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防談
采訪者：雷米•哈里拉 孫民樂譯
哈里拉：五十年前，重獲政治獨立的亞非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于一九五五年首次在萬隆相聚。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什么?
阿明：出席萬隆會議的亞非領導人的目標遠非一致。他們在所代表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潮流、他們各自對于將要建設或重建的未來社會及其與西方國家關系的看法等諸多議題上都存在分歧。民族解放運動在傾向上分化出激進的(“社會主義”)和溫和的兩脈；對立產生于對這個運動的總體根源的判斷，對于一部分人而言，民族解放運動建基于社會階級(農民、普通市民社會、中產或受惠階層……)，而另一部分人則將之歸因于政治的和組織形式的傳統(共產黨、商會、教會……)。盡管如此，共同的目標畢竟使他們更加接近并且使會議有了一個方向。爭取獨立的歷史性戰斗并未結束。他們最低限度的共同綱領，是實現亞非政治的非殖民化。而且，他們都認為，重新獲得政治獨立僅僅是手段，而贏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但是，兩種不同的觀點也使他們產生了分化：其中大多數的觀點認為，在世界經濟體系內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中，“發展”是可能的，而共產主義國家領導人則認為，離開資本主義營壘的結果就是要重建——和蘇聯一起，如果不是追隨的話——一個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不打算“離開體系”(“分離”或“脫節”)的資本主義第三世界領導人在戰略上和戰術上對這種發展眼光都不表示贊同。但他們也認為，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發達社會就意味著和西方主流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沖突。激進的一翼預計到必須對外國壟斷資本加以限制，以免它對民族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程度的制約和影響。為了維護剛剛獲得的獨立，他們拒絕加入全球軍事角逐，拒絕美國霸權所試圖強加給他們的角色，即被當作包圍社會主義國家的基地。但是，他們仍認為，拒絕加入大西洋軍事陣營并不意味著就要被置于它的對手即蘇聯的保護之中。于是，便誕生了被萬隆精神所催生的名為“中立主義”或“不結盟”的國家集團和組織。
哈里拉：西方大國對“萬隆會議”有什么反應?
阿明：無論在政治層面，還是在經濟戰爭的層面，西方大國都不會接受萬隆會議的精神以及出于他們自由意志的不結盟立場。他們對上世紀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激進領導人(納賽爾、蘇加諾、恩克魯瑪、莫迪博•凱塔)的真正不滿，也幾乎在這一時期爆發出來，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間，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的入侵，表明了不結盟的政治立場并不為大西洋盟國所接受。
哈里拉：不結盟運動在此后的進展如何?
阿明：可以說是如火如荼。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間，在不結盟運動中日漸制度化的不結盟精神，幾乎是集結了所有的亞非國家，它逐漸從專注于支持民族解放斗爭、拒絕軍事盟約的政治團結的前沿位置，轉向了“針對北半球表達經濟訴求的貿易聯合體”的位置。在這個框架之內，不結盟運動將聯合起那些從未能夠打算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拉美國家，在這方面，古巴是個例外。七十七國集團——第三世界國家整體——宣告了這個南半球的新的廣泛聯盟的出現。在一九七三年戰爭和石油價格調整后，打響于一九七五年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戰役，標志著這場變革的完成，也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人們所稱的“發展意識形態”，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經歷了它的“鼎盛時期”，目前可能正面臨致命的危機。
哈里拉：如何去界定這個產生于“萬隆會議”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意識形態”?
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已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已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與國家的原始積累相聯系的某些功能，相應地也就為下一個階段創造了條件，也就是當下人們將會指出的，是以對世界市場的開放為特征的階段。我不打算屈從于這種誘惑。世界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并沒有自發地創造出“發展的模型”。作為當時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產物，這一發展模式是由其自身的具體環境決定的。因此，我會更強調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矛盾，這就是總被短期的財政結算尤其是被這一模式下的社會安排所牽制的自發的短視的傾向和與以上動力相沖突的激勵提升政治實力的長遠眼光之間的矛盾。眾所周知，這一沖突并非總是激烈的，資本主義已與之相適應，它不會導致大規模的運動。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與那些實踐萬隆規劃的國家之間的沖突，其激烈程度取決于是把國家控制的實現看作是對資本主義的取代還是支持。運動的激進一翼贊同第一個觀點，因此和資本主義的直接利益相沖突，尤其是通過國有化和取締外國財產。相反，溫和派則尋求調和利益沖突，相應地也就提供了和解的機會。在國際范圍內，這個區別很容易與發生在蘇維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之間的東西方沖突的概念相吻合。
哈里拉：在這些運動中民族資產階級扮演了什么角色?
