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外交風波與中國新時期外交

中法外交風波與中國新時期外交

李其慶
2009-12-08

 
　
【內容摘要】2008年中國成功地舉辦了第29屆世界奧運會。這次奧運盛會也是一次外交盛會。這一年發生的中法外交風波是具有典型性的外交案例。分析這一外交事件，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豐富我國新時期的外交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中法外交風波發生的原因是法國對華政策的搖擺不定，其嚴重程度不僅在中法關系史上，而且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罕見的。中法外交風波的性質是法國對我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對此我們進行了把握方向、堅持原則、針鋒相對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中法外交風波深刻反映了我國面臨的復雜、嚴峻的外交形勢，證明西方對我國采取的既接觸又遏制，"以壓促變" 的兩手策略是不會改變的。為了迎接挑戰，我們必須加強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的建設。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及其發展；必須準確地反映當今時代的特征；必須有明確的戰略和策略論證和闡述；必須做到理論、政策、謀略研究的有機結合。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將以中國幾千年古老文明和文化積淀以及建國60年來波瀾壯闊的外交實踐提供的思想和實際材料來豐富自己。新中國外交雖然年輕，但它有無限生命力，因為它第一次把一個國家的利益同全人類的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歷史將證明，這樣的外交是不可戰勝的。
　 　

2008年中國成功地舉辦了第29屆世界奧運會。這次奧運盛會也是一次外交盛會。這一年發生的中法外交風波頗引人注目。分析這一外交事件，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豐富我國新時期的外交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法外交風波發生的經過

中法外交風波從2008年法國干預西藏“3·14”事件開始，到2009年4月1日《中法新聞公報》發表結束，歷時一年。期間經歷了許多曲折。

——3月11日，法國媒體在第一時間報道了達賴集團在印度達蘭薩拉組織的所謂紀念“西藏起義”的和平集會、游行以及“挺進西藏運動”?！?·14” 事件發生后，法國媒體歪曲暴力事件的真相和性質，聲稱拉薩爆發了爭取人權、獨立、反對文化滅絕的所謂“自由西藏運動”。誣蔑我依法處理暴力事件是“鎮壓”、 “殘酷鎮壓”等等。

——3月19日，法國外交部長庫什內表示贊賞記者無國界組織秘書長羅貝爾·梅納爾關于抵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建議，旋即又推翻了自己的講話。

——3月24日，記者無國界組織秘書長羅伯特·梅納爾率領兩名法國籍成員對在雅典舉行的奧運會圣火采集儀式進行沖擊，打出由手銬組成的五環旗。

——4月4日，時任法國外交和人權事務的國務秘書拉瑪·雅德對法國《世界報》記者發表談話說，薩科齊參加奧運會開幕式有三個條件：中國政府停止鎮壓；釋放政治犯；和達賴喇嘛對話。但當天下午她就否認這個講話。法國《世界報》記者證實，講話確有其事，他們有錄音在手。最后，這一政府和媒體之間的“沖突”，不得不由法國外長庫什內出面平息。

——薩科齊總統在訪英前夕對記者發表講話，表示拒絕排除抵制奧運會開幕式的可能性，并表示他將采取審慎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其玄機是一方面對中國保持高壓態勢；另一方面為自己改變立場預留了空間。

——法國社會黨領導人羅雅爾提議分兩個階段對北京奧運會實施抵制。第一階段先對北京發出警告，如不停止鎮壓、屠殺并與達賴談判，第二階段則實行全面抵制，揚言“民主國家不能容忍一面從事體育和娛樂活動，一面對要求尊重自己文化身份的女人和男人進行屠殺”。

——4月7日奧運火炬巴黎傳遞受阻，巴黎市政廳掛出了雪山獅子旗和“維護世界人權”的橫幅。

——法國政府派遣總統外事顧問雷維特和前參議院議長蓬斯萊等特使修復中法關系。

——7月1日薩科齊聲稱，他是否出席奧運會開幕式取決于北京和達賴喇嘛談判的進展。

——7月10日薩科齊表示他仍有可能在8月中旬會見訪問法國的達賴。

——薩科齊在日本洞爺湖舉行的八國峰會期間表示他將以歐盟輪值主席和法國總統的雙重身份出席奧運會開幕式。

——8月中旬，薩科齊夫人布魯尼同法國外長庫什內和社會黨領導人羅雅爾一起會見在法國訪問的達賴。

——11月13日薩科齊在愛麗舍宮接受法國雜志《國際政治季刊》頒發的“政治勇敢獎”儀式上親自宣布將以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在波蘭會見達賴。

