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歷史還你一個公道——悼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Большевиков
作者：雅科夫
http://www7.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01826.shtml
【作者按】本文最早寫于2005年7月，當時是為了紀念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十周年而作，原定的標題是：《讓民族分裂主義滾開——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十周年祭》，本文中的一些觀點是那時形成的。但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十周年祭》一文因為種種原因被中途擱置了。這主要是由于：前南斯拉夫戰爭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本人對這次戰爭的很多看法和觀點至今仍然處于自相矛盾之中。而米洛舍維奇的突然去世使得我不得不完成這項工作，一是為了悼念這位曾經的共產黨人，二則是作為對南斯拉夫內戰的反思。
2006年3月11日，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在海牙國際法院的牢房中闔然長逝，終年64歲。盡管在此之前，米洛舍維奇就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請求赴俄羅斯就醫，但均遭到這個維護人道主義的法庭的拒絕。所以，他的去世應該是預料之中的。盡管米洛舍維奇和南斯拉夫已經漸漸淡出了我們的視野，但我覺得還是應該為他寫點什么悼念他——不止是為了他，而且是為了那場本可避免的慘劇中所有死難者。當然我知道，為米洛舍維奇這樣一個人寫一篇悼詞是會引起爭議的，因為根據法庭的指控，他是“違反日內瓦公約”、“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違反戰爭法”等等駭人聽聞的罪名的嫌疑人。雖然截至目前法庭并沒有裁定他的任何一項罪名，但世界主流輿論已經將他列為罪人了。可是沒有辦法，我不想隱瞞自己的真實情感，也不想把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中，哪怕這種情感會引來唾罵，哪怕這疑惑會招來嘲笑。
從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終關注著這場戰爭的進展。1993年春的一天中午，當時我還是一名大學生，在午飯時漫不經心地翻看著報紙的國際新聞，想找到關于波黑戰爭或者俄羅斯憲法危機的消息。突然，一張照片映入眼簾：一位老年婦女，將一個骷髏緊緊貼在自己的臉上失聲痛哭。照片下面的文字則告訴我，那是一位塞爾維亞大嬸，而那個骷髏則是他的兒子，和許多塞族年輕人一起被穆斯林武裝集體殺害，他們的墳場被找到了。當時我分明感覺到，骷髏黑洞洞的眼眶似乎穿過報紙逼視著我，仿佛有很多疑惑……我失神地盯著那雙黑洞洞的眼眶，耳邊似乎有人在不斷地問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我就這么呆著，直到眼淚不知不覺地滴落在報紙上。然后，我把那張照片剪了下來，貼在自己的書桌前，每天都要看一看它，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么”。
花開花落，不知不覺中十幾年已經過去了。巴爾干的硝煙已經逐漸散去，當年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當年的軍人也已經脫下軍裝回家與親人團聚，開始了平民生活；當年的戰場和墳場，也都變為開滿鮮花的草地。一切都歸于平靜，仿佛什么都沒發生過。但是即使面對這樣和平的景色，我們還總是不由得會想到：有些孩子是永遠不可能長大了，有些人是永遠不會回來再與親人團聚了。
2005年7月，聯合國和歐洲各國舉行了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10周年的隆重紀念。隨著一個接一個“萬人坑”被發掘出來，一個又一個大屠殺的元兇被緝拿歸案，這樁歐洲自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最殘忍的屠殺真相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面對著罹難者的累累白骨，面對著那些死者骷髏上黑洞洞的眼眶，我想，哪怕是鐵石心腸的人內心也會受到震撼。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思考一個問題：他們本來都可以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愛情，勞動，受教育，與子女親人共享天倫之樂——究竟是什么使他們成為萬人坑中的枯骨？為什么會發生民族仇殺，為什么曾經友好相處的鄰居、朋友甚至親人會突然反目，拿起屠刀殺人和被殺？為了制止、根除這些仇殺，我們應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重演？這不僅是南斯拉夫悲劇，而且也是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等一系列人間慘劇給人們帶來的疑問。
2001年，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下，我看到了一部電影。電影的名字，以及是哪國拍的我都忘了，但我記住了故事梗概——發生在波黑內戰中幾個射擊運動員之間的悲劇。他們都是前南斯拉夫國家射擊隊里波黑籍運動員，分屬不同民族；大家以往都是好朋友，彼此非常親密，生活恬靜而美好。影片開始于1991年，他們正在為參加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緊張地做準備。然而，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電視上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分裂勢力領導人——伊澤特貝戈維奇（穆斯林族）、博班（克羅地亞族）、卡拉季奇（塞爾維亞族）等人——的畫面。他們嘟嘟囔囔、喋喋不休地教唆人們：“決不能這樣活下去了”、“我們一直受到壓制”、 “塞爾維亞人是壓迫者”、“只有分家才是唯一選擇”……等等。這種煽動，就如同最近剛看的影片《盧旺達飯店》里面，那些胡圖族極端分子的煽動一樣，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這種煽動起初并不奏效，和《盧旺達飯店》中的主角保羅·盧斯賽伯吉納和他的雇員們一樣，當時幾乎所有的運動員們都認為這些完全是無稽之談，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嘲笑政客們的無聊與狡詐，并且斷言他們的煽動注定是徒勞之舉。人們都難以置信：各個民族在一起和平生活了這么久，大家都是好鄰居、好同事、好朋友；不同的民族之間相互通婚，彼此融合；單憑政客們的幾句叫囂，怎么可能會顛覆人們的和平生活呢？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漸漸地開始起變化。俗話說“不怕被賊偷，就怕被賊惦記”。當民族分裂主義政客們鐵了心打算用人民的生命做賭注開始一場冒險時，任何一樁人們平時司空見慣的小事件，都可以被上升到民族仇恨的角度，就猶如當年的某些獨裁者們可以把任何一件小事都說成是“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證據一樣。一次偶然發生的謀殺，一次搶劫，一次強奸，一次不公的裁決，甚至是一次偶然的事故，都會被政客們拿來當作自己“被壓迫”的論據。反正狼要吃掉羊，總是會找到理由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政客們顯然深諳此道。通過對老百姓不分晝夜的洗腦，先是小題大做、借題發揮、捕風捉影、夸張捏造，再就是捶胸頓足、聲淚俱下、賭咒發誓、歇斯底里……把事情說得活靈活現，表演得又那么投入，不由得人們不信。有人逐漸開始懷疑了，動搖了：莫非，他們說得是真的？莫非，以往的和平都是假像？莫非，我們真的被歧視了？莫非，早上跟我一起喝咖啡的那位塞族（克族，穆斯林）鄰居（朋友，同事）真的想除掉我？莫非……
盡管運動員們拒絕了各自民族的戰爭動員，但他們的朋友、同事中卻有人被征召參戰；有人殺人，有人被殺，每天都是如此……大家慢慢地殺紅了眼睛，開始濫殺無辜。漸漸地，運動員們開始有好友或親人被其他民族的武裝分子所殺害，而且日復一日，越來越多……終于，運動員們無法再袖手旁觀了，失去親人的悲痛激發了人類復仇的本能。運動員們開始相互爭吵指責、或者大打出手，有的則加入了本民族武裝，成為狙擊手。最后，這個運動隊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全成為冷血的狙擊手，把殺人當作如吃飯、睡覺一樣的生活的必須內容。他們不但殺軍人，還殺婦女、兒童、老人。隨著戰事的發展，運動隊里那個塞族運動員成了穆斯林武裝的心腹大患，于是穆斯林武裝派他的隊友——穆斯林運動員潛入塞族運動員的住地，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當塞族運動員起床，毫無戒備地到陽臺上呼吸新鮮空氣，為新的殺人游戲做熱身準備時，他的穆斯林隊友向他射出了復仇的子彈……
這部電影并不是大片，里面沒有任何一個刺激的鏡頭，沒有任何一個明星出場，情節也顯得平淡無奇。片尾的字幕顯示，這部電影是根據發生在波黑戰爭中的真人真事拍攝的。看完這部電影以后五年里，我的內心卻久久無法平靜，它給我帶來的震撼絲毫不亞于《欣德勒的名單》和《盧旺達飯店》。一連串的疑問始終困擾著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么？民族分離到底有多重要？獨立之后，人們的生活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嗎？究竟是誰在戰爭中付出了代價，又是誰得到了利益？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應該怎樣做？
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這個世界上的人們還是因為各種原因被分成不同的膚色、民族（種族）。盡管馬克思主義倡導“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的國際主義精神，號召實現全人類的“大同”，但遺憾的是，客觀現實并非如此，在一定的時間里，全人類的大同仍舊是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夢想而已。民族、種族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總是能在很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種族沖突、種族糾紛、種族矛盾，甚至種族戰爭、種族屠殺，在這個世界上時有發生。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盡管我們對這類事件深惡痛絕，但我們并沒有辦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和所處的時代。
有人總結說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是“種族屠殺的世紀”，這個總結是非常準確而精辟的。翻開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幕幕綿延不絕的人間慘劇：從一戰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到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斯拉夫人的種族滅絕，再到七十年代“紅色高棉”對柬埔寨境內少數民族的大屠殺——可謂慘絕人寰、觸目驚心。而上個世紀最后十年，民族分裂主義的洪水泛濫成災。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離婚，厄立特里亞獨立，盧旺達種族屠殺…… 盡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離婚”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民族矛盾的典范，但在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民族分離中，它只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特例。即使是相對和平的蘇聯解體，也伴隨著納-卡沖突、格-阿戰爭、車臣戰爭等一系列血腥的戰爭進行的。這十年，我們見夠了無辜者的鮮血，但始終無所作為。
更可怕的是，這次民族分裂主義惡浪是伴隨著亨廷頓所稱的“第三波民主化”來的，因此它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民族分裂主義是民主化的必然產物，甚至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民族分裂主義就是民主化。但事實并非如此，民族分裂主義這個怪胎只是借民主、自由這個載體還魂的僵尸，它與民主化沒有任何必然聯系。在伴隨著民族分裂主義惡浪產生的很多新建立的國家（包括已經獲得國際承認和未獲國際承認），我們要么壓根找不到民主和自由的影子（如土庫曼斯坦、車臣），要么見到的是一幕幕假民主的活報劇。不但如此，把民主化和民族分裂主義混為一談，也為某些獨裁國家對民主化的誣蔑找到了新的論據，在過去一些年我們不止一次看到這種謊言：發生國家分裂、種族屠殺就是民主化的必然結局。
民族分裂主義就是這么一個怪胎：它根本不問多數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護少數人的權益。例如蘇聯解體，1991年3月17日蘇聯第一次全民公決的結果，是76％的人主張保留聯盟，也就是說，“蘇聯應該存續下去”是經過全民公決這一至高無上的民主程序授權認可的。可是，多數人的意志在蘇聯解體的進程中根本沒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義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個卑鄙的政客背著人民和合法選舉產生的蘇聯總統，在白俄羅斯別洛韋日森林中簽署了蘇聯的死亡證明。既然蘇聯存續的合法性早已經過全民公決加以確認，那么要分解蘇聯就必須用另外一個全民公決予以否認。但分裂蘇聯并沒有經過全民公決的認可，因此從法理上說，蘇聯解體是非法的。為此，俄羅斯議會（國家杜馬）于1996年3月15日通過決議，宣布廢除別洛韋日協定。但是此舉只能作為一個象征性的裁決，而無法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人作為少數民族，在波羅的海國家、高加索地區、中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視，有人被殺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離鄉〔1〕——請問，民族分裂主義有什么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服從多數，保護少數”呢？
民族分裂主義涉及到原有國界內有限資源的共享。幾百年以前，由于人口稀少、工業不發達，我們的祖先還意識不到資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煙稀少的地區甚至無興趣去獲取。但是，現代化的工業社會和過度膨脹的人口，讓人們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蠻荒之地，都有可能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寸領土和領海都是彌足珍貴的。但民族分裂主義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資源獨享，這意味著侵犯了原有國界內其他民族共享資源的權利。
民族分裂主義不承認歷史形成的邊界和民族分布態勢，并打算首先用暴力改變它。誰也無法確保民族分布的現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的歷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類只到了近代，伴隨著人道主義與平等觀念的出現，才學會了要平等對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細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類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拋棄這些歷史舊賬，而不是再次清算。誰也無法確保每一條邊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對比。但邊界是人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會付出新的代價。如果各民族之間能夠心平氣和地達成協議，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也應該不存在問題。但是，不要忘記，20世紀90年代這么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這一塊綠洲〔2〕。無辜者付出的生命代價，誰人能夠彌補？誰又有這個權力，讓無辜者為民族分裂主義政客的野心買單？
民族分裂主義進行的不是軍隊對軍隊的正規戰爭，而是所謂“總體戰”，換句話說，就是“全民戰爭”——這是這種戰爭最邪惡的特點。在這種戰爭中，很難區分軍人與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犧牲品。車臣戰爭里令世人談虎色變的“黑寡婦”就是這樣一種人：她們穿著平民的裝束，而且還是令人同情的婦孺，混匿于平民之間；誰都不知道，她們在何時、會把何人炸得支離破碎。這種“全民戰”并不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那樣，存在一條涇渭分明的戰線；各民族混居的現狀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緒取代，必然出現一種“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混戰狀態，正如一些觀察家指出的那樣，是一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特殊的戰爭中，專門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犯罪行為和殘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規戰爭的敵我軍隊的交戰，其目的是通過這些令人恐懼的罪行，迫使敵對方的居民離開原先的居住地（即“種族清洗”），盡量使得自己人與自己人的地盤連成一片，以達到己方軍隊在前線無“后顧之憂”，并盡可能地擴大本民族地盤的雙重目的。而做出這種暴行的，不僅是軍人，很多平民也參與其中。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波斯尼亞戰爭中，之所以存在那么多令人發指的罪行，原因就在這里。應該說明的是，類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并非僅存于塞爾維亞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方面，所作所為絲毫不比其遜色。據波黑塞族方面戰后統計，死于波斯尼亞戰爭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軍人，其余全部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揮員當著聯合國維和部隊官員的面承認，他親手殺死了大約200名塞族居民，而一個穆斯林突擊隊則抓獲了7000名塞爾維亞平民，并將他們全部殺死〔3〕。即便是被作為塞族人最大暴行發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軍隊在此屠殺了 7000名穆斯林戰俘和兵役年齡男子，包括戰斗死亡），不僅是穆斯林的墳墓，同時也是塞族人的墳場：自1992年波黑內戰爆發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間，整個斯雷布雷尼察地區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僅在該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殺，參與犯罪的穆族暴徒多達469人。而所有這些暴行，“都具備文字與影像等各種證據材料” 〔4〕。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軍仍舊在發動對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襲，用“割頭”方式處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實證明：哪里存在分裂主義勢力，哪里就潛伏著暴力和屠殺；分裂主義是種族屠殺、種族仇恨的制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著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與鮮血染紅自己的官帽，他們得到的是“總統”、“總理”、“部長”與“司令”的頭銜，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則是鮮血與生命、眼淚與痛苦的慘重代價。
