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瑞典模式的起落
作者：[瑞典]珀·奧爾森 著 葛晶晶 譯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1期
“瑞典一直以來都是市場經濟”，現任的右翼政府在其網站上經常這樣宣稱。這確實是真的，瑞典從來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基礎，工人階級管理和掌握國家政權，實現社會公平及民主的計劃生產。瑞典既不是所謂的“混合經濟”，也沒有提供“第三條道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一種選擇（如果這種形式的社會存在的話）。
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世界資本主義的繁榮和國內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瑞典建立了一套社會福利制度，成為世界各國的榜樣。普遍性福利是通過公共手段（即稅收）資助的，在瑞典創造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教育體系，有世界一流的醫療、養老保險體系，兒童保育系統也是首屈一指的，還有其他覆蓋社會各個角落的各種社會福利和保險。 在那些日子里，瑞典是“福利國家”、和諧國家，這被人們稱為“瑞典模式”，雖然這個詞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流行了。
但是，這個瑞典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經不存在了。2003年，有線新聞網（CNN）報道說，“現在離‘瑞典模式’存在的20世紀70年代的輝煌歲月已經很遠了”，那時瑞典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被視作現代化和進步的典范。而現在，大多數資本主義評論員所說的“新瑞典模式”指的是私有化的模式、放松管制和其他市場導向的“改革”，還有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瑞典治理銀行業危機所采用的方法。總之，目前的瑞典模式被人們看作是用來展示資本主義勝利的新自由主義的“作品”。
“今天說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十分離譜的，這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比美國走得更遠，瑞典已經成為某種私有化的實驗場所了”，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人類學教授賴恩·帕默這樣評論。前駐紐約總領事歐萊·威斯特拜瑞吹噓道，“在許多領域，我們（瑞典人）擁有比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更多的私有化。約80%的新學校是私人的，鐵路和地鐵系統也同樣。”
20世紀70年代中期二戰后繁榮的結束，標志著舊的瑞典模式的終結，甚至更早在經濟進入停滯階段的前幾年就已經開始。由于瑞典沒有參戰并聲稱保持中立，瑞典的資本主義極大地受益，至二戰結束時國家的生產力保持完好無損。資本家在戰爭開始時與德國關系親密，因此大發戰爭橫財。德國在許多年里都是該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瑞典的鐵礦石和滾子軸承是希特勒的戰爭機器必不可少的。但是，當納粹德國敗局已不可避免時，瑞典的資產階級轉而向盟國出售商品，同時也是為獲取保護，抵御蘇俄不斷擴張。
二戰結束時全球有一個巨大的商品需求——如鋼材、鐵礦石、木材等——瑞典企業可以獲得高額利潤。20世紀50年代初，瑞典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在1950—1975年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世界商品的產量和市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瑞典經濟每年增長4%。然而，早在世界經濟回升疲軟之前，瑞典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已經出現停滯不前，此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漸漸趕上或超過瑞典。1965年后，瑞典在世界市場的份額開始下降。
與瑞典的主要資本主義的競爭對手相比，20世紀70年代是瑞典經濟相對緩慢增長的十年，并且充滿了一連串的危機。1975年，瑞典的造船業是世界第二，隨后幾年就崩潰了，紡織業也是如此。在整個70年代，瑞典經歷了幾十年來第一次低于西歐其他國家的年增長率。
盡管這樣，在20世紀70年代，“福利國家”仍在繼續擴大。這里面有許多原因：重新覺醒的工人階級的斗爭，勞工運動在社會中的影響以及繼法國1968年運動之后的政治激進過程。大量加入勞動力大軍的女性使勞工運動更富活力，更有力量。事實上，“福利國家”在這幾年達到了頂峰。資本家被迫接受工作場所的改革，給工會提供更多的權利，例如協同制定決策法（瑞典MBL）、工作環境法——新的就業保護法，等等。此外還有公共育兒制度的建立和積極的育兒假法的實施。
