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春，沙特費瑟爾國王基金頒獎，榮獲伊斯蘭宜教獎的有二位，一位是南非的阿哈默德迪達(本刊189期曾介紹過他的大作《古蘭——人間最大的神跡》)，另外一位是法國大哲學家賈魯第教授。
賈魯第(RogerG，Garaudy)出生貧苦，深知貧苦大眾的痛苦，擅長鉆研哲學。二十歲(1932年)時，以悲天憫人的心情，一方面信了基督教．一方面參加了共產黨。出於他在哲學上非凡的成就，而變成法國共產黨的靈魂人物，歷任法共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達二十余年。并主編法共機關雜志《共產主義》。一九六八年，他覺得法共領導人所走路線并不能造福人民，乃著文抨擊，連續二年，法共不能容忍，乃將之開除黨籍。
身為哲學家的賈氏，對此毫不介意，繼續鉆研如何拯救人類的問題．由於真主給他的光亮，他發現了伊斯蘭，如荒漠飲甘泉，他終於找到了答案．這是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不能提供的答案，一九八一年他皈信了回教。
今年七月，象牙海岸回教學生聯盟請他到象國做一系列之演講，象國惟一報紙，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全頁的篇幅，刊載了該報對他的采訪問答。
我讀完這篇訪問記，深感賈氏思路清晰，獨具慧眼的看法，故不揣簡陋，編譯以供教胞參考。
一、問：賈教授，能否請您對我們的讀者說明一下您的童年，您出生時的環境，以及您府上為何是無神論?
答：我出生于一個工人家庭，我的父母在宗教上是無神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一九三三年，我二十歲，那時世局混亂，經濟大危機，希特勒出掌政權．我們覺得前途無望，快到世界末日了，就在這個時候，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及基督教．因為我覺得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爭權奪利，國家也好，個人也好，都視絕對真理為廢話。所以我認為，要想社會恢復秩序，必先恢復絕對真理及其基本信仰，因為這些都是來自獨一的造物主。那時候，我結交了許多耶穌教徒，我也成了一個新教徒。我認為這樣做才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古蘭說，亞伯拉罕是宗教之父。稱他為父，是因為他無條件歸順上帝，甚至不惜犧牲其獨子。可是我在基督教中卻找不到吾人面臨田局的解決之道。
那時候，我只是哲學系的一個學生，我已經將馬克思全集念完。當我讀到第二十八冊時，我加入了共產黨。我說：“我贊成，我贊成是因為我覺得馬克思主義并不亞于一個宗教，基本上它不是無神論，因為馬克思生活在一個以天主教為中心的保守社會中。相反地，馬克思主義乃是一個(我想這是最重要的)歷史創新的方法論(une methodologicde l'initiatiVe historique)。換言之，它是對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矛盾加以分析的一種藝術和科學，井由分析其矛盾而對癥下藥。這一點，我仍認為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之處。”
那么，我怎么會由一個共產黨員而轉變成一個回教徒呢？就我個人而言，選擇馬克思主義同時又選擇基督教，二者并不矛盾。相反地，二者有相輔相成之功效。一方面我植根于亞伯拉罕的絕對價值(真理)，另一方面，我找到了分析矛盾及尋求解救之方法。
二、問：賈教授，在談及您皈信回教以前，我們想請您先說明一下，您是如何與法國共產黨決裂的?為什么法共在一九七○年將您開除黨籍?
答：這絕不是決裂。第一，我做了三十七年的共產黨，做了二十年的黨中委，做了十二年的政治同委員，我主辦理論雜志《共產主義》，我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及主席，我一直嘗試將馬克思的方法付諸實現，自一九六八年起，在一個基本問題(不是偶發事件)上，我和黨處于對立地位。簡言之，有三個原因：第一、一九六八年法國社會遭遇到有史以來最大的問題，一千萬工人罷工，差不多所有薪水階級都參加，所有大學都關閉，因為這是學生們所發動．這時是六月初，法共秘書長馬歇(GeorgesMar-chais)在《人道報》(L'Humanite系法共機關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毫不重視。他說，這些學生飛揚浮躁，成不了氣候，我們革命大業和他們毫不相干。我當天就對馬歇說，你是法共的挖墓人。當時我是法共政治局委員。
一九六八年我個人認為，有許多事情失敗了，學生終於互相毆斗，而工人并未獲得任何好處。那時候革命份子常說： “研究資本主義的危機，揭發其缺點。”自一九六八年五月起，學生、工人不斷請愿，大家都認為，資本主義失敗時比成功更危險，資本主義盛極時，人類反隨愈大。一九六八年資本主義并無敗象！失業率低，并有相當的成長率，它的地位很堅固，可是卻在這時爆發了這次大運動，這原是應在危機時所暴發的。我認為這是首先應加考慮的。革命份子不應再傳達危機之分析。而應就資本主義所孕育出的文化，尋求一個可行之路。這是當時共產黨所拒絕的，于是我覺得我該和他們分道揚鑣了。
第二個原因，是蘇聯入侵捷克事件，法共譴責蘇聯的軍事行動，我在一項公報中加添了一句（這是我首次公開責難，光是譴責軍事干預是不夠的）：“一個政權如此失策，是否還算一個社會主義者呢?”