民族分裂主義具有危險的傳染性，并不是說，某個民族激進地要獨立，中央政府退縮了讓它獨立，麻煩就會過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義產生的連鎖反應會不斷持續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會向瘟疫一樣四處傳播，到處引發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隨的種族清洗和血腥屠殺。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范和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將會更加積極地進行新一輪的分裂活動；即使是本已產生了認同感而沒有獨立打算的民族，也會萌生獨立意識。蘇聯解體肇始于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它不僅造成了蘇聯解體，而且還在20世紀90年代威脅到俄羅斯聯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后，原蘇聯將軍、后來的車臣分裂分子頭目焦哈爾·杜達耶夫就是在波羅的海國家受到分裂情緒感染，以及看到蘇聯中央政府的軟弱的反應，萌生了車臣獨立意識。而當時的蘇軍上校、后來的車臣分裂分子武裝總參謀長、 “車臣總統”阿斯蘭·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蘇聯的企圖，他看到波羅的海國家要求獨立的狂熱情緒，甚至還在私下里不解地與同事們討論道：“我真想不通，他們（波羅的海國家分裂分子）究竟還想要什么呢？” 〔5〕但是，因受分裂情緒的傳染，他們兩人終于一同將車臣帶入了一條萬劫不復的不歸之路，不僅讓車臣成了俄羅斯“流血的傷口”，而且車臣自身也遭受了毀滅性的報復，他們自己也全都死于戰爭之中〔6〕。蘇聯解體前后，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車臣鬧獨立，而且韃靼斯坦這個自治共和國也幾乎走上了車臣那條不歸路〔7〕，甚至就連俄羅斯人聚居的烏拉爾地區、遠東地區都有人策劃要成立“烏拉爾共和國”和“遠東共和國”。如果不是俄羅斯對車臣的殘酷報復嚇破了明·沙米耶夫〔8〕的膽，天知道韃靼斯坦的局勢會怎樣發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證了民族分裂主義的傳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接著傳染到波斯尼亞和馬其頓，再接著是科索沃，現在終于輪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勢一向平靜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戰爭后也出現了匈牙利人要求獨立的呼聲〔9〕。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時所列舉的當時大清帝國的種種危機——“瓜分豆剝，漸露肌芽”——的現實寫照嗎？
按照分裂動機而言，民族分裂主義一般可以分為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和喪失認同感型民族分裂主義，在某些條件下，前者可以轉化為后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是一種雖然自私，但比較理性和溫和的分裂主義，目的是為本民族、本地區爭取更多權益（無論這種要求是否正當）。俄羅斯境內的“韃靼斯坦共和國”分裂主義就是典型。利益問題不難解決：賦予少數民族地區更大的自治權利，討價還價，在中央政府足夠強大的情況下給其以選擇機會，它會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犧牲，也未必爭取到獨立好，還是中央在經濟上做出讓步更好？理性的選擇是趨利避害的，利益導向型民族分裂主義者會選擇后者。但是，喪失心理認同的民族分裂主義卻是非理性的：無論中央政府做出何種妥協和讓步，分裂主義分子都不會妥協，車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了拉攏車臣政府，葉利欽政府的讓步已經到了養虎為患的地步，甚至將駐車臣部隊的武器都讓給了車臣方面，導致最后無步可讓。但結局卻是車臣不僅繼續堅持獨立要求，而且把俄羅斯看作一塊肥肉，通過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犯罪行為貪婪地吸著俄羅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與俄羅斯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的時候，還要瘋狂地主動挑起戰爭〔10〕，這都不是理性行為。這種類型的分裂分子，并不會因爭取到獨立而對母國感恩戴德，反而認為母國統治了他們多少年，就虧欠了他們多少。即便是獨立，他們也會把母國當作魚肉，繼續干危害母國的勾當。由于對母國的仇視，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輸出分裂”，把自己變為新的分裂勢力的大后方——正如同車臣對達吉斯坦的“輸出分裂”和克羅地亞對波斯尼亞“輸出分裂”一樣。喪失認同感的分離主義無法用非暴力原則解決，因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無法給它選擇。對于這種分離主義，要么母國允許國家四分五裂，要么只能采取暴力消滅它。并非母國不給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義分子不給母國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國只能將像細菌裂變一樣無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國忍無可忍地采取暴力制止（像俄羅斯對車臣的報復），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殺伐的小國（像南斯拉夫）。因此，對民族分離主義縱容、退讓的軟弱主張往往是暗藏危險的，等于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制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義這頭怪物四處肆虐時，我們往往會看到西方大國的身影。我從不否認，在當今世界，西方大國走在維護人權、推進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國并非仁慈的上帝，它們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的角色，盡管多數情況下是人類文明列車的火車頭，但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流露出自私、偽善、不公和丑惡的一面，帝國主義的陰魂并未完全散去。甚至，它們在某些屠殺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在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中，法國作為一個對盧旺達胡圖族政府有深厚影響力的國家，不但沒有對屠殺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圖族武裝提供了武器彈藥和大量補給；而裝備精良、駐守在盧旺達的法軍，對發生在眼前的圖西族慘遭屠戮的事實無動于衷，有時甚至面對相隔僅幾米遠的被屠殺者凄慘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這種袖手旁觀、任其自生自滅的冷漠態度更鼓勵了胡圖族極端分子，使得他們越發肆無忌憚進行大屠殺。在南斯拉夫沖突中，西方大國再次扮演了一個極其丑惡的角色：當分裂主義蠢蠢欲動時予以鼓勵慫恿；當分裂分子單方面宣布獨立時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認；戰爭一開始就不問青紅皂白地對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爾維亞人取得軍事優勢時又趕忙劃定“安全區”。而這些所謂的“安全區”，成了穆斯林武裝無憂無慮的的軍事據點：穆斯林軍隊從這里出發襲擊塞族軍隊，而當塞族軍隊反攻到“安全區”界限時，卻懾于國際社會的壓力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已經潰不成軍的敵人脫逃；然后，穆斯林軍隊在安全區內休整、補充，再對塞族軍隊發動新一輪的襲擊……被這種奇怪的游戲規則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里素質再好的人也會被整得神經錯亂。最終，無比憤怒的塞爾維亞人喪失了理智，不再承認這些“安全區”的地位，直接導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殺。這正中西方大國們的下懷，于是以“救世主”形象們出現的北約出動空軍對塞爾維亞人狂轟濫炸，實施所謂“正義的懲罰”，導致了塞族徹底的軍事失敗。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機剛剛發生的時候，希臘《論壇報》所評論的那樣：南斯拉夫危機的原因“應該從華盛頓、柏林、倫敦、巴黎和羅馬去尋找。”
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逐漸陷入水深火熱的大環境下，出現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這個被西方大國稱為“巴爾干屠夫”的人早已身陷囹圄，背負著劊子手的惡名。可我一直認為：盡管他的手上也沾有鮮血，但他同時也是民族分裂主義泛濫與大國強權壓迫的受害者。有人說他是獨裁者，可是，請不要忘記，米洛舍維奇時期，塞爾維亞已經是一個標準的民主國家：多黨制，三權分立，定期的民主選舉，集會、結社和輿論的自由。有人說米洛舍維奇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但是米洛舍維奇什么時候把自己的軍隊開到過國境線以外去顯示過他的“極端”和“民族主義”？有人把死于南斯拉夫內戰的二十萬人的血債全都歸結到他的身上，這簡直是無稽之談：難道首先武裝挑釁、打響了戰爭第一槍的分裂勢力——奉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為精神支柱的克羅地亞軍隊、波黑穆斯林武裝、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軍”，以及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圣戰者”們，就是一群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嗎？
一個原本各民族和平相處的國家，被一群狂熱、冒險的民族分裂分子肢解了。克羅地亞和波黑的分裂分子，他們不愿意生活在南斯拉夫，煽動著：“決不能再生活在一個被塞爾維亞人主宰的南斯拉夫”。但他們并沒有問問，那些塞爾維亞人是否愿意生活在克羅地亞人主宰的克拉伊納，以及被穆斯林主宰的波斯尼亞——特別是，當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當局把當年屠殺了600，000塞爾維亞人的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和穆斯林討伐隊當作民族英雄來懷念時，塞爾維亞人又一次成為了待宰的羔羊。而在科索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發生了無數起暴力事件，包括毀壞財產、使人喪失工作、騷擾、奸淫、打斗和屠殺。”而這一后果是，“塞爾維亞人宣稱他們所面臨的威脅具有種族滅絕的性質，這是他們再也無法忍受的……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分子應當對大量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暴力攻擊，以及對一些塞爾維亞人的財產破壞負責。” 〔11〕
這個時候，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崛起了，他含著眼淚對著那些被從自己家園里趕出來的、惶惑不安的塞爾維亞鄉親們起誓：“不，我決不允許自己的兄弟被人當成羔羊一樣宰割。”不是為了恢復那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南斯拉夫，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塞爾維亞兄弟，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中，或者在顯然很不友善的鄰國獲得自治的地位，以保證自己不會再像二戰時那樣被屠殺——這個要求過分么？米洛舍維奇并沒有對同樣獨立的馬其頓發動戰爭，因為人口構成主要是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馬其頓共和國只謀求自己的獨立，而不謀求從塞爾維亞掠奪什么。野心讓圖季曼、伊澤特貝戈維奇、切庫走向不惜一切代價分裂國家的道路，而恐懼和憤怒則催生了馬爾蒂奇、卡拉季奇、米洛舍維奇這樣的“戰犯” 〔12〕。仁慈的西方大國認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理所當然地擁有“民族自決權”，完全應當允許他們從南斯拉夫的版圖上分割出去；但同樣也是這些西方大國，卻對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居民說：你們沒有民族自決權，因為二次大戰后形成的邊界是不可更改的，你們完全應當留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版圖內。有了他們的撐腰打氣，克羅地亞當局組織了克羅地亞“全民公決”，決定從南斯拉夫聯邦脫離出去；同時，克羅地亞當局又派出軍隊，用刺刀阻止了克拉伊納塞族人的是否從克羅地亞獨立出去的全民公決〔9〕。克羅地亞對塞爾維亞居民蠻橫、武斷的態度勾起了塞爾維亞人的慘痛而恐懼的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多達60萬的塞爾維亞人被克羅地亞法西斯分子“烏斯塔沙”所殺害，其手段之殘忍，竟然引起了法西斯頭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震驚，而另一個法西斯國家意大利，甚至不得不做了一次“正義天使”，派出軍隊去保衛塞爾維亞人，以使之免遭“烏斯塔沙”的屠戮〔13〕。恐懼的塞爾維亞族人當然無法接受西方大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高深邏輯，以及它所引發的后果，因此在米洛舍維奇的支持下武裝起來討個公道。于是，西方大國說他們做錯了，有罪，所以他們就做錯了，有罪。
與南斯拉夫內戰相應的，是俄羅斯對車臣的戰爭。盡管南斯拉夫內戰死亡的人數不及車臣戰爭死亡人數的二分之一，盡管曾經在南斯拉夫上演的悲劇也曾在車臣上演，甚至，直到目前還在繼續上演。米洛舍維奇所遇到的那些難題，一樣在葉利欽和普京面前展現——怎樣區分恐怖分子與平民？如何既消滅恐怖分子又避免屠殺？誰也沒有長著一雙區分平民與恐怖分子的火眼金睛，即便是具有世界最強科技力量的美國，在進行反恐怖戰爭時也還是無法避免傷及無辜，更不用說一個小小的南斯拉夫了。對恐怖分子，鮑利斯·葉利欽咬牙切齒地詛咒道：“瘋狗必須被處死！”這不妨礙他悠閑地在意大利渡假和在克里姆林宮慶祝他的75歲生日；而符拉基米爾·普京則神色冷峻地指天發誓：“要把他們淹死在馬桶里！”這也不妨礙他成為八國會議上的貴賓；喬治·布什則擲地有聲地發出懸賞令：“活要見人，死要見尸！”這更不妨礙他在全世界宣揚維護民主與人權的偉大理想。他們，和米洛舍維奇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是海牙國際法庭卻離他們那么遠。這不由得使我產生了一些疑惑：難道，這個法庭不是為了追求正義的？難道，它只審判弱者，正義在強者面前無效？
對于南斯拉夫戰爭有些了解的人都應該記得一個人：克羅地亞前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盡管這個人是戰爭的首要挑起者，盡管他在南斯拉夫還未分裂時就首先命令自己的警察部隊襲擊聯邦駐軍，從而國家陷入內戰的火海；盡管他在聯邦人民軍撤出克羅地亞后繼續向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武裝提供武器，甚至直接派出軍隊，把戰火綿延到巴爾干的每個角落；盡管他親自策劃了對克拉伊納塞爾維亞人血腥的種族清洗，手上沾滿了塞爾維亞人的鮮血；盡管他的罪孽比米洛舍維奇更嚴重，因為他是這場大混戰實際上的罪魁禍首，但這不妨礙他成為西方國家的座上賓，在他訪問這些國家時，西方大國們為之鳴放禮炮。這是否應了斯大林曾說的那句話： “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
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并非這場殘酷戰爭的挑起者，他只是塞爾維亞民族利益不成功的捍衛者。并非米洛舍維奇造就了巴爾干可怕的形勢，而是巴爾干可怕的形勢造就了米洛舍維奇。作為一個小國的領袖，他不得不做出一個又一個妥協，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讓。熟悉南斯拉夫內戰進程的人應該知道，在1992年3月1日對波黑塞爾維亞平民婚禮大開殺戒，開了波黑地區“種族清洗”的第一槍的，正是波黑的穆斯林極端分子；不顧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的激烈反對，強行于 1992年3月3日宣布波黑獨立的，正是狂熱的穆斯林好戰分子伊澤特貝戈維奇，而不是米洛舍維奇。即使如此，塞爾維亞人也并沒有立即拿起武器戰斗，而是繼續與波黑當局討價還價，要求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1992年3月18日，三族代表就波黑前途達成了原則協議：①維護波黑領土完整，不破壞現有邊界；②按民族劃為3個自治區，實行民族平等、自治、政教分離；③成立三方工作小組，具體劃分三個民族自治區的范圍〔9〕。可以看出，這項協議達成時各方依舊是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理性的，如果這一協議得以履行的話，波黑戰爭應當可以避免，那20萬人的生命應當可以挽救，那些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的慘劇應當不會發生。但就在這個緊要關頭，西方大國開始干預了：1992年4月6日，歐共體突然宣布承認波黑的獨立。西方大國在背后的撐腰打氣使得伊澤特貝戈維奇態度驟然強硬起來，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地撕毀三族代表已經達成的框架協議，堅持波黑作為一個單一制的國家，而不是聯邦制國家存在。作為回應，4月7日，波黑塞族議會宣布成立 “波黑塞爾維亞共和國”。從此武裝對抗急劇增多，一場以“種族清洗”為目標的殘酷戰爭已箭在弦上〔9〕。對此，意大利社會黨主席普雷迪在1992年4月 12日評論道：歐共體應當對克羅地亞和波黑內戰“承擔嚴重的道義和政治責任” 〔14〕。
伊澤特貝戈維奇自恃有西方大國的縱容，開始了越發肆無忌憚的主動挑釁，致使戰事一步步升級：1992年4月8日，他下令全國進入緊急狀態；12日，他命令波黑穆斯林武裝為向南斯拉夫人民軍軍營發動進攻做好準備；29日，穆斯林武裝包圍人民軍兵營，封鎖其調動通道，殺害了數名人民軍戰士并扣押了人民軍第二軍區司令。此舉使得形勢驟然緊張，戰火劇增〔9〕。5月2日，南人民軍駐波黑部隊扣押了伊澤特貝戈維奇作為人質，以交換被穆斯林武裝扣押的第二軍區司令；同日，穆斯林武裝和作為其盟友的克羅地亞武裝之間，為搶奪人民軍的武器裝備和軍事設施而大打出手。在伊澤特貝戈維奇的再三挑釁和西方大國的縱容慫恿下，波斯尼亞局勢由緊張對峙終于演變成一場民族大混戰。
1992年5月下旬，在波黑戰爭剛剛打響的時候，時任塞爾維亞總統的米洛舍維奇致函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要求兩大國在波黑成立俄美聯合軍事指揮部，把波斯尼亞所有的武裝力量都置于這個指揮部的監督之下，并表明他代表塞爾維亞愿意為實現和平和促進合作發揮影響。這個倡議得到了波黑塞族的積極響應〔15〕。但是，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大國對這個建議感興趣。5月30日，西方大國操縱聯合國通過第757號決議，對南斯拉夫進行全面制裁。西方大國又一次表明了他們的帝國主義傾向：它們對和平不感興趣，只對制裁南斯拉夫感興趣；或者說，它們不許當事人自己提出實現和平的計劃，只許當事人按照它們的意志去實現和平。而作為塞爾維亞人傳統盟友的俄羅斯，當時正充滿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浪漫幻想，希望通過充當西方的跟屁蟲、犧牲塞爾維亞的利益獲得西方極樂世界的入場券。當然，俄國人的打算落空了——極樂世界的大門不是那么好進的，西方大國提出的要求也并不復雜，就是要求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徹底消失，自動分解成類似盧森堡那樣的一堆沒有任何自衛能力的小國，這樣才有可能在極樂世界里分得一席之地；當然，也不排除即使這么做了依舊進不了極樂世界的可能。俄國人丟掉了無數利益和尊嚴之后才懊悔地發現：自己當初一廂情愿式的幻想是多么愚蠢。于是世界上又出現了一個明里暗里與西方國家唱反調的大國，它向薩達姆提供情報，向伊朗輸出導彈技術，向平壤提供支援——并非莫斯科喜歡這些聲名狼籍的政權，而是希望通過對這些“邪惡軸心”國家的支持，以報復西方對俄羅斯的愚弄和欺騙。“冷和平”又代替了“冷戰”，西方大國正在為自己的自私和霸道付出代價，將來也許還會付出更多。