但即使是現在，也有許多跡象表明，資產階級認為他們作了太多的讓步，時鐘必須倒流，社會和平的時代已經結束，已經沒有古典改良主義和階級合作的物質和經濟基礎了，雖然勞工領袖們仍然固守這種錯覺，夢想著“資本主義可以有人的外形”。1980年，統治階級試圖劃清界線，組織了大規模閉廠，但工人們隨后也舉行了罷工，最終還是以資本主義進攻的失敗而結束。在工業領域失敗之后，統治階級轉向了政治舞臺，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的組織取得傳統右翼政黨的支持，發動了一場反對雇員投資基金的惡性運動。雇員投資基金由工會聯合會（LO）提出，1976年已經試圖通過購買股票影響公司的運行。工會聯合會的原意是希望借此軟化資產階級，但瑞典資本家紛紛反對，其實不是針對雇員投資基金，而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總體思路。反動統治階級的進攻得到了回報——社會民主黨和工會聯合會領導作出了讓步，這又一次證明他們從沒有想真正挑戰資本主義及其對生產資料和分配的私人占有。
同樣，瑞典所謂的“混合經濟”從來就不是公共和私人公司的混合。事實上，瑞典的國有部門比許多其他國家小，其作用是為占經濟統治地位的大型壟斷集團提供廉價能源、基礎設施以及研究和開發，而社會福利制度和民主政府為資本主義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會穩定。
在瑞典，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可能比多數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進一步。“這是一個家族企業，在它穩定時期，主導它的國家與歐洲其他最大國家的經濟領域。”2004年7月12日的《金融時報》在一篇關于瓦倫堡家族及其帝國的文章中寫到，“沒有任何家族企業可以在其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像瓦倫堡在瑞典一樣當道”，“瓦倫堡對瑞典企業的主導得益于歷屆社會民主黨政府”。在一個時期，瓦倫堡家族控制了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近40%的股份。即使彼得·施泰因這樣一個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瑞典經濟學家也承認，“雖然國有化在社會民主黨的方案中是一項重點原則，但從未付諸實施”。
國有化從來不是“一項原則”。從20世紀30年代至1976年，社會民主黨統治約40年，在此期間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國有化。很少有國有企業存在，這也是私人公司發展的反映，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導人所希望保持的東西。工會代表在公司董事會是作為股東的維護者，而不是工人的維護者。在董事會中任職已成為那些工會領導人獲得額外收入的來源，而不是代表任何來自下級的民主監督，或對資本主義的代替，工會代表幾乎總是與老板站在一邊。最近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O.勒德維克森來自五金工會，自1998年以來一直在沃爾沃董事局任職工代表，2009年在公司解雇了數千名工人的情況下，他卻投票支持大幅增加公司紅利。工會聯合會的主席W.L.韋丁也在關于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養老金公司”的負責人高額退休金問題上投了贊成票。同樣，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也因其持股損失巨大，降低了現有退休金的支付標準。2009年春季，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0%的人希望W.L.韋丁辭去工會主席。
從社會成員的數量及其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來看，瑞典的勞工運動在世界上的規模如果不是最強的，也是最強的之一，在某些階段，工人總數的85%以上會參加勞工運動。1986年是最高峰，達到總數的86%。自那時起，工會的參加率就開始下降，尤其是2006年以后，而現在已經是71%了，如果目前的趨勢不扭轉，到2025年將只剩下61%。
