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與華盛頓的世界政府

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與華盛頓的世界政府

Lin, Ershen

2008年4月21日－5月7日

原載：天涯經濟論壇

一、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和西方的關系

對于欠發達國家，傳統上稱為第三世界。近年來，由于第三世界在大眾媒體上往往與失業、貧困、犯罪、賣淫、無家可歸、艾滋病、偷渡等社會陰暗面聯系在一起，人們便改用“發展中國家”這個詞。“發展中國家”意味著這些欠發達國家正處于由窮變富、由欠發達變成發達的歷史進程之中，并將最終加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但是，整個戰后的世界歷史表明這只是一個海市蜃樓。除了亞洲“四小龍”的個別例外，其它的第三世界國家，不管是左派掌權 (如古巴、津巴布韋) 還是右派掌權 (如印度尼西亞、巴西)，都沒有能夠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差距。即使美國的正統經濟學家也承認發達國家過去的經驗難于被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重復這一基本事實。因此，“發展中國家”這個詞極具誤導性。
與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史相比，第三世界國家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劣勢地位。這一點決定了它們只能夠扮演配角，即接受發達國家的投資，向發達國家提供資源、勞動力并且承受污染，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產品，利潤則主要由國際資本所攫取。即使是分配到第三世界的產值部分也還要在很大程度上變成無效益的資產被浪費或者轉移到發達國家，而真正可供一般國民消費的部分就很小。這種發展的結果當然是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目標之間的脫鉤，在表面的繁榮下隱藏著長期的隱患。
就拿中國大陸作為例子，其經濟已經轉變成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達到三分之二，四成產值由外資創造。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帶來了大量的出口順差，但無利可圖。據統計，2003年中國消耗的各類資源約合50億噸，消耗了世界消耗總量7.4%的原油、31%的原煤，僅僅創造出世界總量4%的GDP。不少出口企業的利潤甚至在銷售額的百分之一以下。如果把資源損失和生態破壞的代價計算在內，這種增長是得不償失的交易，也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
中國依靠出口低技術產品所獲得的外匯儲備在很大程度上還要遭受第二次損失。第一次分配之后的損失中首先是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其中，用美元儲備購買的美國國債是最大的損失，而這種損失很可能是美國接受當前的雙邊貿易赤字的先決條件。由于美國聯邦政府長期的赤字預算政策不可能改變，美國國債就永遠無法償還。換句話說，舊債的償還是以發行更多的新債為前提的，所以債權人就會永遠被套牢。從理論上來說，中國可以拋售美國國債，并引發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在現實操作中，這種做法并非一個選項，因為美國國債市場的崩潰意味著中國資產的蒸發，美國的可能報復姑且不談。再者，中國對于外資缺乏正確的調控也是造成損失的原因之一。據估計，僅允許外資參股國內主要銀行的過程就已經導致一萬七千億元的損失，相當于外資拿走了2006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四分之三，或者是全國兩年多的教育經費。另外，近10年貪官轉移到海外（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國家財產達500億美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大陸的國內消費卻僅占GDP的55%，而居民消費率更低，并且從九十年代以來呈現下降趨勢 (從48.8%下降到38.2%，美國2000年為67 %)。此間推出的高教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退休制度改革都是朝著對于勞動者和消費者不利的方向進行。與此同時，基尼系數在不斷上升 (1984年為0.24，2004年為0.47，而一些民間統計機構則認為達到了0.59)。
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貿易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農產品貿易。美國的媒體經常吹噓自己的農業如何發達，可以養活多少的第三世界人口。然而，有關方面的專家 (th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Policy Trade) 的分析卻發現美國的糧食出口對象主要是其它的發達國家，在與第三世界的食品貿易中是凈進口國。在美國的國際政策鼓勵下，許多亞非拉國家把為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生產出口食品放在最高優先，最好的耕地被用于為美國種植咖啡，大量沿海地區的稻田被蝦的養殖場取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通過世界銀行、IMF 進行鼓動和要挾的結果。另外，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工業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占原來用于農業的大量土地資源、水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從而導致農業的進一步萎縮。因此，泰國和印度都會在不久的將來從糧食出口國變成凈進口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菲律賓的親美總統阿羅約卻鼓勵農民種植生物能源作物，進一步增加了該國對于進口糧食的依賴性，而為此付出代價的將是平民百姓，特別是那些窮人，因為他們的食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最高。
全球化對于農業的影響雖然在短期內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但卻排斥了為當地窮人生產基本必需品的傳統農業，其長期的結果是這些國家的食品對外依存度增加，價格上漲，最后的結果是得不償失。當發達國家為自身的需要 (如發展生物能源) 而調整農業政策時，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就會顯得極為脆弱。第三世界的農業萎縮無疑加劇了全球范圍的糧食危機。顯然，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劣勢地位同樣適用于農業領域。
上面的分析揭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時代正面臨著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的剝削和掠奪。發達國家處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中心，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體系的邊緣。中心國向邊緣國輸出資源和勞力密集型的工業以提高利潤率。于是中心國與邊緣國之間的貿易是以高技術產品與低技術產品的交換為特征的。高技術產品與相對于低技術產品的交換優勢保證財富不斷地從邊緣向中心集中。財富的集中使得中心地帶的國家有可能給公民提供大量的福利，這種福利當然超出了其國內的真正財富創造所能承受的范圍。沒有全球性的經濟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福利國家。