應當說，國際社會中仍有一些真心關切人道主義災難、謀求公平地解決波黑各方沖突、實現和平的人。1993年8月20日，聯合國前南問題國際會議兩主席歐文和斯托爾滕貝格提出了一攬子解決波黑沖突的“歐文—斯托爾滕貝格和平計劃”，受到了塞族、克族的積極響應，他們均表示接受協議并準備簽字。盡管這個計劃要求塞爾維亞人把占據的地盤從占波黑領土的70％減少到51％（與戰前塞爾維亞人聚居區總面積相等），但塞爾維亞人仍舊表示愿意“以土地換和平”。然而，穆斯林以發布總動員令、命令全部預備役軍人向有關部門報到作為對該和平計劃的回應〔16〕。對此，西方大國并沒有給穆斯林方面以任何懲罰和壓制，反而借口馬爾卡萊露天市場慘案〔17〕給塞族人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們立即交出薩拉熱窩附近塞族陣地上所有的重武器；2月28日，也就是3個星期之后，兩架美國 F－16戰斗機又在波黑塞族控制區巴尼亞盧卡上空擊落了塞族的4架戰斗機；4月10日則出動F16戰斗機直接空襲了塞族軍隊的炮兵陣地和裝甲目標——這就是西方大國式的公平。
成功地在世界輿論面前把穆斯林打扮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形象的伊澤特貝戈維奇，卻一次又一次出爾反爾，一次又一次拒絕和平機會，不愿意簽署和平協議，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他一直頑固拒絕以聯邦或者邦聯形式建設波黑國家，試圖以單一的中央集權制取而代之，為此寧可讓種族屠殺繼續下去。伊澤特貝戈維奇之所以堅持以單一制取代聯邦制，原因在于穆斯林的出生率優勢：1971年，波黑的塞爾維亞族人占人口的41％，穆斯林占34％，塞爾維亞人是主體民族；到了1991年，情況剛好顛倒，塞爾維亞人只占了31％，穆斯林占了44％，穆斯林反客為主；而到了戰爭結束的1996年，穆斯林已占到總人口的 49％了〔51〕。這樣，永不了多久，一個實行單一制的波黑，將完全成為穆斯林占絕對優勢的國家。聯邦制國家與單一制國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權力是由聯邦政府和各主體之間分享，還是完全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單一制國家里，一切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這樣穆斯林完全可以靠人口的簡單多數實現對政權的絕對壟斷。考慮到伊澤特貝戈維奇“伊斯蘭教與各非伊斯蘭教制度之間的不相容性”的一貫叫嚷，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這種單一制國家里非穆斯林民族會處于何種地位。波黑的塞爾維亞人當然看出了他的野心，就以武力為后盾給他兩個選擇：要么實行聯邦制分權，要么你自己玩你自己的單一制，我們回歸母國。代頓和平協議雖然使得穆斯林成為最大的贏家，但仍舊沒有完全實現伊澤特貝戈維奇的迷夢。直到2003年死去，他都念念不忘“必須解放波黑的全部領土” 〔18〕。在他眼里，把波黑塞族聚居區抓在自己手中，才算是塞族人也獲得了“解放”。盡管1996年代頓和平協議簽署后，八分之七的薩拉熱窩塞族人挖走了自己祖先的尸骨、燒掉了自己的房子，離開了即將被移交給穆克聯邦的薩拉熱窩，證明了他們多么歡迎這種“解放”，但這并不妨礙伊澤特貝戈維奇把他的“解放塞族人聚居區”的偉大夢想帶進棺材。伊澤特貝戈維奇死后，波黑穆斯林的新領導人蘇萊曼·蒂希奇繼承了他的衣缽，借口代頓協議“不利于政府機構運轉”，又提出要修改這個協議〔52〕。
1992年5月30日，西方大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757號決議，借口南斯拉夫人民軍干預波黑內戰，對剛成立僅僅33天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實施了全面制裁。僅僅三天之后，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就向安理會提交了一份報告，證明南斯拉夫人民軍確實都已撤出波黑，而波黑塞族武裝并不是聽命于米洛舍維奇。對此，法國駐聯合國大使說，要是三天前投票時看到這個報告就好了，但是“現在決議已經通過，制裁的結果已經不能改變。”〔9〕不奇怪嗎？既然制裁的理由都不成立，那么制裁的決議怎么就“不能改變”呢？就這樣，制裁一直沒有取消，導致南斯拉夫經濟幾乎崩潰：社會總產值下降一倍多；通貨膨脹高達令人昏眩的12位數——2816125293792％，創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三十多年，物價上漲幾十億倍，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老人因缺醫少藥過早死去，兒童因營養不良發育遲緩〔14〕……不僅如此，1992年9月19日，在伊斯蘭國家的首先提議和西方大國的積極響應下，聯合國安理會以 12票贊成，3票棄權，通過了中止南斯拉夫在聯合國席位的決議。這是聯合國這個國際性組織成立以來絕無僅有的先例——甚至，在紅色高棉瘋狂地屠戮200萬柬埔寨平民的時候，他們的代表都還安安穩穩地坐在聯合國席位上為自己辯護。這樣，作為聯合國發起國之一的南斯拉夫，被剝奪了在世界舞臺上發言的權利。而南聯盟被趕出聯合國這個“危險的先例”引起了連鎖反應，導致南斯拉夫被逐出其他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南聯盟參加1992年秋季會議，國際原子能機構也決定南聯盟不能自動繼承前南斯拉夫在該組織中的席位；甚至，連參加國際體育比賽的資格也被剝奪了。其結果是，南聯盟更加孤立，經濟危機更加嚴峻〔41〕。這是什么道理：米洛舍維奇一開始就有罪，但他的罪行不在于那時還沒有發生的種族屠殺，而在于他不識時務。在西方政客為共產主義在歐洲消失喝彩，在他們歡慶“歷史終結”的時候，米洛舍維奇竟然不識時務地宣布自己是“最后一個布爾什維克”。因此，他注定要從政治舞臺上消失，要被緝拿歸案，要被法庭審判，要承擔可怕的罪名，哪怕他是塞爾維亞人選舉出來的合法總統。
還在1992年，當南斯拉夫內戰剛剛拉開序幕、全世界都還是霧里看花時，素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就對記者叫囂：“馬上出動空軍轟炸貝爾格萊德，消滅歐洲最后一個布爾什維克堡壘！”〔47〕“鐵娘子”當時已經下臺了，她已經不必跟臺上的西方政客們那樣閃爍其辭、裝出一副公允的樣子，她說出了西方大國對南斯拉夫干涉的實質：不是因為當時還有沒有發生的種族清洗罪行，而是因為塞爾維亞人民，竟敢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一個表明堅信社會主義理想的米洛舍維奇。而既然塞爾維亞人選出了西方不喜歡的米洛舍維奇，那么全體塞爾維亞人就要遭受集體懲罰。和這個不甘寂寞的老女人相比，臺上的大國政客們則表現得很含蓄：他們發表一個又一個聲明，既譴責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也譴責塞爾維亞人對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的暴行。當然，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的罪行口頭譴責一下就可以了，但塞爾維亞人的罪行是不能饒恕的，一定要用武力來懲罰；每當戰事升級，北約的飛機都會像和平天使一樣飛臨戰區上空對交戰雙方予以警告，不過，“和平天使”在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的陣地上總是一掠而過，炸彈卻實實在在地落到塞爾維亞人的陣地上。為什么會是這種奇怪的標準，只有上帝知道。在譴責雙方暴行的同時，他們允許向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提供各種物資和金錢，包括武器，卻對塞爾維亞實行最嚴厲的禁運；他們制造出一個又一個名為難民庇護所、實為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軍事據點的“安全區”來，一次次地愚弄塞爾維亞人，為的就是讓他們發怒，讓他們在憤怒中失去理智、大開殺戒，為大國們 “公正的人道主義干涉”提供理由。在科索沃，大國政客們短時間內就將原來他們自己認定的劣跡斑斑的恐怖分子、販毒集團、賣淫集團 “科索沃解放軍”搖身一變成為“自由斗士”，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讓人不禁由衷感嘆這個世界變化實在是太快。
在世界主流輿論當中，米洛舍維奇一直被當作“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來看待，似乎這種“極端”和“大塞爾維亞主義”導致了戰爭。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簡單。生活在南聯盟（塞—黑）境內有大大小小26個民族，除了阿爾巴尼亞族以外，其余24個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塞爾維亞族相處得不但不緊張，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國際法承認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少數民族維護、發展和表達自己種族的、文化的、語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權利，以及使用少數民族標志的權利，塞爾維亞的憲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認和保障。”〔9〕在南聯盟境內少數民族數量最多、族際關系最為錯綜復雜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來局勢風平浪靜，該省37所普通中學中，有32所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32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中，100％使用各種少數民族語言教學。該省的報紙及刊物中，匈牙利語有48種，斯洛伐克語有17種，多民族語言的多達221種。少數民族政黨與政治團體與塞爾維亞人平等地參與全國選舉并取得議會席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聯盟政府對境內的吉普賽人（塞爾維亞人稱之為羅姆人）給予了特殊的保護與幫助：由于吉普賽人喜歡四處流浪的民族特性，這個民族居住條件很差，沒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會中處于被歧視和忽略的“邊緣人”地位。從1995年起，塞爾維亞官方在經濟狀況非常窘迫的狀況下，拿出資金為吉普賽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條件，并且幫助吉普賽人創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賽文對青少年進行正規教育，幫助他們成立社團參與社會生活等等〔9〕。這些事實表明，無論是南斯拉夫政府還是米洛舍維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他們對少數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視的。但是，為什么塞爾維亞人偏偏與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的穆斯林難以和平共處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戰爭并不是簡單的民族沖突。所謂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大克羅地亞主義，大阿爾巴尼亞主義，不過是臺上的角色演員，真正站在幕后導演這一切的，是文明的沖突。二十世紀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沖突在穆斯林世界與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頓所稱的“文明斷層線”）異乎尋常地猛烈地爆發出來：從波斯尼亞、科索沃向東延續到車臣、達吉斯坦（俄羅斯）、納卡地區（阿塞拜疆）、阿布哈茲（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區（中國），向南則延伸到南亞次大陸、北大年（泰國）、棉蘭老島（菲律賓）、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亞、達富爾（蘇丹）、尼日利亞——這些新爆發的熱點與老熱點—— 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48〕、乍得、東帝汶……幾萬公里穆斯林文明與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帶，都綿延著戰火。假如把戰爭的罪責推卸到米洛舍維奇身上，那么又該怎樣解釋這一系列沖突呢？
穆斯林世界變得越來越激進和躁動，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亨廷頓早在13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與其他文明之間存在著一條“血腥邊界” 〔11〕，但實際上穆斯林激進分子的戰線不止上述“斷層線”這么一條：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內部，沖突依舊劇烈。激進分子試圖顛覆世俗政權，建立類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毀）和蘇丹那樣的原教旨主義神權政體，為此，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國家內頻頻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還有一條戰線，則在其他文明內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區，這里是暴力和恐怖襲擊的新戰場。不僅是巴黎、倫敦、莫斯科、紐約和柏林，甚至中國內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區，都為頻頻發生的暴力和犯罪行為深感頭痛。即便是一向以與世無爭、懶散寬容和無憂無慮聞名于世的澳大利亞，當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斷騷擾而與之發生了嚴重的暴力沖突〔49〕。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國家里穆斯林社區內充滿了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因貧困和無聊滋生出的絕望、憤懣和仇恨的情緒彌漫于這些人之中，為暴力和恐怖主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后備軍。對此，亨廷頓指出： “凡是有穆斯林參與的沖突，很難通過和平途徑解決。”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調而平和的，實現現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識之士的夢想，凱末爾、納賽爾就是他們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國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動蕩，自然條件惡劣，頑固的舊傳統、封閉心態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產油區，卻恰恰位于原教旨主義勢力最頑固、社會形態最落后的海灣地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之后，海灣的穆斯林國家沒有經過任何艱苦奮斗就突然闊了，形勢就不同了，須知石油國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這種情況下還去搞什么現代化，還用模仿別人？有錢腰桿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財大氣粗的穆斯林國家，沒有把大自然慷慨贈與的寶貴財富太多地花在興建本國工業基礎，以及改善國計民生上。在突如其來的財富面前，他們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發戶一樣不知所措，對這筆錢要么用于無理性的揮霍享受，要么用于無理性的勢力擴張。而那些生活在貧窮國家的穆斯林，也因為有了“富親戚”而孳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盡管這些身價動輒幾十億美元“富親戚”一年用于捐贈的錢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揮霍所用，施舍給一萬個貧窮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給一個巴黎高級妓女的嫖資多。這樣，一方面是海灣國家石油大亨們如同神仙一樣的揮金如土，一方面是馬格里布與中亞細亞穆斯林近乎絕望的貧窮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滾滾而來的石油財富為后盾向其他國家輸出原教旨主義；絕對的貧困，則源源不斷地為原教旨主義提供了人肉炸彈。穆斯林世界里的剝削階級，用宗教這一麻醉人民的鴉片，打著“慈善”的旗號，欺騙窮人為實現自己“讓所有人成為安拉的奴仆”的瘋狂野心當炮灰。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戰爭中，就有超過6000名以上的、來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圣戰者”；其中，僅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就多達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軍”則由伊朗提供資金、訓練和組織干部班子，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專家們則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軍訓練營里講授恐怖襲擊、游擊戰等課程〔18〕。波斯尼亞的穆斯林總統伊澤特貝戈維奇本身，就是一名激進的教權主義者，他“提拔任用軍事將領、給予獎賞的標尺，并非是否善于用兵打仗，而是是否虔誠地信仰真主” 〔18〕。研究波斯尼亞戰爭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擁有人口、軍隊數量優勢，以及擁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巨額資金和身經百戰的“圣戰者”支持的穆斯林軍隊，如果離開了西方大國的武力干涉，在軍事上就總是一敗涂地，這恐怕與這位教權主義者獨特的用人方式有關。
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非常狡猾地把一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圣戰”打扮成“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的模樣，盡管早有人看出“他夸大波黑和全世界穆斯林品質的做法最明顯地暴露了他一貫標榜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46〕。伊澤特貝戈維奇早年就因鼓吹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被判刑，他在其主要著作《伊斯蘭宣言》中直言不諱地說：“伊斯蘭教與各非伊斯蘭教制度之間的不相容性。在伊斯蘭宗教與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制度之間，既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共存。” “當伊斯蘭運動足夠強大時，它必須奪取政權并創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而這個新國家的教育及宣傳大權，“應當掌握在具有無可爭議的伊斯蘭道德權威和知識權威的手中”〔11〕 ——面對這么一個斬釘截鐵地公然宣稱與其他一切非伊斯蘭宗教和制度“不會有和平、不會有共存”，還打算通過控制教育與宣傳，把其他民族改造成“服從真主的人”的狂人，波斯尼亞塞族怎么可能不感到恐懼呢？又怎么可能不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傳統、文化、家園、信仰以及生命呢？還是這個伊澤特貝戈維奇，早在波黑戰爭爆發初期，就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戰者”趕來參加這場“圣戰”，甚至揚言如果西方國家不支持他，他就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打一場針對西方國家的“圣戰”，而且，他還曾聲稱，要建立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伊斯蘭帝國”。這些“圣戰者”們最大的癖好，就是割下塞爾維亞人的首級以炫耀戰功〔18〕。現在，他們把這項優良傳統帶到車臣、伊拉克、印度尼西亞……〔19〕。能夠想像，這些與襲擊世貿大樓的恐怖分子一樣殘忍的穆斯林激進分子，會對塞族做出什么樣的暴行？奇怪的是，西方大國對此緘默不語，莫非這些“圣戰者”來到波黑時是天使，一來到美國就變成了魔鬼？