阿明：所有的民族解放運動都享有這種現代主義者的因此也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觀點。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他們受到了作為一個完整概念的資產階級的激發甚或是指導。這種意義的資產階級在獨立的時期并不存在或幾乎不存在。而且，按最有利的估計，它也只存在于初期階段。相反，現代化意識形態卻實實在在地存在并且構成了發動人民進行反殖民革命的主導力量。這一意識形態正實施著一項計劃，我給這一計劃的名字是一一乍看起來不好理解——“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百Y本主義”，就其現代化內涵而言，需要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基本適應于資本主義體制：工資關系、公司管理、城市化、等級教
育、國家公民身份……無疑，發達資本主義的其他價值，如政治民主等，近乎殘酷地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如人們根據發展的最初階段的需要所做出的判斷一樣?！皼]有資本家”，就是在產業資本家缺席的情況下，由國家取而代之；但有的時候，當資產階級的興起受到懷疑的時候，為了至上的權力，后者也會放棄在國家建設長遠規劃中的短期利益。在激進的一翼，懷疑甚至變成了排除的同義詞，于是它自然只能應和蘇維埃主義話語，制訂“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曾經把“趕上”西方世界這一目標作為關注的重心，這一計劃借助其自身的動力，已經取得了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的條件。
哈里拉：事實上人們可以從這種發展戰略中得出什么樣的評價?
阿明：其結果是呈強烈反差的，以致人們試圖放棄用“第三世界”這個一般表述去界定所有那些在戰后年代推行發展政策的國家。目前，人們又不無理由地把一個新興工業化的、具有不完全競爭性的(那些以“新興的”而聞名的國家)第三世界與一個邊緣化了的第四世界(那些被“遺漏的”國家)置于對立之中。
，
哈里拉：如果根據“民族構建”的標準，有可能得出什么評價?
阿明：作為總體，結果仍然是值得討論的。其原因在于，在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支持民族融合，相反，展開在體系邊緣的全球化實踐則是在瓦解社會。然而，民族解放運動的意識形態卻并未曾察覺這一矛盾，它依舊閉鎖在“趕上歷史的延滯”這一資產階級的概念中，并且通過參與國際分工——而不是以分離或脫節的方式去拒絕它——來實現這一追趕。毫無疑問，根據前殖民或前資本主義的具體特征，這個分解的效果多少有些戲劇化。在非洲，它的人為的殖民地邊界劃分并不尊重當地人民先前的歷史，盡管來自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階層竭盡全力去超越種族主義的表現，但由資本主義的邊緣化運動所帶來的社會瓦解，卻使種族主義的復興成為了可能。當危機爆發，粗暴地破壞了曾為國家新的超越種族王義方針提供資金支持的盈余的增長時，統治階級自身也便四分五裂，失去了以“發展”的成就為基礎的合法性，通常只有靠種族主義的后退以圖創造新的根基。
哈里拉：按照“社會主義”的標準，結果又會怎樣?
阿明：在這種情況下，結果更是對比鮮明。當然，對于“社會主義”一詞，按照當時的平民主義意識形態所賦予它的內涵去加以理解是必要的。這是一種改革的觀點，它強調更大的社會變動，強調鏟除收入的不平等，類似于市區人口全員就業，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貧窮的”福利國家。相應地，坦桑尼亞這樣的國家的成就，在與扎伊爾、象牙海岸或肯尼亞等國相對比時，就提供了一種鮮明的對照，后者的最刺眼的不平等在過去的四十年中，無論在其發展時期還是停滯時期，都在不斷擴大。
哈里拉：假如選擇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競爭標準呢?
阿明：從這個觀點看，結果也是極度懸殊的，它們粗暴地把業已成為競爭性工業出口國的包括亞洲和拉美主要國家在內的集團推向與仍然限制主要產品出口的所有非洲國家的對立之中。第一個國家群體構成了新的第三世界——依我的分析就是明天的邊緣；第二個國家群體，有人現在稱之為“第四世界”——是業已被標明的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中被邊緣化、被遺漏的部分。因此，在萬隆會議的民族主義框架之內展開的發展實踐與拉丁美洲的相應運動在推進的等級上是呈極大反差的。沒有對它們進行逐國的考察，辨析其所有內部的外部的因素的具體運作，考察其成敗得失，就想要說明這個基本事實是不可能的。
哈里拉：這是否意味著南南合作尚不存在?
