拉美左翼憤青，他是藝術足球馬拉多納的鐵桿球迷，90年代發表的《足球：陽光和陰影》再成為暢銷書。
在南美，球星，知名作家和左翼政治往往走得很近，個例多不勝數，筆者挑選了四個片段獻給讀者。
貝爾薩，握手時的瘋狂
阿根廷作家賈爾迪內利對本報談到過智利主帥貝爾薩的文學喜好。貝爾薩酷愛讀書，他的3313智利也踢出了世界杯最具文人浪漫氣息的足球，0比3落后巴西，仍然進攻。
意大利《晚郵報》記者去年曾試圖采訪貝爾薩。“狂人”回答，“談足球，不。談文學，可以。皮蘭德婁、帕維塞、帕索里尼（3人均是意大利作家）我都喜歡。”
這算不上貝爾薩什么“瘋事”。最近一次才算“瘋”，引發巨大爭議。總統皮涅拉給智利國家隊送別，貝爾薩禮節性握個手，轉身就走。智利隊南非歸來，皮涅拉在總統府接見全隊，貝爾薩再度禮節性握手、轉身就走。至于智利體育部長塔格勒，貝爾薩懶得和他打招呼。
現總統皮涅拉受冷落，前總統巴切萊特女士卻在智利隊南非營地受到貝爾薩親切接待。智利國內嘩然，皮涅拉女兒說貝爾薩沒教養，右派政客要把貝爾薩趕回阿根廷。左派為貝爾薩辯護，認為他沒失禮。迫于壓力，貝爾薩通過智利足協發表聲明，希望自己不要被“誤解為對政府代表缺乏尊重”。
這事令人想起70年代智利足球代表人物卡斯塞利。他曾回憶，“每次球隊受皮諾切特接見，我都避免和他握手，我從來不喜歡獨裁者，更不會向屠殺人民的劊子手致敬。”
巴切萊特屬中左派，皮涅拉領導中右派。他們都是皮諾切特時代過來人。不同是，巴切萊特父親被軍政權殺害，她和母親蹲過監獄、流亡海外；皮涅拉家族則和軍政權關系密切，在那時代發家，盡管80年代末皮諾切特搖搖欲墜時，皮涅拉也曾組黨促他下臺。
貝爾薩政治傾向顯而易見，更何況皮涅拉接見國家隊的地點是La Moneda總統府，1973年民選總統阿連德被皮諾切特的軍隊殺害的地方（當時的說法是自殺）。
馬拉多納備受爭議的政治觀
馬拉多納在阿根廷營地擁抱人權組織“五月廣場奶奶”領導人埃斯特拉的圖片傳遍全世界，曾讓很多人落淚。2002年，羅馬隊長托蒂也在奧林匹克球場比賽開始前向埃斯特拉奶奶致敬。
阿根廷和智利一樣，軍人獨裁時期，大批異議分子被秘密捕殺，史稱“骯臟戰爭”。埃斯特拉女士本是個家庭婦女，她懷孕的大女兒勞拉在獄中產下孫子后被殺害，孫子失蹤。
勞拉在倍受折磨時對行刑者說過，“我媽媽不會放過你們。”埃斯特拉說，“我女兒比我更了解她媽媽。”勞拉死后，埃斯特拉毫無畏懼地走出家門，后來成為“五月廣場奶奶”組織的領袖。
失蹤的孫子本該取名“圭多”，他出生時，1978年世界杯正在進行。正因為阿根廷軍政權在國內施行恐怖政治，1978年世界杯被認為是足球史上最骯臟的一屆。出現在烏拉圭和荷蘭半決賽看臺上的荷蘭王妃馬克西瑪是阿根廷人，她父親當時在軍政權任職。嫁給荷蘭王儲時，荷蘭政府建議她父親主動放棄參加女兒的婚禮。
馬拉多納的胳膊上刻著切格瓦拉頭像，也曾因為支持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強烈反美受到譏諷和質疑，有人認為馬拉多納是個糟糕的政治動物。總之，人們更容易接受和原諒政治人物那些災害巨大的政治錯誤，而不會同意老馬這樣的體育明星出現政治偏頗。
迭戈在和埃斯特拉奶奶擁抱后說，“那些不支持她們的人，成天干的都是蠢事。”曾拍攝紀錄片《費德爾講述切》、《切格瓦拉之路》的意大利記者賈尼·米納是老馬多年的好友。他認為馬拉多納在最基本的政治原則上是清晰的，很多人忘記了馬拉多納1986年世界杯奪冠歸國后對總統阿爾方辛說的話，“這次比那次（1978）更有價值，因為我們代表的是一個民主國家。”
“左派宗師”走出家門
去年，查韋斯贈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給奧巴馬，讓冷戰結束后已逐漸沉寂的烏拉圭記者和作家加萊亞諾一夜間再成焦點人物，《被切開的血管》登上不少國家暢銷書架。
加萊亞諾有個習慣，每屆世界杯到來，在家門外掛上一塊牌子：“因球關門”。加萊亞諾說，“世界杯期間，我從地球搬去足球住。我努力看完所有比賽。世界杯不結束，我不出門，很簡單。”
烏拉圭對加納1/4決賽，加萊亞諾還是出了門，廣場上的狂歡讓他無法抵御。90年代出版《足球：陽光和陰影》一書（圖為該書封面）后，每4年加萊亞諾都會添加新內容，然后再版。最近該書中文版也告面世，梁文道和張曉舟推薦做序，書名譯為《足球往事：那些陽光與陰影下的美麗和憂傷》。
《足球：陽光和陰影》和《被切開的血管》在寫作風格上略有近似。加萊亞諾更像個浪漫的記者而非嚴肅作家，歷史被他用軼事、抒情乃至虛構技法敘述出來，加之西班牙語的激情氣質，文字引人入勝，缺點是容易讓讀者成為情緒的奴隸。
