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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日本 |
| 2004年2月剛到日本，我就聽到日本的學界和媒體在談論日本經濟的復蘇。一位教授告訴我，日本經濟在2003年增長7%，我聽后大為驚訝，發達國家經濟增長3%就是很不錯的業績，怎么會出現增長7%的奇跡？原來，由于日本政府剛剛公布，2003年第四季度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1.7%，按年率的增長率達到了7%，估計全年實際增長2%，這是日本經濟13年來的最大增幅。一系列的相關數據也表明，日本經濟復蘇步伐加快。日本財務省公布的2003年貿易統計速報說，全年出口增加4.7%，進口增加5.0%，貿易盈余增加3.6%，達到10.239萬億日元。與此同時，投資者對日本經濟前景的信心顯著增強，東京證券交易所日經股指連創新高。 盡管多數民眾的心情還沒有從多年經濟低迷的陰影下解脫出來，但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經濟快速復蘇并重新崛起的希望再一次被點燃，成了媒體談論的熱門話題。 在過去的150年中，日本的崛起和失落令全世界震驚。在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與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封閉、傳統、落后，而到了1905年，它擊敗了俄國，成為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的第一個亞洲國家。隨后日本的擴張欲望迅速膨脹，炮艦的觸角遍及東南亞各國，但二戰中也讓日本成為惟一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戰敗的日本滿目瘡痍，很多人都認為它將從此一蹶不振。但出乎意料的是，經過了短短20多年，到1970年它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并被視作下一個超級大國。1980年代末，日本的大公司在日元急劇升值的背景下，開始在美國大肆收購包括洛克菲勒大廈在內的名貴地產，那氣勢似乎要把整個紐約和芝加哥買下來，美國媒體為此驚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是還沒等美國人醒過神來，日本經濟閃耀著光環的巨大泡沫轉瞬間又突然破滅，大公司多米諾骨牌式的倒閉，銀行破產、股市崩潰、房地產大幅下跌，經濟從此進入長達十幾年的停滯期，股票價值跌落了70%，日經指數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三分之二，日本人自己稱之為“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 日本經濟大起大落的傳奇歷史，讓人們對它的意外變化總是具有廣闊的想像空間。這次日本經濟的明顯復蘇，是否是它重新崛起的兆頭呢？ 學界的多種質疑依然存在，因為自從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也曾經出現過兩次復蘇的勢頭。一次是在1996年，日本經濟增長曾一度達到3%以上，瞬間成為西方國家中增長最快的一個，但是在1997年橋本內閣推出財政緊縮等六大改革項目之后，加之金融動蕩，使日本經濟回升夭折。第二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業熱潮，經濟再次被看好，但是不久后，IT經濟首先在美國受挫，日本也受此沖擊，經濟回升再次成為泡影。這第三次回升前景如何，似乎仍然是撲朔迷離。 日本的經濟已經樹大根深，各種權勢集團之間的既得利益關系盤根錯節，過去賴以成功的制度慣性極大，已遠非當年“脫亞入歐”或“戰后重建”時那么容易進行制度變動。像日本戰后進行的土地改革、擴大公民自由權、男女選舉平權、人民的憲法地位至高無上，天皇則是“國家的象征”、“日本人民永遠放棄戰爭”等翻天覆地的重大改革，在今天是無法想像的。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大公司與官僚機制已形成日本的權力機制的“鐵三角”，撼動談何容易。近年來，每一屆新上任的志在重振經濟的日本政府，都破釜沉舟似的誓言改革制度陳弊，但最終都被強大的既得利益圈所淹沒。 現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把“沒有禁區的改革”和“伴隨著痛苦的結構改革”作為他執政的號召旗號，這個沒有復雜派系背景的首相出現在講究人脈關系的日本政界，以及他那叛逆性格的強人作派，重新點燃了日本民眾的改革期冀。女性選民尤其喜歡他那蓬亂頭發、不茍言笑的很酷的樣子，日本少女說他的頭發很像貝克漢姆，她們瘋狂地購買他的競選海報，仿佛上面印的是貝克漢姆。日本的媒體說，小泉使日本鐵面的政治變得性感。但西方的媒體似乎并不買賬，《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說，這位像搖滾明星一樣受歡迎的政治明星，正變成日本版的戈爾巴喬夫，在進行一場他沒有能力駕馭的改革。英國《衛報》的專欄作家評論說，小泉也許會像20世紀50年代丟掉蘇伊士運河控制權的英國首相，無可奈何地目睹著帝國的衰落。美國最著名的亞洲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F.Vogel）在接受報界采訪時，竟然毫不掩飾地稱小泉是個夸夸其談的人。 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前，似乎有一種輿論，日本很快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首強。