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反全球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反全球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敵人的戰略就是軍國主義，置全球于軍事控制之下以補其經濟弱勢之不足。這不僅必然要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應，當然，特別是受害者會起而反制，這也會深化與他們的同伙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歐洲人，歐洲統合的準則是：「我們的競爭力和美國人旗鼓相當，甚且猶勝一籌，那么我們便該受到尊重。」美國的軍事控制會完全摧毀歐洲的規劃。這就是美國之所以選擇中東地區與中亞的原因…

── 薩米爾‧阿明訪談

文◎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

(杜繼平 譯)

■布佳林：如果想要了解「反全球化」（或者，用我們比較喜歡說的詞「另類全球化」），就必須從定義著手。定義就意味劃定界線。我們的「反全球化」，或是「另類全球化」運動不同于19與20世紀的傳統反對運動，其意義何在？這個新運動的主要新原則為何？它們的本質矛盾是什么？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的問題，即：左派政黨與「反全球化」運動的關聯是什么？這些問題并無新意，但非常重要。

資本主義始終是朝向全球擴張的

□阿明：我先從我對資本主義長期擴張史的看法談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是朝向全球擴張的，或者說總是以全球擴張為目標的，然后再試著指明資本主義擴張的每個主要階段的特性。我認為，不用提醒，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從很早以前，在《共產黨宣言》就指出：資本主義是向全球擴張的，因而社會主義革命不管怎樣（但未論及細節）也必須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所以，對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或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人來說，過去20年間突然冒出來的所謂全球化的論調，當然不是什么新鮮事。

但我所論不僅止于此。我要說的是，資本主義5百年的擴張史從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不論是最后的或不是最后的），而是不變的特性，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持續狀態。我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的擴張從一開始就造成兩極分化，也就是加深它的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如果落后是指外圍可以趕上并且變得與中心一模一樣，那么兩極分化就不是因為有些國家處于落后狀態的產物，兩極化一直是發達的中心國家同時運用經濟與政治手段造成的，發達與落后是一體的兩面，兩者無法分割。所以從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之日始，從重商主義時期與當時的大西洋歐洲把美洲設置為其外圍，到19世紀亞洲和非洲淪為殖民地，亞非被塑造為歐洲資本主義中心的外圍，帝國主義都是資本主義持續不變的特性。

但同時，「帝國主義」的特性始終是「多數的結合」（這對現在和未來都是問題）。

也就是說，不是「帝國主義」而是 「帝國主義各中心國家」在不斷發生沖突，在某些時刻沖突還極其暴烈。不斷的沖突并非為了霸權，而是為了分配與再分配全球體系的利益。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就是持續戰爭的歷史，絕不是像夸張不實的論述所說的那樣是市場與民主和平擴張的歷史。在某個時刻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成了世界舞臺的主戲，拿比較近的時期來說就是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而論，資本主義的擴張史一直都是戰爭的歷史。

我們審視一下帝國主義在前一階段（即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是怎么決定了中心與外圍的劃分，就可以發現中心與外圍之別幾乎就等同于工業化與未工業化的地區、國家、區域之分。

那些未工業化的地方，不論是正式的殖民地或如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所說的半殖民地、被支配國家，在政治上也被置于下屬的地位。那種型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擴張，兩者是不可分割的，當然會遭到反擊。反擊的力量基本上出現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地區，或者也不妨稱之為半外圍地區。俄國在一九一四年到底該定位成什么樣的國家呢？一個半外圍的國家，但已經朝向工業化發展，有了全國與地方的資產階級等等。它的社會結構形態是復雜的⋯⋯。