在1998年以前，盡管科索沃局勢緊張，但南斯拉夫當局一直保持著克制，而對手“科索沃解放軍”羽翼尚未豐滿，因而戰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間展開，那里的形勢總體是平靜的，因而一直無人關注。但是，到了1998年，情況發生了變化：“科索沃解放軍”經過幾年的厲兵秣馬，已經打算一顯身手了。 1998年2～3月，阿爾巴尼亞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幾個武裝犯罪團伙挑起了事端，幾天以后，相鄰的科索沃地區就發生了騷亂——“科索沃解放軍”開始襲擊南斯拉夫駐科索沃的部隊〔13〕。如果說，過去的7年里該地區一共發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話，那么到1998年形勢急劇惡化，從1月1日到9月28 日10個月的時間里，“科索沃解放軍”的恐怖主義襲擊就達到1273起，其中完全針對平民的有569起，針對治安部隊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強占了科索沃 40％的地盤〔9〕。盡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沖突剛剛升級的時候就提出根據聯合國憲章、赫爾辛基最終文件和歐安組織巴黎憲章有關人權、公民權和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通過對話，政治解決爭端〔23〕，但急劇增多的恐怖襲擊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軍”對政治手段和對話解決沖突不感興趣。到了1999 年，局勢更加惡化，僅靠警察力量已經完全無法對付通過販毒、走私和拐賣人口，以及來自穆斯林國家（尤其是阿爾巴尼亞）資助的、裝備越來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軍，南斯拉夫當局這才不得不派出正規軍和特種部隊到科索沃作戰。科索沃沖突的實質，并非南斯拉夫當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別國的領土，而是一群“大阿爾巴尼亞主義者”試圖把科索沃從南斯拉夫割裂出來，并入一個“大阿爾巴尼亞”。這個“大阿爾巴尼亞”不僅包括了科索沃，而且馬其頓和希臘的阿爾巴尼亞聚居區也在擴張的名單上。面對這種威脅，以及對“科索沃解放軍”拒絕政治解決，米洛舍維奇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派出正規軍和特種部隊攜帶重武器進入科索沃與“科索沃解放軍”交戰。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軍隊已經收復了被“科索沃解放軍”竊據的90％的科索沃土地，而“科索沃解放軍”早已被打得抱頭鼠竄、潰不成軍。當然，這樣的戰爭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傷亡和難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國的又一次干涉。不過，作為南斯拉夫聯盟的總統，假如他對每天平均4.2起恐怖襲擊和科索沃40％領土被犯罪集團控制而無動于衷，那么他不是瀆職又是什么呢？
米洛舍維奇背負著“屠夫”的惡名，我承認他的手上染有鮮血。但是，許多咒罵他是“屠夫”的人，似乎并不清楚他做了什么。他們不是根據證據來對他進行宣判，而是跟著傳播于西方媒體和政客口中的謠言，把一些與他并不相干的罪責推到他的頭上，而這些所謂的“罪行”，往往經不起起碼的推敲，這大概也是海牙法庭至今無法對其定罪的原因。我曾看到一些文章，列舉米洛舍維奇的“罪狀”時往往說他“屠殺了20萬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首先，米洛舍維奇并非波黑塞族的領袖，他與波黑塞族領導人的關系，是一種同盟關系，而不是主仆關系；毫無疑問，他對波黑塞族具有影響力，但不具有發號施令的本事；能夠提供塞族所急需的物資是米洛舍維奇發揮對波黑塞族影響力的關鍵。1996年，波黑塞族還并不打算休戰時，正是米洛舍維奇以切斷對波黑塞族的物資供應為威脅，迫使波黑塞族領導人簽署了代頓和平協議。為此，他甚至被波黑塞族詛咒為“叛徒”和“猶大”。其次，整個波黑戰爭就是一場各民族之間的混戰，不僅是塞爾維亞人殺害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克羅地亞人也殺害塞爾維亞人、黑山人，甚至殺害他們的盟友穆斯林；而穆斯林除了殺害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和克羅地亞人之外，還自相殘殺——以菲克雷特·阿布迪奇為首的西波斯尼亞穆斯林不愿意脫離南斯拉夫，與薩拉熱窩的穆斯林政府軍之間互相攻殺〔24〕。把死于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的屠刀下的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的責任歸咎于米洛舍維奇顯然是荒謬絕倫的：難道穆斯林和克族武裝手里拿的不是殺人武器，而是文明棍？難道從阿富汗、伊朗、沙特等地跑到波黑和科索沃的“圣戰者”不是去殺人，而是傳播人道主義？當然，對這場混亂的殺戮必須有人負責，但不應歸咎于米洛舍維奇，甚至也不首先應該歸咎于波黑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而應當歸咎于那些挑起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激進分子，也就是說，應該歸咎于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和他的原教旨主義同伙，以及那些散布在世界各處屠殺平民的伊斯蘭“圣戰者”。還比如，很多人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當作米洛舍維奇的主要罪行之一，卻忽視了早在2002年4月10日，海牙國際法庭就已認定米洛舍維奇與斯雷布雷尼察慘案無關〔25〕，其主要責任人是波黑塞爾維亞軍隊領導人姆拉迪奇〔26〕；有些人則聰明一些，說米洛舍維奇為波黑塞族提供了武器和資金，因此對波黑戰爭負有“道義責任”，那么按照這個邏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國家的領導人都應被緝拿歸案，因為他們向波斯尼亞穆斯林提供了更多支援。
指責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穆斯林進行“屠殺”和“種族清洗”同樣難以讓人信服。1999年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空襲前后，西方媒體曾大肆渲染南聯盟軍隊對科索沃進行了屠殺，被屠殺的數字從10萬人到50萬人不等。但北約占領科索沃之后，聯合國戰爭法庭的專家進入科索沃尋找“萬人坑”的證據，卻一共只找到了2000多具尸體，其中不但包括阿爾巴尼亞人，還包括了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約轟炸的平民。不僅如此，有關科索沃存在著恐怖集中營、塞族軍隊進行“系統強奸”，以及米洛舍維奇制訂了清洗所有阿爾巴尼亞人的“馬蹄行動”的報導，事后證明均屬捏造〔27〕。當然，也有很多西方記者對媒體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態的行為表示反對，但他們的聲音卻很少為人重視〔28〕。最終，還是海牙法庭在對米洛舍維奇的指控書中說了實話：“在米洛舍維奇的慫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軍隊）槍殺了數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55〕這個數字與在科索沃境內找到的尸體數目是吻合的〔56〕。就這樣，在西方大國政客們的紅唇白齒之間，米洛舍維奇“種族屠殺”遇害者的數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斷變化著，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從高聳入云的珠穆朗瑪峰變成一塊毫不起眼的鵝卵石。考慮到在北約轟炸迫使南斯拉夫軍隊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軍隊與“科索沃解放軍”之間的交戰已經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即從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卻僅有幾百名阿族平民遇難，平均每天只有一個——如果這都能被算作“種族屠殺”或者“種族滅絕”的話，那正在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又該算是什么呢？當然，哪怕是一個無辜平民的死傷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戰爭能夠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間接傷害”，實現平民的“零傷亡”呢？盡管美軍具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精確打擊能力，也盡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從美國進攻伊拉克以來仍舊造成了3.9萬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這還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數字〔58〕。我不排除個別南斯拉夫軍人、甚至個別小分隊存在著濫殺無辜的現象（遺憾的是這種暴行在迄今為止任何戰爭中都難以避免），但這并不能證明米洛舍維奇下達了“種族屠殺”的命令，而恰恰證明了米洛舍維奇反對進行種族滅絕，否則死亡的人數根本不會是區區幾百人。須知，盧旺達種族屠殺只進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萬人被屠殺，而科索沃的戰斗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南斯拉夫軍隊的裝備比盧旺達胡圖族極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進得多。與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國為了制止米洛舍維奇致使幾百名平民死亡的“種族屠殺”而對南斯拉夫的狂轟濫炸，僅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兒童〔57〕。
米洛舍維奇在處理科索沃問題上并非沒有過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這一舉動無疑激化了本已十分嚴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奪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這個舉動并非米洛舍維奇奉行“極端民族主義”、主動迫害阿爾巴尼亞人的表現，而是對阿爾巴尼亞人迫害塞爾維亞人行為的、被動的過激反應〔29〕。雖理無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種原因，伊斯蘭教徒總是難以與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處，不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俄國，澳大利亞，甚至在中國，靠近穆斯林聚居區的其他民族的居民總是抱怨受到騷擾和排擠。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軍”成立以后，阿爾巴尼亞人對科索沃境內的塞爾維亞、黑山、吉普賽等民族已經不是騷擾和迫害，而是具有種族清洗性質的屠殺〔30〕。等科索沃戰爭后，原來居住在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內靠塞爾維亞邊境的北部地區，而且繼續受到騷擾，其中2004年3月發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沖突中，就導致4000多名塞爾維亞人逃離家園，22 座教堂被燒，許多房屋、醫院和學校被毀。
西方大國出于在南斯拉夫內戰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選擇性失明”的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戰”的思維慣性、帝國主義陰魂、大國勢力范圍劃分、討好石油國家、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傳統對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殺所震驚、制止人道主義災難等因素。因此，不能簡單地界定西方大國對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義”的或者是“非正義”的，更不能拿著所謂“主權”做保護傘對屠殺行為予以縱容。而只能說，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誤判，基于此西方對南斯拉夫發動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31〕。這場戰爭的惡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亞變成了“巴爾干的伊朗”（亨廷頓語）〔32〕，而且也讓西方大國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發生了。
眾所周知，《聯合國憲章》確認了民族自決是一項國際法原則，并把它同基本人權聯系起來。1952年聯大通過的《關于人民和民族自決權的決議》，首次將自決權作為一項人權保護的內容加以規定；1960年，聯合國通過了《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的宣言》，要求“迅速和無條件地結束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及其一切表現”〔33〕；1970年頒布的《關于各國依照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則規定“一個民族自由決定建立自主獨立國家，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屬該民族實施自決權之方式” 〔34〕。但是，民族自決權的實現并非沒有前提，《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和《關于各國依照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為防止“民族自決權”被濫用而作了專條規定。前者規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 〔33〕。后者規定：“民族自決權”原則，“不得解釋為授權或鼓勵采取任何行動，局部或全部破壞或損害在行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及自決權原則并因之具有代表領土內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之全體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獨立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 〔34〕。前南斯拉夫作為一個自主獨立的多民族國家，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其建立和存續是基于一種認同感而非民族壓迫和侵占殖民地基礎上，因此它的存續應當是得到尊重和承認的，而不能簡單地以“民族自決權”否認它存在的合理性，更不能像某些無知無畏的人說的那樣，認為它是一個“怪胎”。
認同感是一種意識，越多的認同感導致越多的和平。但不幸的是，意識往往是可以改變的。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認同感建立起來非常艱難，而喪失卻非常容易。二次大戰中，前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下并肩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同時，各民族多數成員也被二次大戰中各民族仇殺所造成的慘劇所震撼，進而產生了同屬于“南部斯拉夫人”的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是南斯拉夫聯邦國家得以存續數十年的根本原因。當時，甚至有很多人不愿再承認自己屬于任何一個原住民族，而只承認自己屬于“南斯拉夫族”。正如一些分析家們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人所建立的統一的、聯邦制的、穩定繁榮的、不結盟的和在世界上享有廣泛聲譽的南斯拉夫在1989年以前是巴爾干穩定的主要因素。今天，人們可以閉口不談、嘲笑、隨意評論和粗暴貶低這一事實，但這畢竟是個不能忽略的事實。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社會革命最終導致建立穩定的聯邦的南斯拉夫。能夠凝聚多民族的南斯拉夫國家的唯一富有成效的思想不是民族精英們的信念，而是奮起同法西斯主義進行斗爭的各族人民的信念，不是憑空虛構的‘大塞爾維亞思想’和‘大克羅地亞思想’，而是為了保存自己和自己文化的渴求。” 〔13〕
但是，南斯拉夫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國家，其本身在聯合的時候就潛伏著分裂的危機。當二戰的慘痛記憶被逐漸忘記，當民族友誼隨著因地區利益產生的齟齬和摩擦而消退時，民族認同感也會隨之減弱甚至完全消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經濟發展水平與其他共和國差距拉大，這兩個國家先是與聯邦產生了利益沖突，隨后產生了認同感危機。而波斯尼亞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認同感危機則產生于斯、克兩國的“示范效應”，以及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變了民族構成比例，隨之而來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傳播。穆斯林人口的過快增長必然導致激進主義、極端主義的廣泛傳播，其遵循的模式是：人口激增—→經濟發展成果被吞噬—→失業、半失業人口增多—→犯罪猖獗—→暴力事件增多—→民族關系緊張—→認同感喪失—→穆斯林變得更加激進和排外—→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傳播—→非穆斯林居民精英首先離開—→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失業、半失業人口進一步增多……—→其他民族被排擠成少數—→民族分裂主義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內戰極有可能發生，因為被排擠而走的非穆斯林居民在心理上并不放棄原住地，而是懷著一種仇恨、渴望報復的心情看待原住地所發生的一切。而已經取得了人口優勢和主導權，并被原教旨主義控制的穆斯林居民，則不會放棄已經到手的成果，在這種各民族均認為某個地盤屬于自己，卻彼此仇視的情況下，再鼓吹所謂“民族自決權”，慫恿某個民族單方面宣布獨立，無疑就是往干柴里加烈火，發生戰爭、仇恨、清洗、屠殺就很難避免了。
亨廷頓指出，在各民族均有心理認同感的地區，民族沖突一定會充滿血腥，且曠日持久。他所列舉的例子，就包括波斯尼亞和科索沃〔11〕。因此，我們談論民族自決權問題時，必須充分考慮到歷史及現狀，要以人道主義為最高原則，而不是以民族自決權為最高原則。須知，實現民族自決權是附帶條件的，但人道主義的遵守應當是無條件的。本人并非那種“國家至上”觀念的宣揚者，恰恰相反，我認為在聯合國《關于各國依照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中規定的“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政或外交事務”的原則，為一些獨裁政權施行暴政提供了某種保護，因而需要修改并附加一定條件；同時，本人認為，那種拒不實現人民自決權的非民主政權，不應享受主權待遇，因為根據主權在民原則，主權應屬于擁有自決權利的全體人民，而不是某個獨裁者。但本人同時認為，什么都不及人道主義原則重要，當某項原則與人道主義準則發生沖突時，應當無條件遵循人道主義準則。當民族自決權的實現有可能導致人道主義災難時，就必須堅決反對之。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伍得渥德(Susan Woodward)則認為，通過全民投票公決以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民族自決方式，在一個多民族交叉居住國家內，必然邏輯上導致種族清洗。這是因為，只有把 “不可靠的人口”強迫轉移出去，才能確保全民投票公決投出“獨立”的結果〔35〕。前南斯拉夫地區數十個民族幾個世紀以來相互混居，又受不同宗教和意識形態影響，導致其民族關系錯綜復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片面地宣揚民族自決權觀念，就是把各民族往“種族清洗”的火坑里推。以波斯尼亞為例：在1991年戰爭爆發前，在這個只有5.1萬平方公里的小國里，三大民族分別聚居在5個穆斯林聚居區、6個塞爾維亞聚居區、4個克羅地亞聚居區，各個聚居區又被7個民族混居區阻隔，大聚居區、混居區內又套著小聚居村鎮、混居村鎮……各區互不相連，界限犬牙交錯，而每個“聚居區”只意味著該民族人口超過50％而不是清一色該民族居民；而混居區則意味著每一個民族都不具備優勢。戰爭爆發后，各方都拼命地爭奪混居區，以把本族聚居區連成一體，“純潔”本民族聚居區人口，出現“種族清洗”就不足為怪了。經過三年的殘酷戰爭，各民族控制區已經基本實現了“種族純潔”。雖然這個國家目前暫時處于和平狀態，但各民族之間積累下的仇恨卻是很難消弭的——雖同處在一個名義上的統一國家，但各個民族之間幾乎從不往來、貌合神離：穆斯林仍舊做著“單一制國家”的迷夢，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則分別視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為各自的祖國。