——12月6日，薩科齊在歐盟的旗幟下會見達賴，成為第一位會見達賴的歐盟輪值主席。隨后，中國被迫宣布取消預定在里昂召開的中歐峰會。

——2009年2月，法國政府派前總理拉法蘭等法國資政修復中法關系。

——2009年4月1日，《中法新聞公報》發表，雙方確認了在中法關系和西藏問題上達成的共識。法國表示“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獨立’”，中法關系重回正軌。

從以上事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次中法外交風波最大的特點是法國對華政策的搖擺不定。其嚴重程度不僅在中法關系史上，而且在國際關系史上也是罕見的。

二、中法外交風波的起因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8年7月在日本洞爺湖舉行的八國峰會期間會見法國總統薩科齊時指出：“前一時期，中法關系出現了不應有的困難局面，這是雙方都不愿看到的。坦率地講，這其中的原因不在中方。”中法外交風波的發生，責任不在中國，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就法國這方面來說，情況也十分復雜，有法國新領導人對中國事務的不熟悉、媒體的誤導、民眾對西藏問題的不了解、法國領導人的外交風格等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法國矛盾的對華政策，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 法國“人權外交”的矛盾性

薩科齊上臺后，法國對中法關系進行了調整。在希拉克執政期間，中法關系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平衡的發展，但是薩科齊上臺以后，提出和希拉克實行“平靜的決裂”，就中法關系來說，法國認為希拉克的“對華叩頭政策”沒有得到實際好處，法國政治科學院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杜明1認為，“中國還非常相信法國源自戴高樂主義的‘親中國傳統’，似乎中國和法國之間有著一種無法言傳的歷史性和道德性的伙伴關系。然而恰恰相反，只有對中國以及所有的獨裁政權保持強硬，我們才能取得成就”。

法國新的對華政策突出了人權外交的作用。法國把人權外交作為對外政策的基點有其自身的原因。法國一向以“人權衛士”自居，認為自己在軍事上難與美國相比，在經濟上也不敵日本和德國，唯獨在人權問題上占盡優勢。薩科齊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恢復和提升法國在世界外交舞臺的地位，而“人權”則不失為一面旗幟。但是人權外交在法國從來就有爭議：第一，雙重標準問題。人權外交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在1976年提出的，密特朗總統把它接過來并發揮到極致。關于人權外交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希拉克本人就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說自己在人權問題上十全十美。發達國家不應該在人權問題上采用雙重標準，教訓發展中國家，因為發達國家大都有侵略和奴役他國的歷史?！倍@些事，正如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2所說，只有發達國家自己忘記了。第二，在外交實踐中，人權外交很難實行。在法國政府內部，對人權問題的看法就不一致，對利比亞出售武器是否違反人權外交原則的爭論導致了人權國務秘書拉瑪·雅德與總統和外長的不和。法國外長最后宣布，設置人權國務秘書職務是個錯誤，而薩科齊則在第四次內閣改組時，把拉瑪·雅德“逐出”內閣。第三，法國的人權外交在國際上也備受爭議，法國被控告在1994年盧旺達發生的種族滅絕大屠殺中犯有反人類罪，包括法國前總理巴拉迪爾、前外交部長朱佩和時任總統的密特朗在內的13名法國政界人士以及時為朱佩的高級助手、后任法國總理的德維爾潘等受到指控。法盧兩國已于2006年11月斷交。目前此事雖無定論，但國際輿論認為，盧旺達是法國前殖民地，法國在非洲致力于人權事業達數百年，但在20世紀末，盧旺達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竟用最原始方式互相殘殺，80萬生靈慘遭涂炭，法國和西方社會袖手旁觀，無所作為，這對于總把人權掛在嘴邊的西方來說，很難說是一件光彩的事情。3

法國是最早用資產階級人權作為武器反對封建主義的國家。但是這種人權既有歷史局限性，也有階級局限性。人權外交也是如此。外交是國家利益的集中表現，而國家又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法國是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資產階級總是要把本階級的利益說成是整個民族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甚至是受侵害國家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國人權外交的矛盾性和虛偽性也就很難掩蓋了。

