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后美國科技創新主要源自政府推動

1970年后美國科技創新主要源自政府推動
 
作者：［美］弗雷德·布洛克 馬修·凱勒 著 宋美盈 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5期

摘要： 美刊《社會經濟評論》第7卷第3期（2009年）發表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弗雷德·布洛克和美國南方麥塞底斯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修·凱勒題為《創新源于哪里？1970—2006年間美國經濟的變化》的文章。該文根據從1971年至2006年間美國關于獲獎創新的數據資料，通過分析發現美國經濟中出現了三個重大變化。首先，在獲獎的創新過程中，公司間的合作日益加強。其次，原為創新龍頭老大的那些大企業的作用在逐漸縮小。第三就是在創新過程中，公共機構/政府機構和公共資金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變化讓我們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美國政府行為在創新研發過程中，在解決合作失靈和提供關鍵資金方面至關重要。文章內容如下。
 
 
 

　　一、前言

　　上個世紀70年代，大西洋兩岸關于發達國家中出現的經濟發展不連續性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大多數學者認為為了維持經濟持續增長，后工業發展趨勢需要進行重大的制度重組?？档吕芤蚪洕L波的理論學家們和“規制理論”派的支持者們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這種討論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80年代，表現為公眾對皮埃爾和薩貝爾（Piore and Sabel）所著的《第二產業分岔》（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濃厚興趣。

　　然而，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這種關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不連續性和結構轉型的爭論已經悄然淡去。隨著“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占據政治舞臺，自由市場國家的分析家們已將重心轉移到對不同資本主義的優勢和劣勢的研究上。因此，爆發于2008年至2009年的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足以讓大多數學者震驚。

　　本文試圖回顧這些關于美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爭論。它的核心論點是從1980年至2006年，在自由市場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同一時期，學者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其他人在70年代所確認的后工業趨勢也很盛行。很明確的一點就是,科學成就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顯著增加,這也引起了企業組織的重大變化以及政府與企業互動方式的變化。

　　二、文獻綜述

　　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一書中對后工業概念進行了最為系統、詳盡的探討。在他的分析中，貝爾認為企業和政府為了擴大并不斷更新產品和服務而對科技的系統利用驅動了后工業變化。對于貝爾來說，20世紀50、60年代電腦產業和其技術人員的出現是這一較大變化過程的典型證明。他還預測，企業會越來越多地依賴科學家、工程師和技師，這種情況將迫使企業組織和政府角色進行更大的調整變化。

　　貝爾還預測，科學家和工程師會在整個工業領域中改變產品和流程，就像19世紀時工業技術對經濟各部門的影響一樣。工藝知識和傳統生產技術會讓步于復雜的、以科學為基礎的方式，強調效率和創造豐富的新產品和服務。這種科學與創新的新型融合以及可能出現的系統的、有組織的技術增長是后工業社會的基石之一。貝爾預言，由于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新知識分子”越來越重要，因而企業會發生重大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是企業家、商人和工業管理人員占主導地位，那么，現在的“新人”就應該是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和掌握新知識技術的工程師。該論點不僅顯示了技術專家在高層管理領域越來越重要，還提出了企業組織中的結構變化。盡管貝爾沒有明確解釋這個問題，但是他的觀點與伯恩斯和斯多克（Burns and Stalker）以及貝尼斯和斯萊特（Bennis and Slater）的觀點不謀而合。后者認為，技術專家在企業中越來越顯著的地位會推動企業組織由原來的專制化、等級分明化走向注重多學科團隊合作化、等級不分明化。

　　貝爾甚至更大膽地提出，后工業變化也會改變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一方面，政府對科技研究的鼎力支持加強了它在經濟領域的地位，另一方面，貝爾認為，企業要想充分利用新技術的潛能，就必須拋開其狹隘的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因此，他預言企業和政府之間會尋求新的權力平衡：

　　目前，對于我來說似乎很明確，美國正從以私企市場體制為基礎走向由政府制定重大的經濟決策階段。政府以“目標”、“重點”的形式來界定重要的經濟決策。

　　盡管貝爾的理論框架現在不被學術界所借鑒，而幾組研究卻再度提出了與他同樣的觀點。在過去20年里越來越多的學術工作把重點放在研究“國家創新體制”上，以便跟蹤調查各個國家如何完成這項復雜的任務：將科研應用于產品和工藝創新中。由于各國都想在世界經濟中取得優勢，因此，創新能力的至關重要性就是該文獻的立足點。

