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關系的曲折演進：一種宏觀歷史的角度

【內容提要】近年來日中政治關系趨于惡化，兩國的部分國民之間出現了互相厭惡的情緒化傾向。從日本方面來說，民眾對政府錯誤政策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弱，這為政府獨斷地制定和推行強硬的甚至危險的對外政策創造了條件。其深層原因在于日本的部分知識界近30年來陷入了信仰危機，加上日本國民潛在意識上存在著“全民懺悔論”的后遺癥以及后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格局變遷給日中兩國關系造成了重大的影響。為了發展穩定的日中關系，兩國不僅需要在經濟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而且也需要在文化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通過廣泛的民間交流盡快促進兩國國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恢復兩國國民之間的友好關系，這將有助于制約日本現政權外交決策的獨斷傾向。

【關鍵詞】區分論；原教旨主義；信仰危機；全民懺悔論；國際貢獻論

序言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際，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采取了“區分論”原則，就是將日本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階層加以區別，提出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在于當時將日本國家引入歧途的軍國主義統治階層。根據這一“區分論”，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公開宣布放棄對日戰爭索賠，并表示這是為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的世代友好。然而，時至今日，這種“區分論”在日本開始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從什么時候開始、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原因發生的呢？本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 “全民懺悔論”實質上等于“全民無罪論”

在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于1938年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號召日本全體國民（不僅包括軍人，也包括非戰斗人員在內）全面地、沒有例外地參與戰時體制，這就是所謂的“大政翼贊體制”。1943年，在“大政翼贊體制”下出現了“一億火球”的口號（當時日本國內的人口只有六七千萬人，這里所說的“一億”包括了日本本土以外諸如朝鮮、中國臺灣等淪為日本殖民地或占領區的人口——編者注）。1944年，陷于絕境、一籌莫展的以陸軍為主的日本強硬派更是提出了“一億玉碎”論。根據同一邏輯，在日本戰敗后的1945年8月28日，東久邇宮首相在講話中提出了“重建被燒為灰燼的日本國家時，一億日本國民不得不做總懺悔”的“一億懺悔”論。[1]

“一億總動員”、“一億火球”、“一億玉碎”、“一億懺悔”這些說法，毫無區別地將日本國家領導階層與普通老百姓混同起來。特別是戰后“一億懺悔論”，其實質就是“一億贖罪論”、“全民有罪論”，實質上就等于是“全民無罪論”，這樣在邏輯上混淆了戰爭責任的是非曲直，并必然將導致免除天皇和那些甲級戰犯的戰爭責任。

1956年，日本評論家大宅壯一在一篇批評當時日本電視節目下流化現象的文章里，奚落了“一億懺悔論”的說法是“一億白癡化”。[2]濫用“一億”（因為戰敗而失去殖民地的戰后初期的日本人口顯然不到一億——編者注）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讓所有人都停止理性思維，將所有人當成“白癡”，否定日本軍國主義與一般老百姓在戰爭責任上的區別。

每個日本人都有責任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反思，在這個意義上也需要進行全民“總懺悔”。事實上，戰敗后不久，一部分日本人的確開始進行認真反思，同時也認識到應該把日本國民的自我責任與國家統治階層的責任區分開來，并明確領導階層的戰爭責任。當時，以美國為主的戰勝國所主持的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的日本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國際審判，并將他們定罪為甲級戰犯，日本的普通國民在這場審判過程當中作為旁觀者，在清算軍國主義分子的戰爭責任問題上一直無法發揮主觀能動性。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特別是在靖國神社問題上，越來越多的日本國民受到以小泉首相為首的部分日本領導人所宣揚的觀點影響，認為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甲級戰犯和一般老百姓之間沒什么重大區別，各有各的責任，這種看法意味著又要回到“一億總懺悔論”的老路上。由此可見，“一億總懺悔論”在戰后并沒有被徹底地加以否定，而是一直潛藏在日本人的深層心理之中。

