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出國，在也是正牌的發達國家法國居住超過27年了，但我觀察到的西方的狀況怎么就和另一些好像應當和我差不太多的人觀察到的差距那么大呢？
在他們口中，西方美好得就跟天堂似的，幾乎就找不到一點缺點了。連近日美國高法取消企業政治捐款頂限，都有人能論證出一系列的正面意義。我說“最好還是一分為二”他們都不樂意。反而一些西方人自己看自己，倒還清醒得多。
下面我將對近日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做些評論。
“我們簡直嚇癱了 愿上帝保佑窩囊的美國”
你知道有句老話說“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以下是我根據白宮2011年財政預算寫的修訂版：“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和預算。”
畢竟，我們是個窩囊的國家，一直就有個窩囊政府。如今我們還有個窩窩囊囊的預算草案，這是窩囊預算程序的第一步。
我知道“窩囊”這個字眼肯定挺刺人的，不過想想看。窩囊就是面對危險覺得害怕──而不是該出手時就出手。
而在我們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危機問題上──猶如自殺一般的12.5萬億美元債務，我們簡直就嚇癱了。
想一想這個3.8萬億美元規模的預算提案中的一些數字。我們的經濟停滯不前，但預算卻比去年膨脹了8%。我們的開支比收入多1.3萬億美元。另外還得支付2,500億美元的利息。
謝天謝地，我們已經想出法子支付這一大堆費用了──哦，其實是三分之二的費用。（剩下的三分之一得去借。）只要繼續對公司和有錢人征稅就行了。
對此誰會有異議呢？沒錯，有錢人也許會，不過他們在選民中占不了太大比例。所以現在銀行得交新的“責任費”，單獨免稅項目要受限，布什政府出臺的減稅政策也要撤銷。
2011年預算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由窩囊的政治家們編制，給窩囊的民眾他們想要的。
政治家們明白如此巨額預算赤字是大錯特錯，但他們沒有任何作為。跟知道赤字大有問題但無動于衷的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們都太害怕、也太自私，而不去做該做的事。
盡管去罵那些政治家好了，不過先得罵自己。他們是你們選出來的──而且要是他們顯示出勇氣、而不是一副窩囊相，你們很可能就不會選他們了。你們會把票投給承諾削減福利的政治家嗎？會選那種發誓決不會為你家鄉的特殊地方建設項目提供資金的政治家嗎？
歷史經驗表明你們不會這么干。所以，最終窩囊的民眾會安于拿出窩囊提案的窩囊政治家。
明年我們的國家將背負約14萬億美元債務──平均每個美國人4.5萬美元。
面對如此嚇人的數目，我們只能寄希望于美國拿出點勇氣來。但你們的州長、國會議員甚至你們的總統都拿不出這份勇氣。
對于你們這群窩囊廢來說，也就只能這樣了。
我再一次表示強烈欣賞，西方人批評自己時表現出來的毫不留情。不過這種毫不留情，并不會使存在的嚴重問題變輕。而且我還要指出，該文作者的自我批判實在還有欠透徹，而且立場也太偏于資本方。
這篇不長的、措辭嚴厲的文章就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對美國的巨額債務表示了憂心忡忡。第二層的意思則深刻得多，他說的是美國窩囊的選民的素質就決定了這個巨額債務問題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決。
而我要補充的第三層意思是，這是一個制度問題，西式現行民主制度解決不了“公眾貪欲”。這個漏洞如果堵不起來，遲早會把西方拖進滅頂之災。這第三層意思之后還有第四、第五層，且容我徐徐道來。
現在開始細說第一點。美國公私債務之重，舉世皆知，這里簡單概述。美國三億人口，有12.5萬億國債。人均四萬掛零，相當于一年的GDP的90%。美國預算規模3.8億，比上年增8%，而GDP的增長則是-2.5%。美國政府收入總計2.5億，支出比收入多出50%有余，還有2500億得國債利息。
如果加入開支，則支出超出收入62%。超出的多過三分之一的部分的唯一來源就是繼續更多地舉債。一年以后，美國的債務會再多出1.5萬億，總計達14萬億，人均 4.5萬，增長12%。這一點，倒是可以把中國GDP的增長率比下去。美國雖然債比天高，卻不會破產，這也真是怪事。不過進一步討論這個債務的蹊蹺規模已經超出了本文的主題，先揭過一邊。