阿咀在當前，南南合作明顯地已不復存在——正如從萬隆會議(一九五五年)到坎昆會議(一九八一年)在政治層面(以不結盟的立場)以及經濟層面(通過在聯合國機構尤其是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中七十七國集團所采取的共同立場)上其自身所強烈表達的觀點。而由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國際組織的三重奏來加以實施和完成的南半球國家的聯合，無疑主要是為了削弱跨越三個大陸的七十七國集團——尚未存在——和不結盟運動——但它已經給出了可能復興的征兆。七十七國集團內部對于不平等發展的強調也同樣預示著這一變革的開始。
哈里拉：南半球有的只是集體防御的興趣嗎?
阿明：對于那些只關注短期和近期情況的人來說，這是真實的。這些情況會影響到那些能夠或者相信他們能夠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中有所收獲的人的“利益”。但長期來看，這又是不真實的，現存的資本主義既不可能再為南半球國家的普通階層帶來任何好處，甚至也不可能為那些無意于“趕上”的國家，即那些確信自己在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可以作為平等的伙伴并與中心(三位組合：美國、歐洲、日本)處在同——位置的國家做出更多的奉獻。因此，再次從政治的角度，對南半球國家相互合作的必要性的認識正在復蘇。美國的傲慢及其“全球軍事布控”的完成，直接引發了二OO三年二月在科倫坡召開的最近一•次不結盟運動峰會。
哈里拉：對許多觀察者來說，吉隆坡峰會是一個意外，但它是否可以被理解為南半球陣線的再生? ，
阿明：它也許會讓那些懶散的官員們吃驚，他們確信，在新的全球化進程中，南半球國家已不再重要。面對結構性再調整計劃的壓迫、債務償還負擔的挾持、買辦資產階級的鉗制，南半球國家似乎不能再像他們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一年那樣全力以赴，對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提出質疑了。意想不到的是：不結盟運動譴責了美國的帝國主義戰略，譴責它的全球軍事控制的不均衡及其罪惡目的，譴責它通過華盛頓預謀制造無休止的單邊決定的戰爭來達到它的軍事部署。南半球國家逐漸覺悟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安排對它們無所補益，因此，這個安排必須訴諸武力去自我推行，想方設法地實現美國計劃。這場運動正在演變成為一場
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和美國霸權的不結盟運動。
哈里拉：作為重建南南合作基礎的大聯合的指導路線將是什么？
阿明：在南半球國家所堅持的立場和正在接近的觀念這兩者的基礎上，可能復興“南半球陣線”的指導方針正變得日漸明確起來。在政治層面，它要求譴責美國政策的新原則——“防御性戰爭”，并且要求美國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國外的軍事基地撤兵。即使不結盟運動同意對美國在海灣地區對保護國行使權力的問題保持沉默，他們也只是采取了與在聯合國安理會受法國和德國保護的那些國家相近的立場，著重提出要給入侵者以外交上和道義上的孤立。華盛頓方面自一九九○年以來，在涉及阿拉伯中東地區（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對于后者，美國采用的方式是無條件地援助以色列）、巴爾干地區（南斯拉夫、新近駐兵的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中亞和高加索（阿富汗、前蘇聯）等區域，選擇了持續的軍事干預方式。美國尋求的目標包括：一、接管世界最重要的產油區，既而施加壓力，試圖將歐洲和日本的地位降至聯盟中的仆從；二、在古老大陸（中亞，在距離上與巴黎、約翰內斯堡、莫斯科、北京和新加坡相等）的中部建立永久軍事基地，并且為將來的“防御性戰爭”做好準備，其首要目的在于那些“有必要與之協商的”意欲成為其主要伙伴的大國：首先是中國，也包括俄羅斯和印度。這一目標的達成則意味著要在這個問題頻發的地區安置由美國軍隊操控的傀儡政府。從北京到新德里到莫斯科，美國制造的戰爭越來越被理解為是最終指向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更為直接的威脅，而不是針對它們的直接犧牲品，比如伊拉克。
哈里拉：在經濟層面可行的指導路線會是什么？