回顧二戰后日本的歷程，就會知道很多日本國民(百姓)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動了數次規模宏大的反戰和平運動。例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幾百萬國民參加的廢除核武器和平運動，后來發展成全球規模的反核運動網。[3]1959～1960年，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反對修訂《日美安全條約》的群眾運動(簡稱“1960年安保斗爭”)。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原是甲級戰犯嫌疑犯，由于二戰后駐日聯合國軍遠東司令部的日本占領政策發生轉變，欲將日本變成“反共”前線基地。岸信介正是受惠于此才于1948年免予起訴被釋放后才得以重回政界，并于1957年上臺當了首相。但他受到了上百萬群眾的抗議壓力，終于在1960年7月下臺了。[4]20世紀60年代中期發生了反對越南戰爭的群眾斗爭，其規模也是涵蓋全世界范圍的，比如與美國的黑人公民權運動就結成了某種連帶關系。[5]1967～1970年發生了所謂“1970年安保斗爭”，其規模與“1960年安保斗爭”不相上下，但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安保條約問題，而且還是與日本國內各方面的社會斗爭（例如以水俁漁民斗爭為典型的反公害、反環境污染運動，以千葉縣三里冢農民斗爭為主的反對國家強制征用農地斗爭和以東京大學、日本大學、明治大學的學生運動為開端的全國規模的學潮等）聯系在一起展開的。[6]

這些和平反戰運動表明，日本國民在戰敗后的一段時間里已經放棄跟著國家走的老路，開始和日本國家領導階層“分手”，選擇一種“區分論”的新道路了。

二 以“1960年日本安保斗爭”為轉折點，“區分論”的內涵開始變化

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政府采用了“區分論”原則，就是將廣義的（廣大）日本人民與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區別”對待。[7]這里所說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在形式上是指戰時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本軍事領導人，并不意味著戰后的日本國家領導人。但就日本人民的自我感覺而言，與其說是自己和戰時領導人有區別，不如說是和戰后領導人有區別，因為大多數日本國民在戰時并沒有自覺意識到“區分論”，反而響應國家號召的“一億總動員”而參戰，到了戰后才開始逐漸有了對政府的自覺批判意識。

中國政府對日關系早期的這種“區分論”的實際內涵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漸變化，就是愈發高度地評價日本人民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當時的說法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社會運動。1960年岸信介首相下臺前后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在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講話中就全面支持“1960年安保斗爭”，而且在提到死于抗議活動中的樺美智子時特意說：“樺美智子已經變成全世界著名的民族英雄了”。[8]于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將原來僅用于區分戰時日本的日本國民與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階層的“區分論”用于戰后日本。

根據這個“區分論”的對日原則，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發表《日中共同宣言》之前與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的會談中明確提出，不愿意給日本人民更大的負擔。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即使到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釣魚島問題、教科書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等一系列引起日中兩國間糾紛的事件發生時，中國政府和中國公民也只是向日本政府和駐北京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一次也沒有把普通日本國民作為“攻擊”對象，因而沒有產生過“抵制日貨”等口號。[9]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有了變化。特別是近些年日本留學生在中國西北大學的下流表演事件和日本游客在珠海集體買春事件等招致中國國民強烈反感的事件發生后，才出現了中國部分民眾“反日”、“排日”的活動以及“抵制日貨”之類的口號，日中兩國部分國民之間開始沖突的局面終于不幸出現了。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后果呢?本文將從日本國內社會近幾十年思潮的變遷來探討其原因。

三 日本社會的信仰危機與其政治背景

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實際上從1975年越南戰爭停戰直到2005年的今天，整整30年間日本社會上沒有發生過一次批判日本政府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活動。其原因在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社會上出現了深刻的“信仰危機”現象。這一傾向到了1975～1976年前后越來越嚴重，這時在積極參加過“1960年安保斗爭”、越南反戰運動和“1970年安保斗爭”的這一代中青年國民中很廣泛地產生了一種犬儒主義思潮。[10]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狀況的發生呢?

盡管對此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產生“信仰危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衷心信仰的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經過各種各樣的政治社會實踐(就是“物象化”過程)后，最終卻導致了與自己期待完全相反的殘酷悲慘之結果。例如，作為一種廣泛的信仰體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出現了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大肅反以及6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此外，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越南和柬埔寨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在美軍正式從印度支那半島撤退后卻開始了互相爭斗乃至爆發戰爭。這些給支持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失望感。同樣的現象在日本也看得到。在日本社會的左翼運動、特別是作為“1960年安保斗爭”和其后的反對越南戰爭運動的骨干勢力的無黨派和新左翼等多種派系內部，在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開始出現了日趨嚴重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傾向，產生了以日本阿拉伯赤軍和聯合赤軍為代表的各種激進派，武斗、內斗還破壞了運動內部的團結，終于發生了1972年聯合赤軍內部大肅清殺死14名自己人的事件。當時日本所有電視臺的節目都進行24小時詳細報道并連續三四天進行實況轉播，因此其影響極為深刻廣泛。這一事件全面破案后，雖然日本國民沒有喪失對政治的關心，但已不再輕易地將自己信仰的思想和理念付諸社會實踐了。