　　19世紀末成功的美國企業渴望更高層面的縱向一體化，那就是公司的最高管理層控制生產流程的多個環節。一些公司達到了高水平的自給自足，他們經常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資助公司內部進行的技術研究以謀求發展。然而，隨著上個世紀后半期經濟的迅猛發展，縱向一體化已不再是企業的主導模式。

　　許多企業已將生產流程的關鍵環節轉給了供應商公司。耐克公司和底特律汽車公司就是這種趨勢的例證。耐克已將其運動鞋的生產外包出去，底特律汽車業也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外包商來生產汽車的主要部件。而這種模式也延伸至研究和發展方式。很多企業已越來越不依賴于自己公司實驗室的科技研究，而是注重與其他公司、大學和政府實驗室的復雜合作網絡關系。

　　許多研究資料還未證實公司間相互協作是否會比縱向一體化流動性更大。源于現存公司、大學和政府實驗室的新公司會不斷出現。而且，像微軟利用為IBM個人電腦制作操作系統的機會，從而獲取對電腦操作系統的戰略性控制一樣，有些新公司也會利用其最初作為外包商的角色而奠定其在一些重要技術領域的地位。同樣，如果大公司不保持其創新的先鋒地位，那么它們也會面臨急轉直下的風險。這就為我們提出了第一個研究問題：作為新技術革新的開發者，大公司在過去40年里是勢頭有所減弱呢，還是依然保持著其技術革新的主導地位呢？

　　公司間相互協作的上升趨勢在電腦業和生物技術領域尤為突出。在這兩個領域中，大小公司都積極參與到復雜的合作關系中。而且大家都廣泛認同只有公司間的合作才能有創新。至于公司間相互合作的模式是整個經濟領域的特征，還是僅局限于技術動力部門，目前的研究對此還沒有定論。那么我們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在創新過程中，公司間合作是否會是整個經濟領域的總趨勢？

　　最后，研究資料表明為了促進創新，出現了政府、大學和公司三者通力合作的局面。該項研究擴展了貝爾的分析，指出以大學為基礎的科研如何與工業實踐緊密相連，還指出政府機構在管理和促進技術發展進程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核心作用。例如，在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能源部組織的人類基因工程，和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組織的戰略估算方案等項目中，政府官員在確定目標和提供資金，促進大學和公司研究人員合作方面功不可沒。

　　這些有針對性的、鼓勵創新的政府計劃已和一種權力高度下放的體系相結合。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新的激勵措施鼓勵大學和政府實驗室享受公共資金資助的科研人員為自己的研究發現尋求商業用途，其所需資金由像小型企業創新研究（SBIR）一樣的籌資方案來解決。政府機構可以通過這些渠道，將研發預算的一小部分預留出來，來資助小型企業推薦的研究項目。很多小型企業都是大學和聯邦政府實驗室的衍生公司。另外還有鼓勵大學和聯邦政府實驗室與企業內部研究人員建立合資企業的方案。這就為我們提出了第三個研究問題：在資助和促進創新行為方面，政府的作用有顯著提高嗎？

　　要想研究上述三個問題，必須要明確衡量創新活動的標準。然而，對于社會科學家來說，衡量創新活動是個長期的問題。僅僅靠計算其人力、財力投資是遠遠不夠的。有些研究將專利統計作為衡量標準是不可信賴的，因為各項專利的質量和審批標準不同。

　　在本文中，我們利用獲獎創新的數據資料來闡述在過去40年里，美國經濟出現的結構變化。我們的目標是證明后工業理論所預測的發展不連續性的確出現了，然而，卻沒有出現貝爾和其他學者所預測的政治變化。