《足球：陽光和陰影》一書對足球商業化、全球化、FIFA角色進行了討伐。但FIFA官方網站也主動推薦他的書，“傳統知識分子曾和體育過不去，帶著懷疑看足球，少有關注，似乎認為這是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近年趨勢有改變……這本書屬于一個對足球進行了最多思考的作家。”
加萊亞諾今年對西班牙某雜志說，“知識分子一向排斥足球，左派認為它讓人民不動腦，右派認為它證明人民不動腦。”加萊亞諾20歲時和朋友們自創一份左翼報紙，每次開5000人股東大會都吵到天亮，加萊亞諾必須誓死捍衛足球版面，因為不少人認為把一份工人喉舌報紙五六個頁面獻給“人民的鴉片”是犯罪。
和寫作風格一樣，加萊亞諾談的知識分子和足球的矛盾略微言過其實，他那自創工人報紙的讀者兼股東很多并非知識分子，僅是意識形態信徒。絕大多數拉美人不可能排斥足球，知識分子往往也是足球激情的優秀書寫者、記錄者。恰恰是烏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國，作品里出現足球的作家數不勝數，而且他們能帶著更平靜的態度去寫作足球，例如時代更早、在文學上比加萊亞諾成就更高的烏拉圭作家貝內德蒂也是流亡過的左派，他很早就寫過一篇小說《左前鋒》。
索里亞諾筆下的烏拉圭傳奇
在《足球：陽光和陰影》一書里，有封阿根廷作家索里亞諾寫給加萊亞諾的信。索里亞諾也是左派，也曾流亡。加萊亞諾偏意識形態，對左翼運動影響更大；英年早逝的索里亞諾更具無政府主義氣質，小說成就更高，作品《孤獨、悲傷和終結》享譽南美文壇。
意大利曾有評論家概括，南美足球文學可分出“索里亞諾派”和“加萊亞諾派”。加萊亞諾的左翼歷史寫作風格上文已略講述。索里亞諾足球作品則多屬虛構，例如1942年世界杯，匪徒布屈·卡西迪的兒子成了足球裁判，世界上耗時最長的點球……現實批判、政治諷刺、文學和電影戲仿糅合在虛構故事中。
結合烏拉圭歷史性地重返世界杯半決賽，筆者在此節選翻譯一段索里亞諾擔任體育記者時的非虛構作品。主角是烏拉圭1950年在馬拉卡納體育場戰勝巴西贏得世界冠軍的隊長奧布杜利奧·巴雷拉（如圖）：
和斯基亞菲諾、吉賈兩位1950年決賽進球者一樣，奧布杜利奧在巴西家喻戶曉。當時巴西踢平就可以奪冠。下半時巴西隊率先進球，奧布杜利奧獨自抱起皮球，頂住全場噓聲，花了足足2分鐘走到中圈，然后又聲稱巴西進球越位，找來翻譯和裁判交涉又1分鐘。比賽重開，巴西人剛燃起的熱情在奧布杜利奧挑釁下熄滅，烏拉圭全線反攻……
1950年決賽成為巴西的國難日，據說引發200人自殺。奧布杜利奧對索里亞諾著重講述的，是決賽當晚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和球隊按摩師出門，找地方喝杯啤酒，有幸找到一家熟人開的酒吧。身上一個克魯塞羅也沒有，我們只能賒賬。我們呆在一個角落里喝酒，看著人來人往。
所有人都在流淚。這聽上去像是在吹牛，但眼淚真的裝滿了他們的眼睛。突然，來了一個又高又壯的家伙，絕望至極。他哭得像個小孩，還說，“奧布杜利奧把我們干了”，越說，哭得更厲害。
看著他，我感覺難受。那天晚上他們準備了全世界最大的狂歡節，一切都泡湯了。那個家伙說，是我毀了這一切，我很痛苦。我意識到自己和他一樣痛苦。若能看到那次狂歡節，看到人們享受到這最簡單的快樂，將是美好的。我們毀了一切，卻什么都沒得到。我們擁有冠軍頭銜，但和這場巨大的悲傷相比，那算得了什么？
我想到了烏拉圭。那里的人們應該很快樂。但現在我身臨此地，在里約熱內盧，周圍都是悲傷的人。我回想起比賽中我的仇恨，當他們（巴西）攻入我們1球時，還有我的憤怒，但現在都不再屬于我，我僅僅感覺痛苦。
酒吧老板帶著那個哭泣的大個子過來找我們。對他說：“你知道這是誰嗎？他就是奧布杜利奧。”
我猜那個家伙會殺掉我。但他看著我，擁抱了我，繼續痛哭。
然后他對我說，“奧布杜利奧，愿意來和我們喝一杯嗎？我們想忘記，明白嗎？”我怎能對他說不？那天晚上，我們從一個酒吧喝到下一家。我當時想，“如果今晚我注定會死，就這樣（喝）死吧。”然而，現在我還活著。
先生，如果現在我能重踢一次那決賽，我會射入一粒烏龍。不，您別感到驚訝。我們贏得那次冠軍，唯一的貢獻是給當時烏拉圭足協的官員們增了光。他們拿走了金牌，只把一些銀質的獎章交給球員。您相信他們今天真會去紀念1924、1928（奧運會）、1930和1950（世界杯）烏拉圭贏得過的榮譽嗎？決不會。我們參加過那些比賽的球員，每年7月8號烏拉圭國慶日都會聚在一起，我們自己掏錢，沒有誰會想去記得那些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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