受到這種日本社會變遷的影響，原來在日本思想界和論壇里有相當影響力的綜合性月刊和周刊雜志（如《世界》、《思想》、《周刊朝日專刊》、《中央公論》等）都大大地減少其發行量，社會思想失去了作為指引社會生活方向的意義，逐漸蛻變為一般教育類書籍中的知識。換言之，只有做文章的思想，而失去了能喚起推動社會變革力量的思想。

在此狀況下，一些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試圖要脫離諸多“世俗”的各種“主義”精神圈，而回歸原教旨的神圣領域。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有部分原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開始研究初期馬克思的思想，以尋找馬克思本人思想的原貌。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廣松涉，他通過重新翻譯1845年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來嘗試將馬克思的思想與胡塞爾(EdumundHusserl)現象學哲學結合起來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詮釋。[11]

但1979年前后卻又出現了另外一種思潮，就是認為即使回到原教旨領域的思想活動也沒有多少積極意義，因為自由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或是其他主義也好，它們的啟蒙思想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等的思想原點本身有伴隨“物象化”過程無法回避的會產生暴力(terror)的現象。代表這種思潮的是從1979年底開始在《思想》、《流動》和《第三文明》等雜志上展開的“葬送”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其中以戶田徹的《葬送馬克思》[12]和笠井潔的《暴力的現象學》為代表。[13]

經過這番周折，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日本社會里終于爆發了全面的信仰危機。之后，日本大多數國民雖然遇到了日本政治走到了岔路口的緊急關頭，但也無法或不愿站起來組織社會示威活動了。

四 海灣戰爭、“國際貢獻論”與日本政治的岔路口

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政治變遷最重要的分水嶺就是1991年1月的海灣戰爭。當時的日本海部首相原本想與以美、英為首的多國部隊一起行動，但因為受到日本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只好決定不派遣自衛隊，并向多國部隊支付了130億美元的支援金。這相當于多國部隊全部戰爭費用的20%，等于日本所有國民不分男女老幼每人負擔1.3萬日元。但戰爭結束后，在科威特政府經過美國政府的同意后所發表的感謝幾十個貢獻國的名單上卻沒有日本的名字，按照美國政府的說法，這是因為“日本只出錢沒流血”。當得知這種以美、英為主的國際輿論對日本的負面評價后，日本官民和輿論界群情激昂，開始熱烈討論“國際貢獻論”，導致日本政府部分突破了本國憲法的限制，于1992年提交國會通過了《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PKO）協力法》，然后經過1998年和2001年的兩次修正《PKO協力法》，日本一步一步地全面參與了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PKO）、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PKF）的維和活動。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爆發后，小泉政府明確宣布支持布什政府發動的這場戰爭，并于同年12月以人道支援為由決定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的地面部隊作為占領軍的后勤部隊。

在近15年的變化中可以明顯看出日本政府要把日本變成“普通國家”的意圖，就是要通過國防立法和修改憲法來建立既可在國防上擁有自衛權、又可同時響應國際社會的要求向海外派遣武裝力量的國家。

如果這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那些愛好和平的反戰的日本國民肯定會站出來組織反對政府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的。但時代不同了，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的今天，日本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前，并不是因為日本國民里沒有愛好和平的勢力，而是由于在很深刻的信仰危機、信念危機當中，日本國民雖然覺得目前的政治狀況很有問題，但也不敢、不想開展政治活動，所以不可能產生什么群眾運動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議會的伊拉克調查團從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10月對伊拉克是否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了調查，在最終的調查報告中得出了“沒有儲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結論時，全世界包括英、美、法、德在內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規模的群眾游行示威活動反對伊拉克戰爭。但作為發達國家之一的日本國內卻在東京舉行了大約2萬人規模的抗議集會，而其他地區則沒有發生萬人規模以上的游行示威。

五 愛好和平的日本國民的沉默與中國部分國民的反日情緒

問題就在于日本國民到今天也沒有理性地認識到自己的真正姿態，當然也不會從外部人的視角來觀察自己。筆者認為，相當一部分日本國民依然擁有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精神和愿望，但卻不敢把它變成行動，也不愿意自行組織可以代表自己愿望的政治黨派。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少數派的右翼勢力反而乘隙大舉“進攻”，通過幾家月刊雜志、周刊雜志和民辦電視臺等大眾媒體積極宣揚自己的觀點。