　　三、資料介紹

　　40多年來，《研發》雜志每年都會認定100項已被應用于實際商業生產的創新成果。這些獎項就像電影界的奧斯卡獎項一樣，會給研發團體和個人帶來極高的聲譽。公司提名自己的候選創新項目，然后由一個每年都在變化的、由來自企業、政府和大學的代表以及雜志的編輯們所組成的評審團來確定最后的獲獎名單。那些已經在頭一年投入市場應用的創新成果一般會獲獎。參評的創新成果需要提供相應的產品和價格的證明。100項不同的創新成果能夠讓評審團認識到創新產品的多樣性，而不會僅僅聚焦于創新動力部門，如電子和生物技術領域。

　　我們從過去40年里每十年中隨意抽取三年，對其獲獎創新進行編碼歸類，以確定孕育這些獲獎創新的公司類型（詳細資料見附錄表一）。自1971年以來，每年大約有5至13項獲獎創新成果屬于與美國無合作關系的外國企業。將這些創新成果除外，我們重點來分析每年約90項美國公司的獲獎創新成果。

　　盡管這些獲獎成果涉及工業領域的很多方面，但是評選過程還是存在偏見。這些獎項評選向產品創新傾斜，而忽視了過程創新，即那些旨在提高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效率的創新。有些過程創新被認可了，例如，一種新型機床或一個針對庫存管理的更高端電腦程序，但是很多創新成果卻因為涉及新設備與新組織實踐的復雜結合而不被考慮。許多尖端武器的研發是秘密進行的，而且不對外銷售，所以許多軍事創新也被排除在外。由于大量的聯邦政府研發資金是資助軍事系統的，所以許多由政府出資的創新都不在參評之列。

　　而且，這些獎項評選只認可冰山一角，即創新過程的最后幾步。而前期的積累工作卻都被忽略了。詳細的個案研究表明許多重要創新成果開始都源于大學實驗室所進行的一次次科學突破，所以這種評獎方式其實低估了大學里進行的科學研究。

　　然而，有兩個明顯的偏見對我們分析結果很重要。首先，《研發》確認的100個獎項很少承認新藥品。雖然醫療設備曾多次獲獎，但卻似乎有意回避各種藥品。我們推測，《研發》很謹慎，怕有些藥品以后會被發現有不良副作用，而不想承擔做不良宣傳的后果或法律責任。

　　第二個偏見（排斥）很驚人。過去20多年來，大的電腦公司的產品，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很少獲過獎。蘋果沒有因其iPod獲獎；微軟自創建以來只獲得過一次獎項；因特爾、太陽微系統和思科也都只獲得過一次獎。

　　從公司方面講，資料反映獲獎創新有七種明顯的來源。那就是

　　私營：

　　(1)財富500強企業獨立運營。

　　(2)其他獨立運營企業，包括中小型企業。

　　(3)兩個或多個私營企業合作，沒有有名的政府部門（public sector）或非盈利性合作伙伴。企業聯盟（Industrial consortia）也屬于這一類。

　　國有或混合型：

　　(4)由大學和政府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在聯邦政府的研究基金支持下新成立的公司（成立不到十年）。

　　(5)政府實驗室：自主研究或與人合作。大多數政府實驗室的創新成果來自能源部管轄的聯邦實驗室。但有些也來自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國防系統以及其他機構的實驗室。如果大學與上述機構合作，那么創新成果就屬于這些機構，而不屬于大學。

　　(6)大學：自主研究或與聯邦政府外的其他單位合作。

　　(7)其他政府部門和非營利性機構：自主研究或與私營公司合作。

　　四、資料分析

　　《研發》的創新成果獎數據資料為我們研究上面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給出了有力的答案。我們從第二個問題開始：合作是否是總趨勢。研究合作公司的分析家認為越來越多的創新成果來源于兩個或多個公司間的合作。不同公司間不同知識的結合在創新過程中至關重要。不同方式相結合而產生的靈感火花能促進發現有效的新方法。我們有資料證明這一觀點。表一表明公司間合作使得國內獲獎創新數量劇增。在上個世紀70年代，自主研發的私營企業獲獎創新成果平均數量是67項，而在最近十年間，它的平均數量跌至27項。