人民創造了各種斗爭與組織形式

■：俄國也有殖民地，所以俄國具有兩重性⋯⋯。

□：是的。所以，資本主義體系遭到名為社會主義致命的反擊。兩個顯例是俄國與稍后的中國。這些政治勢力以馬克思主義、以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為旗幟，得到工人階級強力的支持，但它們得以勝利還得歸功于它們能夠組成龐大的政治「人民聯盟」（特別是與農民），這點在俄國的例子中很清楚，在中國的情況就更其明顯了。（這些以社會主義為名的社會在革命后怎么演變，此處姑且不論）但在俄國（其后的蘇聯，俄羅斯帝國變成了蘇維埃聯邦）與中國發生的事實上是場混雜的革命。之所以說混雜是因為這場革命既含有共產主義理想國（具體的理想國）的成份，又含有一個落后國家，一個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志在趕上中心國家的成份。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確實一語道出這場革命的混雜性質。「電氣化」是為了「趕上」，而「蘇維埃」則意指用扎根于人民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另一套政治制度來達到「趕上」的目的。后來我們便看到「電氣化」占了上風而「蘇維埃」卻空有其名。

時隔未久，二次大戰后，在亞洲與非洲也爆發了民族解放運動，反抗前一階段帝國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未工業化、落后等等惡果。那些民族解放運動的綱領與「電氣化加某物」相去不遠，即「電氣化加民族人民體制」，這與蘇維埃模式屬同一類型，只是經過稀釋，遠不那么激進，有時是一點兒也不激進，有時則是半調子⋯⋯。在拉丁美洲則采取不同的形式，因為拉丁美洲在形式上并沒有被殖民，拉丁美洲是在19世紀就與美國一道贏得了獨立；在拉丁美洲實行的是「發展戰略」，即在發展的同時又為一種含混不清的人民民主體制奠立了基礎。

以上就是人民對付上一階段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挑戰方式。為了達成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目的，人民創造了各種斗爭與組織形式。它們組織了高度集中、統一，很能動員民眾起來行動的工人（或所謂工人）的政黨（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黨的模式對此產生了一些影響，但更早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有作用）。他們也建立了工會、農民的政黨與組織。他們創建了許多種反抗形式，他們聯合各種不同的民族、族群、宗教團體、階級等等，形成了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或多或少產生了成效。

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

■：順便一提，比較一下上一階段的反全球化運動與民族解放陣線是頗有趣的。

□：是的，它們系出同源。它們也創造了與其組織形式相符的有效行動方式，包括所謂的和平罷工、示威，而只要選舉不是太過于造假或沒有意義，有時也會參與選舉，但它們也進行戰爭、打游擊、起義、革命⋯⋯，所以這些形式都發揮了作用。

從20世紀70年代初或70年代中期開始到20世紀末期這30年間，所有抗拒上一波全球化的形式都逐漸碰到了歷史的局限。它們并非毫無成就，也不是不理性或者愚蠢，即使它們有許多不民主的地方（但民主畢竟在人類歷史中是非常晚期才出現的東西）。它們言而有信，履行了承諾因而具有正當性；它們確實向前追趕了中心國家，雖然有些緩慢，它們確實也在資本的權力之外，為其它型態的權力建立了基礎。它們在社會進步、教育、健康等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就此而論，蘇維埃模式有其可稱道之處：雖然沒有民主，蘇維埃制度在教育上的成果卻比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好得多。

它們促成了社會的進步，即使是亞洲與非洲的民族主義民粹政權也有很大的成就。我僅舉個數據為例來說明，1961年我訪問了前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共和國，當時剛果剛剛獨立，在歷經比利時一世紀的所謂教化、所謂「開化」殖民之后，只有9個剛果人受過大學教育，而30年之內，在非洲（可能也是全世界）最丑惡的莫布杜政府統治下卻有數以萬計的剛果人念完大學，所以，這個成就可謂巨大。諸如此類的例子所在多有。但正因為它們頗有建樹，它們所賴以成立的矛盾卻愈益加深、擴大，它們終于碰到了極限。

在達到極限之際，便帶著或多或少的擾攘不安，逐漸壞蝕，甚至陷入泥淖，僵滯不前，蘇聯的狀況是紛紛擾擾，亂成一團，其它的情況，像中國則是從內部腐蝕起，走向了資本主義，但中央政府仍牢牢掌控了資本主義化的進程。在第三世界國家則由民族的民粹主義轉變為新的買辦政權。當上一波反全球化的各種形式碰到歷史的局限時，只要它們不再能踐履反抗資本主義擴張的全球化，就會腐蝕地愈來愈厲害，從而喪失其信譽與正當性。這就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犯創造了條件，導致蘇聯模式的崩潰，中國的演變，民族-民粹體制的坍塌，并按照中心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的邏輯重新改造世界。