2、 法國對華政策的實用主義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因此，外交和內政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法國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和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國家。法國的外交政策通常被解釋為民主決策的結果。從表面上看，法國的外交政策是由總統和議會決定的，是代表國家利益的，超越黨派的。實際上，法國雖然是多黨制國家，但大多數小黨并沒有多少發言權。決策權主要掌握在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和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手中。西方的兩黨制實際上也是兩黨合作制。這一點在代表國家利益的外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兩黨只不過唱紅臉和唱白臉，角色分工不同罷了。在對外政策中右翼代表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多地關注如何搶占資本制高點，而左翼則以搶占道德制高點為己任，彼此唱合。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搶占道德制高點對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來說，并不是什么新的做法，而是由來已久，當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賠償白銀4.5億兩，西方列強就拿出一部分建學校、醫院、育嬰堂等慈善設施，以此來改善侵略者的形象，緩和宗主國和殖民地（中國當時是半殖民地）的矛盾。美國國務卿魯特在退回一部分賠款時甚至說，“受之有慚德，應以之退還中國，以全友誼”4。西方國家的所謂搶占道德制高點從來就是偽善的。

在這次中法外交風波中，我們看到，人民運動聯盟和社會黨的對華政策趨于一致。兩黨雖然在國內政策上差別很大，但在外交政策上，因為涉及國家的核心利益，往往聯合一致。在外交事務上，兩黨有分工，人民運動聯盟側重于利益外交，而社會黨則更側重于人權和價值觀外交。法國社會黨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譴責中國，可以贏得左翼選民的支持，同時也可以借此抬高社會黨本身的地位。法國對華政策的搖擺與法國的政黨政治有密切聯系。一方面，法國的反對黨基本上對執政黨的政策一概加以反對，因而制約了本黨以及人民運動聯盟中對華友好人士的作用，同時也限制了薩科齊本人的政策活動空間。另一方面，薩科齊從策略上考慮，往往采取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即把反對黨的政策接過來，甚至比反對黨走得更遠，以此來反制反對黨，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這也是他慣用的挖反對黨墻角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的對華政策則成為兩黨斗爭的工具，甚至可以說，法國出于自己內政的需要，不顧中國的感受，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把中國的內政變成了法國的內政。

法國對華采取的是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政策，但是這種政策也有它的邊界，特別是在當前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形勢下，法國國內經濟不景氣，薩科齊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進展很不順利，幾乎每項改革都遇到阻力。如果同中國關系惡化，特別是損失了中國這個大市場，那么，他就會遇到極大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修復對華關系。

法國的實用主義政策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批評。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指出：“當我聽到一名政要要求抵制北京奧運會時，我認為這是虛偽的行為，因為它完全沒有考慮召回駐華大使或停止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為什么必須由體育來付出代價？這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法國新生代政治家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使法國的國際形象遭到極大的損害，其后果要在很長時期才能顯現出來。

3、 法國當權者對形勢的誤判

法國是第一個承認中國的西方大國，是中國的傳統友好國家。建交45年來，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和豐碩的成果。1997年，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關系，2004年又提升為全靣戰略伙伴關系。從歷史上看，法國并未染指西藏6，這一點與英國、俄國和美國不同，英國和俄國都直接侵略過西藏并在西藏爭奪勢力范圍，而美國則在1959年西藏叛亂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為達賴集團提供武器和資金，對叛亂分子進行軍事訓練。7但是這次為什么法國要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發難呢？這與法國當權者對形勢的誤判有關。

誤判一：認為這是“以壓促變”的好機會。中國正在全力以赴準備奧運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由于中國“好面子”，對中國在政治上施壓，可以迫使中國在國內和國際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緬甸軍政府問題等）上對西方讓步，從長遠看，甚至還會引起國內政治的變化。

誤判二：認為這是向美國靠攏的好機會。薩科齊上臺以后，法國對外政策明顯親美，法國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正式回歸西方。薩科齊在向阿富汗增兵等許多國際問題上向美國示好，積極修復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一直緊張的美法關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實行遏制中國發展的共同戰略，這是西方的根本利益決定的，法國也想借此機會表現自己，甚至認為法國在捍衛西方價值觀方面理所當然應該充當帶頭羊的角色。

誤判三：認為這是平衡中美法關系的好機會。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法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同中法建交時相比，反差很大。法國民族自尊心極強，中美接近使法國產生很大失落感。法國又是一個平等意識很強的國家，總想同美國“平起平坐”。具體在達賴問題上， 2007年7月布什在白宮接見達賴，出于攀比心理，薩科齊認為，凡是美國人能做的事，法國人也能做。既然美國打“西藏牌”游刃有余，那么法國人也要享受同樣的戰略空間。同時這樣做還可以敲打中國，提醒它不要忘記“老朋友”，可謂“一石兩鳥”。