阿明：在經濟領域，因為所有南半球國家的共同利益正在形成，可取的指導路線是南半球國家能夠集體防御。資本的國際轉移應該被限制的觀念已經過時。作為一個新的教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開放資本賬戶的惟一目的是：推動巨額資本向美國的流動以掩蓋它日益增長的赤字。推動這一資本輸出對南半球國家沒有好處，其最終結果是被投機性的盜用所洗劫。因此，符合邏輯地伴隨資本賬戶而來的“靈活的匯率”的提出，也是應該質疑的。相反，區域性組織的制度系統保證一個相對的穩定匯率在南半球國家中是一個值得研討的課題。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馬來西亞率先恢復匯率控制，打贏了這一戰役。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也被迫承認它的做法。
哈里拉：規范外國投資的思路也同樣過時了嗎？
阿明：毫無疑問，南半球國家并沒有考慮像他們中的一些國家曾經做的那樣，對外國投資關上大門。相反，外國的直接投資是受到邀請和吸引的。但是，接受的方式再次引發了一些批評性的反應，某些第三世界政府集團對此反應敏感。在與這些規則的進一步溝通中，世界貿易組織試圖推行的知識產權和工業產權的概念還有爭議。這個概念不但不能增進開放市場的“透明的”競爭，反而強化了跨國壟斷。
哈里拉：更具體地說，農業對南半球國家如此重要，農業問題是什么情況？
阿明：在這個問題上，很多南半球的國家已經再次認識到，沒有一個重視保護農民利益的國家農業發展政策是不行的，這個政策使其在世界貿易組織試圖促進農業發展和保護國家糧食主權而引發的“競爭”后果中，免遭加速崩潰的厄運。農產品市場的開放，使得美國、歐洲以及南半球的少數幾個國家（美洲南端的國家）能夠向第三世界出口剩余的糧食，因此不可避免地危及了對方國家的糧食主權；第三世界農民的產品因此而在北半球市場遭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瓦解農民并且助長從農業區向城市貧民區移民的新自由主義戰略，再度引起了南半球國家的農民斗爭，這些斗爭困擾著政府。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競技場中，農業問題經常是在這樣一個單一角度上展開討論的：美國和歐洲不僅對其國內農業生產，而且也對其農業出口進行了補貼。僅僅固定在農產品世界貿易這一問題上，錯失了解決我剛才呼吁關注的主要問題的契機，而且陷入了糾纏，因為這使得南半球國家去捍衛那種甚至比北半球國家更加自由的立場。沒有任何理由不把政府給予農民的補貼和那些旨在支持北半球國家農產品傾銷的補貼分開。
哈里拉：另一個根本問題是：債務。它不是在經濟上無法承擔了嗎？
阿明：債務已經不再只是在經濟上無法承擔，甚至它的合法性也開始成為問題。單方面廢除這些可惡的非法債務，并同時提出一項目前尚屬空白的國際債務法方案，這個目標已成為一個呼之欲出的要求。一般的債務審計固然可以揭示非法的可憎的有時甚至是不義的債務的比例。只有已償還的債務利息達到了還款的合法要求，才能逐步取消現行債務，并進而顯示出這整個債務運作過程的真正的原始掠奪形式。國外債務必須視同國內債務并適用于常規的文明的法律裁決，這一觀念必定是一場旨在推動國際法強化其自身合理性戰役的核心議題。因為法律在這個問題上是沉默的，只有在付出了激烈的權力斗爭的代價之后，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哈里拉：在這個背景上，今天有可能召開一次新的萬隆會議嗎？
阿明:目前的世界體系已與“二戰”后的世界在結構上有了很大的不同，萬隆會議的“再版”是無法想像的。不結盟運動處在兩極的軍事世界里，不允許帝國主義國家干預他們的事務。這種兩極性也把資本主義中心的伙伴凝結為一個統一陣線。由于這一現狀，因解放與發展而產生的政治和經濟沖突將亞洲和非洲推向了帝國主義統一陣營的反面。當今的世界是軍事單極的。同時，在涉及全球化體系的管理問題上，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似乎出現了裂痕，而全球化體系從現在開始已完全在自由主義的原則下聯合起來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經濟管理領域，至少在理論上，中心的三國合一構成了一個表面上的堅固大廈。所以，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目前的演變是否預示了一種持久的質變，或者只是緊要關頭的權宜之計。
哈里拉：南半球國家如何在政治上重建一個新的廣大的反帝陣線？
阿明：南半球穩固陣線的重建涉及到各國人民的利益和態度。在南半球的許多國家，要說它們的現政權是不民主的，那還只是一種溫和的表達，這些政權有時分明是可憎的。這些獨裁的權力結構支持的是那些與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有著利益關系的買辦階級。而另一個方面——南半球人民陣線的建立——則需要民主。這種必要的民主將是一個難題且需要漫長的過程。但他們確實不會走向這樣的道路：安置傀儡政府，讓他們把自己國內的資源奉獻給美國跨國公司的掠奪者，也就是說，這些在侵略者保護之下的傀儡政府是比被他們替代的政權更脆弱、更少信譽、更缺乏合法性的統治形式。順便說一下，盡管美國有很多虛偽的說辭，但它的目的確實不在推進民主。
哈里拉：但南半球國家怎樣才能把自己從新自由主義的幻覺中解放出來呢？