　　鑒于政府機構常常雇用私營合作伙伴來推銷其創新產品，我們將他們歸為合作公司類型，所以這種變化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政府機構的創新獲獎越來越多了。然而，盡管私營企業的獲獎創新數量在下降，它們與其他企業的正式合作卻加強了，合作次數從上個世紀70年代的7.8%增至近十年來的17.5%。

　　一個同樣驚人的發現解決了我們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大公司在創新過程中的作用。表二顯示了財富500強企業中，大企業中單個企業和合作企業的獲獎數量在急劇下降。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這些公司是最大的獲獎者，但是在最近十年中，來自500強的獨立獲獎企業屈指可數。即使與其他公司合作，平均每年也只能獲得10項獎勵。

　　毋庸置疑，對大的電腦公司和制藥公司的排斥影響了這些獲獎創新的數據。美國專利權申請的資料顯示IBM、Microsoft、Intel和Sun（升陽公司）等是美國獲得專利最多的公司。20多年來，當大公司都紛紛削減其研發支出時，這些公司卻沒有。因此，它們的研發能力沒有被《研發》100認可，意味著表二夸大了財富500強企業創新能力下滑的事實。然而，即使這些大的電腦公司每年總共拿走10個獎項，表二還是顯示出急劇的下滑趨勢。

　　制藥公司的情況就更復雜了。盡管像默克（Merck）和輝瑞（Pfizer）這樣的大公司，以及像基因泰克（Genentech）和安進（Amgen）這樣最成功的生物技術公司繼續資助重大研發，它們近年來推向市場的創新藥品還是有限的?！敖鹚幤笔撬鼈兊淖罡擢劊碛兄卮笸黄频乃幤穭撔隆５菑?997年至2006年，只有兩種藥品獲此殊榮。也只有12種其他藥品因對現存療法有明顯改善而獲得二等獎。這就是說，即使《研發》100認可處方藥，表二中的結果也根本不會發生變化。

　　表二的真正含義是通用制造公司如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和3M公司等的獲獎情況在下滑。這些公司在上個世紀70年代是獲獎創新的主流企業，但近年來卻很少獲獎。它們的專利申請也呈下滑趨勢，這足以說明其創新能力在下降。表三說明美國長期存在的、電腦業以外的九大制造業所獲得的企業專利百分比急劇下降。

　　這種下滑可能是因為公司高管面臨提高公司季度財務業績的首要壓力而造成的。許多公司壓縮研發投資而將資金轉向產品生產。畢竟，研發費用太高，而且相對于公司CEO的任期來說，它的回報也來得較慢。同時，高管的金融轉向也意味著他們對新技術的態度：新技術不過是另一種資產，可以收購而不需要內部創造。需要時他們可以通過特許經營得到他們需要的技術，也可以買進有創新成果的公司。

　　科學家和工程師紛紛走向私企的就業趨勢可以說明這種變化幅度。據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收集的資料，在1971年，有7.6%或28200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被員工不足千人的公司所聘用。到2004年，這個百分比上升至32%，而實際人數增至365000人。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料還顯示，小公司里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則更多。在2003年，有24%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職于員工不足10人的小公司，還有50%的人在員工不足500人的公司工作。當然，我們從這種變化上也無從得知技師離開大公司的推動因素是什么，以及小公司對他們有怎樣的吸引力。無論哪種情況，創造創新成果的技師的流動趨勢決定了大公司獎項減少的趨勢。

　　隨著大公司作用的降低，公共和混合企業在獎項上獲得相應的收獲。這就回答了我們的第三個問題：公共部門（政府機構）在創新方面是否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如表四所示，大多數獎項被聯邦政府實驗室、大學，或我們所說的受資助的二者的衍生公司所奪得。在過去20年里，聯邦政府實驗室是主要獲獎者。從獲獎總數上講，它們可以和上個世紀70年代的財富500強相媲美：年均35項獲獎。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因為觀察家們對聯邦政府實驗室沒有好印象，并懷疑它們在創新方面的貢獻。（因為）大多數獲獎創新都源于能源部實驗室，是冷戰早期為生產原子武器而進行的。那些擁有博士學位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們刻苦鉆研，研制最具摧毀力的武器，而他們的邪惡形象也影響到了這些設施在公眾眼里的形象。