在中國和韓國等近鄰國家的國民看來，日本的變化顯現為一種不分日本國家領導和普通國民、整個國家整體性地開始加速右翼化的進程。的確，因為多數愛好和平的日本國民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不管他們的真實愿望怎樣，他們的政治沉默在客觀上起到了“擁護”日本政治在這15年間的變遷方向（包括右翼勢力的興起）的作用。

2003年9月，在珠海發生的日本游客集體買春事件以及同年10月在西安發生的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下流表演事件都引起了當地上萬人的抗議游行。參與這些抗議游行的西安和珠海市民不一定熟悉上述日本政治變遷的真相，而把這些事件與“歷史認識問題”、“戰爭責任問題”聯系起來，將其攻擊矛頭不僅指向日本政府、也指向了日本的普通民眾。

中國對日本進行批評是從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開始發生變化的。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批評日本的言行都是通過中國政要在接見日本客人或在官方會議等公開場合的發言或講話來表達的。一般中國國民幾乎沒有參與批評日本行動的機會。而從80年代起普通國民開始參加批評日本的活動，盡管最初的抨擊對象限定在日本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到了日本戰敗50周年的1995年，這一狀況出現了轉折，日中兩國國民之間逐漸產生了互相厭惡、互相沖突的局面，一直發展到了今天。在一部分日本民眾看來，中國國民好像要取消“區分論”，改變區別對待的態度。

人們可以做這樣的假定：如果日本社會上還繼續存在大規模的愛好和平的反戰國民運動，如果在近兩年日本出現了上百萬人規模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游行示威的話，那么2005年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發生的打著“抵制日貨”等標語、將日本國民作為抨擊對象的活動的情況或許就會兩樣，也可能規模更小，也可能就不會有“抵制日貨”等口號的出現。

看來小泉首相頑固堅持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心理上有意無意地仍然信奉所謂的“一億懺悔論”，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所有日本國民都有戰爭責任，還認為不能將全部責任都推卸給甲級戰犯，可以說其實際作用是要取消“區分論”。前任首相森喜朗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說：“日本傳統文化里所有人死亡后的靈魂都會變成值得敬重的神”，這也可算是“一億懺悔論”的變奏曲吧。

這些也反映了日本社會上這30年間一直存在的信仰危機所導致的民眾沉默無語的狀況。而普通國民的沉默在客觀上等于默認甚至袒護了本國政府的國防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日本民眾正在無意識地否定“區分論”。

六 結論

總而言之，今天中日兩國國民和日本政府好像都要取消“區分論”，只有中國政府還沒有明確自己的立場，于是兩國國民之間排他性的、對立性的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嚴重。

但是，必須進行反思的是：應不應該放棄“區分論”。對于戰爭責任問題，一方面，每個日本國民當然必須明確認識到自己在戰爭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強參戰，實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本著“愛國”精神積極支持戰爭的一面，并且多數士兵在戰場上無條件服從上級命令，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參戰的日本部分國民也需要進行反思；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國民在國內外輿論信息受到嚴格控制的軍事獨裁之下、在軍國主義者的煽動下盲目地響應國家領導人的號召、積極參與“大政翼贊體制”，很難有自己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

例如在1942年筆者的大哥與二哥應征入伍時，雖然筆者的三哥還不到征兵年齡（17歲），卻自愿以非軍人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軍前往婆羅洲島。1945年3月，東京總參謀部不顧當地實際地理條件命令駐婆羅洲島東海岸的日本守備隊穿過茂密叢林轉移到西岸。當地人都說這等于自殺行為，把它叫做“死亡行軍”。果然，守備隊在移動中就死亡了近一半的幾萬名士兵，終于到達西岸的士兵中又有成千上萬的人患上瘧疾等疾病而死。筆者的三哥就是這樣病死的。而下達這種愚蠢命令的總參謀部領導人在戰后沒有一個被追究責任。[14]

上述例子表明，在談到戰爭責任時還是應該遵守“區分論”的，一定要把國家領導人和普通國民的戰爭責任區別開來，這樣才能真正徹底地追究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甲級戰犯的犯罪行為，進而也可以為恢復日中兩國國民的真正友好關系創造條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國民有必要從“全民懺悔”、“信仰危機”等思想束縛下走出來，正確認識日本對那場侵略戰爭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