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權爭以外的草根天空
原載 南風窗
文_吳 強
在泰國特種部隊和裝甲車的步步進逼之下，5月19日清晨，紅衫軍占領了69天的曼谷中央公園區陣地失守。為避免武力清場演變為一場大屠殺，多名紅衫軍領袖含淚向當局自首。自此，兩個多月的紅衫軍示威終于結束，第一批大約300名撤離的紅衫軍在21日抵達清邁。但是，隨后紅衫軍激進派到處縱火，曼谷昔日繁華商業區的上空彌漫著黑煙，仿佛暗示著紅衫軍并未投降，而且隨時將再度回到曼谷。
草根的天空
無論新的大選能否順利舉行，紅衫軍占領曼谷街頭的行動，都已經在泰國政壇和世界社運的歷史上創造了一個紀錄，向世人展現了泰國北部和東北部農民政治力量的存在和意志。從這意義上說，紅衫軍所支持的前總理他信是幕后黑手還是紅衫軍偶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紅衫軍過去盤踞曼谷街頭69天的行動可能構成泰國乃至東南亞政治發展的一道分水嶺——泰北貧窮農民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已經能夠影響泰國政局的發展。
換言之，與其說紅衫軍的行動(其中不乏過激行動)是為了拯救他信的政治生命，還不如說是為了鞏固草根農民自身在泰國政壇的政治空間。這也許就是紅衫軍的盤踞政治：如果政黨政治的壟斷、惡斗排擠了少數群體甚至特定的多數政治派別，那么人們只能通過社會運動包括盤踞街頭的合法抗爭方式乃至更加激進、暴力的手段，來爭取他們集體的政治空間。
這在1967年德國政黨“大聯盟”出現后的歷史中已經得到驗證。當年，德國左、右兩派政黨的大聯盟封堵了議會內政治異見的空間，迫使學生和少數派走上街頭，把大街變為政治舞臺，發出反戰的聲音，要求真正、充分的民主。而2008年底阿披實政府上臺前后的泰國政壇情形與此頗為相似：2006年他信被陸軍司令頌提推翻，后被迫四處流亡；他信的代理人沙馬盡管仍然取得大選勝利，卻在2008年9月被法院以莫須有罪名剝奪總理職務；隨后出任總理的他信妹夫頌差，也因所屬的人民力量黨被法院判決在上輪國會選舉中舞弊而被禁從政5年；混沌政局中，只擁有少數議席的民主黨在軍方操縱下與原人民力量黨內部的小派別及其它小黨結盟，竊據內閣，并受到擁戴王室的黃衫軍支持；2009年2月，泰國地方法院以腐敗罪名剝奪他信私人財產的一半，約14億美元，從經濟上進一步壓縮他信與支持力量的聯系。
占泰國人口近70%的泰國農民，尤其是北部和東北部的貧苦農民，在經歷了2001年以來的政治解放之后突然發覺一夜間歷史仿佛在倒退。他們不僅重新陷入1932年以來泰國威權政治的桎梏，還要面對曼谷中產階級為主的黃衫軍自2005年以來對他信政權的抗議、對他信民粹主義主張所惠及的廣大農民的嘲諷，以及黃衫軍領袖入閣后對他信的繼續追剿。他信作為泰國歷史上第一位幾乎做滿任期的民選總理下臺后，泰國政壇上只剩下充其量不過是裝點門面的議會民主，陳腐的政治寡頭仿佛樹冠蔽日遮住了草根的天空。草根們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因此幾乎是必然之勢，與他信的背后支持有關，也無關，更關乎為他們自己爭取政治空間，迫使泰國可憐的民主政治回到充分反映民意的民主軌道。
追根溯源
事實上，早在只有短短數年歷史的紅衫軍成立甚至他信2001年上臺之前，紅衫軍成員的主要來源地——泰國北部和東北部在1990年代就已經發生了靜悄悄的革命：在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泰國鄉村共同體已經儼然轉變為一個富有戰斗精神的現代公民社會。這次泰國的“3月紅潮”中，紅衫軍成員具有鮮明的鄉村聚落特征，農村社運積極分子與他們的家庭、鄰里、親戚一同來到曼谷，建立“紅色解放區”。青壯年們與老人、婦孺一道在街頭營地過著幾乎與村社生活并無多大差別的抗爭生活，共同聆聽演講、休息、出動，并分工負責警衛、戰斗、煮飯和衛生。與1970年代和1980年初泰共搞的鄉村運動不同，紅衫軍并非為他們的階級在抗爭，而是為他們的鄉村共同體在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而鄉民的政治權利，直到今天，在泰國的保守政治力量甚至代表中產階級的黃衫軍運動那里，仍然被嗤之以鼻；社會分裂的背后，實為支撐泰國威權體制的保守政治心態。
繼續深究下去，不能不回到冷戰正酣的1973年，這一泰國政治的另一分水嶺，也是今天紅衫軍的歷史起點。這一年，受越戰和歐洲“5月風暴”學運影響成立于1968年的泰國學生組織“全泰學生中心”(NSCT)發動了反對軍政府獨裁的運動，史稱“10·14”運動，他儂-巴博政治集團倒臺，結束了1932年以來的泰國軍政府歷史，也開啟了泰國公民社會之門，各類公民社會組織應運而生，奠定了今天泰國欣欣向榮的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基礎。在2006年幫助推翻他信政權的黃衫軍，以曼谷中產階級為主，就是這一歷史性轉折的結果之一。