那時的日本，是一個什么都是神話的時代，《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說不》、《日本Z型理論》等等，讓美國人聽起來渾身不舒服。洛克菲勒大廈都讓日本人買去了，還有什么話好說。那時的日本人塑造著一種不同于美國、但更加具有競爭力的日本特色資本主義。但到20世紀90年代，風水轉回來，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美國人終于有機會再次證明美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日式資本主義則被打上裙帶關系、終身雇傭制、政府過度干預等亞洲落后標簽。 歷史上曾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和受到過日本侵略的中國，大概是世界上對日本國民心態最復雜的國家，一方面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創造經濟奇跡的能力，它是亞洲惟一有經濟實力躋身于世界七強的國家，也是在100多年中絕無僅有的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邊陲國晉升到核心國特例，但另一方面，韓國和中國對同是黃皮膚、黑頭發的日本人又有一種同類相輕，他們崇拜黃頭發、藍眼睛的西方文明，這西方文明并不包括日本，日本不過是自己暴富了的鄉下鄰居，不愿再認同窮鄉親。所以韓國和中國國民心態深處，都有一種對日本的不信任，憋著勁要與日本一比高低。尤其是韓國，你看看李昌鎬贏得中日韓三國圍棋擂臺賽冠軍和韓國足球代表亞洲沖入世界四強時，韓國民眾像贏得了戰爭一樣萬眾歡呼，似乎那些體育明星是開國英雄。 中國和韓國一直對日本極右勢力的抬頭表示擔憂和憤怒，日本對中國和韓國在亞洲的崛起也有戒心，毫無疑問，力圖通過經濟和技術的控制來保持在亞洲獨占鰲頭的地位，而且從理論和歷史經驗上說，一個富裕起來的國家，對生活安全的威脅更容易產生心理的恐慌。 現在在日本到處走動，你并不會明顯感到經濟的蕭條，人們仍然在緊張有序地工作，飯店里夜晚仍爆滿，繁華街市仍然是萬頭攢動。從東京的澀谷到橫濱，新近又建成了一條技術先進、投資甚巨的城市軌道列車，這條軌道距離與北京和天津差不多，用好幾條城市軌道快車連成一片，交通只需要半個多小時。 日本這次的經濟復蘇，的確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跡象。首先，這次并不是“宏觀好微觀不好”。經濟復蘇從企業經營狀況的好轉中明顯感到，一些大企業2003年年底的獎金在近若干年來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經濟復蘇不是“虛擬經濟好實體經濟不好”。經過這么多年，日本經濟泡沫基本已經擠干，實力強大的制造業開始活躍，日本國內設備投資有持續增加的跡象，特別是汽車、數碼相機等數字化設備及其核心配件增長明顯。《日本經濟新聞》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2003年日本23家家電企業設備投資額突破了1萬億日元，使這一行業成為與電力、通訊并列的設備投資大戶。第三，這次也不是“經濟指標好社會指標不好”。2003年日本企業倒閉數量比上年減少了14.6%，為近四年來首次減少，同時日本的失業率也實現了十三年來的首次下降，就業形勢的好轉促進了家庭消費的增長，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人氣開始重新趨旺。根據日本中央銀行發布的經濟預測，無論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大都對前景表示樂觀。第四，此次日本經濟恢復的另一大特點是，不是“政府熱民間不熱”。以往日本經濟的恢復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設投資，以此帶動建筑、運輸、原材料等產業的發展，但是自小泉政權上臺以來，由于中央財政緊張，加之小泉將削減公共投資作為其經濟和財政改革的重點，所以公共投資呈壓縮態勢，因此這次增長主要靠民間企業啟動的投資計劃。據《日本經濟新聞》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2003年日本私營企業的資本支出計劃三年來出現首次增長，日本全行業的資本支出計劃增加了4.1%，其中制造行業的資本支出預計增加7.2%，非制造類企業增長0.8%。從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經濟增長的后勁。 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增長對日本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受到日本媒體的廣泛重視。兩年前還在熱衷于談論“中國威脅”的日本媒體，現在都在談論日本和中國經濟上的“雙贏”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需求”對日本經濟復蘇的重大意義。 2003年日本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達到1,335億美元，其中出口額比上年增長了33.2%，進口額增長13%。中國大陸加上香港和臺灣，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日貿易的增長是以出口導向型為特征的日本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包括建筑機械、汽車及零配件及包括數碼相機在內的各種電子產品。2003年日本手機、音像設備對中國的出口增加60%以上，超薄等離子和液晶顯示電視機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30%，汽車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0%以上，汽車零部件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90%。