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網》報道了題為《李光耀：亞太不會多極化 日本應在中美間做出選擇》一文，這其實是從美洲人的美洲到“亞洲人的亞洲”的分野，作為霉菌基地的新加坡的觀點很具象征意味。二戰以來，日、歐是作為美國的“英國大陸政策”的雙翼而存在，也就是對中、蘇聯盟的制衡來達到對歐亞大陸的分而治之的目的。
然而，一方面毛、周時代的中國所采取的第三世界戰略和第二世界聯盟對兩極分化的世界起到了鼎足之勢的三角穩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歐、日的民族及文化基因內在的具有一種獨立自主的生物多樣性離心力，在核戰威脅之外（太陽能）、起到一種生態均衡（生物能）的作用。
美帝因它的離島地理歷史成因，一方面得益于歐亞大混戰的漁翁之利，另一方面歷史的慣性使其有意識得維持一種裂變的世界態勢，否則就淪為魯濱遜的漂流遭際。這體現在英國對法德聯盟的制約上（現在則是所謂華爾街臭名昭著的評級機構通過“歐豬五國”的輿論戰對歐元區的攻擊），也通過新加坡在東盟中心的病毒性離間（正如以色列對于伊斯蘭世界的楔子），此次八旬以上的李光耀的赤膊上陣、讓人想起此前病倒韓國的冷戰標志性人物基辛格的亞洲之旅。
即便不考慮歐元、日元在蘇聯瓦解前后的種種遭際，歐亞大陸的自然經濟圈從歷史可持續性及能源危機之下的現實交通成本來說都遠遠低于作為歐洲殖民地的所謂“新大陸”。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和歐亞大陸的混戰是成就了“新大陸”的肢體嫁接（人機手術是美國的主題意象），但是之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都只能是海盜火中取栗的伎倆，要不然你怎么解釋曾經因二戰避險而成的美-金，落得今天近乎國家破產的境地。
今日之所以死而不僵，只不過是通過希臘的債權基地、中東的軍事基地以及東亞的人權基地所發揮的吸血鬼功能來維持的……
《東亞的復興：500、150、50年》（美日合著）
19世紀東亞體系向西方體系的臣服所導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災難性）的后果是，工業軍事主義在爭奪地區主導權的過程中被“內在化”了。雖然在20世紀30、40年代，日本試圖通過工業化軍事路線來獲得地區主導權的努力遭到了失敗，但它卻造成了一個美國獨霸的體系在東亞海洋地區出現，并使該地區的工業軍事主義達到了極盛。
但是在朝鮮戰爭卻反映出，西方的霸權地位并不像它看起來那樣牢固，這使得美國不經意間走上了過去東亞貿易體系的老路——帝國與臣屬國之間建立的“進貢”和貿易關系，這種關系從經濟上將對臣屬國更加有力。（亞洲四小龍的冷戰背景及現在的中華回歸從）
美國在越戰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國和東亞其它國家的正常的商業和外交往來（1972），并對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崩潰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日本在地區經濟發展與調整過程中的領導作用源自美日之間的一種勞動分工，即美國專注于追求霸權而日本追求利潤。日本企業逐漸取代美國政府而 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這種國家關系可能更接近與（東亞）本土模式，而不是外來的（西方）模式。
從正反兩方面都可以看到，經濟因素比軍事因素（狩獵經濟）能更加有效地決定世界霸權。（伊拉克戰爭是最近的證據）日本80年代在國際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于其政府和企業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貸款和商品，幫助美國保住了其搖搖欲墜的權力寶座。如果沒有這些貸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減國內稅收的同時展示于前蘇聯的大規模軍備競賽，即使不會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會使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劇增，并進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屬關系轉為依存關系）
而此間，中國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臺灣、香港、東南亞及北美的華人資本家群體的作用（相當于明末清初在東南亞與荷蘭殖民貿易抗衡的鄭氏集團），這些群體似乎開始承擔起中國和東亞經濟的領導責任，而與此伴隨的則是日本經濟停滯的10年（近年因重回東亞有所恢復、國內政治版圖也如臺灣發生變動）。
阿里吉《21世紀的譜系》：
盡管中國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庫券，擔在把南方國家順差轉投南方目的地方面，在向鄰國和遙遠的南方國家提供有關貿易、投資以及北方國家和金融機構的援助的有吸引力替代選擇方面，中國都發揮了主要作用。在中國宣布向菲律賓提供每年20億美元的一攬子特別貸款，使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提供的2億美元相形見拙，遮蓋了華盛頓因阿羅約總統從伊拉克撤軍而給予的冷遇。中國通過向南方國家提供有關天然資源開采的更慷慨條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條件并免除昂貴的咨詢費提供更大額的貸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競爭者一半的成本在偏遠地區興建復雜的大型基礎設施等，不斷在與北方機構的競爭中勝出。
石油國家也將順差轉向了南方國家，對中國帶頭的行動起到了補充和彌補的作用。委內瑞拉利用高油價帶來的意外之財使拉美國家擺脫了對北方利益的從屬，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義。（美洲人的美洲）沙特等西亞國家進來表現出有意將至少部分順差從美國和歐洲轉投東南亞，并且在破壞北方國家金融主導地位上潛力更大。原因部分是政治的：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在美國的對抗情緒等，后者迫使杜拜的港口公司在收購英國港口運營商后，拋售了在美國的股份。但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卻是純經濟的：中國和所有迅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都需要西亞的石油，而石油帶來的西亞資本和流動資本也在尋找收益高于美國國庫券的投資機會。（這也減少了加勒比海盜的掠奪后援）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場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并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模式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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