但是，社會和歷史的分叉也同時發生。1973年之后泰國國王親自介入產生的1974年修憲雖然擴大了民選議員比例，但也招致保守政治勢力的反撲，特別是因為冷戰局勢的變化，幾乎葬送了這一早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革)的革命，而遲至1992年才重新啟動民主化。但是，到1976年10月政變前，這一短暫的民主卻分別造就了今天黃衫軍和紅衫軍的基礎。
先說其中一支分叉。出于遏制雙方共同對手蘇聯-越南聯盟在印度支那勢力擴張的需要，1975年泰國和中國建交，一直相對弱小、受中共支持的泰共獲得迅猛發展。而此時的泰國民主政壇缺乏一個多數政黨，局勢日趨微妙之際，泰國軍方發動政變，并在1976年10月殘酷鎮壓了法政大學左翼學生的抗爭行動，導致100多人死亡，3000多人被捕，稍后幾月的大逮捕行動中更有8000多人入獄。
法政大學是泰國的精英大學，泰國政界、官僚以及商界的精英大部來自這間大學，但在1970年代的風潮下，左翼學生也是這間大學的主流。軍方殘酷鎮壓的結果，中止了3年短暫的民主化，也迫使大批左翼學生逃向泰北的叢林。隨后的一年，有3000多名左翼學生和知識分子加入了泰共，泰國社會黨也宣布與泰共合并。其后幾年，這些從法政大學屠殺中逃脫出來的泰國年輕學生加入了泰共和泰國人民解放軍的訓練營地，但因不適應叢林生活，而被以5到10人一組的方式派到泰國北部和東北部的鄉村，尤其是被認為是老撾族裔聚居區的泰東北伊善地區。由此，當地農民開始被動員、覺醒。
另一分叉，受北部農民運動的影響，泰國政府從1975年開始“撥款計劃”，第一次在農村將“農村建設計劃”納入財政撥款，主要在中南部鄉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而1976年法政大學屠殺之后的泰國軍政府，當看到泰共及泰國人民解放軍的壯大，也嘗試向溫和的社會運動開放空間，以部分妥協換取社會精英的支持，允許甚至鼓勵19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公民社會組織更多地參與扶貧和社會公益事業。泰國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紛紛加入其中，并新建了大批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環境保護組織。整個1980年代的泰國，一個溫和的公民社會雛形在威權政體之內蓬勃發展。今日紅衫軍內的領袖們不少就來自這批早年參加非政府組織建設的左翼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
而冷戰形勢再一次的劇烈變化，造成泰共無可避免的衰落和失敗。1980年代初期，中共對泰共的支持減弱，越南-老撾政府驅離泰共在老撾境內的營地，叢林中的知識分子們被迫走出叢林，放棄共產主義，回歸泰國主流社會。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選擇加入如火如荼的非政府組織，繼續從事社運工作。二三十年后，他們當中的理想主義者成為今天泰國社會運動的主力，也開創了泰國政治的新版圖。只是，進入21世紀后，這批運動精英仍然被分裂的社會所分裂：他們分別介入反對他信和支持他信的兩派斗爭力量。
連與這批運動精英有著密切關系的華商，也不可避免地被分別貼上支持他信和反對他信的標簽，比如媒體大亨、黃衫軍領袖林明達，在此次戒嚴令頒布后被連帶凍結財產的泰華總商會主席吳宏豐的侄兒、前衛生部長吳威蒼，著名華人企業家葉攀律，以紅牛飲料享譽世界的華彬集團主席嚴彬，越南裔紅衫軍女強人達魯妮等，他們與出身清邁的他信都屬于泰國的新興資本家，不同于冷戰期間與軍閥、王室緊密勾結的傳統華商，多從后冷戰的全球化分工和新技術中受益，具有對民主價值的強烈興趣，在如何運用新的政治動員策略比如民粹主義手段上，與左翼知識分子存在建立策略聯盟的共同基礎。
整個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繁榮一度掩蓋了金錢政治、腐敗，以及自私的利益集團精英們對民主的利用。普通民眾被泰國統治集團視作“小人”，不被允許發聲，直到1992年5月兵變之后，政治改革被重新提上公眾議程，政治改革成為知識精英的呼聲。他們的主張不僅包括憲法修改，而且明確要求改革名不符實的選舉制度，進行教育、官僚、福利和醫療的全方位改革，特別是針對充滿金錢政治和賄選的有限選舉——通常500泰銖就可以買到一張選票，這也是長期以來占多數的農村選民被操縱的原因。