但現在我們得探究今天中心國家的資本主義是什么狀況？它在質上已和50年前不同。這種質上的差異，大部分的文章都強調技術革命及其應用等等，但從根本上發生變化的其實與勞動的組合形式、資本的形式、勞動的形式密切相關。前此的工業組織型態已逐漸汰換，新的工業組織型態與組合勞動過程的新方式正冒出頭來，當然，這意味前此的勞動組合方式日益失效了。新舊之間的交替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人無法在24小時內就創造出新的方式，須有相當的一段時間來累積經驗、進行斗爭，如此等等才能形成新的勞動組合方式。

過去的工會與政黨不是由一群知識分子憑空建立起來的，好像一群知識分子發表一些聲明，第二天人民就依照他們規劃的路線組織起來了。現在也是一樣。因此，我們所處的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四分五裂，各方人馬力圖創造出新的形式。斗爭持續不懈，但各適其所是，人員渙散，組織松垮，不知戰略目標為何等等。這種狀態就使主動權依然操在資本的手里，反全球化的斗爭為因應資本的新挑戰而有所調整，但還沒有強大到是以迫使另一方，即資本，也有所調整。這是個很根本的變化。

另一個根本的變化是，帝國主義朝向我所說的「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發展，即美國（加上它外部的分支加拿大）、歐洲（我現在不知這該把它的邊界劃在哪兒，該不該把波蘭也包括在內）與日本。二戰后，它們聚攏在一塊兒，簡單的解釋是，它們面臨共同的危險、共同的敵人── 蘇聯與共產主義的挑戰。這是可以理解的，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防止革命烽火四起，或者蘇聯的入侵（雖然我認為沒有蘇聯入侵的危險）。

但現在蘇聯已冰消瓦解了，它們為何還抱成一團？我們可以看到它們還藉由充當管治全球經濟與政治的機構結成團伙。管治全球經濟的工具，即管治集體帝國主義的經濟、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的工具，基本上是七國高峰會（是G-7，即使俄國想晉身為其中一員，以形成八國高峰會或「七又二分之一高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世界銀行的重要性不像一般人說的那么大，我認為它有點像在干宣傳部門的事，主要是制造華而不實的論調，但IMF就重要了）與世界貿易組織。在政治層面，就是由美國帶頭的軍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我們還可加上另一個美日軍事同盟。這就是新的集團帝國主義。

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為什么集團帝國主義是這樣？它穩定嗎？它們之間不再有矛盾嗎？如果有矛盾，那些矛盾的現狀又是什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矛盾？我認為是有矛盾且會長期存在，矛盾會持續是因為事情已經變化了，我剛提過勞動的狀況有所變化，但資本亦然，資本的集中程度已不同以往了。

結果，現在主要的跨國資本公司為了有效率必須進軍全球市場。這是新生事物–資本的積聚與集中程度遠高于希法亭（Hilferding）、霍布森與其后的列寧所分析的壟斷資本時代的資本集中水平，在那個時代，他們的分析是正確的，但我們今天已遠遠超過那個年代。資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管治全球化成為跨國資本的共同利益，使它們滋生了利害與共之感。這就是在經濟上用新自由主義模式，而在政治上用軍事聯盟模式來管治全球化的基礎所在。