第三個原因，當時法共正循舊有路線制定一套新方案，我建議應改弦易轍，我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改弦易轍》(I-Alternative)，指出法共應走的新方向，這些都是一九六八年發生的事。一九七○年我才被黨開除，因我說過，我決不辭職，因為假使我辭職，就表示我認錯了，我仍認為錯不在我。所以繼續我的論點，不斷著文。他們忍耐了兩年，終于將我開賒，這就是我脫離共產黨的三大原因。
三、問：在你皈信回教之前，你曾寫過一本有名的書：《上帝已死》(Dieu est nort)。
答：你應當將副標題一并念出：《評黑格爾》(Essai sur Hegel)，《上帝已死》是基督教贊美詩的老調，上帝自己為了復活而死在十字架上，黑格爾一再重復此一主題，所以我就以此為書名，發表我對黑格爾的研究。
四、問：以后你又寫了一本不大為人所知的書：《向人類呼喚》(I' appel aux vivants)。
答：這本書的出版比《上帝死了》要近得多，這可說是《改弦易轍》的續集，因為我覺得共產黨的作風太陳舊過時，所以為未來提供一個新方向。
五、問：回頭來談回教，你已經脫離了兩個團體，是不是對這第三個團體抱有最大希望呢?
答：我得重復一下，我沒有脫離共產黨，是他們趕我出來的，他們不再需要我，至于基督教，我并未被逐出，因為我不屬于任何教會，在新教中，無人有資格逐我出教，我和舊日教友仍維持良好友誼。舉—個例，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哲學遺言》(Testament Philosophique)的序言就是由謝努神父(Le Pere Chenu 法國天主教最偉大的神學家)所寫。這本書敘述了我皈信伊斯蘭的心路歷程。由此可知，我和基督教井未決裂。
我不喜歡“改宗”(Conversion)這一名詞，因為這個字似指棄甲就乙。事實上，我覺得它有一種“完美”(Acco,plissement)的涵養。我過去在馬克思主義及基督教中所尋覓的，卻在伊斯蘭中得到答案。
就我而言，這是一條漫長的心路歷程。有人說：“真蠢！先是基督教、共產黨，現在又成為回教徒。”事實并非這樣，剛才我已說過，我會自動同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我皈信回教只是五年前的事。我第一本寫回教的書籍是在一九四五年，書名《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對世界文化所作之歷史性貢獻》。為了這本書，我被扣上反法的帽子，被逐出突尼西亞及阿爾及利亞，因為我在書中敘述了伊斯蘭及阿拉伯文化的重要性。
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我又被告作反法宣傳，因為我曾將謝赫·阿布杜·卡德爾 (I'Emir Abd el Kader)及一位十九世紀的軍頭加以比較。前者是最偉大神秘主義者之一，同時又是一位政治家，后者原由伊本·阿拉比(Ibn d'Arabie)之引進而參加了神秘主義。我率直指出，征服阿爾及利亞的一批法國軍人，特別是Bugeot,Cavaignac，圣阿諸元帥(Ie marechal de St-Arnaud)等等才是真正的戰犯。這并不是我說的，我只是從他們的大作中摘出的，里面有一段是這樣的：“我們帶回了滿滿一桶耳朵，是從俘虜的身上割下的。”這是典型的戰犯，那時候，我還不是回教徒。
后來我又寫了兩本書，《回教的承諾》(Promesses del'Islam)、《未來的希望在回教》I'Is lam habite No-tre Avenir)，那時候，我仍不是回教徒。
六、問：你信回教有多久了?