松下、佳能、日立、三洋、夏普、理光等廠家在中國的投資都取得了很好的回報。由于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這樣一些產品的需求和消費量在增大。特別是2008年將在北京舉辦奧運會，2010年將在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這些活動都使日本企業看到眾多商機，因為奧運會在日本和韓國首次舉辦時，都成為它們自身經濟發展飛躍的一個標志性時間。日本最大的經濟類報紙《日本經濟新聞》發表評論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進口商品的大幅增加，中國已經成為促進日本經濟復蘇的主角，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還不算很大，但其對世界經濟的牽引作用已經接近美國，甚至可以說，已進入“中國打個噴嚏，日本經濟也要感冒的時代”。 日本鋼鐵、建筑機械、海運、電子電器、機床、汽車及其零部件等行業對中國機械設備出口的劇增，促進了中國這些行業的技術改造、設備更新和迅速復蘇，推動了中國衰落多年的鋼鐵、海運、造船、大機械制造等所謂“夕陽產業”恢復元氣。日本的豐田、日產和本田等各大汽車生產廠家在觀望多年之后，決定正式擴大在中國的生產和銷售規模。因此，日本汽車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將持續大幅增長。 關于一直爭論不休的中日兩國貿易平衡問題，《朝日新聞》這次也心平氣和地說，從日本政府的統計來看，日中貿易使日方逆差，但這主要是日本方面的統計方法問題，因為日本沒有把通過香港轉口中國內地的出口商品包括在內，如果把日本向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出口計算在一起，2003年日本方面則出現了1.2萬億日元的順差。 當然，日本大公司爭先恐后地去中國大陸投資，也使日本方面對國內“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20世紀80年代作為汽車大國的美國被日本汽車業迅速追上，也曾一度出現令美國人苦惱的“產業空心化”，但美國市場有龐大的遷不走的房地產業的支撐，現在同樣要面對中國和韓國市場競爭的日本，經濟將如何轉型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曾任富士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現任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綜合研究部副部長杉浦哲郎，新近出版了一本《日本病》，認為日本經濟“結構改革”面對的深層問題是“制度疲勞”。在他看來，由于經濟全球化與技術革新的進展，從高速增長期到20世紀80年代末支持日本經濟增長的各種制度變得與時代的步調不適應了，從而引起日本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這也是目前日本之所以要進行“結構改革”的基點。關于“制度疲勞”，是指那些日本二戰后，面對勞動力不足，為了穩定勞動力而確立的日本式企業制度，如 “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制”等，這些制度在日本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發揮了威力，但是當它變成一種僵硬的模式后，則變為企業調整經營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礙。不過這一點在日本還有很大的爭論，很多經營較好的大公司堅持要維護自己的“優良傳統”。另一個“制度疲勞”的典型例子是過去日本的“主銀行制度”，長期以來日本企業的資金籌措主要依賴“主銀行”的間接金融，而不是主要運用資本市場籌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這種金融結構對于企業獲得穩定的資金供給以進行長期設備投資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今日本企業的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銀行因擁有大量不良債權而無力繼續保證企業所需的資金供給，一些有發展前景的風險投資難以得到所需的資金供給。 不管日本經濟是否會真的再次崛起，認真分析日本深層的社會生活得出的判斷是，日本經濟正在調整和進行新的轉型，它可能正在經歷轉型的艱難和尋求新路的迷茫，但絕不是“衰落”和“沉沒”。 日本和中國的國情不同，不能用中國增長的標準來衡量日本，因為日本的經濟總量規模是中國的四倍以上，而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且人口總量沒有什么增長，所以日本經濟增長1%，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對增加額就相當于中國經濟增長4%以上，如果增長2%則相當于中國增長8%以上，按人均計算的絕對增加值差距就更加巨大。當然從日本的角度看，由于中國巨大的地區發展差距，按現在中國的發展速度，20年后沿海的2億多人的發展水平會成為一個難以估計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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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日本》以大國心態面對日本崛起 |