但正因為這樣，美國現身成了要角。就像任何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需要國家，而任何其它的社會體系可能也都需要國家。這個體系不能單單只由它的經濟與經濟學的邏輯治理。資本主義需要國家是因為資本家的利益像在叢林中相互競爭，需要一個最少能使競爭不致失序的共同服從的權威，這就是國家。但在集體帝國主義的層次上并沒有國家，沒有一個涵蓋美國、歐洲、日本的單一國家，由于許多顯而易見的原因，在可見的未來這個問題大概也不會提到議程上來。即使歐洲有組織歐洲聯邦與歐洲整合的規劃，要創建一個共同的政治體系（即使不是成為一個國家，甚至不是松散的邦聯）也困難重重。歐洲尚且如此，三合一的美歐日集體帝國主義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不共組為一個國家又怎么共同治理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這對它們來說是個難題。此外，這還使矛盾更加尖銳，「三合一」和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各個不同伙伴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差異很大。例如，在歐洲，至少在歐洲大陸，由于諸多原因，長期以來具有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主義」與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所以，用新自由主義的模式來治理歐洲本身不容易被接受，而且在歐洲本身會有愈來愈多數的人越來越不接受新自由主義。這對管治全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正構成重大的難題。這是當前矛盾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正日益深化。

如今，美國在這樣的情勢下所干的事兒就是占居它的同伙歐洲與日本的上風，利用在軍事上的相對優勢想強自充當領導者，不僅是領導者而是霸主，就像在蘇維埃體系里「小兄弟們」的「老大哥」。美國是個國家而歐洲不是，美國特別是為了與蘇聯競爭已經發展出極危險的毀滅性能力，如核子與其它武器，這些都是事實，因而它可以躍為代表「三合一」集團執行國家職能的國家，但這個國家首先當然是支持美國本身利益的，我是指不公平且是非常不公平地分享大餅。這樣就使矛盾日益加深。常被提到的事情之一是：美國不僅有軍事優勢，加上它們是個國家，而且是個大國，此外還有其它優勢。有時，有人會說到美國的文化優勢，對我來說，那看來并不很重要，但也有人說美國在經濟上是「三合一」集團的龍頭，這就完全背離事實了。

你調查一下美國經濟所有生產部門的產業，不論是傳統部門，這些部門是前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基礎（福特式工業、化學工業等）或所有與傳統部門配合的基本工業（冶金工業等），或輕工業（紡織業與其它），甚至與現代技術（信息學、遺傳學）有關的工業，你就會發現在所有那些產業，美國的輸出貿易都有越來越大的赤字，可能在信息科技與遺傳工程方面赤字要少一些，但其它的所有產業則非常明顯，這意味它們越來越沒有競爭力，在現代工業、現代部門競爭不過歐洲與日本；在紡織或普通工業則競爭不過中國與我不確知的其它國家，像巴西。那就是說，美國的經濟真的很虛弱。

這樣的結果就反映在國際收支帳上，也反映在美國經濟之得以茍延殘喘是拜國外不斷流入的資本所賜，這些外資基本上來自歐洲與日本，但也有從第三世界國家通過外債與許多其它途徑流入美國的。頗令人想一探究竟的是，這是帝國主義的一個新特點，以前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輸出資本，現在則倒過來了。美國處于高度寄生的狀態。檢視它的國民收入帳，美國的國民儲蓄是零，甚至負數。也就是說，美國的所有投資加上所有巨額的軍備支出都是由世界其它國家資助的。那是個極為易脆、軟弱的狀態而不是強大。正是因為脆弱，美國當權的統治階級才會走向窮兵黷武。也就是說，他們無法用競爭的實力達成的，就會訴諸戰爭來解決，即為了他們的利益對全球實施直接的軍事控制。這樣他們才能轉虧為盈，才能彌補經濟上的弱勢。

所以，在討論我們自己的戰略之前，必須分析敵人的戰略。敵人的戰略就是軍國主義，置全球于軍事控制之下以補其經濟弱勢之不足。這不僅必然要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應，當然，特別是受害者會起而反制，這也會深化與他們的同伙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歐洲人，歐洲統合的準則是：「我們的競爭力和美國人旗鼓相當，甚且猶勝一籌，那么我們便該受到尊重。」美國的軍事控制會完全摧毀歐洲的規劃。這就是美國之所以選擇中東地區與中亞的原因。有兩個理由：一、直接完全控制石油，不僅是阿拉伯與伊朗的油，也包括中亞、里海等地，以對歐洲施加壓力，使歐洲淪為附庸，從而削弱其競爭能力；再者，也出于地緣戰略、地理學的考慮，因為從這些地區他們可擊中俄國、中國與印度這些大國境內的目標，也可擊中伊朗、巴基斯坦、敘利亞等國，但基本上是以大國為目標。這就是敵人的戰略。