分裂主義者的冒險，使得波斯尼亞各族人民從和平共處走向血腥戰爭；而西方大國的干涉，又使這里從血腥戰爭走向“表面和平”。但是，這種建立在不公正基礎上的和平能夠維持多久？民族仇恨能夠因此而消弭嗎？塞爾維亞人是這場混戰最大的輸家——在克羅地亞境內，幾乎全部塞族人都因“種族清洗”而失去了家園；在科索沃，塞族人同樣被“清洗”到了北部靠塞爾維亞的一角而且繼續被騷擾和排擠，被徹底清洗出去只是個時間問題；在波黑，塞族的斯普斯卡共和國只獲得了 49％的“實際控制區”（戰前塞族聚居區面積占波黑領土面積51％），而且塞族控制區被分成東西兩部分，中間僅靠一個僅為幾公里寬的狹長走廊連接，一旦再度爆發戰爭，塞族人非常容易被分割成互不連接的兩個部分。尤其是，塞族人控制區是波黑境內最落后、自然條件最差的農牧業區，幾乎所有富饒的地區和大工業城市都落到穆克聯邦手里，包括首都薩拉熱窩。戰前，薩拉熱窩塞族人口占城市的四分之一，整個城市中多種族混合的家庭比例高達50％。而1996年代頓和平協議簽署之后，穆斯林歡天喜地，從四面八方回到薩拉熱窩，但原來祖祖輩輩居住在薩拉熱窩的塞族人則背井離鄉。因為仇恨，他們不僅舉家遷走，而且把親人的棺材都挖出來帶走。在薩拉熱窩市移交給穆克聯邦的前一天（1996年3月18日），整個城市火光沖天，那是即將離去的塞族人焚燒自己的住房，其規模之大，導致消防隊員根本來不及救火。塞族人說，我們要走了，但留給穆斯林的將是一座死城——這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仇恨！誰能保證，這種血海深仇不會為下一次大屠殺埋下種子？原本有8萬塞族人的薩拉熱窩，現在只剩下1萬塞爾維亞人〔38〕。而且，即使是這1萬塞爾維亞人，也生活在種族隔離狀態下：孩子們在不同的學校上學，生活在不同的社區，接受各自種族的警察保護〔39〕。至今，薩拉熱窩城北和城西分別有一個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人的長途汽車站，讓人不禁想起過去奉行種族隔離主義的南非〔40〕。
也許我在我的文章中給予了塞爾維亞人過多的同情，可能會讓一些讀者產生一種錯覺：似乎我認為正義是屬于塞爾維亞，屬于米洛舍維奇的。不，不是這樣。發生在巴爾干的這場血腥混戰，是很難確定誰是正義的，誰是非正義的。這不是一場界限清晰的侵略—反侵略、壓迫—反壓迫戰爭，而是發生于各個民族之間的仇殺。民族戰爭會使原本善良的人們相互殘殺，變得恐怖殘忍。各方都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有權捍衛自己的家園、文化、宗教信仰和生命，因而，當克羅地亞人、波黑穆斯林和阿爾巴尼亞人想要分離出去時，他們受到了不想分裂國家的塞爾維亞人的仇視；但當塞爾維亞人想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獨立出去時，他們又受到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的仇視。各方均視對方為不共戴天的仇敵，都認為必須把對方趕盡殺絕才能保全自己。這是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海牙國際法庭判處的第一名戰犯——德拉任·埃爾戴莫維奇（被判處5年監禁）的遭遇，再清楚不過地表明這種戰爭是怎樣把善良的人們變成魔鬼、驅使他們互相殘殺的。德拉任·埃爾戴莫維奇出生于1971年，克羅地亞族人，系波黑塞族軍隊第10破壞支隊戰士。1995年7月16日，埃爾戴莫維奇所在的第10破壞支隊在塞族軍隊攻占斯雷布雷尼察之后，參與了對穆斯林的屠殺犯罪，在斯雷布雷尼察郊外的辟利察集體農場槍殺了1200名17～60歲的穆斯林男人，埃爾戴莫維奇本人則親手殺死了70～100人。據出庭的多名證人證明，埃爾戴莫維奇是一個善良和氣，容易與人相處的年輕人，作為克羅地亞族人的他沒有任何種族觀念，娶了一位塞爾維亞族姑娘做妻子。戰前，埃爾戴莫維奇在南斯拉夫人民軍中服役，與來自各民族——斯洛文尼亞，匈牙利，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族的戰友們一直相處到1992年3月。波黑內戰爆發后，他先是接到波黑政府（穆斯林）的征兵通知，被征召參加（穆斯林）政府軍，但他不愿意打仗，于1992年11月離開了穆斯林政府軍回到克族的居住地。但是，他馬上又接到克族國防委員會的征兵通知。在克族武裝服役期間，埃爾戴莫維奇遇到了一家從圖茲拉通過克族控制區逃往塞族控制區的塞族婦孺，出于憐憫他幫助她們逃走了，因此他被克族國防委員會戰士逮捕和毆打，并為此坐牢。1993年11月，出于求生的本能埃爾戴莫維奇逃出了克族軍隊來到塞族控制區，試圖找一個熟人求他幫忙弄到全家去瑞士的證明，但是他找了五個月都未能找到此人。為了掙錢養活妻子和孩子，埃爾戴莫維奇參加了塞族軍隊，被任命為第10破壞支隊的基層指揮員（第10破壞支隊里有一些非塞族戰士，克族人，斯洛文尼亞人和穆斯林都有）。在塞族軍隊期間，他曾制止過戰友對克族平民的殺戮（由幸存者證明）。后來，埃爾戴莫維奇因為拒絕一項被他判斷為可能會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任務而被免職降為戰士。占領斯雷布雷尼察后，他接到上級命令要求他殺害穆斯林俘虜，起初埃爾戴莫維奇曾予以拒絕，但上級對他說，如果你同情他們，那么你就和他們躺在一起被殺。埃爾戴莫維奇無奈中只得執行了屠殺的命令，其中他又曾經試圖挽救一個老人，因為這人自稱曾在斯雷布雷尼察保護過塞族人，但上級以“不想留下任何證人”為由拒絕了他。在辟利察集體農場屠殺穆斯林俘虜后，埃爾戴莫維奇和其他幾名第10破壞支隊戰友拒絕了上級指派的新的屠殺任務，為此他遭到槍擊，并身負重傷離開了戰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發生后，埃爾戴莫維奇一直遭受著良心的譴責，于1996年2月主動與美國ABC電視臺記者聯系，坦白了自己的殺人經歷，并表示愿意到海牙法庭投案自首；1996年3月，埃爾戴莫維奇被南斯拉夫聯盟警方移交給海牙法庭。在法庭上，埃爾戴莫維奇解釋自己被迫卷入那場屠殺及他失敗的反抗時痛哭流涕地說： “我不可憐我自己，我只是可憐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兒子，他當時才9個月。” 〔65〕埃爾戴莫維奇的遭遇，是一個善良的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場仇殺的典型，他無數次試圖反抗與逃避，但終歸無濟于事。
在前南斯拉夫內戰中，各方都做出了令人發指的反人道罪行。我賦予了同情的塞爾維亞人，也并非祭壇上純潔的羔羊，在迫害其他民族的無辜平民時絲毫沒有惻隱之心。海牙法庭緝拿的另一個塞族戰犯、蘇西卡集中營的看守尼科利奇，許多穆斯林證人談到他和他們原來都是和睦相處的鄰居、朋友、同事，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他曾命令兩個年輕人毒打一位被囚者，當他發現那人未被打死時，就舉槍將其擊斃；另一位被囚者被毒打后面目全非，眼球懸掛在眼眶外；一名被囚者的顱骨被完全打碎，以至于埋尸首的人不得不把打碎的頭骨一塊塊地撿到帽子里〔65〕……當我讀到塞族戰犯對其他民族的人們所施與的這些可怕暴行的文字時，我同樣感到毛骨悚然。任何人如果無視那些死于屠殺的累累白骨，都是不可理喻的。毫無疑問，任何對無辜者的肆意屠殺行為都不可被饒恕，一切劊子手都必須受到嚴懲！我只是認為：在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首先挑起事端的情況下，塞爾維亞人有權捍衛自己的利益；但西方大國對南斯拉夫事件奉行的帝國主義政策，使得塞爾維亞人的正當權利被漠視和踐踏了，因此所激起的仇恨與報復，無疑是引發這場慘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西方大國，則通過對塞爾維亞人和米洛舍維奇的反復妖魔化，試圖推卸自己的罪責。必須牢記住的事實就是：一個統一的、和平的南斯拉夫，曾被歐洲人看作“旅游者的天堂樂土”；而還是這片土地，還是這些人民，一個分裂的、戰亂的南斯拉夫，卻成為互相仇殺的人間地獄。
現代生物學早已證明，現存的人類基因中，99.9％是完全一致的，差別只在剩余的0.1％中體現出來。也就是說，民族與種族的差異，膚色相貌的差異，僅僅在一萬年以前才因居住地域的不同有所區別。同一個民族的兩個人，他們之間基因的差異，甚至有可能比居住在幾萬公里之外的另一個膚色的人的差異更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夸大民族之間的差別，強調民族的所謂特性，是沒有什么科學依據的。我們對自己飼養的寵物都可以傾注無限愛心，為什么要對自己的兄弟姐妹卻心懷仇恨？“民族自決權”僅僅是一個概念，假如它能夠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那么我們當然應該支持。但是，民族分裂主義驅使和平百姓，為這個所謂“民族自決權”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廝殺，那就是極不道德的。盡管我們承襲了歷史的遺產，被一些諸如國家、民族、宗教信仰之類的概念分成這樣那樣的不同群體，而且暫時還不能完全突破它，但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全人類的大同與團結，而不是分裂、對立和仇恨。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逢美必反”的憤青，但我從來也不是唯美國是從的“唯美主義者”。雖然我支持美國消滅塔利班匪徒，也不反對美國摧毀薩達姆政權〔54〕，甚至，我還希望美國人盡快把內賈德這個瘋子送上天堂，樂見美國把金正日政權化為齏粉；但我不認為西方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公道的。盡管我承認，西方大國不公道的干涉確實阻止了進一步的屠殺，但是這是以單方面犧牲塞爾維亞民族的尊嚴和利益換來的。美國人，整個西方，在對待塞爾維亞、米洛舍維奇的問題上極其不厚道，極不公正，這是大國強權對一個弱小民族權利的粗暴踐踏！西方大國在南斯拉夫問題上表現出的，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和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它們在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獨立時鼓吹的是“民族自決權”理論，到了克羅地亞塞族和波斯尼亞塞族要行使“民族自決權”的時候，它們馬上閉口不提“民族自決權”，轉而鼓吹“戰后形成的邊界不可更改”；而當采用武力壓制了波黑塞族，清洗了克羅地亞塞族以后，它們居然又立即拋棄了“戰后形成的邊界不可更改”原則，對科索沃再次重彈“民族自決權”的老調！真可謂紅口白牙，渾身是嘴，面目極為可憎。試想一下，如果當年鼓吹“民族自決權”的西方大國，對居住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一視同仁，承認他們也有“民族自決權”，并劃定一個公允的民族邊界，讓所有塞爾維亞人通過投票決定自己的前途，還會出現波黑戰爭嗎？不會，因為塞爾維亞人的要求就是如此。如果西方大國把“科索沃解放軍”這樣的匪徒的援助切斷，逼迫其停止屠殺和迫害科索沃境內塞族人的暴行，還會出現科索沃戰爭嗎？也不會，因為這就是米洛舍維奇的初衷。
本人并非任何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者，從不承認種族有高低貴賤之分，只認為民族有發展階段的不平衡性。本人在生活中也從未與穆斯林發生過任何沖突。我愿意相信，穆斯林中的絕大多數人和我們一樣，有著樸素的是非觀念，渴望過上和平安寧的日子。而且，穆斯林在歷史上，對世界文明與進步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當代圍繞著全世界伊斯蘭教的邊界，在我國邊疆，甚至內地穆斯林聚居區，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頻繁發生的暴力沖突讓我感覺到：肯定是有些地方出了問題。本人之所以對此問題進行思考，不是為了粗陋地貶低一個具有十多億信徒和上千年歷史的古老宗教，而是為了尋求與之共存的方式。當然，解決這個全球性的難題，以我自己的學識和見解完全是無法勝任的，我只能說出自己尚不成熟的思考。這種觀點可能對，也可能錯，但我想我有說出自己觀點的權利。作為一名無神論者，我認為任何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都并非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只要覺得它存在問題，就應當允許人們指出、懷疑，甚至批評。真理應該接受質疑，只有經不起檢驗的歪理邪說才會心虛到害怕別人質疑。
我認為，導致穆斯林國家變得好斗的原因，不僅要從巴以沖突這樣的外部原因去尋找，而且更主要地，是從伊斯蘭國家內部原因去尋找。首先是伊斯蘭教義本身的時代局限性，產生于公元七世紀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伊斯蘭基本教義，已經明顯地不適合現代社會奉行的主要準則，盡管基督教與佛教的歷史更為久遠，但基督教經歷了宗教改革，它不合時宜的地方已經被弱化，成為一種單純地調節人們內心的道德規范，而不是建立社會制度的唯一準則；而佛教，則把“非暴力”原則作為它的基本出發點，更少帶有攻擊性。穆斯林自己應當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穆斯林與其他各文明、各宗教之間沖突不斷？這其中穆斯林本身要負大部分責任，盡管其他文明并不是一點問題沒有。同樣是在東南亞，華人在信奉佛教的泰國和信奉天主教的菲律賓都受到平等對待，泰國總理他信、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都具有華人血統——并非華人受到平等對待意味著一定要當政治家，但當上政治家起碼證明，當地的人們對所有種族都一視同仁。而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伊斯蘭國家，華人卻遭受著明目張膽的歧視，一有風吹草動，華人總是被當作掠奪、侮辱和屠戮的對象。對華人的歧視，并不是個體的、偶發的行為，而是被這些國家當作一項既定國策來實行。伊斯蘭世界傳達給世界的信息，不是有哪項造福人類的發明創新，而是對英國作家的追殺敕令〔59〕，對直言記者的死亡威脅〔60〕，對文明古跡的摧殘毀滅〔61〕，對天真兒童的冷血殺戮〔62〕，對婦女人質的斬首錄象，對無辜平民的恐怖爆炸，對外國游客的瘋狂掃射，對一幅漫畫的歇斯底里，對容納他們的國家的恩將仇報，對外國居民的騷擾恫嚇；以及家族內部的“榮譽謀殺”〔50〕，教派之間的你死我活，對改變信仰者的死刑判決〔63〕…… 愚昧，落后，狹隘，殘忍，破壞，殺戮，幾乎構成了人們從伊斯蘭世界得到的全部信息，種種行為早已突破了現代文明法則所能容忍的底線，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發生尖銳的沖突也就不足為奇了。而能夠驅使伊澤特貝戈維奇說出“在伊斯蘭宗教與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制度之間，既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共存”這樣的話來，也證明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非和平性。其次，穆斯林國家普遍處于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的沙漠或熱帶雨林地帶，而伊斯蘭教傳統的生育觀念導致高出生率，現代醫學成果的普遍使用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使得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過快。過快的人口繁殖造成了人與資源之間的尖銳矛盾，由此產生的貧困與貧富對立為暴力提供了土壤。當穆斯林因貧困而向發達國家移民時，這種暴力思想又被帶到其他國家擴散開來。第三，伊斯蘭國家的核心，也就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圣城所在的沙特阿拉伯，本身就是一個極端主義瓦哈比教派盛行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基本上還處于封建制度和部落制度下，社會形態非常落后。由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石油資源就集中在海灣地區，石油財富為瓦哈比教派理念的輸出提供了資金保障，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四處捐款修建清真寺和開辦宗教學校，沙特阿拉伯的資金流向哪里，哪里的穆斯林就變得好斗。而每年到麥加朝圣的穆斯林，又有不少人帶回了這種思想。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亨們，利用貧苦穆斯林虔誠的宗教信仰輸出極端主義，以轉嫁因貧富對立而產生的階級矛盾，繼續維護他們揮金如土的寄生蟲生活方式。他們既宣揚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但又過著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生活，對貧困的穆斯林的苦難無動于衷。為了自圓其說，他們必須尋找、制造一些替罪羊來轉嫁人們的仇恨，因此他們刻意夸大巴以沖突的影響，極力培植對其它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仇恨，以轉移人民的斗爭目標。他們在很多貧窮的伊斯蘭國家，例如巴基斯坦，蘇丹，蘇聯中亞國家等地，開設了大量宗教學校（也被稱為“馬德拉斯”），或者名為“慈善”，實為圣戰訓練營的“慈善機構”，專門教唆入學的青少年仇恨西方，以及仇恨一切非穆斯林國家。以各種邪惡殘暴行為聞名于世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及本· 拉登的“基地”組織中，就有很多成員來自這種“仇恨學校” 〔42〕。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是沙特阿拉伯王室政權的支持者。直到“911”以后，美國才開始對沙特阿拉伯這個“可疑的盟友”產生了懷疑。第四，伊斯蘭國家現代化改革的普遍挫折，使得人們對現代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產生了懷疑和抵觸。盡管土耳其的現代化、世俗化努力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卻遭受了挫折。這主要地是由于伊斯蘭世界普遍實行的獨裁制度，因為獨裁本身就意味著利益難以公平分配，各項政策不能得到多數人民的認同（因為獨裁者認為不必征得人民的認同），由此將引發兩個不良后果：一是現代化改革中分配不公，腐敗盛行，道德墮落；二是人們對一些無法接受的政策產生厭惡情緒，進而擴展到對整個現代化政策的敵視。以伊朗為例：在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下，伊朗的現代化獲得了長足進步，但由于封建政權本身的腐朽，導致貧富分化、腐敗以及道德的墮落。為此，在霍梅尼的號召下，伊朗發生了伊斯蘭革命，孔雀王朝就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由于巴列維王朝的“現代化”努力受到西方大力支持，伊斯蘭革命在埋葬巴列維王朝的同時，也埋葬了現代化和西方思想。其實，不止是獨裁的伊斯蘭世界，即便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因權威制度下強制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到了20世紀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分裂，以及人民對“改革”的普遍懷疑、厭惡和抵觸，并由此引發了一場全面否定改革的思潮。第五，伊斯蘭在歷史上的輝煌反而成為一種負擔，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明顯已經落后的情況下，一部分自尊心遭到挫折的穆斯林，把自己的自尊心寄托于對撒拉丁時代和阿拔斯王朝的輝煌的懷念，進而把自己的落伍歸咎于“純凈的伊斯蘭精神”被西方文明“污染了”，認為只有全面回歸“最純粹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才能重鑄伊斯蘭的輝煌。這種心態并不罕見，在100年前，中國人面對先進的西方的滲透及威脅，一部分人主張走西方式的強國道路，但另一部分人反而激起了對西方的全面排斥，并爆發了和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表現相當接近的義和團運動。一個不可忽視的規律是：幾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國家，自身的文明和傳統沒有成為促進現代化的動力，反而成了現代化道路上的羈絆。