　　受資助的政府或大學的衍生公司是繼聯邦政府實驗室之后的最重要的公共或混合企業。在最近十年中，依靠自身能力，每年平均獲得近8個獎項，而且它們還與政府實驗室和大學合作而獲得額外獎勵。況且，這些當初作為衍生公司的企業已有超過十年的歷史，所以可以歸屬于“其他公司”即私企的一種，它們的獲獎情況也與時俱進。

　　受資助的政府和大學衍生公司的一般模式就是當大學和聯邦實驗室的教授或科學家有了新的發現時，他們會與大學或聯邦實驗室的負責人探討如何最好地保護未來創新的知識產權。很多情況下，創新者被鼓勵創建自己的公司，進行生產，并最終將新產品推向市場。更多的企業性大學和實驗室擔任著風險投資家的角色，幫助個人尋找投資商和有經驗的管理人員來指導他們的公司。

　　表四反映了最后一類，即大學、其他公共機構和非營利性公司的獲獎情況。令人吃驚的是，大學的獲獎相對較少。這種情況存在以下原因。首先，一些創新源于大學實驗室，因研究人員自己創建了新的公司而歸屬于衍生公司一類。其次，大學研究人員越來越多與聯邦實驗室合作，而我們的分類系統將這些創新成果歸于聯邦實驗室。例如，在2006年，大學與其他公司合作獲得兩項獎項，與聯邦實驗室合作，獲得七項?？傊M管大學的科學發現對于創新過程至關重要，但是大多數從創新成果到商業產品的轉變是通過衍生公司和聯邦實驗室完成的。

　　然而，僅就對公司資助一項進行研究，也不能窺斑見豹地了解美國政府資助創新過程的全部。表五顯示了一個最重要，但鮮為人知的聯邦政府計劃（方案）——小型企業創新研究(SBIR)。近十年來，獲此計劃（方案）資助的公司出現了大批《研發》100獲獎者。小型企業創新研究是一套預留計劃，要求有大量研究預算的政府機構將其研發預算的2.5%拿出來，資助那些員工只有或少于五百人的企業。這也是一個為大學和政府衍生公司提供最初基金來源的計劃（方案）。該計劃無附加條件地給予一期工程高達10萬美元的獎勵，而對完成創新目標有重大進程的二期工程予以高達75萬美元的獎勵。僅2004年一年，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就拿出20多億美元來資助約6300項不同的研究項目。如表中數據顯示，每年國內的《研發》100獲獎者中，有約25%是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以往支持過的，和現在正在資助的企業。

　　在表六中，我們通過更詳細地分析1975年至2006年間政府對獲獎企業的資助，試圖對政府財政支出在企業創新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一次更全面的衡量。表中最低一欄反映出主要靠聯邦財政資助的各類公共部門的獲獎企業數量。正如我們早期預測的一樣，依靠聯邦財政資助的獲獎創新企業從14個迅猛增至61個。表中的最高一欄顯示的是至少總收入的1%來源于聯邦政府的“其他”企業和財富500強企業的數量。這百分之一就能甄別出很多國防承包商和公司，它們主要靠聯邦政府撥款來進行研發。在1975年，至少總收入的1%來源于聯邦政府的私企公司獲得了23項創新獎。最著名的就是通用電氣，當年獲獎9項。

　　我們發現，在2006年的5個私企合作獲獎項目中，3個直接由聯邦政府資助。20個“其他”獲獎企業中，13個曾經接受的來自聯邦政府的支持資金量超過1%這個門檻。而且，我們還能將政府的資金投向直接與具體的獲獎創新對號入座。因此，可以說，16個“私營”創新應該算是聯邦政府出資支持的。表六顯示的是聯邦政府出資資助的獲獎創新的總體結果從1975年的37個上升到2006年的77個。

　　2006年，實際上未接受政府資助的國內獲獎公司只有11個，其中兩個即布里奧技術和MMR技術是斯坦福大學近年的衍生公司，只是從成立之后沒再接受過政府資助?？偟膩碇v，表六很可能低估了從1975年至2006年間政府用于創新資助的資金增長幅度。畢竟，在1975年時，即使聯邦政府的資金沒有直接撥給公司中正在進行某種特殊創新研究的具體部門，其創新成果也算是聯邦政府資金支持的。只是在2006年時，政府對創新成果資金支持的體現必須是直接撥款給負責獲獎技術研發的部門。