現在，看看我們這一邊，我要說的是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實際上他們是「反全球化」的第一步，因為通常斗爭是從反對當前正在進行的事物，并說：「我們不要！」開始，而沒有提出正面的另類選項。因此，既然他們是拒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丑惡的社會后果的運動，它們就是「反全球化」的運動。看看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舉行的第一次「世界社會論壇」(WSF)，一大堆個人與大大小小的運動團體聚在一起，幾乎全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大會的共同內容就是：新自由主義正導致社會退化，有張非常丑惡的「社會臉孔」，我們不要它，僅此而已。這是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抗議運動，運動從那樣的方式開始是正常的。但看看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已有長足的進展。

第一，因為美國的黷武戰略這時已經明白可見了。美國的黷武戰略并不是「9•11」之后（因而，甚至也不是在「第一次世界社會論壇」之后）才開始規劃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已著手。而且在80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會搞垮蘇聯的跡象已露之際，就已明確表述過了，但當時人們尚未察覺美國在軍事方面的野心，或者不夠重視美國軍國主義的重要性。現在，在第三次的「世界社會論壇」大會上，他們已完全了解了。此所以會有大規模的示威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意興闌珊的「民主」

■：順便提一下，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有一百萬人反戰⋯⋯。

□：是的。這不僅因為人們喜愛和平。他們是愛和平，那并不壞，但這次運動起而反對的是我所說的「美國制造的戰爭」，也就是說，戰爭是經過策劃，在華盛頓決定的，根據一整套控制全球的戰略計劃，先在那個區域發動，但接著又向前推進。那是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眼光」制訂出來的戰略，兩者并無不同。

我們也可以繼續比較這兩個國家：德國曾是重要的工業國，但不是最強的工業國，正是為了彌補經濟的弱勢，希特勒才發動戰爭：「我們會征服歐洲，我們會征服俄國，我們會從烏克蘭的奴隸手中拿到免費的玉米，我們會有不要錢的法國奴隸」等，那就是希特勒的憧憬，跟美國當今的憧憬很接近，他們的本質雷同。

這次的反戰運動向前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它表現了運動如何連結經濟（或社會）和政治層面，此所以現在世界社會論壇的章程不只是聚集反自由主義的運動，而是把反自由主義和反美國軍國主義的運動結合起來，這非常重要。

■：有個小細節：現在的反戰斗爭和60年代的和平運動有何差別？和平運動的規模也非常龐大，看起來很相似。

□：60年代的和平運動反對的是以前的戰爭型態（可稱之為殖民戰爭的遺緒），基本上是指巳屬過去的越戰；我是說，只要民族解放運動發展得太過激進，美國就要加以制止，越南就是這種情況，但越戰已屬前個時期。現在是侵犯性的戰爭，是美國為了用武力控制全球而策劃的一系列戰爭。

■：好，這非常重要。

□：第三點，在從正面提出具體的另類選擇上也有長足的進展，我們可以說，即使理論、意識形態的觀點不同，幾乎每個人（不是每個人但是大部分活躍的運動者）同意或匯聚在三個領域內的三條戰線上。

第一是社會進步，這個社會進步并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另一套經濟社會體系，但對不同國家的人民來說，其內涵是清楚的。對那些曾有社會福利等制度的國家，像歐洲，社會進步就是繼續維持社會福利，在曾有優良社會制度的國家，像前蘇聯，社會進步就是捍衛其成果。大體上說，社會進步意指平等或盡可能減少不平等。我不喜歡這種說辭，但「公分母」就是消滅貧窮，也就是說，減少不平等，事實上，認真說來，我們不是在「慈善」的價值體系中消滅貧窮，而是減少不平等，選擇容納更多人而不是排斥人的發展模式。

