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的自主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走出了一條自主發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強烈沖擊。如何增強國家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正確處理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重新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一、國家自主性的概念

　　根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國家主權具有對內對外的雙重屬性：國家對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國內統治權，對外享有完全獨立的自主權。即主權在國內是最高的權力，主權對外是獨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外來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后，直到今天，民族國家仍然是現實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也是全球化的實際參與者。然而，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已經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構成了重大挑戰。

　　但經濟全球化改變的不是國家主權原則，而主要是國家的自主性。我們所談論的經濟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削弱，實質上只是對國家自主性的削弱和限制。國家自主性內在地依賴于兩個方面：一是國內的社會經濟結構，二是國家所處的國際體系。國家的自主性包括政治自主性和經濟自主性，經濟自主性即國家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傳統的民族國家經濟主權在國際關系上的表現形式，主要是一國政府擁有的對外經濟活動的自主決策權。這種自主決策權又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國內，這種權利表現為對內對外經濟活動的管制權和制定對外經濟法規的自主權；第二，在對外關系上，表現為自主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權利。

　　二、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經濟發展自主性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進程對經濟自主權的沖擊是廣泛而深刻的。西方左翼學者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自主性的沖擊，不僅僅是市場機制對處于競爭劣勢的發展中國家作用的結果，更主要的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全球化的霸權實質造成的。

　　第一，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的全球擴張。西方左翼認為，全球化不僅是一種客觀趨勢，也是一種主觀作為。他們認為，當今的經濟全球化實質就是西方文明（西方體制、西方觀念等）的全球性擴張，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帝國主義化；資本主義的生存從來都離不開高度整合的外部空間，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是資本對外擴張的過程。發達國家憑借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依靠它們主導的國際生產關系，攫取經濟全球化的最大“紅利”，通過經濟全球化使它們的資本運動空間大大擴展。在西方占絕對優勢的全球化和國際秩序中，所謂削弱國家職能，就是削弱發展中國家干預西方資本流動、保障本國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職能。

　　第二，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加深了南北差距，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自主性。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剩余”，并使其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發達國家通過資本輸出，利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進行直接盤剝，賺取高額利潤；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資金匱乏、債務負擔沉重、貿易條件惡化、金融風險增加，在經濟全球化中處于不利地位，飽受貧窮落后之苦。

　　第三，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也帶來了威脅。羅伯特·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傳播新技術、提高富國和窮國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徑，但也是一個侵犯國家主權、侵蝕當地文化和傳統、威脅經濟社會穩定的一個很有爭議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工人階級內部競爭加劇，工作和生活條件惡化，失業率上升，社會福利減少，再分配制度遭到破壞。美國的威廉·法普夫指出，當代全球化中采取美國商業模式的國家，“管理者資本主義”取代了“業主資本主義”。公司管理人員利用公司所有權分散的漏洞，使公司變成了為自己謀利的工具。這是資本主義自身的腐敗，也是這個社會自身機能的腐敗。

　　三、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雙重標準

　　經濟全球化既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居主導地位，推行經濟霸權主義，形成極不平等的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深刻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缺陷，也證實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偽善。

　　二戰以后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在戰前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基礎上產生的。雖然表面看來，戰后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瓦解，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民族獨立，建立了民族國家，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一開始就被納入西方國家經濟活動中，依然處于不平等的經濟地位，在國際分工和商品交換中，淪為發達國家資本剝削的對象。

　　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總在宣傳這樣一種觀念：只要開放國門實行自由貿易、自由競爭，落后國家就會逐步發展，趕上發達國家。然而，幾百年的歷史卻表明了相反的趨勢，那些不能堅持（或沒有）國家主權，被動適應發達國家自由貿易需要的國家，不僅沒有發展起來，反而更加依附于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財團。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修訂版”，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理論體系，它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實行雙重標準，其目標是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新秩序，實現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的議程一直由美國所領導的發達國家政府機構所推動，并由被它們所控制的各種國際組織來斡旋。發達國家把它們的援助預算和國內市場準入作為胡蘿卜，誘導發展中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過去的20多年里，新自由主義政策運用到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后果。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對象，過高的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這些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上世紀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絕對債務量依然在上升。目前，外債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嚴重負擔，發展中國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債務危機發生后，拉美國家不得不集中有限的資源，發展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犧牲制造業，以爭取外貿盈余。上世紀9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全面鋪開，先是拉美各國快速地拆除關稅與非關稅保護，開放市場，使大批工業企業在外來商品競爭中“雪崩式”地破產。