日益激烈的政改爭論甚至涉及軍隊和國王體制，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一爭論達到高潮，全面政改幾乎成為泰國的全民運動，他信上臺后也屢屢受到保守派“企圖推翻君主制”的指責。然而，后冷戰的社會環境已經改變，比如1978年的恐怖之下泰國全年抗議示威僅有42起，1990年才達到170起，而1994年猛增至988起。當裝飾著民主的威權體制無法容納已然改變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力量的時候，人民別無他途，只有選擇到街頭表達不滿。結果，在1992年到2000年間的寬松政治氣氛下，他信所倡導的民粹主義主張最終獲得了勝利。
新多數
而農村地區的發展，特別是基于村社共同體形成的公民社會，受益于泰國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幫助，長期以來卻受到保守政治的忽視。盡管直到今天，泰國城市尤其是中產階級參與的非政府組織更具影響，但是鄉村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也如火如荼。以“泰國農村發展全國協調委員會”為例，旗下已有200家NGO。關注環保、扶貧、醫療和婦女的各類組織在泰國鄉村不懈耕耘，連不少泰國鄉間的佛教僧侶也參與其中，改變了許多農村民眾的參與意識，十幾年來已經悄然改變了鄉村的政治生態，形成了一個可能在政治上構成“新的大多數”的民意基礎。
動員的結果，首先是泰國鄉村婦女的覺醒。她們原本享有泰國傳統社會對婦女的尊重，卻是主流政治之外沉默的大多數，泰國婦女在議會、高級官僚和地方政客中的數量和比例極低。廣大非政府組織在鄉村地區的參與和組織，則充分依靠和利用了婦女，她們轉而成為改變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的主導力量。在Voravidh地區的勞工運動中，在Maneerat的貧民窟斗爭中，在Nalini的鄉村抗議中，在Naruemon的憲法行動中，婦女都是其中的主要推動者和參與者。她們的參與不僅改變了泰國政治傳統中對婦女的極端偏見，和社會運動的力量一道推動著泰國農村自身重新認識被精英政治所忽略的聲音和訴求，而且，婦女的參與極大彰顯了泰國農村社運的共同體基礎，也就是紅衫軍的網絡基礎。
在富有斗爭傳統的泰國東北部(伊善)地區，非政府組織本身作為社運主力的發展明顯，尤其在經歷了十多年反對泰國政府“森林恢復計劃”的運動后，來自草根的社運成員已經具備了廣泛的家庭和村社共同體支持，他們構成了日后“紅衫軍”的基本群眾基礎。在2000年召開的“伊善地區小農大會”(SSFAI)和“貧困大會”上，來自泰國東北部的農民代表發出聲音，要求建設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公民社會，要求加強自組織能力的培養。公民社會不僅僅是泰國城市中產階級的專利，也已經成為泰國廣大鄉村地區的愿景和努力。對泰國非政府組織社工的調查表明，盡管第一代社工主要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NGO社工已經來自草根社會。
“伊善地區小農大會”在2000年的另一個口號是“爭取被賦權的權利”， 將長久以來的草根訴求轉化為一個明確的政治主張，盡管暫時不具備從NGO向政黨轉化的空間，卻可能為新興民主政黨提供覺醒的草根基礎。2001年1月，亞洲金融風暴過后3年，在他信領導的泰愛泰黨民粹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喚起下，泰國鄉村地區選民的投票熱情空前高漲，最終，泰愛泰黨贏得248個下院議席，擊敗民主黨。占泰國人口4/5的農民的社會運動在民粹主義的快速動員下，與他信所代表的新興政治資本實現了聯合，泰國鄉村的聲音也第一次進入主流政治，泰國的全民選舉也由此真正具備了民主的含義。在他信執政期間，他信在鄉村地區倡導的“30泰銖治百病”的醫保計劃贏得了廣泛支持，他信也因此成為泰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完成任期的多數黨民選總理，具備空前的合法性，也成為泰國草根民眾的希望和象征。
因此，當他信及其政黨遭到泰國保守勢力的政變之后，支持他信的泰東北社運成員和懷抱1970年代政治理想的左派知識分子一道加入紅衫軍的民主示威中。紅衫軍20多名相當于政治局的領袖團體，也幾乎最大限度反映了這一合法性的社會聯盟基礎——當中有華人醫生杜炳榮、青春歌王阿里斯曼，也有前泰軍特種兵將軍卡迪亞——人稱“紅司令”(5月中旬在曼谷街頭遭狙擊身亡)，這些人極富斗爭策略，他們都屬紅衫軍內部的鷹派，主張為草根的權利斗爭到底。這一政治覺醒和人民力量并不會隨著鎮壓而消失，也不會因為他信本人執政期間的腐敗、掃毒行動的濫殺等等丑聞而放棄對民主的支持，卻如泰東北的大山和河流一樣，獨立地存在著。
(作者系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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