現在開始細說第二點。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窩囊的美國公民迫使他們選出的窩囊政府通過了一個不可能削減赤字的窩囊預算。作者很清楚他們是一個民主制的國家，就是說，政府欠下這如山的債務，并沒有違背選民的意愿。
文章說道， 對自己政府欠下巨債有意見的可能是有錢人，不過他們人數太少，投起票來沒分量，因此對資本有利的政策都被奧巴馬政府削減。真不愧這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似乎忘了，除了投票，資本方還有眾多手段比如政治獻金，華府游說等影響政府，那個效力豈是黎民小小一票可比。
然后該文說，政府和公民都知道擁有如此巨額債務大錯特錯，可是他們都無動于衷。因為“我們都太害怕、也太自私，而不去做該做的事。”
下面這段話講到問題的實質了：“盡管去罵那些政治家好了，不過先得罵自己。他們是你們選出來的──而且要是他們顯示出勇氣、而不是一副窩囊相，你們很可能就不會選他們了。你們會把票投給承諾削減福利的政治家嗎？會選那種發誓決不會為你家鄉的特殊地方建設項目提供資金的政治家嗎？”兩個競選者，一個說，你現在有糖尿病，不能再吃糖，必須改吃藥。另一個說，那藥多苦哇，我還能給你們找到可口的糖吃呢！選舉結果，真的是可想而知。
以下這句真是資本斥責民主的口吻了：“歷史經驗表明你們不會這么干。所以，最終窩囊的民眾會安于拿出窩囊提案的窩囊政治家。明年我們的國家將背負約14萬億美元債務──平均每個美國人4.5萬美元。” 不過對美國的負債累累，資本方說起話來如此無辜，也實在讓人齒冷。那些挖空心思設計出來的禍害了全球的金融衍生債券，豈是平頭百姓所想象得出的。如我等學歷之人，還要絞盡腦汁才能大體明白其彎彎繞在何處呢。
以下開始說第三點。華爾街斥責窩囊的美國公民整體急功近利，只顧眼前，不肯多干活少享受是美國欠下如此巨債的根本原因。因為任何一個想要讓美國人民勒緊褲帶過日子的候選人都不可能贏得足夠選票上臺執政。那么在華爾街看來，這個方程是無解的啰。所以此文的最后一句說：“對于你們這群窩囊廢來說，也就只能這樣了。” 這的確點明了我在西方住滿二十年以后才看明白的一個癥結，以前幾天才學到的一個準確的詞匯來描述，叫做公眾貪欲。
民主制度無方合法限制這個公眾貪欲。雖然越是高層，越是精英，就越能明白這個公眾貪欲的嚴重后果，但是卻誰也無法遏制它。英國的撒切爾、美國的里根都曾在遏制這個公眾貪欲上有過重大成就，但是管不了許多年，所有故態就都復萌了。現在法國的薩科齊又想重施故伎，攤上法國這樣一個左派勢力根深蒂固的國度，他成功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其實普選民主體制除了無法遏制經濟方面的公眾貪欲外，還有好些漏洞。比如普選尤其在公民投票時所必然表達的公民的平均智商，往往被事實證明十分平庸。最典型的事例是在歐盟改制問題上，可以說在歐盟內部的任何國家，議會（精英們）都已壓倒多數支持先《歐盟憲法》，后《里斯本條約》，但第一次由于法國的公投而胎死腹中，第二次由于愛爾蘭的公投而前功盡棄，最后在經濟困難的短期壓力下，才于愛爾蘭勉強過關。
第三個方面是公眾情緒之沖動易變，缺乏冷靜。典型例子是9.11之后，美國民意不顧廣泛的國際反對，一邊倒支持打伊拉克，而現在又追悔莫及。至于美國數十年來無怨無悔偏袒以色列，最后招致9.11的報復，我就不知道該怪精英還是民眾了，因為他們都有份。設想中國如果有一個雅典式的擁有最高治權的公民大會，在南斯拉夫炸館和南海撞機之后，中美兩國之間會有什么前景呢？
下面來說第四點。限于思維的慣性，在現代的西方似乎從來就沒有人想過，如果把決定權從公眾的手中收回來一部分，這個死胡同是否就有可能退出來呢？這也是民主制的一個悖論——有進無退。（就是民主權利可以方便地向下擴大，在必要時卻完全無法回收。）2300年前的古希臘城邦，就是這樣無法因應經濟衰敗，中產階級規模的縮小而崩潰。
亞里士多德如此睿智，他也只能總結出，中產階級衰弱了，民主制就會無法正常運轉。但他從未設想過如何可以大幅修改這個已經爛熟的制度，以挽救其危亡。就是說，他從未解答，在一個中產階級不占多數的城邦中，應當施行何樣的制度。他的聲威赫赫的學生，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在他的有生之年，已經統一了希臘，打到了東方，可是在他500頁的煌煌巨著《政治學》一書中，居然一句未提及亞歷山大。