答：五年前我才信回教，那是一九八一年。
七、問：回教的五功，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覺得那是最重要的．伊斯蘭的意思就是順服真主，所以它也是真主造化人類后第一個宗教(開天古教)。因此回教的五功乃是“先驗性的肯定”(I'affirmation de la trascendance)：真主是造化主，他是獨一的，他具有絕對價值。其次，一個人并不因死亡而告完結，人是屬于大我的一部分(UMMA穩麥)，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穩麥中對其他分子均有責任，休戚相關。這是回教的根本。
談到五功，不能不提到圣訓，它規定了一系列象征性的動作，這是兩大基本原則。以禮拜來說，它并不僅是一個柔軟體操，它是信徒與真主接觸的時間。禮拜時，我面對他，我求他的指引，指示我正路。禮拜的動作雖是傳統上的一部份，仍應確實遵守。但是應當謹記，這不是目的，而是提醒自己的一個方法，個人能力有時有盡，我得不斷求真主指導我人生的道路，在商業上，在政治上，在家庭上等等。
其次談到封齋，它可提醒人類，和其他動物不一樣，能夠抑制自然欲望，能夠斷絕自然欲求，可是拉瑪丹的封齋，都常變成虛偽。某一個回教國家的經濟部長曾對我說：“拉瑪丹月進口的食品，比平常多百分之二十。”換言之，人們并未封齋，他們只是變更用飯時間，這是違背古蘭訓示的，在拉瑪丹月，應當整個月吃得比平常少，這才算真正封齋。
再談朝覲，這是一件大好之事，可使全世界教徒聯合一致，更加團結。在穆圣時代，一個回教徒一生至少要朝覲一次，今日全球有八億回教徒，究竟有多少去朝過覲?共產國家的回教徒有多少人能來朝覲?這尚不太重要。朝覲是一件非常進步的事情。它可融合許多文明，許多文化。全世界的回教徒相聚在一起。不過，不能僅為朝覲而朝覲。
天課，這不是社會保險，也不是只付一筆小錢而已。可惜天課從未能徹底施行。它曾施惠于窮人，但不要忘記，這是一種財產稅，而不是所得稅，不是僅僅扣你薪水2.5％，而是就你一年所有加以課稅。換句話說，依照天課精神，一筆財產，四十年后就化為烏有。(譯者按，這一點賈氏似有所誤解)也就是說，沒有人能指望依賴父親或祖父的財產而生活。我們應明瞭五功的精意，它只是一種方法，提醒我們了解伊斯蘭的真諦。
八、問：你所認識的屈基維茲(Michel Chudkiewcz)信回教已三十五年。他說回教正患心靈及知識貧乏癥……
答：我也有同感，你提的問題很好。屈基維茲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他也曾出版過許多Ahd el Kader 心靈方面的著作。他是研究二十世紀蘇非的專家。他新出的名著《圣潔之標記》(Ie Sceau de laSaintete)是以伊本·阿拉比為題材。
今日回教最大的不幸就是將蘇非主義排在回教生活之外。一個錯誤的想法：蘇非主義是出世的，這是不對的。就以阿卜杜·卡德爾為例吧，他是十九世紀一位偉大的神秘主義者，同時他又是一位軍人，一位政治家，這是一位完人，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我可以坦白告訴你。當我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他們要我參加一項會議，我談到伊本·阿拉比，大家說我談到魔鬼，我竟引起眾怒。
其實，二件事被混為一淡。例如，貴國(象牙海岸)的隱士制度(Ma rabouti sme)就和阿爾及利亞不同。我說的隱士制度是指北非所實行的那一種。在法國占領期中，法國人優遇隱士。相反地，他們圍剿那些進步份子如謝赫·本·巴迪，謝赫·伊卜拉欣等人。我有幸在謝赫·伊卜拉欣去世前認識他，那時我在阿爾及利亞。我認為隱士制度與蘇非主義全然無關。我們如果將蘇非自伊斯蘭中抽掉，我們就會變得非常貧乏。