在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工會的斗爭可以使工人的工資不斷增長，幾乎所有人都有工作。在此期間，階級合作成為樣板，雇主、工會領導和社會民主黨政府幾乎并肩工作來推動經濟的增長。集體談判被稱為制度的基石，“進入了中央統籌的工資談判程序。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工資談判一直是工會和它的反對派瑞典雇主聯合會（SAF）之間斗爭的問題。最后由工會聯合會決定，調整勞動力市場各行業普遍的工資標準框架”。今天，每個行業的工會聯合會直接與資方進行談判，而他們簽署的協議至多只保障相關工人工資的最低增長量——最終增加的工資得由具體的工作地點、水平或具體的“個別談判”來決定。通過分解集體力量，分散化、個性化的工資構成自然不會使工人受益。然而，接受工資協議也約束了所有的工人。自1928年以來，一旦工資協議簽訂了——通常都有2—3年的期限——罷工就是犯罪活動。這反過來意味著，在有協議的時間框架內，如果工會包括當地的組織繼續罷工，甚至只是口頭上支持罷工，必須支付巨額罰款（罰款的總和隨著時間已經增長了）。工人參與了所謂的“野貓”罷工不僅要冒罰款的風險，而且可能被辭退。簡言之，在協議生效期間，罷工是不允許的。
在過去的20年間，瑞典的勞工法已經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提高罰款、在罷工行動之前的警告、國家機構（國家調解辦公室）的強制調解具有法定推遲工業行動的權力。而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社會民主黨參議員支持或提出的。
在二戰結束的一段時期內，由于冷戰對共產黨人和其他左派的瘋狂圍堵和迫害，工會中幾乎所有工人民主分子都被剔除了。左派被邊緣化，剝奪了說話權，工會變得極端官僚化和集中制，由高薪全職官員（全是社會民主黨的正牌成員）統治，成員沒有任何渠道能夠影響到決策和政策。早在20世紀50年代，工會成員就失去了對國家工資協議和工會官員選舉的投票權。
長期以來，在歐洲所有黨的大選中，瑞典社會民主黨成員的投票比例最高。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個只有830萬居民的國家（1985年），瑞典社會民主黨擁有120萬會員，大部分成員是通過集體聯盟進程來自基層工會。然而，當1990年集體聯盟遭遺棄、社會民主黨領導開始稱工會為“幾個壓力集團”之一時，社會民主黨的成員人數急劇下降。1991年已經下降到26萬，自那時以來，黨每年失去近萬名會員。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15年內將一個會員也不剩！
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開始的“制度改革”——社會福利的倒退與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相結合。這種右轉是有其國際和國內原因的：（1）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國際委員會成員）被驅逐以后，黨內沒有左翼或反對勢力可以挑戰這種新進程。在那場驅逐之后，我們都被警告過，而黨內剩余的左派，或者放棄斗爭，或者轉向右派尋找“新思路”，同時，工會內部的左翼活動家數量也在減少。（2）瑞典資本主義經濟停滯，社會福利沒有發展空間，資本家因此要求減少公共開支，削減工人經濟蛋糕的份額。（3）在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失敗之后，由于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以及日益激烈的國外競爭，使得新自由主義制度在全球范圍擴張。（4）1989—1991年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崩潰以及包括瑞典在內的其他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的右轉，進一步推動了這些趨勢。在西歐，福利的實施被當作是爭取支持、反對蘇聯和東歐斯大林主義的手段。當斯大林主義崩潰之后，資本家確信福利是不必要的和昂貴的“奢侈品”，并將公共服務轉變成有利可圖的私人市場領域。
在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制度改革”是從資本市場和金融部門的放松管制開始的。 20世紀80年代，放松管制創造了一個國內貨幣市場以及過快增長的信貸市場，加劇了市場投機和泡沫（借來的錢大部分被用來購買房產）。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導致大量資金外流，大量貸款損失和大量資不抵債的銀行。許多銀行倒閉，國家不得不介入。另外，20世紀80年代衛生部門的開支不斷減少，它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安德魯·C.特瓦多在《1980—1994的瑞典醫療改革》一書中寫道，“另一個后遺癥是，在20世紀80年代，瑞典的國民生產總值用于醫療的實際比例在下降。1996年瑞典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發生這種事情的國家”。原有意義上的改革已經沒有了，從現在開始，“改革”成了反改革。1991年實施的重大稅制改革，即官方所稱的“世紀稅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種所謂的改革，是由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和資產階級自由人民黨共同制定的，終止了累進稅制中的積極性?！岸愔聘母铩苯档土怂枚?，尤其是生活富裕階層的，同時提高了23%的銷售稅和租金。1990年2月20日的《紐約時報》評論道，“稅務改變是有爭議的，因為它是許多瑞典人所珍惜的社會平等的倒退?！边@是用一種含蓄的方式來描述反對派的規模和普通人對這種“改革”的態度。