倒是希臘人的后繼者，羅馬共和國，不知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避開了古希臘城邦過渡民主化的陷阱。羅馬共和國的行政權，掌握在由復雜加權選舉產生的執政官手中。但真正的決策權則自始至終掌握在由數百名退職執政官和其他高官組成的元老院手中。這個元老院很好地避開了上述的公眾貪婪、平均智商和沖動易變等等陷阱，成就了羅馬共和國比古希臘城邦龐大數百倍的業績。
當民主制于中世紀后期在歐洲復興時，很長時間，都沒有地方實行過普選權，這種有限制的民主制（毋寧說共和制）取得了所向無敵的成就。最后在二戰以后的三十年， 普選制取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鼎盛輝煌。問題是一旦經濟因為任何原因真的陷入長期衰退，這個制度就無法組織有效的退卻。不僅經濟上無法，政制上也無法。正如白駒蟻君所言，它真的好像是一個只能在順境中良好生存的制度。
古希臘城邦第一次，羅馬共和國第二次，我很不樂意在數十年后的將來看到第三次，過度成熟的民主制因為類似的原因陷于長期衰敗，乃至崩潰。那個時候世界上真不知道會出現什么樣的亂子。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我實在殷切祈盼，他們能夠找到一條安全體面的退路。那會不會向羅馬帝國模式趨近？我還不敢太多想。
第五點最后來談第三世界。我還在反復斟酌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這兩個詞，我覺得都有缺陷。因為由于前蘇聯集團的崩潰，第二世界已不復存在。第三世界的提法在邏輯上就無法成立。而發展中國家這個詞的漏洞就在于它假設這些國家將來有一天都可以發達起來，但這種前景就如同一個國家內所有階層都能共同富裕一樣十分可疑，而且太過天真善良。現代西方的富裕，我真的十分懷疑，就如同古希臘城邦、古羅馬的富裕一樣，都只能是例外的歷史現象，因為為它們的繁榮付出犧牲代價的外部世界都實在太龐大了，它們哪里可能都進入同等級的繁榮富裕呢？而中國在歷史上的繁榮則是自給自足的，完全沒有這種對外部世界掠奪的依賴。
中國人口基數如此龐大，根本就是半個世界。我覺得數十年后，中國的確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但難以富裕到現代西方的程度（人均3-4萬美金），社會中的中產階級也難于成為多數。因為就是在今天有人均3-4萬美金收入的西方，這個橄欖形社會維持起來也難乎其難。如果在這里如此富裕、有悠久文化和民主傳統的西方公民都無法善用他們手中的主權，那么在幾十年后依然是寶塔形的中國社會和其它非發達國家中，如何可以想象西式的普選民主制度可以順利運行？
我們的社會正在高速向城市工商業社會演進，西方現代政制發展上的每一項成就對我們都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對這一點我從未否認。
其實地球上出現橄欖形的社會真的歷史十分短暫，范圍也十分有限，而且它們還很有退回去的現實危險，那個寶塔形的社會很可能就是歷史的常態。在那大部分的歷史時代和大部分的地理區域，社會都是在什么樣的政治制度下運轉的呢？我們難道不應當好好想想這其中的也許不能讓所有人都那么愜意的真理嗎？不要以為我在鼓吹專制，我已經反復說過，我相信民主—共和制是城市、工商業文明、橄欖形社會的正當政治形態。
問題是在世界大部分（包括中國）地區，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個橄欖形都成不了現實。我們是有了大量的城市，有了居主導地位的工商業經濟。但就是這樣，我們也還可以有古希臘和羅馬，民主制和共和制兩個可以模仿取法的對象，我們還有極為深厚的自己的以民為本的優秀政治傳統，這個傳統維系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繁榮，絕不可以片面斥之為一無是處。我再一次認為，中國的政治前途，在于摸索出一套綜合了東西方政治傳統精華的折中的獨創的制度。它當然應當比現在中國的制度自由民主得多，但一定不可以走進現在西方欲罷不能的過度自由、過度民主的死胡同，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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