上述分析與羅利的觀點是一致的：“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收入不公平程度的差別可能與其依附地位從而與其結構特徵有關。依附意味著…累積性資源的流動可能具有重要影響。而且，邊緣國的收入分配將取決于商品專業化的國際形式和能夠調解依附事實的社會階級的出現。”這里的社會階級指的是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如同勞工對于資本的依附關系一樣，是一種階級關系。羅利將不同的社會 (或者國家) 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階級沖突的關系，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換言之，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要是以第三世界為剝削對象，從而使得發達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雖然這種轉變在十九世紀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只有在全球化時代這種矛盾轉化才趨于完全。如果要對我們這個時代作一個階級分析的話，也只能夠在全球的范圍內進行才有意義。
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國家的精英集團高居于食物鏈的頂端。這個利益集團由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等諸方面的決策和管理階層組成，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股份制的推行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股份，但這決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成了剝削者或者精英分子。在這個精英集團的下面是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為整個體系的運作提供技術支持，并因此獲得蛋糕中較大的一塊。這個中產階級還可以細分為若干階層，如知識階層、技術工人、農場主等，但這已經不屬于本文的討論范圍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中上層多半可以歸入這個中產階級的范疇，但是那些靠掠奪致富的超級暴發戶不在此列。再往下是第三世界的藍領和發達國家的低技術工種 (如制衣業) 的工人。在整個食物鏈最底端的是第三世界的農民和無固定職業者，盡管在發達國家里也可以找到少許人掉入這個陷阱。這就是當今的國際經濟秩序。
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后冷戰時代的、由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必然產物。美國并不特別關心第三世界的國家實行何種政體或者主義，而是首先要求所有的國家都參與到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中來。這種全球體系的經濟支柱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世界銀行 (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政治上和軍事上則主要依靠北約組織 (NATO) 和類似的區域性條約組織，而由五大國主導的聯合國則已經被或多或少地邊緣化了。任何拒絕參與的國家都會被加上“邪惡軸心”、“支持恐怖主義”的標簽而成為美國的潛在打擊對象。自九十年代迄今，美國已經拔除了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個釘子，并迫使利比亞就范，伊朗是否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尚不得而知。但很清楚的一點是美國政府正在變成一個世界政府。全球范圍的自由市場始終是以政治干預為立足點，而政治干預又是建立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上的。
當然，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不一定要通過多邊性組織或者軍事干預來實現其目標。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儲備貨幣的美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市場運作實現美國的經濟目標。多年來，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美國聯邦政府能夠維持高赤字，美國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能夠維持高價位，而美國過剩的流動性則通過國際貿易輸出到第三世界。因為第三世界國家普遍把美元當作黃金的替代品儲藏起來，美國可以過量發行貨幣而不支付通貨膨脹的代價；相反，美國政府作為債務人可以在通貨膨脹中獲益。據估計，自2003年以后涌入中國大陸的投機資金至少有四千億美元之多。在匯率固定的前提下，這意味著需要發行三萬六千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考慮到乘數效應，這些熱錢可以增加高達十萬億元的流動性。這種輸入的流動性過剩最終引發中國國內的物價上漲。目前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通貨膨脹特別是食品價格的迅猛上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些年在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國聯邦儲備局為刺激經濟增長而長期采用的寬松貨幣政策的累積效應產生的惡果。美國次級貸款危機爆發之后，熱錢大量流出房地產和股票市場而涌入期貨市場，進一步加劇了石油價格和糧食價格的上漲。從這一角度來看，源自美國的通貨膨脹不但迫使美國的老百姓交人頭稅，也迫使第三世界的老百姓交人頭稅。這也進一步證明了美國政府正在變成一個世界政府。
近年來，與通貨膨脹相關的一個重要發展是原油價格上漲使得從糧食 (玉米、小麥) 中制造乙醇燃料變得有利可圖。美國聯邦政府在2005年通過立法鼓勵發展生物乙醇原料。在2007-2008年度，美國20%的玉米耕地被用于生物燃料的生產；在2008-2009年度，這一比例將增加到30%。生物燃料的發展與種植糧食的耕地減少密切相關。等到將來國際石油供應枯竭，美國必須把大部分可耕地用于乙醇生產才能夠滿足美國消費者對于能源的需求。根據Lester Brown (Earth Policy Institute) 的估算，如果美國人開車的燃料完全依賴于生物燃料，乙醇生產將占用足夠供應全世界六十億人口的糧食。這種形勢正在造成巨大的食品價格上漲的預期，并與全球性食品短缺形成惡性循環，使世界范圍的糧食和其它食品價格不斷攀升。今年，國際糧食價格上升了50%以上，而泰國大米的價格更是翻了一番不止，預期很快將超過一千美元每噸。這種情況在某些最為窮困的第三世界國家 (如海地) 引發了發生騷亂，并促使印度已經宣布禁止低價大米的出口。看來，糧食供應形勢正日趨嚴峻。聯合國發出警告說，大規模的生物燃料生產將觸發全球性的饑荒。顯然，這樣的饑荒一旦發生，其后果將是史無前例和不堪設想的，并將伴隨著劇烈的社會動蕩。這個例子顯示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在為開車人謀利益同時也威脅著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權力 (1)。即使美國的技術和經濟專家也普遍承認生物燃料的政策已經變成一個道德問題。看來，美國政府不但是一個世界政府，而且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世界政府。
華盛頓的政府是一個全球政府的說法不僅僅適用于第三世界，也同樣適宜于發達國家。美國在北約的統治權是很少有人懷疑的事實；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北約卷入南斯拉夫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在美國的亞洲盟國中，日本是受到美國的支配最為徹底的國家，就連“和平憲法”也是麥克阿瑟將軍搞的。怪不得美國學者把日本稱為“準國家”(quasi-state)，而日本的一些人也急匆匆地想對美國人“說不”。