　　即使在財富500強企業稱霸創新過程的時期，它們也大量依靠聯邦政府資金支持。如果想尋找私營企業不接受政府資助，完全依靠自身能力進行創新活動的時代，那恐怕得追溯到“二戰”以前了。而之后的40年里，獲創新獎的企業顯示，政府在創新活動中的主導地位越來越加強了。早些時期，美國的工業和技術政策完全被軍事和太空計劃所壟斷。近些年來，大量的非防御機構一直參與支持私企的研發過程，目前這些機構主要有商務部、能源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農業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土安全部。

　　五、討論

　　我們的資料為研究過去10年美國經濟出現的三個相互聯系的變化提供了證據。這些變化就是，在美國，那些大公司的創新主導地位下降了；公司間的合作和新成立的小型公司在創新活動中越來越重要；公立部門（政府部門）既是參與者，又是資金提供者，在創新活動中的作用愈來愈大。

　　最令人吃驚的是最后一個變化，因為它發生在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想支配公共政策辯論的時期。但是，重要的一點是要認識到政府的角色與在中央計劃主導技術變革模式時期有何不同。查默斯·約翰遜在對日本工業政策模式的經典描述中，講述了在貿易和工業部工作的日本政府官員如何既做協調員又做融資人，幫助日本公司占領新的市場。關鍵是政府官員執行的是一種共享計劃，該計劃將對特殊技術的投資與贏得國際、國內市場的具體商業策略結合起來。

　　而美國的情況是，沒有統一計劃，參與支持新技術研發的政府機構常常與其他機構直接競爭。這種方式很像毛澤東所說的“百花齊放”：美國對公共基金資助的實驗室實行權力下放政策。在這種政策鼓勵下，技術人員有強大的動力與私企合作，并努力把自己的新發現轉化為商業產品。而且，各種不同創新項目同時出現，可以讓政府來支持那些更引人注意的技術創新。

　　除了這種“全面撒網”的方式之外，還有一些旨在克服具體技術障礙，加快創新進程的針對性的政府計劃。然而，這些計劃也是按照權力下放的模式，由小機構來執行。這種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創造的，“設定技術目標，與研究人員密切合作加速突破”的模式已風靡管理系統。

　　然而，因為這些政府計劃與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想即尊崇私企，而貶低公共部門（政府部門）相矛盾，所以公眾對此還是不甚了解。記者也很少撰寫關于政府技術創新措施的報道，例如，《紐約時報》在過去27年里，在其新聞報道中提到小型企業創新計劃還不到十次。當然，國會會定期討論這些計劃的設計和籌資，但是華爾街日報和一般的商業出版物很少對此進行報道。因為這些計劃不為公眾所知，所以它們一般不出現在公共政策辯論中。

　　肖恩奧·瑞恩（Sean  Riain）在研究愛爾蘭政府鼓勵國內高科技發展所作出的努力時，曾詳細闡述了發展主義網絡國家模式（DNS），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述這些不被公眾所熟知的國家計劃的特點，卻非常符合DNS模式。正如瑞恩所描述的那樣，政府要盡力高度放權，主要是加強技術合作，讓企業跨越公企和私企間的鴻溝，政府官員在支持企業創新活動方面要扮演多種角色。

　　最近，惠特福德和施蘭克（Whitford and Schrank）對這些政府計劃的解釋是為克服經濟組織間合作的地方性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和市場失靈不同的是，當經濟行為人找不到合適的、有能力又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時，就出現了協作失靈。

　　DNS計劃有助于協調企業間合作和提高并驗證潛在的合作伙伴的能力。而且，政府實驗室、由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的企業和大學研究中心以及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等機構舉辦的各種非正式會議等，都為合作者提供了公共空間，供大家進行思想交流。

　　然而，DNS計劃還解決了一個典型的市場失靈即技術革新的早期階段難以得到資金支持的問題。盡管對私企的風險投資受到廣泛關注，但是現實是大多數風險投資投給了已經轉化成商業產品的技術創新。政府機構有意識地使用一種風險投資模式來彌補這一缺陷，此模式的指導思想就是，政府同時資助20項不同創新的初始階段，那么即使只有一小部分能取得科學上的最終突破，也比因缺乏資金而全部失敗的回報要高。