第二是他們正朝向深化民主的需求匯集，那就是有傳統定義的多黨制、自由結社等民主，但又不僅止于此。民主的目的何在？民主必須有助于社會進步，而不僅是我所說的「意興闌珊的民主」，你可以自由投票，但沒什么用，因為國會沒有實權，因為是市場在決定而非議會決定，所以，在那種情況下你干嘛投票？這種民主的衰敗（在西方國家本身！）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導致新民粹主義和半法西斯主義那類東西。這也會使前蘇聯、東歐和南方國家民主的正當性受到質疑。俄國人明天可能會自問，投票所為何來？

草根層次的政治斗爭和政治變化

■：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大部分人對民主抱持相當負面的態度，因為民主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社會問題毫無用處。

□：是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一股強勁的成熟趨勢，如同歷史上常見的，成熟的程度不一，但認識到要深化民主并把它和社會進步連系起來是日益成熟了。為了社會進步的民主，這樣的社會進步不同于以往的模式，不論是過去蘇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或是我說的南方國家的民族民粹主義，都用非民主的方式達成社會的進步，是政府從上而下推動的，而非通過民主。

第三個正日益成熟的領域是了解到，如果不根據承認國家權利（不僅是法律權利）的原則建立全球體系的框架，就不可能通過民主來達成社會進步。

■：抱歉，有件事牽涉到第二點的民主問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補充說，人們也越來越了解到我們應該超越舊式的民主方式，發展像是參與式民主、草根民主這類事物？

□：那當然，這與舊的組織形式（政黨等等）漸漸失去信任和效率有關。

■：就是你一開始就提到的⋯⋯

□：是的，人們想要再創造，需要再創新的組織形式。

回過頭再談，第三個愈趨成熟的層面或領域是了解到，如果國家之間的關系、國際組織、全球組織的模式不修正，如果不改變由中心國家（特別是美國）支配的等級結構，為伙伴之間的協商談判留下余地，就不可能透過民主推動社會進步。此即我所謂的「協商下的相互依賴」，這種相互依賴不是透過強者通吃的市場，而是通過協商。

而這正是美國亟欲去之而后快的，此所以美國對待聯合國與希特勒對待國際聯盟完全如出一轍，「我們不在乎安全理事會投不投票，我們會自行開戰，我們照轟炸彈不誤。」，這并不只在法理上全然違法（順便提一下，這是場違法戰爭，因此，根據法律，那些決定要開戰的人是戰爭犯），這也是完全退化。人們了解這點，于是便起而反對美國制造的戰爭。
所以說，我認為運動進展很快，也許也有人可以說還不夠快⋯

■：我認為這個運動非常快，兩年間跨了一大步，真難以置信⋯

□：是啊！不可思議。我們在世界論壇、在海得拉巴（印度）的亞洲論壇，在佛羅倫薩（意大利）的歐洲論壇，以及我參加的許多國家的社會論壇，都看到了驚人的進展。他們同聲相應；當然，我們仍未窺全貌。我們在社會論壇看到的是冰山的頂端，我的意思是，發生變化的是在局部的層次，在草根的層次，正是在那個層次進行著政治斗爭和政治變化、社會力量的平衡或不平衡，反映在全球層次上，就是我們在全球社會論壇上所碰到的了。

但是這運動仍然渙散，我所謂的渙散是什么意思？首先，在國家的層次渙散：我不是夢想要回復到過去領導一切斗爭、權力集中的先鋒黨，因為這不是人們所要的，可能也不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我們需要人民陣線，需要在每個國家有具備戰略目標的人民陣線。

即使它是在尊重政黨、組織與特定目標的分岐下妥協的產物，在國家的層次，我們需要某種連結我們的目標的共同紐帶。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在區域的層次也需要人民陣線，因為在某些區域中國家層次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比較強些，歐洲就是這種情況，但對拉丁美洲（反對FTA運動）、非洲也一樣。也許除了幾個主要大國（世界上有五個大國：美國、俄國、中國、印度、巴西），除了本身是大陸國家的之外，我們需要區域的層次。即使是俄國的情況，前屬蘇聯的國家也需要區域的聯合。