事實證明，法國的算盤打錯了。中國沉著應對，既順利地解決了“3·14”事件，也成功地舉辦了奧運會。同時，中國還表明，在涉及主權的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法國向美國示好，美國并不買賬。美國雖然把達賴當作政治工具，但它有根據自身需要作出的安排部署，這個安排部署并不與法國同步。對法國抵制奧運這種并不高明的做法，美國則保持距離。布什非但沒有理會法國抵制奧運的呼吁，反而興致勃勃地觀看奧運，薩科齊自討沒趣；法國擔心被中國小看，那是對中國外交的誤讀。中國一向認為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對待柬埔寨、尼泊爾這樣的國家尚且如此，更不必說法國了。中國充分理解法國的民族自尊心并予以關照。中國對法國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中國，常懷感念之情，對法國在各個歷史時期，對人類進步事業和文明發展所作的貢獻常懷敬畏之心，因此不存在低看法國的問題。相反，倒是美國常以大資產者的眼光，把法國看作是小生產者國家，對法國的狂妄自大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8。法美素有芥蒂，法美之間的恩恩怨怨9看起來復雜，實際上很簡單，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必然結果。法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國際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受害者。中國向來支持戴高樂主義關于建立獨立的法國和獨立的歐洲的政治主張，關注法國對世界政治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訴求。這一點正是中法關系的戰略基礎。戴高樂將軍具有遠見卓識，他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頭腦，而短視如薩科齊者只是事到臨頭才有頓悟。這才有了今年四月倫敦20國集團金融峰會召開前夕薩科齊夜訪胡錦濤的一幕。

法國當權者對形勢判斷失誤并不是他們個人的過錯?！皻v史是無主體過程”，他們只是政治符號。問題在于法國政治生態的惡化。法國是有深刻批判精神的民族。法國的有識之士指出，法國的民主制度已經發生蛻變，由于競選制度的美國化和激烈的商業式競爭，以及過分迎合選民，法國的政治家已經喪失了判斷是非和正常思考的能力。

三、中法外交風波的性質和中國的應對

對中法外交風波性質的正確判斷至關重要，因為第一，法國政府和媒體千方百計地模糊事件的性質和是非界限，混淆視聽；第二，我們只有對事件的性質作出準確的判斷才能制定正確的對策。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始終堅持兩點：其一，西藏問題既不是民族和宗教問題，也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而是主權問題，因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其二，反對把西藏問題同奧運掛鉤，反對把奧運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因為這樣做不符合奧運精神。

在中法外交風波中，我們在戰略、策略上的應對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把握大局。中法關系屬于中西關系。中西關系的最大特點就是既有合作又有對抗。中法外交風波反映出中西關系對抗的一面，但對抗決不是中法關系的主流。中法關系的戰略性和特殊性是中法關系的基軸。發展中法全靣戰略伙伴關系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穩定與共同發展。中法友好才是兩國關系的主流，而中法關系的波折僅僅是圍繞這個基軸出現的波動。1989年至1993年，中法兩國關系也曾出現波折。在此期間，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終結。當時的法國領導人誤判形勢，認為中法關系已失去戰略意義。他們先是利用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帶頭制裁中國，后又于1991年和1992年，不顧中方的堅決反對，先后向臺灣出售6艘“拉法耶特”護衛艦和60架性能先進的“幻影2000-5”戰斗機。法方的錯誤行徑給中法關系造成了嚴重損害，中方理所當然地作出強烈反應。中國政府向法國政府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并宣布撤銷兩國正在談判的大型項目、關閉法國駐廣州總領館等措施。法國政府一再堅持向臺灣出售武器，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安全，使中法關系深陷低谷。后來經過兩國的努力，中法關系不僅走出困境，而且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歷史證明，中法關系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但是中法友好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把握大局就是要在我國外交戰略和國際外交格局的總體上把握中法關系的定位，一切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2、堅持原則，區別對待。我國外交戰略的總目標是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系?；ハ嘧鹬仡I土主權完整，互不干涉內政是最基本的原則，這個問題涉及國家的核心利益，沒有絲毫妥協的余地。我們堅持原則，并通過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我們的愿望是建立和諧世界，但是這種和諧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夠實現。