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右傾政策為1991年9月大選不可避免的失敗埋下了伏筆，此時正好是瑞典資本主義遇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1991—1994年中，保守黨政府處理危機的主要措施都得到了社會民主黨的支持，包括開始出賣國有銀行。然而，危機變得更糟，甚至1992年11月只有在中央銀行將基準利率上調至500%才可以阻止該國的投機性資本外逃。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并使貨幣貶值。這就是市場的專政。中央銀行副行長拉爾斯伯格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指出：“銀行危機壓在我們身上。為了防止系統發生崩盤，中央政府被迫通過普遍的、全面的措施進行迅速干預，承諾不管現在還是未來，所有的瑞典銀行都將履行他們對貸款人的義務?！币恍┿y行被國有化或被迫尋求公共資金以殘存下去。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政府花了4個百分點的國內生產總值，或者至少是65—70億瑞典克朗（相當于今天的20億美元）來拯救銀行。1990—1991年度的財政盈余，到1993—1994年變成10%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財政赤字，公共債務由199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一躍而成1994年的78%。但是，當社會民主黨于1994年重新掌權時，債務和財政赤字成了削減開支、增加稅收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方案的野蠻借口。這一方案主要是由左翼黨（前共產黨）支持的。
對于工人階級來說，危機當然沒有結束。1994年后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生活條件的改善、工作的保障，甚至沒有暫停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一切恰恰相反，福利委員會指出，“20世紀90年代，可以說是瑞典大規模失業的十年。在這十年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受到失業的影響。有180萬人之多——大約是1990年所有18到60歲的人口的40% ——在一段時間注冊為求職者?！?0世紀90年代，長期合同工人數由360萬下降至300萬，而臨時工人數從40萬上升到52萬（占就業人數的15%）。盡管幾年來經濟在增長，相比1990年失業人口占總人數的1.7%，1999年卻達到了5.6%。瑞典發現自己離社會民主黨的老目標“讓所有人有工作”已經很遠了。
事實上，當時這個口號的地位已經下降了。社會民主黨政府在1994年當選后，比其前任傳統資產階級政黨走得更遠。它削減子女免稅補貼——首次真正降低這項福利的價值。失業福利被縮減到1996年收入的75%，低于1993年的90%。然而，由于失業保險存在著最高限額——支付的最高金額——工人越來越少得到收入的75%。由于這些變化，在1992—1997年間，平均失業福利水平由工資的81.3%下降至70.5%。（2006年，政府削減失業保障金之后，平均收益水平下降到51%。）此外，病假工資被削減，住房補貼越來越難拿到，等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影響。這些舉措激起了幾十年來最大的抗議運動。這個抗議運動由罷工和學生的示威游行開始。學生斗爭之后，是工人、失業者、病人、殘疾人和其他受政府打擊的群體的運動。此前，許多工人認為社會民主黨也許僅僅失去了方向，但現在他們明白了，黨已經開始了全新的資本主義道路，它們要拆除社會福利和已經取得的社會成果。社會民主黨總理甚至夸口說，瑞典開創了削減開支的世界紀錄。社會民主黨及其政策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稱贊，例如該組織1999年9月2日曾說：“自從1994年鞏固政策的實施，財政調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削減開支和增加稅收相結合，以及減少利息成本，改善了生產結構，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0%，并帶來了1998年的22%的財政盈余……展望未來，通過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全面改革，對新生程序的改組，以及對公共部門企業的私有化，財政管理正在加強?！?/p>