| 【內容提要】 在2004年，中國知識界的思想交鋒中，有三個熱點主題，上半年“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兩個最具沖擊力的主題詞，下半年，隨著中日關系的日趨復雜，“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為第三個最受關注的話題。 在2004年，中國知識界的思想交鋒中，有三個熱點主題，上半年“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兩個最具沖擊力的主題詞，下半年，隨著中日關系的日趨復雜，“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為第三個最受關注的話題。 針對這個話題，最近中國的社會學家李培林的著作《重新崛起的日本》引起了廣泛關注。 文/季紅  解讀日本社會的經典之作 對于理解一個社會、一個事實或一種現象，來自異國的文化視角非常重要，有克服“當局者迷”的優勢，可以使我們從一個不同的方面尋找“我是誰”的參照答案，懂得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名言“認識你自己的重要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政府對日政策中有兩大問題急需解決，一是日本會不會投降，二是日本投降時是不是還要保留其天皇制。美國政府將兩大問題交給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dict)研究，1946年潘乃德完成了受命之作，以《菊花與刀》為名發表，這本書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日本人普遍感到通過這本書他們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這部給作者帶來盛名的著作中的觀點是否被美國政府作為政策的選擇依據，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戰后在美國的許可下，保留了日本皇室制度，也保留了日本天皇免除戰爭罪責的顏面，潘乃德對日本人的特征，被論證為是不同于西方“罪文化”的“恥文化”，他們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潘乃德對日本人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的精確描述，像鏡子一樣被日本人用以自我審視，并廣泛流傳。 1958年，美國青年學者傅高義到日本東京生活、工作了兩年，寫成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經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義坐上美國的日本研究頭把交椅的基礎。 1979年，傅高義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此書伴隨著日本經濟崛起的背景而使傅高義名聲大震，但就是在“日本模式”甚囂塵上的時候，泡沫經濟、股市和房地產暴跌，使日本陷入連續十幾年的經濟停滯和衰退。面對多方面的指責，2000年傅高義教授寫了新書《日本仍是第一嗎》，他闡明了寫那本書的目的是告訴美國人，在有些方面應當向日本學習，而且他從不相信日本當前的危機就意味著幻滅。 上述幾部有影響力的作品都是出自西方學者之手。而且寫的是二戰后的日本和上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那么，經歷了90年代“失落后的十年”之后日本，在東方學者的眼中又是怎樣的呢？ 2004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社會學家李培林到日本訪問研究，在日本期間，他深入接觸社會各個層面，看到很多鮮為人知的新鮮事物，萌生了要寫一本解讀日本社會和民族心理的著作。多年從事社會學研究積累起來的扎實學術功底，使他能夠熟練地運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解剖和概括日本社會的一些“潛規則”，并以社會學家的獨特視角，解讀人民習以為常、麻木不仁的事物。 借助這種獨特的比較分析方法，李培林在訪問結束后，寫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書，由中信出版社推出。這部著作剛剛面世，立即引起中日知識界的關注，被譽為是“一本繼《菊花與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讀日本社會的又一力作，”“是迄今為止，最為可觀、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間是非恩怨的代表力作。”尤其是寫出了東方學者眼中當今的日本，具有更加獨特的價值。 此書內容極其豐富，從中日不解之怨的文化社會解讀到廁所改革所折射的日本社會變遷，從脫亞入歐戰略到澀谷女孩所象征的觀念代溝，隨筆式的筆觸下流露出一位社會學家對日本社會深邃的理解和百科全書式的洞察力。這種洞察具有深刻的意義，其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就是他對中日“文明的碰撞”的闡述。 最大的機遇與與挑戰 經過了長達10多年泡沫經濟之苦的日本，終于從2003年走出停滯和衰退，出現復蘇的跡象。很多人預言，日本將在經濟上重新崛起。 中國與日本處于同一個地緣政治經濟圈子里，對中國來說，日本的重新崛起將產生重大的影響。既是最大的機遇，也是最大的挑戰。日本的崛起是靠加強日美軍事同盟，確保對話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實現的，這對中國形成了很大的戰略壓力。現實中，中國目前能夠得到民間投資力最強、經濟合作技術最高的仍是日本。目前，美國、日本和歐洲支撐著中國絕大部分的對外貿易，2004年中國與日本的貿易已達1500億美元，如果中國失去了日本這個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由此，中國要抓住這個最大的機遇。 