  
二、華盛頓的世界政府是個民主政府嗎？

既然華盛頓的政府是個世界政府，那么請問這個政府是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很多人會說，那是一個民主政府。
不錯，美國政府是民選產生的，但是美國人口只有兩億多，而美國的聯邦政府卻管理著全世界六十多億人的生活，特別是經濟方面的事務。這種情況很像古代雅典的民主政府僅僅屬于少數的自由民，卻決定著作為人口多數的奴隸的生死與奪，以及雅典帝國里面其它眾多小城邦的經濟和外交事務。說得近一點，大英帝國也是這樣一個民主政府：英國議會由英國公民投票選出，卻決定著每個海外殖民地的事務。
帝國的政府只向它的選民負責和為它的選民謀福利，但絕對不會向它所管理的其它沒有選舉權的人民負責和為他們謀福利。因此，大英帝國政府的殖民統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戰是正常的。十八世紀的英國政府給予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銷售茶葉的稅收優惠而激怒了殖民地商人，從而導致了1773年的波士頓茶黨事件 (Boston Tea Party)。到了二十世紀初，英國在印度征收鹽稅同樣激怒了印度人，于是穆罕默德•甘地在1930年組織了著名的制鹽抗稅運動，史家稱為“Salt March”。波士頓茶黨事件是北美殖民地獨立的催化劑，而甘地的和平抵抗則無疑成了南亞殖民地獨立的前奏。
今天，無論是西方向第三世界輸出資源和勞力密集型的工業還是華盛頓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通貨膨脹以收取人頭稅的做法都是“民主”的帝國政府為它們的選民謀福利的做法，與近代的大英帝國、古代的雅典帝國的國際行為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差別。
既然帝國的政府總是為少數人的利益而管理多數人的事務的政體，它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帝國政府對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總是一個壓迫性的政府。杰佛遜在《美國獨立宣言》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中指責英國國王在沒有殖民地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向他們征稅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因為當時的英國國會里面沒有北美殖民地的民意代表。杰佛遜短短的一句話就充分揭露出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反民主的本質。到了二十世紀初，英國與其殖民地的關系依然沒有改變，說明英國在其南亞殖民地的統治也是反民主的。
要判斷一個政府是否民主必須有參照系，這與判斷物體運動必須有參照系一樣。宇宙間沒有絕對的靜止和運動。基于同樣的道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政府，也沒有絕對的專制政府。雅典政府對于自由民而言是充分民主的 (直接民主)，對于奴隸和外國人而言是專制的；大英帝國政府對于英國本土公民而言采用代議制民主，對于其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則實行專制統治；美國政府對于美國公民而言也采用代議制民主，但對于第三世界的人民而言也是專制的。一般而言，一個帝國政府對于其公民可以是民主的，但是對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則一定是專制的和壓迫性的。這也是對立統一的一個例證。
民主相對論是否適用于革命前的歐洲呢？回答同樣是肯定的。事實上，革命前的歐洲封建君主們也要聽取貴族們的意見；英國和法國的議會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前就已經建立了，即使沙皇俄國也已經有了國家杜馬。完全獨裁的君主屬于暴君 (tyrant)，而暴君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也是短命的。由此可見，對于貴族階級而言，封建制度是民主的；對于平民而言，封建制度就變成專制的了。從歷史上來看，民主革命的實質就是逐步擴大民主的范圍而已。
雅典的直接民主就是通過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而得以成型的。在公元前7世紀，雅典已經在希臘城邦中率先廢除了世襲君主，最高統治者為三個寡頭，分別稱為大執政官 (βασιλεύς)、執政官 (ἄρχων) 和將軍 (πολέμαρχος)。不久，執政官的數目增加到九位，由前執政官組成的參議會 (實際上相當于參議院兼最高法院) 指定并與其分享權利。在621 BC，Draco將政治權利授予擁有武裝的公民即富裕階層。Solon在594 BC的改革將公民按照年收入分為四個階層，其中第一到第三階層均有資格擔任執政官，其候選人由普選產生，最后由抽簽決定 (αἱ κληρωταὶ ἀρχαί)。同時，Solon引進了陪審團制度。Cleisthenes在508 BC建立“五百人參議會”(ἡ βουλὴ οἱ πεντακόσιοι)，并且確立了男性公民在公民大會 (ἐκκλησία) 上的普選權 (取消選舉人的財產限制)。Pericles 在479 BC取消被選舉人的財產限制。Ephialtes在462 BC的改革進一步限制了參議會的權利，擴大了公民大會的立法權，使之成為民主的同義詞。