阿明：毫無疑問，在最近的將來，南半球國家的政府似乎還要為“真正的”新自由主義而奮斗。但他們會發現，這個希望是完全不現實的，是虛幻的。到那時，他們必須返回這樣一個緊要觀念：任何發展都需要自力更生。首先，發展存在于民族目標的設定之中，這一發展目標指向生產體系的現代化和服務于社會進步的內部條件的創造；其次，從這一需要的基本立場出發，建立與發達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交往關系?！胺蛛x”的定義——這是我自己的定義，并不意味著“閉關自守”——把這個概念放在了兩極對立之中，它的相反原則“結構調整”——這是一個新自由主義概念——回應的是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也絕對服從占支配地位的跨國資本的指令，進一步加深了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
哈里拉：在南半球，自主發展的選擇還是一種需要嗎？
阿明：是的。處在資本主義的中心，自主發展歷史地生成了資本積累過程的獨特性，并決定了隨之而來的發展方式；也就是說，它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內部的社會關系的推動，外部關系的作用只在于對它的強化。與此相反，在邊緣，資本積累過程首先是從中心的發展衍生出來的，并被當作“附庸”而嫁接于后者。因此，自主發展假定了對積累的五個基本條件的控制：一、勞動力再生產的本地控制，它假定在第一個階段，國家政策確保農業發展能夠以充足的數量和在價格上具有與資本的盈利需求相當的水準來釋放糧食盈余，而在第二個階段，工資商品的大量生產能夠相應地跟上資本的擴張和工資總額的增長；
二、盈余集中化的本地控制，它假定國家金融體制不僅存在，而且與跨國資本流相比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因此可以保證國家指導投資的能力；三、市場的本地控制，即使在高關稅和其他保護措施缺席的情況下，也主要為國民生產服務，而且作為補充，至少應在某些領域具有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四、自然資源的本地控制，它假定，除了現有的資源，國家具有開發和儲存資源的能力；五、技術的本地控制，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本土發明還是引進技術，都能被迅速地再生產而不會無限期地受制于引進這些項目的基本投入。
哈里拉：有關自主發展方針的討論因此也就超出了有關反對進口補貼的討論而指向了出口戰略？
阿明：是的。自主發展可以與依賴性發展相對立，它始于對在世界范圍內推行資本主義部署的主導趨勢的單方面調整。這個概念不可被化簡為進口補貼政策與出口導向政策間的不和諧。這后兩個概念與“庸俗的”經濟學有關，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經濟政策總是被社會統治集團所實施的，懸而未決的社會主導利益問題也總是經由實施的過程呈現出來。在現實世界里實施的每一項政策，都是根據具體的環境以不同的比例把進口補貼和引導出口結合在一起的。自主發展的動力學基礎建立在一個主要的連接之上，這就是在有限的相互依賴的條件下，將生產資料的產量增長與大眾消費品的產量增長連接起來。由這種連接相應地產生了一種社會關系，它的基本術語是這一體系的兩大基石：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相反，邊緣的資本主義——定義為自我依賴的中心資本主義的矛盾體——的動力，則是建立在另一種連接的基礎上，它一方面連接出口能力，另一方面，連接少數群體的消費（進口的或由進口補貼而地方生產的）。
哈里拉：對流行的和/或者社會主義的自主發展觀的歷史意圖的批判性閱讀難道不也是同樣需要的嗎？
阿明：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自主發展問題和脫離的問題實際上是由所有針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廣泛的大革命呈現出來的：俄國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運動。聯系到生產力發展、民族解放、社會進步以及社會的民主化等問題，這個問題的歷史答案，確實是一個值得持續地進行批判性閱讀的課題，從而總結他們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與此同時，這些生發出問題的術語也必須面對不斷變化的語境，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也在持續地經受著人民反叛的挑戰。所以，自主發展以及脫節或分離絕不能被削減為對任何情境和任何時刻都有效的公式。這些概念必須根據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新情況而予以重新思考。