文明之間沖突的實質，并非各個文明天生地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是文明程度的不同。每一種文明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屬于全人類的寶貴財富。無論是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還是儒家文明，都曾有過自己的輝煌與燦爛，也都有過衰落和低迷。每一種文明都豐富了人類的思想寶庫，但同時每一種文明都有它的不足和局限。在幾千年的演化中，有一些文明被歷史的長河湮沒了，有一些文明則被其他文明消滅了——這不是人類的勝利，而是人類的損失。人類應該加強互相交流與合作，從不同的文明中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任何自封為“絕對真理”、想獨霸天下的想法，都只會引來戰爭與仇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我們實在是見到了太多的血泊，僅僅在二十世紀，就有幾億人死于自己的同類之手。每一次戰爭，都伴隨著文明的倒退，經濟的凋敝，以及人們的痛苦。經歷了這么多以后，難道我們就注定沒有一絲長進嗎？寬容使人進步，狹隘使人落后。無論中國歷史上的隋唐盛世，還是伊斯蘭歷史上的撒拉丁時代、阿拔斯王朝，抑或現今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西方文明，它們的興盛并非源自狹隘封閉的意識，而是源自寬容開放的心態。人的創造力來自于自由的思想，而不是單一的思想。作為一種對世界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古老文明，伊斯蘭世界應該以更加友善的目光看待世界，這樣才能博得世界友善的目光；只有自覺地敞開胸懷，與其他文明建立起一道溝通的橋梁，才會贏得世界的寬容與尊重，實現真正的“伊斯蘭復興”。如果按照原教旨主義者們所宣稱的那樣，“我們不是在當今現存世界的規則范圍內進行斗爭，我們是拒絕所有那些規則”〔53〕，“在伊斯蘭宗教與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制度之間，既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共存”，鼓吹暴力以追求一個“百分之百，純而又純”的伊斯蘭世界，那么，這種故步自封的心態只會導致伊斯蘭文明的進一步衰落、孤立，最終自取滅亡。
我并不想質疑設立海牙戰犯法庭的必要性，更不是鼓勵戰爭中發生的屠殺行為。恰恰相反，是殘酷的殺戮讓我感到極度震驚、悲痛、憤怒和壓抑，才使得我去努力追尋真相和根源，并對這一切暴行的始作俑者——民族分裂主義及原教旨主義切齒痛恨。盡管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一個和平分手的模式，但遺憾的是，現在一般的民族分裂主義走不了那條道路，而是更多地走南斯拉夫道路。再完美無缺的特例也無法代表全部，再妙不可言的幻想也代替不了現實，民族分裂主義與種族屠殺幾乎成了孿生子，這是鐵的事實所證明的，也是我激烈地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主要原因。我惋惜每一個戰爭的受害者，無論他是屬于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還是穆斯林人。我們這些有幸沒有成為種族清洗犧牲品的人的責任，不僅僅是對遇難者的尸骨發出絲毫無濟于事的哀鳴，甚至也不僅僅是干預已經發生的屠殺，更重要的是，要預防一切可能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是和平有利于人民，還是戰爭與仇殺有利于人民，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分清楚。如果一個國家內不存在專門針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和壓迫，那么一個民族獨立與否，對民族內的老百姓來說沒有太大區別，生活還是要那么過；但對少數分裂主義政客、野心家就不一樣了，他們可以當 “總統”、“總理”、“部長”，可以飛黃騰達，因此挑唆民族分離情緒永遠是這些人的首要選擇。任何人無權拿著人民的生命去冒險，無論他有什么借口，什么托詞，多么受某些團體的擁護，他都沒有這個權力。海牙法庭屈從于西方大國意志，根據一些捕風捉影的指控把米洛舍維奇作為首要懲治對象，卻讓真正的元兇圖季曼和伊澤特貝戈維奇逃脫法網頤享天年，這顯然有失自己的公正形象：不僅造成遲遲無法判罪的尷尬，而一個未被定罪的人被長期羈押并死亡，也給海牙法庭的聲望帶來了沉重打擊〔36〕，特別是這種死亡本可以避免的情況下〔37〕。
今天，我已不想再為米洛舍維奇辯護，盡管五年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歷史將證明你無罪——為米洛舍維奇辯護》，但今天回頭再看，那時掌握的資訊確實有限，某些觀點不但情緒化和片面化，而且還帶有明顯的“教科書思維”。米洛舍維奇對民主原則的破壞，選舉中的舞弊行為確實令人不齒。米洛舍維奇是個思維落后于時代的人，他不懂得遵守現行的某些游戲規則；而且，作為一個弱小民族的領袖，他缺乏與強者周旋的必要智慧，又不愿意委曲求全，而是以剛碰剛，結果是既未捍衛住自己民族的利益，又引來列強的空襲給民族帶來了慘重損失，這大概是2000年選舉中塞爾維亞人拋棄他的原因之一。正如一位選民在2000年大選前對俄羅斯人權研究所所長、南斯拉夫大選國際觀察員謝爾蓋·戈洛托夫所說的那樣：“我贊成米洛舍維奇，我信任他，但選上他后，我們又會生活在導彈、炸彈的襲擊里。” 〔64〕米洛舍維奇想成為第二個鐵托，想靠堅強的意志維護住南部斯拉夫人的團結，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面對今日世界的形勢，即便是鐵托本人復生也是無力回天的。根據海牙法庭所展示的證據來看，米洛舍維奇確實對這場戰爭中的某些暴行負有一定的責任。我不是審判者，我無權宣布他有罪或者無罪，這是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們的權力，而不是我的權力。我只是想提供一個經過自己思考的觀點，想代替已經不能再發出聲音的米洛舍維奇問一問，作為一個弱小民族的領袖，在強敵環伺、大國不公、自己的同胞慘遭殺戮的情況下，他應該怎樣選擇才是正確的？是否應該像大清國那樣，把國土連同人民一起拱手相讓？是否應該像某國對待印尼排華事件那樣，發表一個不痛不癢的聲明，然后再袖手旁觀？毫無疑問，我是同情米洛舍維奇的，但這種同情，并非來自于我對米洛舍維奇本人的愛戴或崇拜，而是對西方大國帝國主義政策的痛恨以及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瘋狂擴張的厭惡。我記得米洛舍維奇在1999年3月，北約最后通牒下達時曾說過的一句話：“科索沃比我的腦袋還重要……科索沃自動獨立，我擔不起這種歷史責任！你們實在要打，那就來吧！”這是一種怎樣的無奈？
作為一名傾向社會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公民，我一直向往民主和自由。但是，假如有什么人，非要把“民主”和“分裂祖國”捆綁在一起強行塞給我們（就如同有些人非要把“專制”和“社會主義”捆綁在一起塞給我們一樣），想把我的祖國弄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我不但要斬釘截鐵地大聲說“不”，而且一定要與之戰斗到最后一刻。我不敢自封是一名“愛國者”，但我永遠不會做賣國賊。我們向往的是民主和自由，而不是民族分裂主義的骯臟私貨；正如我們向往的是人人平等、彼此友愛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專制獨裁的可恥贗品一樣。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盡管意識形態對立，臺灣和大陸的絕大部分民眾和領袖，卻都有著“一個中國”的強烈認同感。1974年，當中國大陸與南越政權因西沙領土歸屬發生沖突時，正是這種認同感，使得與共產黨對峙了幾十年的蔣介石說出“西沙戰事要緊”這句話，為大陸海軍調集艦隊趕赴戰場開了綠燈。而今，李登輝、陳水扁等人在挑動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民進黨政權不但煽動“去中國化”，拒絕大陸方面所表達出的一切善意，甚至阻撓兩岸正常的經濟貿易往來，連大陸人民贈予臺灣民眾的大熊貓都因為政治原因而無法來臺。種種跡象表明：陳水扁的民進黨政權已經成為非理性的、失去認同感的分裂主義分子，他們對破壞民族認同感的熱衷，已經不亞于當年的圖季曼、伊澤特貝戈維奇表現。而臺灣的民眾，對“一個中國”的認同感也由壓倒優勢變為旗鼓相當。這造成了臺灣社會的分裂與對峙，而統獨力量的此消彼長，必定會決定兩岸是戰爭還是和平——畢竟，在大陸人民中絕大多數都認同臺灣這塊領土無可爭辯地屬于中國。當然，造成臺灣居民認同感減弱不僅有臺獨分子煽動的原因，大陸對臺灣一貫奉行的恐嚇與壓制政策也起了很壞的作用，特別是在90年代初期拒絕了臺灣方面提出的、可能以聯邦或邦聯方式統一祖國的“一國兩府”倡議，貽誤了統一的大好時機。但是，當失去理性的獨立分子控制了多數臺灣人的情緒而走向獨立時，將帶給大陸領導人一個兩難選擇：是允許它獨立出去，自己背上“賣國賊”的罵名，還是進行一場戰爭，博得“維護祖國統一”的贊譽。所以，臺獨分子目前的所作所為無異于玩火，考慮到大陸與臺灣懸殊的實力以及大陸擁有核武器這一客觀事實，臺獨分子的縱火行為只能是引火自焚——但是，這其中必定使兩岸人民均付出慘重的代價，就如同俄羅斯與車臣人民所付出的代價一樣。不過，臺灣與車臣有所不同的是：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從未能夠染指過臺灣，因此要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就必須尊重臺灣的特殊地位，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誰先采取挑釁行為，破壞兩岸和平對峙的現狀和和平統一的可能，誰就是挑動兩岸人民骨肉相殘的罪人。
而西藏和新疆（包括青海的少數民族區域）的形勢與臺灣又有所不同：那里的藏族和維族居民，他們信奉完全不同的宗教，講著完全不同的語言，書寫完全不同的文字，因而對“中國”這個概念本身就缺乏認同感——這也是若干年以來“藏獨”和“疆獨”勢力始終沒有消失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新疆自漢代設立西域都護府的兩千多年以來，大部分時間位于中國的版圖之內，只有幾次間斷（中國統治新疆—西域的歷史，比伊斯蘭教創建的歷史還要古老800年）；而西藏則自元代以來一直被看作中國的領土。這樣，盡管當地居民認同感并不強烈，但絕大多數中國居民卻對這兩塊領土具有強烈的認同感，特別是在中國認識到自己資源貧乏的事實以后，這兩塊地廣人稀的領土引起了更加廣泛的關注。因此，新疆和西藏的獨立分子的任何分裂企圖，都會導致壓制——即便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為衰落的100年里，中國都不曾失去對這兩個地方的控制，更何況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呢？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兩個區域可以高枕無憂。有人曾以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占90％的數據來試圖證明，分裂主義對中國的威脅并不嚴重。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漢族人口的優勢，雖然不至于使中國出現類似南斯拉夫那種“雪崩”式的崩潰，但應該看到，漢族人口的絕大部分分布在漠河（黑龍江）—騰沖（云南）一線以東。這一界線把中國版圖分為面積幾乎相等的兩部分，但以東的半個中國居住著96％的人口，以西一半則只居住了4％。這一人口分布態勢表明，在這條界線以西，漢族人口并不占據優勢。特別是近20年以來，隨著向邊疆移民工作的停滯，以及實行只針對漢族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這一地區民族分布情況又有新的變化。據一些學者統計，目前在中國，新出生的嬰兒中40％屬于少數民族，這導致了漢族人口占比從1984年的93％降低到目前的90％，而且還在進一步降低。況且，主體民族占據人口的壓倒優勢，也無法排除分裂主義的威脅。在俄羅斯聯邦，主體民族俄羅斯族占人口的80％以上，但車臣仍舊成為“俄羅斯流血的傷口”。因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任何形勢的民族分裂主義，防范于未然。為此，我國政府應該摒棄民族政策上的教條主義，對包括移民、計劃生育、少數民族身份的認定與劃分等一系列政策進行反思，以杜絕民族分裂主義任何可能的威脅。須知，民族分裂主義這個怪物一旦降臨人間，不飽食人民的鮮血是不肯輕易離開的。
毫無疑問，少數民族的人權必須一樣得到尊重，但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尊重各民族分布的現狀；如果要改變它，必須奉行非暴力原則。人權絕對高于主權，但人道主義高于民族自決權。爭取人權和民族分裂主義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分裂了以后的民族國家照樣可以演變為踐踏人權的獨裁政體，維護統一也可以成為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我支持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但我反對故意制造民族界限、民族區別，削弱認同感的任何主張和行為。對極端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而言，他們的抉擇往往不是理性的；對于一些野心家來說，當上貨真價實的“總統”總比當個主權國家內的自治區（或自治共和國）的領導人感覺更好。因此，總會有人去冒險，去挑唆民族分裂和對立，夸大民族差別，破壞認同感。只要有冒險家們存在，只要民族差別沒有完全彌和，國家就存在分裂的危險。而對中國這個至今并沒有完成民主化轉型的國家來說，不可避免的民主轉型必將伴隨著一定的動蕩和不穩定。作為一個多民族的、民族分裂勢力暗潮涌動的國家，我們必須從南斯拉夫吸取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發生國家分裂、各民族之間互相仇殺的人間慘劇。如果民主主義者不跟民族分裂主義者劃清界限，結果要么是被野心家們利用，成為歷史罪人、民族罪人；要么導致民主改革被民族分離主義喧賓奪主，進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造成專制主義回潮。這兩種情況，我都不愿意見到。
而令我悲哀的是，當今中國許多“民主派”和當年為蘇聯解體推波助瀾的俄羅斯“民主派”一樣，跟著西方大國雙重標準的指揮棒后面走，而看不到對民族分裂主義的縱容會導致怎樣的惡果。他們從對民主主義和人權思想的狹隘理解出發，不顧實際、不顧國情地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吹噓片面的“民族自決權”，漠視群眾的民族情感，嘲笑愛國主義，不但給自己戴上了漢奸和洋奴桂冠，而且也遭到了人們的唾棄，讓很多本來對民主不持反感的群眾，疏遠了民主陣營。即使不從民族大義、民族情感考慮問題，僅僅從保證民主進程的不可逆轉這一技術上考慮，這些所謂“民主派”的方式也真是愚蠢到家了，完全是政治自殺，平白給專制主義鼓吹者們主動送去政治厚禮。毫無疑問，人權是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的。反對國家分裂，就是維護人權的一種形式；挑唆分裂，引起各民族之間的仇殺，戰爭，被迫遷徙，哪里還談得上什么人權呢？不認清民族分裂勢力的危害，不與民族分裂主義劃清界限，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早晚要被毀掉，南斯拉夫曾經發生的事情，未必不會在我國重演。我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們不可能通過分裂國家、滿足西方的要求獲得他們的賞賜以躋身正常國家行列，我們只有走自己的民主、獨立、統一的道路，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才能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不至于遭受滅頂之災。當初，俄羅斯的弱智民主派們曾幻想全面投靠西方獲得援助發展經濟達到富裕，但是一旦國家落入災難，西方對俄羅斯的態度就變成了袖手旁觀；而且他們還在一步步擠壓和肢解俄羅斯的生存空間，因為他們認為俄羅斯還分裂得不夠小，不夠窮。現在，雖然普京總統在掙扎著重整河山，但失去的已經很難再奪回了。前車覆，后車鑒，誰要對這些血淋淋的事實視而不見，繼續跟在西方屁股后面抬轎子，要么他沒有良心，要么他沒有頭腦。普京總統并不是蘇聯體制的維護者，他在蘇聯解體前后是個標準的“民主派”，盡管那時他只是一個小角色，不承擔蘇聯解體的罪責。但蘇聯解體給蘇聯各族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使得他最終醒悟了，才說出“蘇聯的解體是最大的世紀性地緣政治災難。它導致數千萬同胞流落海外，是俄羅斯人民的真正悲劇” 〔43〕這樣發自肺腑的感慨。
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無疑是個可悲的人物。他不僅是西方政客的眼中釘，而且還成了南斯拉夫賣國賊們出賣的對象。對米洛舍維奇的緝拿與押送，簡直就是一場骯臟的、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齷齪買賣。七百年前在蘇格蘭發生的那一幕，2001年在塞爾維亞重現：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這個塞爾維亞的威廉·華萊士，被佐蘭·金吉奇，這個塞爾維亞的約翰·曼提斯所出賣。和華萊士一樣，米洛舍維奇受到了審判，而且同樣被宣傳成為一個殘忍、罪惡、濫殺無辜的十惡不赦歹徒形象——當年英格蘭的統治者就是這樣向大眾塑造了威廉·華萊士的形象。公元1304年8月23日，在威廉·華萊士服刑的時候，對華萊士種種駭人聽聞的 “暴行”義憤填膺的人們，不斷向他吐口水，拋擲腐臭的垃圾，并且高呼“絞死兇手”……被自己人拋棄，被自己人出賣，死在屈辱的囚禁之中，這是一種怎樣的痛？
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是一名斗士，盡管他勇猛剛毅、頑強不屈，盡管他的那些敵人，恐怖分子“科索沃解放軍”、法西斯討伐隊波黑穆斯林武裝、烏斯塔沙式的克羅地亞軍隊都曾被他的鐵拳打得丟盔卸甲、落花流水，盡管他的雄辯讓海牙法庭被迫一次次推遲判決，至今沒有定下他的任何罪名，但他終究敵不過不公平的規則、吹黑哨的裁判、帝國主義的干涉、石油大亨們的金錢，以及來自自己國家內部見利忘義的賣國賊們的聯手謀害。米洛舍維奇倒下了，他的倒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能以強者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捍衛國家利益時只能寸步不讓，國家的領土和領海一寸不能出賣，對煽動民族分裂、民族仇恨的野心家只能嚴厲懲處，對靠暴力謀求分裂國家的恐怖分子只能斬草除根，否則，就只能淪為任人宰割的羔羊。要讓那些挑起民族矛盾、煽動民族仇恨的野心家得到一個永志不忘、刻骨銘心的教訓：某些底線一旦逾越，就一定會引來懲罰的雷電，就一定會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如今，“巴爾干的伊朗”——波斯尼亞早已成為恐怖主義的庇護所〔44〕，無數“基地”組織成員在此休整和受訓，然后奔赴世界各個角落，伺機對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發動屠殺。科索沃也已經成為黑手黨犯罪、各國變態的嫖客們的天堂，因為在這里有著大量從東歐各國販賣來的性奴隸〔45〕，供這些變態者強奸、鞭打、肆意折磨。這里沒有法律，沒有文明，只有野蠻、殘酷和野獸的本能。當年出賣米洛舍維奇給海牙法院的佐蘭·金吉奇比米洛舍維奇死得更早，不知他彌留之際是否意識到這是上帝對猶大的懲罰？西方大國試圖通過犧牲塞爾維亞的利益討好穆斯林世界，但是很遺憾，它們并沒有達到目的。好戰的穆斯林激進分子用 “9·11”事件報答美國人干涉波黑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的恩情。當然，圣戰者們已經不去波斯尼亞和科索沃作戰了，那里已經是他們的地盤，他們來到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向他們曾經的恩人和救星開戰；他們甚至來到馬德里、倫敦和紐約，一次次地用他們獨特的答謝方式——恐怖主義和濫殺無辜向西方大國表示感激。那些對西方援助寄予希望的塞爾維亞百姓生活依舊艱難，因為西方大國們得到了米洛舍維奇之后，就不記得自己當初的許諾了……
愿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不屈的靈魂得以安息，我想歷史會還他一個公道：不是無罪的宣判，而是一個公道的、貼近真相的判決。盡管我知道，即使是這一點，在目前這個不公道的世界里，也不過是一個無法奢望的夢想……
雅可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
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修改于二○○六年三月十三～四月三日
【補記】
2006年3月18日，在霏霏細雨中，十多萬塞爾維亞民眾手持鮮花走上街頭，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送行。盡管早已淪為西方走卒的塞-黑官方拒絕為這位殉國的前領導人舉行國葬，但成千上萬的人民用自己的行動，表達了對這位塞爾維亞赤子的熱愛和懷念。通往墓地的道路被鮮花鋪滿，簇擁著靈車的人們熱淚橫流，少年兒童在墓前莊嚴宣誓……塞爾維亞人民并沒有拋棄他們忠實的兒子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更沒有出賣他。米洛舍維奇在海牙沒有等來的公道，由成千上萬的人民給予了他。這位為了捍衛塞爾維亞利益戰斗到最后一息的勇士，終于可以長眠在祖國母親的懷抱中安息……在前來吊唁的外國來賓當中，除了傳統的友人之外，還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美國前司法部長克拉克。他在米洛舍維奇的葬禮上發表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講話：“歷史將會證明，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是正確的。”