英國民主的實現是近代最為典型的漸進式民主的過程。從1215年的大憲章 (Magna Charta) 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英國王室的權利一步步地被議會的權利所取代。然而，十九世紀初的英國議會依然由世襲貴族統治著。1832年的改革對于財產限制作出修改使資產階級開始取代世襲貴族的統治地位；1867年的改革給予工人以選舉權；1872年引進無記名投票；1884年的改革將選舉權給予農業工人；1918年的改革給予女性公民投票權；1928年的改革將投票年齡限制從30歲降低到21歲。美國民主的進程與英國類似，在時間上略為落后于英國。
也許有人對上述民主相對論點持懷疑態度。他們只要到越南、塞爾維亞、伊拉克去做一點民意調查，問問那里的老百姓有多少是歡迎和感激美國對于他們國家的軍事干預的，這些人的懷疑就會煙消云散。
根據德國現代史專家估計，在越南戰爭期間因為被懷疑支持越共而被美軍屠殺的南越平民百姓就達到一百萬左右，而伊拉克戰爭中喪生的平民也已經達到一百萬，兩個數字均已超過日軍的南京大屠殺。至于美國在六十年代扶植上臺的印尼獨裁者蘇哈托秘密殺戮的左派和印尼籍華人更是不計其數 (估計在一百萬到兩百萬之間)。據當地人的報告，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的許多地方，被扔到河里的尸體使河水斷流。此后，蘇哈托軍人政權繼續在各個邊遠省份特別是西巴布亞殺害了成千上萬要求獨立的人士。1975年蘇哈托在當時的美國總統福特和國務卿基辛格的秘密支持下吞并東帝汶，并且屠殺了當地七十萬人口中的二十五萬，即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從相對比例而言，蘇哈托在東帝汶的暴行無疑是現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可能也是空前絕后的種族滅絕罪行。直到1993年美國改變對于東帝汶問題的立場，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才有可能通過決議對于東帝汶的人權問題表示“深度的關切”("deep concern")。這表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已經失去其獨立性而變成美國的應聲蟲。無獨有偶，蘇哈托的這些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為美國剝削印尼的廉價勞工和掠奪當地的木材、礦產和石油資源鋪平了道路。從印尼的蘇哈托到扎伊爾的蒙博托，從智利的皮諾切克到菲律賓的馬科斯，美國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和冷戰的需要在全球范圍內所支持的眾多右翼法西斯獨裁政權給第三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比起現代史上的任何其它國家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有趣的是，號稱獨立的美國大眾傳播媒介對此類消息一律三緘其口 (2)。美國石油公司Chevron和Texaco甚至在《紐約時報》上刊登通欄廣告，褒獎印尼為發展的典范 (“Indonesia: A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要確定華盛頓的世界政府的性質，必須考慮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下列行為：(1) 在冷戰和反恐的旗號下頻頻在第三世界各國發動戰爭，造成數以百萬計人員傷亡和大量的難民流離失所；(2) 在戰爭期間殺害平民百姓、虐待俘虜和海外監獄囚犯，嚴重違反國際法；(3) 在其它大國內部鼓勵和支持分離主義運動，在其周邊地區部署進攻性力量，以遏制新的世界主導力量的形成；(4) 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通過政變扶植右翼獨裁者并支持他們踐踏人權，使這些國家淪為美國的附庸國，以便為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利益服務；(5) 通過設立IMF、WTO等多邊組織和制訂有利于自己的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并實現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其經濟政策制訂權的控制；(6) 通過上述組織和美國國內的經濟立法和政策將第三世界國家變成自己事實上的經濟殖民地，掠奪當地的人力和自然資源，同時輸出環境污染，加劇當地的食品短缺和饑餓；(7) 以輸出通貨膨脹的方式向第三世界的老百姓征收人頭稅，并且減少自身的債務負擔；(8) 迫使第三世界國家不斷購買自己發行的垃圾債券，以實現劫貧濟富的目標；(9) 通過賄賂在第三世界培植為自己服務的買辦階級，保證自己的政策在第三世界暢通無阻；(10) 接受第三世界國家的貪官污吏轉移來美的非法財產；(11) 向第三世界輸出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威脅弱勢民族文化的生存；(12) 對于掠奪性的開發、無節制的經濟增長和美國生活方式對于生態環境的危害置若罔聞，拒絕承擔保護地球生態的義務，嚴重威脅著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和繁衍。華盛頓的世界政府扮演的角色絕對不可能以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和民主政府的行為準則加以解釋，而只能夠以帝國政府的專制本質加以解釋。