政策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線，區別就是政策，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我們首先要把法國的反華勢力同法國人民區分開來。在法國真正堅持反華立場的只是極少數。普通民眾對西藏問題了解極少，大部分人只是受到法國媒體負面報道的影響，對中國產生了一些誤解。法國的當權者中也不乏對華友好人士，他們為中法關系的恢復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甚至原來對華有偏見的人士，通過我們的工作和事實的教育，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風波后期，我們已經爭取到法國政界、學術界、媒體中部分人士，以及普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事實證明，我們的有區別的外交和宣傳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3、從容應對，有理、有利、有節。由于我們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對問題的各個方面及其內在聯系有深刻的了解，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數，同時我們又制定了切實可行的對策，因此可以做到從容不迫地應對。這同法方的進退失據、手忙腳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采取了以柔克剛、以靜制動、后發制人做法。法方雖然攻勢兇猛、動作頻繁，但最終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在策略上，我們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法國政府采取的是“兩手”策略，我們則以“兩手對兩手”；法方擔心中國民族主義膨漲，而中國民眾則對法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作了有理、有序、合法的表達，決不授人以柄。我們的策略是從屬于我們總的戰略的，而我們的戰略的出發點則是中法兩國乃至全世界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在中法外交風波中，中國真正樹立起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四、中法外交風波的啟示

中法外交風波的發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來開辟道路的。不管法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如何特立獨行，它仍然屬于西方，因此中法之間的這場較量，實際上也是中西之間的較量，總結這一事件，可以使我們在中西關系方面得到諸多啟示。

1、中國外交面臨的新形勢。冷戰結束后，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條件下，外交成為國際交往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手段。奧巴馬上臺以后，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提出向“巧實力”轉型，努力成為“聰明國家”（法國認為自己當年反對伊拉克戰爭時，就已經是“聰明國家”）。所謂“巧實力”就是把軍事等硬實力同文化等軟實力結合起來。西方的硬實力首推美國。其他西方國家可以借助美國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等軍事組織的硬實力來充分發揮各自的軟實力。而對付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等等。美國認為自己擔負著領導世界的責任，其目標就是要建立世界民主秩序。這就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化戰略。在美國看來，中國是一黨專制的獨裁國家，是建立世界民主秩序的障礙。因此，中西之間的外交摩擦和斗爭是回避不了的，其復雜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一切外交斗爭都是政治斗爭，而一切政治斗爭又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相互交錯，決定了中西之間的合作與對抗、融合與對立將貫穿斗爭的始終。中法外交風波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

2、西方對華政策的兩面性。這次法國迫不及待地在奧運前夕向中國發難，說明西方對中國加緊實行既接觸又遏制的兩手政策。西方外交代表西方的核心利益。遏制中國的發展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而西方外交又是實用主義的。只有同中國接觸才能從中國獲取經濟利益，才能西化、分化中國。西方對華政策是矛盾的，是實行雙重標準的。例如，它們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而它們又是怎樣做的呢？美國以“制造兩場戰爭和一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來表明它是如何做負責任的大國的。法國在中法外交風波中，則以它特有的的玩世不恭詮釋了“負責任大國”的涵義。正像一位法國學者描述的：“法蘭西在外交場合就像一個靚麗的女人，女人只有多變，才能魅力四射、光彩照人?！?0當然，西方外交往往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恩格斯在《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這種向自己對立面的轉變，這種最終會達到與出發點完全相反之點的現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條件，因而抱著純粹幻想目的的歷史運動的必然命運。‘歷史的諷刺’對它們作出無情的修正?！?1國際輿論評價薩科齊在中法外交風波中的表現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以損人始，以害己終”。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恩格斯的這段論述似乎是為薩科齊量身定做。

3、人民外交的創新。這次風波開啟了人民外交的新時代。我國的外交以人民利益為最高準則，因此從本質來說是人民外交。在我國，人民外交具有悠久傳統。但是以往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人民外交開展的范圍和規模還是十分有限的。這次中法外交風波對人民外交起了空前的動員作用。從金晶以殘疾之軀捍衛火炬，感動世界，到中國留學生在巴黎共和國廣場慷慨激昂的法語演講，人民外交顯示了巨大威力，網民們自發地直接參與，對說明事實真相，正面影響輿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次風波從壞事變成了好事，特別是使廣大青年受到了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并從實際斗爭中得到了鍛煉，這是西方始料不及的。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西方幫了我們的大忙。此外，西方政治多元體制有很大靈活性，如何應對，這是一個課題。如果我們只有政府一個聲音，就會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大力開展人民外交可以彌補這個不足。這次風波為解決這個課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4、新時期中國外交的理論支撐。這次風波證明，只有在正確的外交路線的指引下，外交斗爭才能取得勝利。而正確的外交路線又是以正確的理論為基礎的。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十分迅速，知識更新很快。我們必須密切跟蹤國外有關理論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加快自己的國際問題學科的建設。顯然，直接搬用西方的學科理論是行不通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以說明和建立合理的國際秩序為研究對象”。但是縱觀現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它除了在協調西方國家內部關系方面取得成功以外，其它方面則乏善可陳。很多理論經受不住歷史的考驗，例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甚至他本人就把這種理論否定了；有些理論相互矛盾、混亂不堪，難以自圓其說，例如關于中國的“崩潰論”、“威脅論”、“負責任論”、“中美國論”等不一而足；還有的理論，例如小布什的反恐理論甚至連基本定義都遭到質疑。實踐證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足為訓。在這次風波中，法國的外交雖然令人眩目，但也談不上什么理論。