私營部門雇員的比例——包括私有化或轉包——市政服務人員在20世紀90年代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至此以來保持不斷上升。國有部門也經歷了同樣的發展。國家的雇員人數減少了一半——1997年為40萬，20年后為20萬人。在1994至2006年間，社會民主黨政府出售了價值1160億克朗（16.4億美元）的國有資產。在許多方面，社會民主黨領導的瑞典還率先實施“市場改革”，在歐盟內部實施新自由主義。在保育、教育、兒童和青年的社會服務、照顧老人等領域，“公共服務”由非公共角色“生產”越來越普遍。1996年，瑞典的電力部門放松管制，允許分配領域的私人競爭。電信、郵政服務和公共交通也取消了管制。國營企業，包括1992至1993年危機中國有化的銀行，在其損失被轉讓到公共部門之后都被出售。
瑞典在歐洲央行的副行長拉斯伯格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瑞典正在進行的另一項改革是養老金改革……隨著1998年儲備養老金改革的實施，創建了一項制度，而事實上這個制度并不能保證養老金儲蓄者得到高額的養老金?！边@個所謂的養老金改革——養老金私有化和降低養老金——在歐洲其他國家政府準備復制時，引起了民眾的反抗。
社會民主黨沒有扭轉其對手于1992年創造的所謂學校選擇制度，該制度導致了設立私立學校的高潮。1991年，中學學生在民辦學校的比例為1.5%——今天的數字是17%。在20世紀90年代，衛生部門也向私人開放。瑞典公民繳納的稅款應使瑞典公民享受到社會保障、醫療保健等。不過，這只是在字面上的。在就診、住院等方面，除了平時交的稅款外，還必須支付費用——這些年來醫療費用不斷增加。現在斯德哥爾摩看普通醫生的費用為140克朗（20美元），專科醫生要300瑞典克朗（約合40多美元），看牙醫、作檢查的費用通常超過1600瑞典克朗（約合85美元），而一個簡單的填充要花費更多。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85萬瑞典人看不起牙醫。
由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緣故，社會民主黨人得以在1998年和2002的選舉中繼續執政。工人反對傳統右翼政黨，但也不支持社會民主黨。黨已經不再擁有和以前一樣堅定的支持了，1994年以來其得票比例急劇下降。2006年的選舉，是黨自1921年——那年選舉是按男女分開投票的——以來取得的最壞的結果。這是一個選舉災難，迫使主席珀生辭職。黨的領導人改變了，但政策保持不變。自2006年失敗以來，新的領導人強調，必須贏得大城市中產階層的選票。社會民主黨在某些方面進一步右傾?，F任的右翼政府是2006年當選的，上任伊始，為創造一個廉價的勞動力市場，大規模削減失業福利和社會保險。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時，這反過來又使情況更糟。現代史上，瑞典從來沒有在社會安全網上出現這么大漏洞的情況下經歷一次危機。
這個政府也想賣掉幾乎所有剩余的國有企業，對所謂的自由“競爭”和私營公司的潛在收購者開放公共部門。由于現在的瑞典工人比以前享受的保護少了——例如缺乏失業保險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目前的經濟危機正在迅速轉化為社會危機。在過去12個月里，失業率從5.9%飆升至8.3%，并且到2011年將達到12%。在瑞典，解雇長期工是很容易的。老板只需說沒有足夠工作就可以撤銷勞動合同。這就說明了，在青年失業問題上，為什么瑞典失業率比其他國家上升得都快，位于全歐洲最高，接近30%。
社會民主黨、左翼黨和綠黨最近成立了名為紅綠黨的聯盟，但這個聯盟不紅也不綠。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運動正面臨著歷史性的危機，因為他們的政策和方法只是意味著對剩余的普遍福利系統的進一步攻擊，他們已經失去了重新獲得以前群眾基礎的根基、影響力、支持和前景。社會民主黨已經成為一個空殼。黨的新領導人莫娜薩林曾經說過：“有時我會覺得我是最年輕的成員，而事實上我53歲了?！?/p>
擺在瑞典和其他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面前的任務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重建工會運動——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并把工會改造成民主的戰斗型組織。從瑞典經驗中吸取的關鍵教訓是，除非真正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否則所取得的社會利益都將無法保存。這在當前，我們連向資產階級贏得最小的讓步、獲得工作都需要進行革命型的抗爭的危機時刻，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改革的基礎已經喪失的情況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為社會主義和民主計劃經濟而斗爭。
（譯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外社會主義研究中心）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