　　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就屬于這一模式。然而，最初許多政府機構都憎惡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因為這意味著它們的一部分研發資金不能用于一些重點創新項目上。然而，少數政府機構已經開始認識到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機制的價值，它比與大型公司合作更易取得所需的創新成果。但是，由于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一般對一項工程只提供為期三年的資金支持，一些政府機構于是開始建立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風險按投資機構即In-Q-Tel擁有自己的網址，列出了其所投資的90家新成立公司的名單。和對私企的風險投資的指導思想一樣，國會提供5億美元資助創新的初始階段，期望能像In-Q-Tel一樣，靠出售其所持的、已經取得成功的企業的股份，而獲得加倍回報。陸軍部也效仿中央情報局的模式，而能源部則與最大的非營利組織——巴特爾（Battelle）合作。巴特爾管理著能源部的幾個實驗室，已經創建了自己的非營利性風險投資機構，重點資助那些源于實驗室的新成立的公司。

　　至于政府部門的風險投資實踐是否能得以推廣，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但是，這些行為即使在“自由市場”為導向的喬治·布什時期也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就強化了這一觀點，即美國經濟在過去30年里發生了重大變化：小型技術公司越來越多，公司間更為復雜的協作增加了，政府部門的作用越來越大了。

　　但是，問題的關鍵是社會活動家和社會學家卻沒有注意到這些后工業變化，也沒有出現相應的后工業意識以及有目共睹的國家和經濟之間關系的重新協商。相反，與這些變化同時出現的是早在上個世紀40至60年代已被邊緣化了的自由市場思想的復蘇。而且，在市場自由主義指導下，金融部門經歷了30年引人注目的增長：這是后工業理論家們根本沒有預料到的，這也分散了人們對本文中提到的結構變化的注意和資源投入。

　　六、結論

　　2008—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與本文詳述的問題有直接關系。盡管取得了大量的成就，但是，美國的這種新型創新經濟：中小企業與公立機構合作，長期處于資金短缺狀態。政府機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自己的風險投資機構的一個原因就是，私企對這些小型技術公司的風險投資，特別是對技術發展的早期階段的投資嚴重不足。文獻資料描述這些公司是在奮力跨越“死亡之谷”：經過多年努力，試圖將技術突破轉化為商業產品。即使有人提供風險投資，條件也很苛刻：對新技術的知識產權和決策權需旁落他人。除政府計劃外，沒有系統的機制來指導私人在初期階段對企業的投資。

　　同時，聯邦政府自己用于支持研發的投資也從上個世紀60年代的約2%降到近年的約0.7%。旨在促進新技術轉化為商業產品的計劃被迫與支持基礎研究的計劃進行殊死較量。為了贏得資金，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不惜相互對立。事實上，30多年來的長期減稅已經讓聯邦政府用于科研、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降至1.8%。而且，政府的投資減少，也使公立大學受到重創。

　　總之，新創新體系的各個環節都遭遇了資金不足的問題。然而，由于其他國家將自己所賺的美元大量投入美國，因此，在過去20年里，有大量的外國資金流入美國經濟。另外，美國大的非金融企業，比如財富500強，也是金融資產的最終購買者，這也增加了尋求有利可圖的投資渠道的儲蓄資金。許多分析家認為這種越來越大的過剩儲蓄造成了上個世紀90年代的股市泡沫和本世紀初災難性的房地產泡沫，正是因為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爆發引發了全球經濟衰退。

　　如果資本市場能更有效運行，過剩儲蓄能以可持續性方式來資助美國的創新經濟體系，這樣或許有助于加強美國貿易平衡。至于一種更有成效的資本投資方式是否能降低房地產泡沫，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展望未來，急需一場結構改革。這場改革將加大政府對科研、發展和高等教育的投資，并能大大增加對成千上萬越來越成為美國生產核心的中小型技術企業的長期而耐心的資金支持。這種調整或許還能降低破壞性金融泡沫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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