【附注及引文】
〔1〕蘇聯解體后，各新獨立國家在憲法中均規定了當地主體民族語言為國語，廢除俄語作為交際語言的地位（哈薩克斯坦除外），迫使俄羅斯人學習當地民族語言，造成俄羅斯人家庭在子女上學、就業求職、職務晉升等方面遇到很多麻煩。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地區的國家還從立法上規定凡外來民族必須通曉該國國語方可加入該國國籍，成為合法公民，使俄羅斯人蒙受歧視；許多俄羅斯人被從這些國家的科研和技術部門、政府管理部門排擠出來，不準許他們繼續從事企業管理工作。有些國家還規定俄羅斯人不能代表國家出去履行公務或出席國際會議。各新獨立國家經濟普遍不景氣，很多企業處在停產或半停產狀況，不少俄羅斯人被裁減下來或無事可做，收入急劇減少，生活陷入困境。新獨立的國家對俄羅斯人的普遍歧視造成了境外俄羅斯人大批遷回俄羅斯，其中，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國家遷回的人最多。由于當時俄羅斯本身經濟困難，這些人大多沒有得到很好的安排，許多人居住和生活條件很差，甚至還有人流流浪在街頭，成為一大批難民。（參見社科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陳聯璧文章：《俄羅斯民族關系研究》）
〔2〕捷克-斯洛伐克的“文明離婚”應當算作90年代民族分裂主義膨脹時的一個例外。我們可以發現，捷克民族與斯洛伐克民族均屬于西部斯拉夫人分支，宗教信仰多為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差別非常小。與捷克－斯洛伐克“文明離婚”相近似的，還有20世紀初期挪威－瑞典的分離，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的獨立，均在比較平靜的氣氛中進行。而蘇聯解體時發生的克里米亞要求回歸俄羅斯而引起的爭端，也得以友好地解決。
〔3〕美聯社波黑特雷貝維京山1996年3月28日電。
〔4〕《“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事件”的前前后后》，光明日報網站，2005年6月24日，http://www.gmw.cn/01gmrb/2005-06/24/content_256955.htm
〔5〕《我所親歷的車臣戰爭》〔俄〕根納季·特羅舍夫著，王尊賢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版。
〔6〕盡管俄羅斯官方把馬斯哈多夫定位為與巴薩耶夫一樣的“恐怖分子”，但我始終不認同這種說法。馬斯哈多夫是一位悲劇性的人物，他起初并不贊同蘇聯的分裂和各共和國的獨立，但是當時的形勢，尤其是以葉利欽為代表的大俄羅斯主義對蘇聯的瓦解，對各共和國獨立的慫恿，使得他做出了選擇。為了瓦解蘇聯中央的權威，葉利欽曾經對各共和國夸下海口：“能拿走多少主權，就拿走多少主權吧！”車臣不過是響應了葉利欽的號召，只是他們想拿走100％的主權，而不是葉利欽允許的那個比例。可誰知葉利欽只同意分裂蘇聯，卻不愿意分裂俄羅斯，車臣人就過了紅線。戰爭開始后，馬斯哈多夫的表現也與一般的恐怖分子明顯不同：盡管他是車臣軍隊的總參謀長，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與莫斯科的接觸，而且在每次會談中都表現出強烈的和平意愿。盡管馬斯哈多夫當選總統后沒有制止住車臣境內極端分子勢力的膨脹以及針對俄羅斯的犯罪行為和恐怖主義，但考慮到車臣地區落后的社會結構——以“泰普”，即家族和氏族為核心的政治權力分配——使得任何一個車臣領導人都只能是弱勢領導人，即便是以“強人”著稱的杜達耶夫，也始終未能控制住車臣全境。因此，更為軟弱的馬斯哈多夫能夠指揮得動的力量并不大，他本人也曾經多次險遭極端分子的暗算。因此，車臣境內發生的諸多恐怖事件，并不能完全由馬斯哈多夫負責；馬斯哈多夫的獨立傾向，更多地不是由于他自己，而是處于一種被推著走的被動境地。2005年3月8日，馬斯哈多夫在俄軍的追捕中被殺，這個消息使我感到難過。
〔7〕在蘇聯發生劇變和解體的過程中，各地迅速泛起了民族獨立和民族分離運動。1990年8月30日，韃靼斯坦最高蘇維埃第一個通過共和國主權宣言，宣布韃靼斯坦為獨立的主權共和國，共和國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接著，1991年4月18日韃靼斯坦最高蘇維埃又修改共和國基本法，試圖以立法形式鞏固其主權地位。1992年3月21日，舉行了關于韃靼斯坦共和國的“國家地位”問題的全民公決。結果，81.6％的共和國選民參加投票，其中61.4％的人贊成韃靼斯坦共和國為“主權國家”。同年11月6日，韃靼斯坦共和國議會不顧聯邦中央的反對，執意通過共和國新憲法，宣布韃靼斯坦共和國為“主權國家”和“國際法的主體”。此后，韃靼斯坦拒絕簽訂俄羅斯聯邦條約，拒不執行俄羅斯聯邦憲法和其他聯邦法律，拒不參加關于俄羅斯聯邦新憲法的全民公決與俄羅斯聯邦新議會的選舉。幾年來，韃靼斯坦被認為是俄羅斯聯邦各民族共和國爭取獨立自主的倡導者，其他一些共和國也試圖仿效。（參見社科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陳聯璧文章：《俄羅斯民族關系研究》）
〔8〕明·沙米耶夫，俄羅斯聯邦韃靼斯坦共和國總統，俄羅斯議會上院議員。蘇聯解體前后表現出強烈的獨立愿望，導致韃靼斯坦幾乎和車臣走上同一條道路。但 1994年車臣戰爭爆發以后明顯收斂，后成為“祖國—全俄羅斯運動”領導人之一。2002年2月，“祖國—全俄羅斯運動”并入“統一俄羅斯黨”。如果說車臣血腥殘酷的戰爭有什么正面意義的話，就是它使得激進的韃靼分裂主義者沙米耶夫變成了一位“俄羅斯愛國者”。
〔9〕《南斯拉夫的變遷》，趙乃斌、汪麗敏主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10〕1999年7月4日，車臣分裂分子、有“高加索狼”之稱的巴薩耶夫為實現建立一個包含整個高加索穆斯林地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的狂妄目的，率領200多名分裂主義武裝分子潛入達吉斯坦共和國進行恐怖活動，偷襲了俄內務部隊哨所；8月7日，巴薩耶夫又指揮5000多名武裝分子聚集于達吉斯坦和車臣邊境，分兩路攻入達吉斯坦，向俄軍猛烈進攻，企圖繼在車臣趕走俄軍以后再在達吉斯坦打敗俄軍。此舉導致了第二次車臣戰爭全面爆發。
〔11〕《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繆爾·亨廷頓，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版。
〔12〕弗拉尼奧·圖季曼，克羅地亞前總統；阿吉姆·切庫，“科索沃解放軍”頭目；米蘭·馬爾蒂奇，前克羅地亞塞族“克拉伊納共和國”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前波黑塞族“斯普斯卡共和國”領導人。
〔13〕《20世紀的巴爾干戰爭》（《Балканские Войны XX Века》），〔俄〕А·Г·扎多欣，А·Ю·尼佐夫斯基著，北京，東方出版社根據俄羅斯“維切”出版社2000年版譯出。
〔14〕《嗚咽的德里納河：波黑血戰實錄》，方明著，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
〔15〕美聯社貝爾格萊德1992年5月30日電。
〔16〕波黑穆斯林在和平問題上的缺乏誠意，在“歐文—斯托爾滕貝格和平計劃”實施上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1993年8月20日，“歐文—斯托爾滕貝格和平計劃”出籠后，波黑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族都表示愿意接受該計劃，雖然該計劃要求塞族人把控制區從占波黑面積的70％減到51％，但波黑塞族議會仍舊表示愿意讓步。但是，伊澤特貝戈維奇再次拒絕了這個方案，而且作為回應，8月24日，他甚至發布了總動員令，命令全部預備役軍人向有關部門報到。穆斯林議會也于8月27～28日開會，拒絕接受和平計劃。在兩主席的斡旋下，波黑三方于8月27日在日內瓦重開談判。8月30日，三方就憲法體制達成口頭協議，同意由3個共和國建立一個聯盟。但9月2日正當要進行版圖劃分討論時，伊澤特貝戈維奇突然節外生枝，提出目前的憲法協議不能保證“未來聯盟的國家地位”，提出修改協議，談判因而中斷。經過幕后協商，談判于14日恢復。18日，三方就薩拉熱窩的地位問題達成一項過渡性的解決辦法，在末找到最后解決辦法前，薩市的 9個區由聯合國托管，剩下的一個區由塞族管理。20日，談判順利結束，三方同意30日重返日內瓦簽字。開局不錯，人們有理由認為波黑已經重現和平曙光。豈料，幾天后返回和會的穆斯林代表又一次提出了修改方案：要求加強中央政府權力，聯盟權力機構應實行比例代表制，并應為3個共和國將來合并作某種規定。顯然，穆族仍想建立一個以穆方占主導地位的中央集權的聯盟，而不是塞、克兩族希望的邦聯，導致和會再一次告吹（參見《瀟湘書院》網站，http: //www.xxsy.net/jswx/js01/js148.html，《南聯邦解體和波黑戰亂》）。
〔17〕1994年2月5日，薩拉熱窩馬爾卡萊露天市場被一枚來路不明的迫擊炮彈擊中，造成6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慘劇。事后，穆斯林方面立刻宣稱是塞族人干的，但塞族人堅決否認，并要求聯合國調查。而聯合國調查組的調查結果是“無法確定炮彈來自何處”。根據俄羅斯軍事專家的分析，一枚迫擊炮彈的威力，很難造成這么大的殺傷，而且一枚炮彈落地卻出現了幾個爆炸中心，因此他們懷疑炮彈僅僅是一枚引信，引爆了事先放置好的幾個塑膠炸彈；不排除這是一種 “苦肉計”，目的是通過這個慘劇引起世界輿論的同情，敦促西方大國直接干預波黑內戰，以扭轉穆斯林方面的軍事敗局。果然，西方大國立即以此為借口，向波黑塞族發出最后通牒，勒令其交出重武器，否則將對其進行空中打擊。23天后，也就是1994年2月28日，兩架美國F－16戰斗機在波黑塞族控制區巴尼亞盧卡上空擊落了塞族的4架戰斗機；4月10日則出動F16戰斗機直接空襲了塞族軍隊的若干炮兵陣地和裝甲目標。而這枚炮彈究竟是誰發射的，至今依舊沒有一個結論。
〔18〕《伊斯蘭與國際熱點》金宜久、吳云貴著，北京，東方出版社出版。
〔19〕《古蘭經》的幾乎每個章節都對“不信道”者（非穆斯林）都予以反復的詛咒，下面是一些章節的摘錄，大量完全重復的詛咒已經省略了（援引自馬堅教授譯文）：
第二章，黃牛（巴格勒）——須知真主是仇視不信道的人們的。
第三章，儀姆蘭的家屬（阿黎儀姆蘭）——不信道者所有的財產和子嗣，對真主的刑罰，不能裨益他們一絲毫。這等人是火獄的燃料。至于不信道的人，我要在今世和后世，嚴厲地懲罰他們，他們絕沒有任何援助者。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
第八章，戰利品（安法勒）——真主欲以他的言辭證實真理，并根絕不信道的人。 故你們當斬他們的首級，斷他們的指頭。你們要與他們戰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為真主。在真主看來，最劣等的動物確是不信道的人，他們是不信道的。
第九章，懺悔（討白）——信道的人們啊！你們要討伐鄰近你們的不信道者，使他們感覺到你們的嚴厲。
第十四章，易卜拉欣——哀哉不信道者！他們將受嚴厲的刑罰。死亡將從各處降臨他，但他永不會死。在那種刑罰之后，還有嚴峻的刑罰。不信主者，他們的善功比如一堆灰，在暴風之日，被狂風吹散，他們對于自己所謀求的，不能獲得一點報酬。他們對真主忘恩負義，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滅亡之境——火獄之中。
第十五章，石谷（希只爾）——我不毀滅一個城市則已，但毀滅它，就有一個可知的定期。
第十六章，蜜蜂（奈哈勒）——不信道者不得為自己辯護，也不得向他們討好。
第十七章，夜行（伊斯拉）——我以火獄為不信道者的監獄。不信后世者，我已為他們預備了痛苦的刑罰。我將使他們又瞎又啞又聾地匍匐著集合起來，他們的歸宿是火獄。每當火勢減弱的時候，我增加它們的火焰。這是他們的報酬，因為他們不信我的跡象。
第十八章，山洞（凱海府）——我必毀滅大地上的一切事物，而使大地變為荒涼的。
〔20〕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境內的戰斗由于只持續了10天，死亡56人（其中36人為南斯拉夫人民軍戰士，另有斯洛文尼亞地方武裝及警察5人，平民5人，外國人10人），一般被稱做“武裝沖突”，而不是“戰爭”。
〔21〕1974年制訂的《南斯拉夫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對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做了大量表述，下面是部分內容摘錄：
——“南斯拉夫……決心以擁有的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采用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全民抵抗，保護和捍衛自己的自由、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社會主義自治制度。”“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武裝力量是武裝斗爭的承擔者，并構成統一的整體。”（《總則》）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邊界未經所有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同意不得改變”（第五條）
——“維護和捍衛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確定的社會制度，是南斯拉夫各民族、勞動者和公民的不可侵犯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百三十七條）
——“任何人無權承認或簽署投降書，也無權接受或承認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或它的各個部分的占領。任何人無權制止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公民同侵犯國家的敵人作斗爭。這樣的行為違反憲法，應作為叛國予以懲處。”（第二百三十八條）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武裝力量保衛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本憲法確定的社會制度。” （第二百四十條）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在戰時和和平時期都是領導和指揮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武裝力量的最高機關。”（第三百一十三條）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在發生戰爭時確定使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武裝力量的計劃，并在和平時期下令使用武裝力量。”（第三百一十六條）
從以上表述不難得出如下結論：
①具備使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武裝力量的主體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1991年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戰爭，以及1992年波斯尼亞戰爭發生時，作為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的米洛舍維奇并不具備調動南斯拉夫人民軍的權力；
②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自行宣布獨立明顯違反憲法總則、第五條、第二百三十七條的有關規定；
③南斯拉夫聯邦主席團命令人民軍介入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沖突，是符合憲法有關精神的。
〔22〕米洛舍維奇1964年畢業于貝爾格萊德大學法律系，大學畢業后主要從事經濟工作，1978～1983年先后任貝爾格萊德市長經濟顧問、天然氣技術公司總經理和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銀行行長。1983年，米洛舍維奇當選為南共聯盟主席團中央委員，才標志著他步入政壇。因此，在70年代末期爆發的科索沃危機與米洛舍維奇并無直接關系；米洛舍維奇主政后，只是承襲了危機的現狀。
〔23〕《南斯拉夫的變遷》援引《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概覽》，1998年3月，塞爾維亞文版。
〔24〕波黑“穆斯林民主人民聯盟”領導人菲克雷特·阿布迪奇顯然是波黑穆斯林中的“另類”，在波斯尼亞戰爭中，他和他領導下的穆斯林堅決反對波斯尼亞獨立，并且與塞族并肩作戰。這并不奇怪，因為波斯尼亞穆斯林本身就以信仰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人為主。
〔25〕《海牙認定米洛舍維奇無涉斯雷布雷尼察慘案》，中國日報網站轉載英國《泰晤士報》消息，2002年4月11日，http://jczs.sina.com.cn/2002-04-11/62364.html
〔26〕根據海牙法庭認定，是拉特科·姆拉迪奇將軍下達了對斯雷布雷尼察被俘穆斯林男子進行屠殺的命令。但是，這場慘劇并非一些西方媒體渲染的那樣是一場針對平民的大屠殺，而是針對戰俘和兵役年齡的男子。海牙法庭的軍事專家梅寧金在自己的報告中寫道：將尸體挖出后重新勘驗的工作已經進行了17次，在 1883具尸體中，核實確認其中有1656人為男性，只有1具為女性，另有212具無法辨別性別；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槍彈擊傷后而死。應當指出的是，斯雷布雷尼察死去的7000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激戰中陣亡的，還有一部分是穆斯林軍隊向圖茲拉方向突圍途中被擊斃的。而波黑政府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調查委員會在2004年10月14日公布的調查報告里也承認：“1995年7月，波黑塞族軍隊……放走了婦女和兒童，但是卻殺害了7000余名穆斯林男子。”這一結果與西方媒體所說的“塞爾維亞軍隊屠殺穆斯林族平民，連婦女兒童都不放過”的說法顯然是有很大出入的。
〔27〕《謊言不是最后一次》，〔德〕托馬斯·德奇曼在該文中，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對西方捏造的關于科索沃的謊言一一予以駁斥。下面是一些內容摘錄：
【關于大屠殺】北約占領科索沃之后，15個國家大約20個專家組按聯合國戰爭法庭的指示進入科索沃尋找“萬人坑”的證據。這些專家組總共有500名，其中包括美國的聯邦特工（FBI）。確實，頭幾周他們挖出了好幾百具尸體。這似乎是大規模屠殺的一個跡象。然而，這“成功故事”很快結束，FBI在英國人管的地方找到的尸體不到200具。終于，1999年秋，聯合國法庭的首席檢察官的第一份報告指出，西方國家給出的數字是毫無根據的夸大，對塞族軍隊實施種族屠殺的指責看來是純粹的宣傳。在總共529個根據目擊者指稱而被懷疑為“萬人坑”的地點，195個在1999年的6至10月被調查。根據命令，調查從最有可能的地點開始。但是到10月份，總共有2108具尸體被挖出，大多數是單獨是葬坑（而不是所謂的“萬人坑”）。聯合國調查員并沒有透露尸體的年齡、性別、種族、可能的死亡時間，以及其中哪些是阿族人，哪些是塞族人，哪些是非戰斗人員等信息。而其中有多少是北約的炸彈炸死的也沒有說明。美國Stratfor 研究所的所長George Friedmann總結說：“沒有系統殺戮。”（Die Tageszeitung, December 3, 1999） ……聯合國調查組成員，西班牙病理學家Emilio Perez Pujol在9月份就已經發出了疑問：“依我計算，在科索沃的死亡人數最多不過2500人。這個數字包括一些奇怪的、不能怪罪任何一方的死者。”西班牙調查組被警告說他們進入的Istok是科索沃“最糟的地區”，要“準備做2000個以上的尸體解剖。”調查結束之后，病理學家們總共發現了187具尸體，其中一半以上死于北約對附近一座監獄的轟炸。西班牙調查組沒有發現“萬人坑”，Pujol說：“我一直在讀聯合國的數字，它開始于4萬4千人，然后降到2萬 2千。現在，他們把它降至了1萬1千了。我盼望看到它最終的數字是什么。”（El Pais, September 23, 1999）
【關于萬人坑】戰爭剛結束，北約官員提到Pec附近的Ljubenic有一個最大的“萬人坑”。他們說撤退中的塞族部隊匆忙中在那兒埋葬了350具尸體，聯合國調查人員急忙趕去找掘，卻僅僅找到了七具尸體（Toronto Sun, November 18, 1999）。“科索沃解放軍”還報稱在Trepca礦有一個巨大的“萬人坑”，聲稱在一個爐中一天有多至100具尸體被燒埋，骨灰被扔在巷道中。他們說大約有6000名科索沃阿族人在這里失去生命。戰后，調查人員希望（在那兒）至少找到700個人類遺體，10月，聯合國法庭的發言人Kelly Moore報告稱，調查人員在那處礦中“沒有找到任何東西。”（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99）