在未來中國國際戰略格局的五大關系(中美、中俄、中歐、中日、中國和東南亞)中，中日關系處在最具爭議、摩擦最多，前景不明朗的位置上，中日兩國始終處于恩怨相纏、遺恨難消的關系和心態中。如果無法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處理戰爭留下的創傷，中日在各自崛起與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中國和日本在經濟方面互利互補是很明顯的，中國與日本方面對此都是認同的，但在文化、社會的價值認同方面，卻發生了激烈的沖突，為什么會出現利益和價值認同不一致？ 作者認為，從現實的角度看，現代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應建立在利益認同的基礎上，實現國家利益的均衡。國家關系中所謂“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是有道理的，而價值認識的差異不是短期可以彌合的。日本的經濟還有潛力，但是政治上和軍事上卻在追求與經濟地位相應的影響力，包括在軍事上想突破戰后和平憲法的約束和在政治上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的位置。這是不能被中國接受的。 目前在中日民眾的心中，實際上都把對方視為對手，對于對手的看法往往容易把理性與情感，現實和想象混在一起。作者認為，應把這兩者分開，冷靜客觀地觀察和分析日本社會，揭示那些影響日本社會的深層原因，并找出現象背后的原因和規則。 中日發展的分水嶺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兩輪奇跡般的崛起的經歷，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曾經十分相似的國家，在過去的105年，走過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 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中日兩國同樣的封閉、傳統、落后，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堅船利炮叩開了國門，在內憂外患下，日本實行了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文教、外交等方面進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國力逐漸強大。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在時間、變法取向、主導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日本卻在原本落后中國幾十年的狀況下，成為亞洲強國。其實，日本提出“脫亞入歐”論就是倡導全面西化，這種取向實際上也是提倡戊戌變法的精英們的思想精髓，但是由于中國的封建制度發展極完善和精制，致使中國已不能以改革的方式接受新制度。 大清帝國沒有看清世界發展的格局，日本卻適應了那個時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日本在明治維新改革中崛起，已經成為中日發展路線的分水嶺。 日本經濟復蘇的新跡象 20世紀6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其增長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快的，美國為日本的經濟成就和氣勢瞠目結舌，但進入90年代后，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大公司相繼倒閉，銀行破產、股市、房地產暴跌，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停滯和衰退期，這段時期被稱為是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蕭條的十年”。 2003年，日本經濟再一次出現復蘇跡象，李培林在《重新崛起的日本》一書中分析了這次經濟復蘇的特點，他認為這次并不是“宏觀好微觀不好”，企業經營狀況明顯好轉，不是“虛擬經濟好實體經濟不好”，經過這么多年，經濟泡沫基本被擠干，實力強大的制造業開始活躍，日本國內設備投資持續增加。不是“經濟指標好社會指標不好”，2003年日本企業倒閉數量比上年減少了14.6%，失業率實現了十三年來的首次下降。不是“政府熱是民間熱”，以往日本經濟的恢復更多是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設投資，以此帶動建筑、運輸、原材料產業等的發展，但這次增長主要靠民間企業啟動的投資企業。李培林并未簡單地解讀日本經濟大起大落的傳奇歷史或者近期的經濟復蘇信號，他指出日本不容忽視，中國又不能因為日本近十幾年的經濟長期低迷，就以為日本已經從文化上崩潰，從此會一蹶不振。分析了日本深層的社會生活后，李培林認為日本經濟決不是“衰落”和“沉沒”，而是正在經歷轉型的艱難和尋求新路的迷茫。 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中國曾經飽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壓迫，不斷地簽訂各種戰敗割地，賠款條約，二戰期間日本長達八年的侵華戰爭，使兩國人民心里深處都蒙上了沉重的陰影。2003年，中日雙方的貿易總額突破了1300億美元，達到了最高峰，但與此同時，雙方輿論的惡化和互相不信任也達到了30年來的頂點。 中日兩國的國民之間的心里芥蒂起緣于對日本侵華戰爭的認識和態度。