剛才我曾提到沙特人非常不快，因為我提到伊本·阿拉比，但更惡劣的是，他的原著竟被篡改。舉一個例，伊瑪目安薩里(Al Ghasaly)乃公認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權威，他是波斯人，也是一位神秘大師。可是他對(神愛)(I' Amour divin)的巨著，從未被人引用，在《圣學復蘇》(Ia R’ege'ne'ra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一書中，他說面臨伊斯蘭之枯燥乏味，蘇非主義乃是一劑起死回生之良藥(Devant le des-se'chement de I'Islam le Soufi sme e'tait une facon dea r'ege'rer)。在沙特阿拉伯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此句從未被引用，我認為這就是一種貧乏。
九、問：我們以前在阿必尚的法國文化中心，昨天又在雅木蘇克羅(按Yamoussoukro系象牙海岸新都)聽到你的演講，好像你想使“教法”(Ia Charia)升華(sublimer)，我們覺得有點接受不了，請道其詳。
答：現有教法完全是模擬西方，從6300節古蘭中，摘出220節有關法律的經文，再依照羅馬法學家的方法加以處理。換言之，拿它當成法律條文，并機械式的加以演繹應用，完全無視時代及情況。古蘭，天啟也，和羅馬法完全是兩回事，羅馬法是談抽象法，用亞里士多德的方法，以三段論(syllogisme)加以演繹，然后用之於實際案例。
古蘭天啟是以實事為例，用絕對的價值、永恒的原則、提供解決辦法。真主說：“我在古蘭里昭示世人各種事例，好讓他們思考。”(第三十九章第二十七節)
這種對“事例”的“思考”，決不是機械的演繹，自貶原則。相反地，應自歷史上的實例，依永恒而絕對性的原則，在“思考”后，予以提升。換言之，把握住這項原則，以類推法(analogie)，解決前所未有的新的難題。
十、問：古蘭有云，小偷應當砍手，這是否教法中的一部?
答：回教徒讀古蘭應依照古蘭訓示我們的方法去讀，不可以死讀古蘭與圣訓，要活學活用。真主是以口授方式下降古蘭，并以啟示方式形成圣訓，而靜聽并加詮釋者則是人，這些人屬于某一時代的法學家及信士。我們應當以虔信尊敬的態度去研讀，仿照他們去解決我們當前的難題。不是重復他們的公式，而是從他們的方法及取靈感，他們曾用他們的智慧使伊斯蘭得以生存于一個新的阿拉伯帝國之中，這個帝國的環境，完全不同于麥地那群居的時代。
古蘭第五章第三十八節說：“砍掉小偷的手。”可是歐麥爾哈里發(Ie Calife Omar lbn Al Khattab)卻在饑荒時斷然停用此一刑法。有一段圣訓說；“任何社會中只要有一人挨餓，真主就不保佑這個社會。”阿布達武德(Abou Dawud)及納撒伊(En Nassal)說：一個地主堅持要砍掉他麥田中偷穗人的手。穆圣說：此人饑餓，你并未供他吃。然后圣人給這位挨餓人一批小麥。
由上述二例可知，在伊斯蘭價值觀中，社會公道要高於財產保證。自古到今，有錢有勢的人常引經據典，要砍小偷的手，很有趣味的是，另一段古蘭(第111章)，也皇皇載明：“累積財富者，應砍掉他的雙手。”
廢棄過去殖民主義強制施行的歐洲法，而恢復實施回教法，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今日這一舉措常被有錢有勢者，弄成一個四不像(與麥地那時代對偷竊、高利貸、斂財等所采各式各樣措施相比，今天實行回教法，情形要更嚴重得多)，在一個公道尚未建立，充滿因貧困或虛榮而行竊的社會中，驟然下令實行“回教法”未免本末倒置，藉口嚴格執行教法，事實上背叛了古蘭的精神。在上述的兩個例子中，穆圣和歐麥爾哈里發非但沒有處罰因貧而偷竊之人，反而處罰不給窮人衣食教育的富人。
由賭博、商業投機、做股票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種種正常運作而獲得的財富，均被認作合法，其實這都是大規模的竊盜行為。嚴格執行應有其時效。在我們這一時代，對“小偷”的定義非常明確。可是在一個以“高利貸”(Riba)為基礎的社會中(如西方社會)，我們就變成“合法小偷”的幫兇，受打擊的只是那些沒錢的人。要實行回教法，就要在公私生活的每一時刻遵奉古蘭。