【關于集中營】普利什蒂那的足球場被塞族人改造成關押一萬人的集中營的說法“源自于科索沃解放軍（KLA，說塞族軍隊系統地屠殺科索沃阿族知識分子的報道也源自他們）……然而，過些時候，好幾個KLA報道說已遭殺害的人活著出現了。而德國預警飛機的照片則反駁了普利什蒂那體育場是一個集中營的說法。仍然，（說謊者）并未改口，所以集中營的謠言依舊傳播著。”
【關于系統強奸】Reinhard Munz, 一個在馬其頓的Stenkovac難民營工作的醫生總結說：“難民被利用作政治工具了。”他指出：“戰斗員年紀的人在難民營中是大多數。”這與 Scharping及其他官僚的說法相矛盾。Scharping等人則說，兒童、婦女和老人生活在難民營中，而戰斗員年紀的人則成為塞族軍人的犧牲。對強奸的問題，Munz回答說：“從頭至尾，我們沒有遇到哪怕是一個被強奸的婦女，而我們調查了Stenkovac的一號、二號，以及兩個小一些的難民營。因為那強奸的傳聞，我們事先就想著對那些被奸的婦女我們該做些什么，但是這并沒有發生。我們沒有聽到過一個強奸的事例，當然，我們不是說那事兒就絕對沒有發生過。”（Die Welt,June 18, 1999）
【關于“馬蹄行動”】一個叫做“馬蹄行動”的計劃……為清洗科索沃阿族人的計劃……八個月之后，這份文件被證明是錯誤的。據報道，它來自保加利亞的秘密情報部門，由其外交部長索菲亞交給（德國外交部長）費舍爾，其原因則是保國想要加入北約，因而想在戰時做些事情來討好西方列強（Der Spiegel, 2/2000 文章）。不久之后，奧地利情報部門的卷入也被披露。……海牙國際法庭在回答媒體詢問時說它將不會把……“馬蹄行動”文件作為證據，因為文件的來路不明。
〔28〕英國《獨立報》記者羅伯特·菲斯克在歷時3個月的科索沃戰爭期間，大部分時間呆在貝爾格萊德。戰后他發表文章，譴責他的同事報道失實。雖然他的文章引起了公眾的注意，但一場關系一個國家命運的大規模戰爭已經結束了。而法國《瑪麗亞娜》周刊的女記者勒維，在《論戰》雜志撰文，剖析“科索沃戰爭”中的 “新聞毒化”。她明確指出，“大量調查表明，塞族力量被指控進行的大規模屠殺是查無實據的”，媒體和一些記者在傳播這一新聞時“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輕率”。
〔29〕1929年，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人約50萬，占科索沃總人口的39％左右。1941年，南斯拉夫被軸心國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湊的“大阿爾巴尼亞”并吞，有近10萬塞爾維亞人被迫逃離家園。由于阿爾巴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于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時期，占領者并未遭到阿爾巴尼亞人的反抗，相反當地居民對于加入統一的大阿爾巴尼亞感到格外興奮。當時并肩抗擊法西斯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兩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對科索沃的歸屬各執己見。1943年底1944年初，在阿爾巴尼亞舉行的科索沃人民解放委員會會議上，決定將科索沃并入阿爾巴尼亞，但該決定隨即被南共中央反對。 1944年 l1月，南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科索沃。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阿爾巴尼亞族起義者在科索沃成立了軍政府。3月16日，軍政府頒布法令禁止原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返回科索沃，稱他們是大塞爾維亞專制政權的擁護者。4萬名南斯拉夫軍人同 l萬名阿族軍人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結果是塞爾維亞重新控制了科索沃，成千上萬名阿族穆斯林被流放到土耳其。在60年代，大約有7— 30萬阿爾巴尼亞族人從霍查統治下的、貧困的阿爾巴尼亞逃到科索沃來。1988年，60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指責阿族人對他們進行騷擾，并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要求廢除憲法，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
〔30〕科索沃前總理拉穆什·哈拉迪納伊被海牙法庭指控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在擔任阿爾巴尼亞族裔的“科索沃解放軍”指揮官期間，對塞族人犯下戰爭罪行。針對哈拉迪納伊的起訴書說：“作為科索沃解放軍的司令，哈拉迪納伊參加了綁架的活動，而這些人后來遭到謀殺。至少在一個場合，他曾下令處決那些被拘押者。”
〔31〕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公元1202～1204），公元1202年，教皇英諾森三世組織西方國家發起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原定計劃為進攻埃及，打擊當地伊斯蘭教勢力。但為了恢復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國的經濟特權，這次的十字軍東征竟改變了目標，兵鋒直指當時最大基督教國家——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于1204年攻陷并洗劫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則從此一蹶不振，145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滅亡。拜占庭帝國的衰落意味著歐洲失去了一道牢固的屏障，導致突厥人的勢力直接達到歐洲的心臟地帶，甚至包圍了維也納。
〔32〕波斯尼亞戰爭在西方大國的干涉下以塞爾維亞人的失敗告終。在取得勝利后，原教旨主義者伊澤特貝戈維奇終于可以貫徹他的一貫主張了：與多元文化相對立的穆斯林民族主義逐漸控制了波斯尼亞媒體，學校里增加宗教課程，新的教科書鼓吹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好處；不斷地被加入很多阿拉伯和土耳其詞匯的“波斯尼亞語”被推廣，異族通婚被政府官員所恐嚇；不許播放塞爾維亞音樂；鼓勵信仰伊斯蘭教，提拔和雇傭時優先考慮穆斯林；“不屬于這個黨（伊澤特貝戈維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動黨）的穆斯林，更不用說非穆斯林，發現他們已難以找到像樣的工作。”特別是，整個國家的國防力量已經完全成了一支穆斯林軍隊。而且，“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日益獲得了主導權。”對此，亨廷頓的評價是：波斯尼亞正“緩慢但明顯地由巴爾干的瑞士變為巴爾干的伊朗。”（參見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秩序的重建》）
〔33〕《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第六條，聯合國大會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號決議宣布。
〔34〕《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35〕崔之元：《民族自決權，人權與主權》，http://column.bokee.com/79893.html
〔36〕《檢察官承認米氏之死沉重打擊國際戰犯法庭聲望》，中新網2006年3月15日電，http://news.sina.com.cn/w/2006-03-15/10388447153s.shtml
〔37〕俄塔社2006年3月16日報道，俄羅斯醫學科學院院士、著名心臟病專家博科里亞3月15日從海牙（參加米洛舍維奇尸檢）返回莫斯科后說，米洛舍維奇只患有輕微心血管疾病，如果治療方法妥當，他的病情完全可以好轉。他認為，如果米洛舍維奇能夠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療，那么他還能健康地生活很多年。
〔38〕《表面平靜的波黑會再成熱點嗎？》人民網駐貝爾格萊德記者羅琪、韓顯陽2001年11月1日報導，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09/6588/6602/20011101/595463.html
〔39〕《波斯尼亞裂痕依舊》，載于《揚子晚報》，2005年7月5日，http://www.yangtse.com/gb/content/2005-07/05/content_126513.htm
〔40〕《經濟觀察報》網站，2003年11月26日，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7077
〔41〕《世紀末的熱戰：聚焦科索沃》，孫云著，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42〕《仇恨的本質》，〔美〕小拉什·多茲爾著，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版。
〔43〕2005年4月26日香港《成報》引用符拉基米爾·普京在4月25日《2005年國情咨文》中的講話， http://www.singpao.com/20050426/international/705022.html
〔44〕2004年7月27 日《中國日報網站》轉載英國《每日電訊報》7月26日報道指出：根據歐洲情報官員的分析，在戰爭結束十年后的今天，波黑正成為伊斯蘭武裝分子從車臣或者阿富汗的恐怖訓練營地，轉道前往伊拉克的“一站式商店”。一名歐洲官員就此解釋說，目前有很多人從車臣和阿富汗回到歐洲，他們正計劃前往伊拉克，而波黑被認為是前往伊拉克之前最好的中繼站，在這里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槍支、彈藥和證明文件等。
〔45〕2005年11月27日香港《文匯報》轉載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消息指出：“馬其頓的西部地區（即阿爾巴尼亞人聚居區）、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已經成為了歐洲最大規模的人口販賣地。” http://www.wenweipo.com/GB/?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IN0511270066&cat=000IN
〔46〕法新社帕萊1996年9月26日電。
〔47〕新華社貝爾格萊德1992年8月12日專題報導。
〔48〕黎巴嫩內戰：1943年黎巴嫩獨立時，黎巴嫩基督教與穆斯林人口比例為6：5，各教派之間曾簽署《國民公約》，按照當時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權力，規定總統由基督教馬龍派教徒擔任，總理由遜尼派穆斯林擔任，議長由什葉派穆斯林擔任，議會席位按照三大派別的人口比率分配。此后數十年間，在馬龍派和穆斯林溫和派治理下，黎巴嫩成為中東地區最穩定的國家，旅游、銀行、過境貿易給其帶來高額收入，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首都貝魯特更成為與蘇黎士并稱的國際金融之都和中近東交通、教育、文化中心，號稱“近東巴黎”，黎巴嫩鎊也成為和瑞士法郎、西德馬克一樣堅挺的國際貨幣。然而從60年代起，由于穆斯林人口出生率猛增，一部分穆斯林極端分子要求修改《國民公約》，增加穆斯林的權力。1971年后，流亡約旦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組織因干涉約旦內政、希望建立 “國中之國”而被約旦國王用武力驅逐出境，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前往黎巴嫩。當時的黎巴嫩基督教政府出于阿拉伯同胞的情誼接納了這些武裝人員，然而后者再次反客為主，直接介入黎巴嫩內部權力斗爭，扶植和武裝伊斯蘭勢力，打擊基督教勢力。黎巴嫩從此內亂頻生。1975年4月13日，巴勒斯坦游擊隊槍擊了一座基督教教堂，打死4名長槍黨(又譯弗朗吉亞黨，馬龍派的政治組織)黨員和數名平民。為了報復這一暴行，基督教長槍黨采取了以牙還牙的措施，在當天伏擊一輛載有 26名巴勒斯坦人(包括游擊隊分子)的公共汽車，將其乘客全部殺害，由此引發黎巴嫩長期、殘酷的內戰，長達15年，造成14萬人死亡和數百億美元經濟損失。
〔49〕澳大利亞悉尼克羅納拉海灘因交通便捷，吸引許多青年來此觀光，其中不乏許多來自悉尼西部市郊的中東裔青年。當地居民經常抱怨這些青年舉止不端，并時常威脅恐嚇其他觀光者。2005年12月初，兩名澳大利亞海灘救生員被一群中東裔男子毆打。此外還有消息稱，不少白人女性在經過穆斯林社區時遭到中東裔居民的騷擾，因而悉尼地區“聲討阿拉伯人”的呼聲越來越高。12月11日，澳大利亞5000多名居民在悉尼克羅納拉海灘舉行示威，抗議這一暴行。中午以后，由于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介入，以及一些抗議者飲酒后的亢奮，和平抗議演變成毆斗，開始追打現場的中東裔人。晚上，又一伙中東面孔的男子在鄰近郊區發動報復攻擊，用棒球棒砸毀40多輛汽車，并刺傷兩名青年。
〔50〕“榮譽謀殺”指一些阿拉伯國家內流行的一種風俗，即某個家族的某位女成員如果被懷疑有不軌行為，不需要任何證據，其父兄就可以“捍衛家族榮譽”為名對其實行謀殺。一般而言，在阿拉伯國家，涉及“榮譽謀殺”的案犯判處極輕，甚至根本不會被處罰（參見小拉什·多茲爾：《仇恨的本質》）。
〔51〕《“代頓協議”與波黑重建》，汪麗敏（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著，載于《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3期。
〔52〕《歐洲大事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2004年第39～40周。
〔53〕援引自See Armir Taheri，Holy Terror，見《當代世界的恐怖主義與對策》，胡聯合著，東方出版社出版。
〔54〕本人 “不反對美國摧毀薩達姆政權”，并不意味著“支持美國摧毀薩達姆政權”，而僅僅是“不反對”，但也“不支持”。之所以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打響時持這種態度，并非因為本人對薩達姆的獨裁政權有什么好感，而是認為：薩達姆政權經過海灣戰爭和長達12年制裁的削弱，已經構不成對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同時，指責薩達姆政權“支持恐怖主義”和“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顯然缺乏必要的證據。美國在占領伊拉克后掘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蛛絲馬跡，這使得這場原本就缺乏合法性的戰爭徹底地成為不義之戰；而對恐怖主義，不是薩達姆政權引來了它，恰恰是薩達姆政權倒臺引來了它。如果進攻薩達姆政權的話，最大的贏家將會是更為邪惡、戰爭資源更豐富、對世界和平構成更大威脅的伊朗。薩達姆所謀求的，無非是一塊領土，在地區稱霸；而伊朗所謀求的，則是在全世界輸出極端主義的“伊斯蘭革命”。薩達姆是地區不穩定的根源之一，而伊朗則是各文明之間的新的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暴虐的薩達姆政權的存在，反而是遏制伊朗野心的屏障。由于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數，如果薩達姆政權垮臺，而聯軍人數不足，伊朗就會向什葉派地區大舉滲透填補勢力真空，培養和輸出恐怖分子，從而使聯軍在伊拉克陷入一個泥潭。而伊朗即可乘機發展核武器，并把深陷伊拉克事務的聯軍作為人質。遺憾的是，事態的發展證實了本人當時的猜想。很多時候，人們不是在好與壞之間選擇，而是不得不在“壞”和“更壞”之間選擇；薩達姆政權無疑是“壞”的，但推翻它顯然會“更壞”。
〔55〕援引法新社海牙2001年7月2日電，見邢廣程主編《強人弱勢——米洛舍維奇的下臺和入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6〕根據戰后對科索沃地區的調查和搜尋，共計發掘出不到3000具尸體，其中既有死于塞爾維亞軍隊之手的阿爾巴尼亞人，也有死于阿爾巴尼亞人之手的塞族人，還有死于北約轟炸的阿族及塞族人。最后海牙法院對米洛舍維奇的指控只得說他“慫恿”塞爾維亞軍隊槍殺了“幾百名”阿爾巴尼亞平民，而不是以前所宣稱的幾十萬，十萬，幾萬，一萬，幾千等等。
〔57〕新華網貝爾格萊德2005年3月24日電，http://news.163.com/05/0325/03/1FLK0BEE0001121S.html
〔58〕2005年7月13日，國際在線網站轉載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瑞士的研究機構——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所11日公布，伊拉克戰爭以及迄今為止在伊拉克發生的戰斗等造成的伊拉克死亡人數大約為3萬9千人。http: //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5/07/13/[email protected]
〔59〕薩曼·拉什迪，（1947～），印英國籍的印度小說家，出生于印度孟買穆斯林商人家庭，后脫離伊斯蘭教。其著作《撒旦詩篇》被穆斯林認為褻瀆了先知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和《古蘭經》。1989年2月，伊朗前宗教領袖霍梅尼發布命令，要求全體穆斯林不管在何處只要發現拉什迪及《撒旦詩篇》的出版人員都將他們處死。霍梅尼的門徒還懸賞520萬美元要拉什迪的人頭。死刑令發布后，伊朗、英國、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蘇丹、馬來西亞等國的穆斯林都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浪潮，巴基斯坦的幾千名示威者甚至襲擊美國新聞中心，與警察發生沖突，6人死亡，近百人受傷。一些國家的原教旨主義極端分子企圖潛入英國刺殺拉什迪，拉什迪不得不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多年來一直處于英國警方非常嚴密的安全保護之下。這種威脅并不僅針對拉什迪一個人，所有與這本書有關的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日本一名翻譯者被謀殺，意大利和挪威的翻譯者也受到攻擊。
〔60〕歐瑞娜·法拉奇（1930～），著名意大利女記者，在七、八十年代曾采訪過霍梅尼、鄧小平、武元甲、阿拉法特、巴列維、基辛格、卡扎菲等很多國家元首和權勢名人。2001年“911”事件時，她正住在曼哈頓中城公寓，目睹了世貿大廈的轟塌。在極度的震驚和憤怒中，她寫了兩篇文章和一本書，強烈譴責恐怖份子。為此，她受到了一些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恫嚇，揚言要用“自殺性炸彈”殺死她。面對這種恐嚇，這位70多歲的老人回答說：“用自殺炸彈來殺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費了。”
〔61〕2001年3月9日，阿富汗塔利班開始執行的。塔利班武裝最高領導人穆拉·奧馬爾，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和歷史遺跡的重要意義，下達了毀滅阿富汗境內所有佛像的命令，其中包括具有1500多年歷史的巴米揚大佛。塔利班聲稱，此舉的目的是為了禁止國人信仰佛教。這一倒行逆施、毀滅文化的瘋狂舉動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而強烈的譴責。不過，奧馬爾的瘋狂沒能持續多久，僅僅在半年之后，塔利班政權就灰飛煙滅了。
〔62〕2004年9月1日，俄羅斯北奧賽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發生車臣恐怖分子劫持1000多名參加開學典禮的學生、家長和教師的惡性事件，造成包括172名兒童在內的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傷。
〔63〕2006年3月，阿富汗一名叫阿卜杜·拉赫曼的41歲男子，因15年前改信基督教，最近被捕，并面臨死刑指控。有關報導稱：阿卜杜·拉赫曼十五年前在一個基督教難民援助組織工作，然后由伊斯蘭教改信了基督教。由于他最近跟家人發生了子女撫養權爭議，其家人把他改信基督教的事情報告給了安全部門。隨后他被拘捕。目前，該名男子的生死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64〕援引自2000年10月5日俄羅斯《明天報》文章，見《強人弱勢——米洛舍維奇的下臺和入獄》。這位選民的這段話意味深長，它解釋了為什么 2000年大選中米洛舍維奇會失敗，而2006年米洛舍維奇去世后竟會有10萬人自發為他送葬——在西方列強放言“米洛舍維奇不下臺，制裁就不會取消”的威逼下，深陷艱難困苦中的塞爾維亞人民又能有多少選擇的余地呢？
〔65〕《跨世紀的海牙審判——記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凌巖著，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作者系已故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李浩培（中國）之女，現任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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