“二戰”之后席卷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導致了以操控這些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主要根基的新的國家力量的形成。而且它已經以現代化戰略的形式制訂了發展規劃，目標在于確保“互相依存中的自力更生”。這些戰略并不是要考慮真正的分離，而只是要考慮積極應對世界體系方略。歷史地看，這一計劃顯示了它的烏托邦性質。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在一段成功的展開之后，它顯然已氣息奄奄，并且在開放政策、私有化和結構調整的重重壓力之下，最終被領上了邊緣經濟的再度買辦化之路。
哈里拉：考慮到那些社會主義的實驗，或者那些所謂的“現存的社會主義”呢？
阿明：相反，在蘇聯和中國，“現存的社會主義”的實驗確確實實是脫節了、分離了，并且在這一精神上建立了一個經濟選擇的系統標準，它獨立于世界資本主義邏輯所強制推行的標準。這個選擇，連同其他相關的選擇，真實地傳達出了誘發革命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原初的社會主義目的。然而，是不惜一切代價通過采用類似于資本主義中心的組織體制去發展生產力以圖“趕上”，還是“建設另一種社會”（社會主義），面對這兩種選擇，蘇聯和中國社會越來越趨向于第一種選擇，就此而言，第二種選擇幾乎是空洞的，沒有實際內容的空洞。
哈里拉：如此說來，今天對南半球來說名副其實的發展狀況是什么？
阿明：名副其實的發展需要一個深刻而徹底的轉變，在為農業革命開辟道路的同時，也讓密集的小企業和中小城市網絡能夠為社會的整體發展發揮它們不可替代的作用。與這一總體前景相關的具體步驟的選擇有賴于社會斗爭的輸出，并且需要民族的、大眾的和民主聯盟的成功締結，只有這樣，才能走出買辦化的固習。在這些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中，社會效益的概念也必須有所提高和發展，從而縮小資本主義的“競爭”概念的效力。與此同時，人們也不能失去世界主義的長遠眼光。這就需要某種程度的對外開放（嚴格選擇技術進口），盡管如此，這種開放程度必須被限制在對總體的發展有利而無害的范圍之內。相應地，全球發展特別是在邊緣地區推進大的區域性設施的建設，以及為世界范圍的現代化所必備的并且改變其基本面貌的工具設備的優先安裝，也漸漸地從資本主義標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一建設也需要人們超越嚴格的經濟安排的限制，以便著手建立大的政治共同體。在這個層面上表達出來的自主發展和分離運動的宗旨就是，要調和這兩大區域的關系格局，既關系到貿易及其設限，資源、金融的限制和利用，也關系到政治和軍事安全。因此，這就需要重新形成世界政治體系，將之從霸權中解放出來，并導入文化多元主義的路向。
哈里拉：從多元的視角看，一種聯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新國際主義是可以預見和可能的嗎？
阿明：絕對是這樣。聯合的條件是存在的。只要巴黎—柏林—莫斯科—北京軸線能夠密切協作，這樣的聯合在國際外交的層面上將得以形成，并且將通過這一軸線與亞非陣線友好關系的重建而得到加強。與拉丁美洲人民斗爭的聯合同樣是基礎性的。不言而喻，在這樣一個方向上，這種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歐洲聯結到一起的大聯合的發展，將會使美國的野心化為烏有，它將會被迫接受與那些決意捍衛自己利益的國家共存的事實。在當前，這個目標絕對應該被視為是優先的。美國的軍事部署計劃將從多方面決定著這場戰爭的砝碼。只要美國這個霸權計劃不被擊潰，社會的、民主的進步將不可能也無法持續下去。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歐洲必須——而且能夠——將自己從“自由主義的毒素”中解脫出來。但這個原動力只能來自人民。當然，享有歐洲政府特有的優先保護的主導資本，是贊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的，他們愿意為自己追隨美國而付出代價。歐洲人民與歐洲的計劃有相當不同的看法，他們喜歡并且愿意看到社會關系以及他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建立在法律和正義的原則之上，如果歐洲這一人道主義政治文化獲勝——這是可能的——那么，歐洲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團結將成為建構一個多元中心的、民主的和和平的世界的基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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