換言之，要記住一言一行均在真主注視下，不能有欺騙，不問在商業交易上、私人來往上，以及政治活動上。實行回教法，并不光是砍手，而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個人也好，國家也好，均應浸潤於真主光輝之中。
回教法是一部神圣法律，絕非一潭死水，而是一條閃亮耀眼萬古長流不息的大川，孕育兩岸永保肥沃。
這條流向海洋的大川有其不變的源頭，記得有一個人描寫自己如何與僵化了的傳統作殊死斗，忠于祖先香火，并不是保存那些灰燼，而是應將火苗維持不熄。所以砍手的事可以委諸屠夫，與教法全不相干，砍小偷的手，對我來說只是一種無以名狀的偽善。
十一、問：您曾談到蘇丹這個國家。在安燕亞人、黑人與中央政府之間有一個可怕的問題，黑人指控政府強制推行阿文及回教文化，而安燕亞人則要保存原有的基督教或多神教信仰……
答：我覺得首先應將事情分析清楚。古蘭經是對全人類的一個信息，而傳統則是阿拉伯的。因此回教是受拜占庭及羅馬文化浸潤而扎根在這些國家，它就如此發展開來。假如它不再發展，那是因為有人要它阿拉伯化，變成一個阿拉伯的伊斯蘭。很抱歉，我之歸信回教，并不是說，變成—個十世紀阿巴斯王朝的阿拉伯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問題，自己的文化，而伊斯蘭有能力使這些文化在它的大道上復蘇起來。
十二、問：今天有一個被世人視為危險的國家竟是伊朗。這個國家曾產生過許多回教世界的偉大思想家，哲學家，詩人，何以今日竟如此開倒車！請您解釋一下。
答：我覺得不應再夸張，也不應使用敵手的字眼。事實上，那些毛拉(回教學者之尊稱)在發動革命上，起了非常肯定的作用。真主至大，一群手無寸鐵的者百姓，竟將該地區武器最精良的政府一舉推翻。這真不可思議，這是信仰的奇跡，我們大家都為之驚愕莫名，興奮萬狀。可是不要忘記，這些毛拉一旦大權在握，并未善加利用其權力，反而做出許多蠢事。說它是一個開倒車的政權，我則不敢茍同。我曾去過伊朗多次，很多事情令我不快，有一天我甚至說：伊斯蘭恩寵了伊朗，而毛拉則使伊朗遭人詛咒。我有一本書尚未出版《二十世紀的回教》。昨晚已將其大意向大家說過，而惟一能將此文全文刊出的回教國家只有一個：伊朗。刊在一家日報上，文末加注一條：“如對本文不同意，請將意見惠寄，以便轉致著者”。馬來西亞亦曾刊出此文，但它不是阿拉伯國家可謂異數。
十三問：阻礙回教發展的因素之一，例如在非洲，似乎是它的“阿拉伯化”，愈來愈有被民族主義所利用的跡象，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中有回教“部落”的現象，作為一個非阿拉伯的知識份子，應如何疏導此一危險傾向?
答：我愿重復一句，不應將“全人類的信息”與“地方性的傳統”混為一談。我曾對阿爾及利亞的文化部長說過：應將伊斯蘭非阿拉伯化(Il faut desarabriser I'Islam)。我們非常尊重阿拉伯的傳統，但這是他們的，你們是非洲人，我是歐洲人，另外一個可能是中國人。沒有理由要我們放棄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過去，問題是應將這些統—在伊斯蘭的康壯大道上。
十四問：愈來愈多的非洲人常發問，是不是阿拉伯文應成為回教唯一的語文?
答，我原坦白的回答你．古蘭經中并無此項規定，它只說，真主向人類差遣了—位阿拉伯先知。它又說：他曾向各民族差遣過使者。昨晚我曾向不懂阿文的人朗誦古蘭半小時，有人告訴我會場中會講阿文的人極為有限，你這是什么道理?古蘭原極優美為什么不用讓大家聽得懂的語文來念?對只懂巴烏勒(Baoul象牙海岸主要土語)語的人，就應用巴烏勒語來念。如果認為真主只會說阿語，那才是大不敬。在法國曾有很長一段時期用拉丁文做彌撒，沒有人聽得懂。大公會議(Concfle)以后宣布“用你們自己的語言去念，中文、英文等等……”我相信，回教徒很可能有興趣，使用自己懂得的語言。阿拉伯文是一種非常卓越的語文，是今日世界上最優美文字之一，是一種詩歌的語言，它的結構如此豐富、壯麗出色，但這并不是說就可用它來作一種統治的工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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