　　西方全球化倡導者認為，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在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前，是“糟糕的過往歲月”。而西方反全球化者則認為，在接受全球化、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前，發展中國家發展并不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發展中國家實行被西方國家稱為“錯誤”的國家干預政策時，它們的人均收入年增長率是3.0%。自1980年代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后，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1.7%）下降了近一半。如果不算上中國和印度，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會更低。在拉美和非洲地區，這種增長失靈尤其明顯，因為它們執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比亞洲更為全面。

　　事實上，考察當今所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包括認為是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發源地的英國和美國，都不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制定政策的，它們無不采取關稅保護和國家資助產業的發展政策。而今天它們卻要求“踢翻它們借以爬到經濟金字塔頂峰的梯子”，要求別國自由化。為了自身資本輸出和獲取高額利潤的需要，并預防潛在競爭對手的出現，而向窮國鼓吹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這就是富國的偽善。

　　二戰以后發展較快的日本、韓國都不是走自由主義的道路。韓國在1960—1980年代的奇跡年間，其真正舉措是，由政府與私營部門協商挑選特定的新產業，通過關稅保護、補貼和政府支持的其他方式（比如由國家出口機構提供海外市場情報服務）加以培育，直到它們能抵抗國際競爭為止；政府擁有銀行，所以它能引導銀行信貸投向需要支持的產業；一些大的工程項目直接交給國有企業。人們普遍將韓國看作是自由貿易經濟，產生這種印象是因為它的出口很成功。但是出口成功不一定代表自由貿易。韓國早期的出口（像成衣和便宜的電子產品）都是賺取硬通貨的手段，是為了能購買先進技術和昂貴機器以用于新的更為艱巨的產業，這些產業都是通過關稅和補貼進行保護的。關稅保護和補貼并不是使企業永遠不參與國際競爭，而是在它們能參與世界市場競爭之前，使其有時間吸收新技術、形成競爭能力。可見，韓國經濟奇跡來自市場激勵和國家指導的有效結合。

　　總的看來，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有堅持國家自主性，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持續發展。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全球化的雙重標準，決定了當今時代的國際經濟秩序必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一些發展中國家沒有認識到這點，以至于陷入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困境。為了盡快擺脫貧窮落后，戰后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把西方發達社會看作現代化的樣板，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一味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與此同時，西方殖民主義改頭換面，卷土重來，推行一種沒有殖民主義形式的“新殖民主義”，通過援助、幫助的形式，再次達到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控制。因而，這些發展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依賴西方社會來推動自身的發展，實際上仍然是一種喪失自主性的發展道路。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權被侵犯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其制度的內在缺陷，二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有意而為。英國記者保羅·哈里森在1979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一書中，揭示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陷入發展困境的兩個主要原因：殖民主義者的長期統治和第三世界國家獨立后過分依賴西方大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絕不是什么“失衡”的問題，而是不平等、不公正的問題。

　　四、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堅持自主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必須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基礎上，有效發揮國家的自主性。從本質上說，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體系發展的一個階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迄今為止，它又一直處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形成的是不公正的世界經濟體系。從國際壟斷資本的立場看，它所要求“外圍”國家的，就是依附；如果“外圍”國家主動適應“中心”的要求，也就是承認依附，并按依附的標準來改變自己的制度、體制和經濟結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也是發達國家所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圍，我們不拒絕參與經濟全球化，但對其背后的新自由主義和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則須保持高度警惕。中國能否保持主體性、能否堅持獨立自主，關鍵在于能否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中保持國家經濟自主發展。

　　首先，堅持獨立自主是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貫穿其中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發展的自主性，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也是實現自主發展的本質要求。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必須始終保持清醒，主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積極擴大對外開放，參與全球經濟合作。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正是因為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實現自主性發展，中國的現代化才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其次，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競爭力，是維護國家主權的根本途徑。綜合國力的競爭，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根本所在。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國家經濟總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鞏固國防力量，是增加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的其他要素也同樣重要。例如：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儲備情況，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民族文化的先進性，政府的凝聚力和社會的穩定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要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僅有經濟和軍事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義的力量。

　　第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發展的自主性，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適當引進外國資金、技術、資源等有助于彌補本國資金缺口，促進技術、管理等各個方面的進步，從而有利于發展本國經濟，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但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又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面對經濟全球化對主權國家自主性的挑戰，尤其要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因此，要根據我國工業化和民族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增強國際競爭力的要求，正確處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中各方面的關系。一國的經濟發展只有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國資源、技術、資本的基礎上，才能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

　　第四，加強南南合作，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構斗爭中維護國家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迄今為止的國際經濟秩序依然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的舊秩序。因此，一方面，我國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要按照現行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規則接軌；另一方面，要通過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從而有效地抗衡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維護國家利益和捍衛國家主權。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主權獨立、完整的最大威脅。加強南南合作，堅持發展中國家自力更生，采取有效形式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發展中國家的明智選擇。

　　（作者單位：福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