三、全球化時代的帝國的未來

歷史學家早已經指出過，雅典民主的最大缺陷是它的平等是建立在更大的不平等的基礎之上。雅典民主的不平等包括城邦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城邦與城邦之間的不平等。所以雅典帝國是一個不穩定的體系。確實，獨立和民主是由同樣的原則衍生出來的兩個平等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概念。毫無疑問，民主與帝國始終是一對無法調和的矛盾。
歷史早已證明了雅典制度的虛弱。近代史又一次證明了大英帝國的統治是不穩定的，前后不過二、三百年時間。美國所建立的是一個無形帝國，即非殖民化的帝國。這個過程大約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迄今為止已有一個世紀左右，目前正處于巔峰時期，估計再維持一個世紀應當不成問題。但只要美國繼續目前的實力政策不變，其帝國體系的內在矛盾將無法化解，這個帝國的未來也將或多或少地遵循過去的帝國所走過的軌跡，其壽命也很難超過過去的帝國。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應該忽視例外一種發展的可能性。
前面提到過英美民主范圍逐漸擴大的歷史進程。這個進程在美國是否已經結束？美國的國內民主有沒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到包括整個世界的可能？譬如說，在美國的總統選舉團和國會里面增加第三世界的民意代表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從道德的高度來說，華盛頓政府既然在決定著世界事務，與全球各國人民的生死息息相關，那么美國人就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其它國家特別是作為弱勢群體的第三世界各國人民參與華盛頓政府的決策和管理，除非美國人愿意放棄他們對于世界事務的主導權和世界霸權。其實，要美國人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那么，華盛頓的世界政府就必須準備接受第三世界人民的監督，向第三世界人民負責；伊拉克式的戰爭和蘇哈托式的暴行再也不應該發生，熱帶雨林的肆意砍伐和溫室氣體的無節制排放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聯合國早已經失去對于美國的約束力，淪為一個橡皮圖章，而雙邊和多邊談判更是美國推行強權外交的最佳場所，第三世界的買辦們對于美國的旨意總是百依百順。對于第三世界的平民百姓而言，除了要求美國擴大民主的范圍，他們無法再以其它方法保護自己的權力不受踐踏，不管你把這種權力稱為人權也好，民權也好，或者別的什么東西。至于美國人是否會最終允許擴大他們的民主，那就要看美國人是否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了。拒絕改革和維持現狀只會加深美國與第三世界平民百姓的對立，使美國最終重蹈古羅馬帝國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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