李培林在書中談到，日本人曾提出，日本需要謝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國滿意？他們百思不得其解，中國人為什么那么恨日本？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義退潮，年輕一代對二戰歷史的無知是驚人的，他們認為中國人在歷史問題上太小氣，甚至認為中國所指控的日本侵略時犯下的罪行是造謠。其實，并非中國人心胸狹窄。日本二戰期間在亞洲的罪行與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主義決無二致。二戰后，德國全民懺悔，1970年德國總統勃蘭特訪問華沙，在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令人心顫的一跪，讓全世界為之動容。而日本首相卻每年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中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僅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場，而二戰結論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限，這是沒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李培林在書中指出，日本首相屢屢置亞洲各國人民和政府的憤怒與抗議于不顧，把參拜靖國神社變為年度參拜的政府行為，是為利益所致，李培林將利益分列為“選票說”、“新民族主義說”、“政績形象說”、“社會換代說”等類型。 日本在重新崛起的過程中選擇的一個戰略就是推翻二戰論，目前日本主流執政勢力認為，如果二戰結論不推翻就不會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另外，使中國的“仇日情緒”和日本的“厭華情緒”發展成一種超越個人和階層利益的“社會心態運動”的，還有過去十多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李培林認為，國際輿論界經常談論的在亞洲“中國的崛起”“中國成為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和“日本的沉沒”，對兩國國民心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促成了一些浮躁的情緒和不切實際的想法。他認為，在中國長達上百年的歷史上，曾備受列強的凌辱，有著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體記憶，形成了強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視、輕蔑入侵者的國民心態，而日本卻一再地觸動這根敏感的神經，日本歷史上在亞洲稱霸和戰后在經濟上達到的令人驚訝的成長，讓日本國民抱著一種精神的優越感，并希望這種永不言敗的民族心態能夠成長，使日本擺脫當前經濟低迷，重振日本雄風的精神支柱，他們對那些過去落后的民族現在卻在數落日本的態度感到深深的厭煩。 中國要以大國心態面對日本的崛起 北京的經濟學界曾經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將來全球只要有三個經濟學家就夠了，一個懂美國經濟，一個懂歐洲經濟，還有一個就是懂中國經濟，至于日本，可以不用管它。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國人中日漸彌漫的盲目樂觀的情緒。 事實上，中國決沒有強大到足以輕視至今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的地步。 1999年，日本已經進入后工業社會，中國目前還沒有完成從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日本的經濟實力既表現在國內，也表現在海外，中國近年以引進外資為傲，然而日本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達到3.2萬億美元，相當于2003年中國全部GDP的2.3倍。 對待比我們強大的鄰居，僅有滿腔的熱血是不夠的，必須清醒地認識：中國還只是一個剛剛恢復元氣，需要在各方面努力的國家。而中國強勁的發展勢頭很容易讓人產生非理性和浮躁的心態。“自大”與“自卑”正是這種心態不同狀況的換位體現。 歷史是最好的良藥，中日兩國應當把具有深層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經過去60多年的歷史問題與國家戰略選擇中的現實利益問題在具體處理的過程中盡量分開。前者要經過長期溝通、對話、理解和磨合才能逐漸疏通，后者則要通過保持適當的利益均衡和互惠互利才能長治久安。 中國與日本在歷史問題上、臺灣問題和安全問題方面不可避免會產生很多摩擦甚至沖突。如何對待這些問題，以何種心情對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 中國需要大國的心態。李培林認為，中國要把一個13億人的國家帶入到一個生活無慮，繁榮安定的社會，必須放下擁有幾千年燦爛文化的架子，從文化、制度、技術等各個層面，學習世界文明中一切優秀和先進的東西。 李培林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尤其要向日本學習，日本非常善于向歷史上比他們強大的對手學習，僅看看二戰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國去，發現和尋找那個戰勝自己的國家憑借的是什么法寶，就能體會日本人這種善于取長補短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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