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同西方相關理論有本質區別，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這方面，法國戰略學會會長馬翼科關于巴黎火炬傳遞失敗原因分析的一段講話頗具啟發意義。他說，巴黎火炬傳遞失敗的原因不在法國，巴黎市政當局和法國警察已竭盡全力，中國官員的長達27公里的“浪漫之都火炬行”計劃制定得十分周密，它的唯一的缺陷在于忽視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12他的講話雖然是在為法國辯護，但也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忽視了香榭麗舍大街與長安街的區別，我們將會犯多么幼稚的錯誤。

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及其發展；必須準確地反映當今時代的特征；必須有明確的戰略和策略論證和闡述；必須做到理論、政策、謀略研究的有機結合。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將以中國幾千年古老文明和文化積淀以及建國60年來波瀾壯闊的外交實踐提供的思想和實際材料來豐富自己。此外，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也是一個開放的理論，它將吸收國外一切相關理論的科學、合理的成分，借鑒它們的方法，重視和利用它們搜集的彌足珍貴的實證材料。

新中國外交只有60年歷史，而西方外交已有數百年歷史。90年前，當西方外交家們在巴黎和會上玩弄中國于掌股之間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弱國無外交，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新中國外交雖然年輕，但它有無限生命力，因為它第一次把一個國家的利益同全人類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歷史將證明，這樣的外交是不可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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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即Jean-Luc Domenach,法國漢學家，曾任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會科學交流站主任，著有：《中國讓我憂慮》（2008）、《解讀當代中國》（2007）、《中國向何處去？》（2002）。

2 法國《解放報》2009年4月22日刊登了對法國前外長于貝爾·韋德里納的訪談文章，他認為，人權外交是關系到把10億西方人的觀念強加給55億非西方人的合法性問題……事實與我們在蘇聯解體后所抱有的夢想是背道而馳的。西方人被自己的勝利所陶醉，西方人權主義新教徒的熱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正是這同一個西方曾在300多年的時間里使世界殖民化，而且只有我們已將這些忘卻了，他認為，“更多世界化，更少西方化”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

3 參見《法國被控參與盧旺達大屠殺》，載于《參考消息》2008年8月6日。

4 胡適《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記》，載于臺灣清華大學網站http://www.nthu.edu.tw/intro/intro.htm

5 《羅格拒絕談論中國“人權問題”》，載于《參考消息》2008年7月28日。

6 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未深入西藏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英國已入侵西藏，英國為西方第一強國，堪稱“日不落的國家”，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印度早已在英國的掌控之中，英國的意圖是把西藏和印度連接起來，法國國力遜于英國，同英國角力占不到便宜，所以選擇了放棄；二是法國在非洲已占領大片殖民地，再深入中國腹地，實屬力不從心。

7 參看西班牙《起義報》3月21日文章：《中情局策劃了1959年西藏叛亂》，載于《參考消息》2008年3月23日。

8 在2009年倫敦20國金融峰會上，薩科齊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以改變美元特權地位的動議，奧巴馬認為法國還沒有資格提出這樣的問題，遂譏諷道：“法國人真是太勇敢了，我們都有點跟不上了?！?/p>

9 西方媒體把美、英關系比作夫妻關系；把美、日德關系比作主仆關系；把美、法關系比作情人關系。認為，法國雖然是美國堅定的盟友，但有時也著實讓美國感到頭痛?！胺▏^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10法國戰略學會會長馬翼科在2008年12月2日《中歐關系國際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24頁。

12馬翼科《中法關系：不和還是誤會？》，載于法國戰略學會《當代》雜志2008年4月號。

（作者：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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