最近幾年來很少有建立起國家人民陣線的例子。但只要建成了，就有取得勝利的巨大潛力。巴西就是這種情況，魯拉與巴西工人黨（PT）、巴西總工會（CUT）、無地農運動（MST）一系列組織，包括巴西共產黨和其它組織，連手取得了勝利，我不準備再談巴西的未來與魯拉上臺后的困難。

■：但勝利本身就非常有代表意義了⋯

□：是的，但我看不到多少國家已到了變革的關頭，寥寥無幾，也許某些小國，如此而已。我說的運動渙散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在世界社會論壇無法解決的問題。

■：但要克服渙散，創造第五國際也不是個辦法⋯⋯

□：沒錯，創造第五國際會非常危險，可能會失敗，也會很糟，或許以后會出現，我不知道，但人民陣線不是創造第五國際的工具或手段。

■：非常謝謝。

薩米爾‧阿明與「另立全球化運動」

阿明晚年積極投入從「反全球化」到「另立全球化」運動的國際串聯。從Anti 到Alter，他偕同國際上無數的非政府組織、工會、知識分子，共同探尋「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他目前擔任「第三世界論壇」（Third World Forum，TWF）理事長暨「另立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WFA）主席…

文◎林深靖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是享譽全球的政治經濟學大師，1931年生于開羅，父親是埃及人，母親法國人。 阿明畢生始終站在論述與實踐的最前線，重要著作有：《不平等的發展》（1973）、《歷史上的階級與國家暨當代危機》（1979）、《在世界體系中的省思》（1988）、《混沌帝國》（1991）、《全球化的挑戰》（1996）、《資本主義的幽靈》（1999）、《新自由主義的病毒》（2004）、《為多極世界進言》（2005）……等。

阿明晚年積極投入從「反全球化」到「另立全球化」運動的國際串聯。從Anti 到Alter，他偕同國際上無數的非政府組織、工會、知識分子，共同探尋「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他目前擔任「第三世界論壇」（Third World Forum，TWF）理事長暨「另立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WFA）主席。

「另立世界論壇」創立于1997年，是當今「另立全球化運動」（alterglobalist movement）的主要工作團隊。

1999年，WFA與法國《外交世界月報》、ATTAC以及國際上重要工會組織、農民團體、婦女團體、環保團體等共同組織「另外一種達沃斯」（The Other Davos）工作坊，「另立全球化運動」自此發源，同時也種下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WSF）的種苗。

自2001年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開辦），以迄第八屆在肯亞首府奈若比（Nairobi）的大會，WFA一直是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參與者。

2006年，當世界社會論壇在馬利首府巴馬柯（Bamako）舉行時，在WFA的倡議之下，召集國際上主要運動團體代表約2百人，另行安排一天半的時間舉辦工作會議，以便更深入探討問題，凝聚共識，設定未來運動的方向與標的。也在這一年，2百人團發表了「巴馬柯共同呼吁」（Bamako Appeal），被視為另立全球化運動發展過程中結合理論、實踐、形式分析與行動建言的重要文件。WFA主席薩米爾‧阿明和執行長弗鴻沙‧巫塔（François Houtard）正是「巴馬柯共同呼吁」的主要起草人。

「另立世界論壇」擴大會議預定于2008年10月13日到10月19日在委內瑞拉首府卡拉卡斯（Caracas）舉行。

2003年底，筆者到巴黎參加「歐洲社會論壇」(WEF)，在會場上遇見俄羅斯學者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晤談之后，他送給我一本簡陋編印的小冊子，是他訪問阿明、巫塔以及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紀錄，主題都圍繞在「另立全球化運動」的理論與實踐。2007年秋，筆者到歐洲訪問幾個國際NGO團體，途經巴黎，特地拜會薩米爾‧阿明本人。長談一個下午之后，阿明又邀約在一家意大利餐館共進晚餐。言談之中，更進一步體認到阿明力推「另類思維」與「另類實踐」的用心。

2008年8月，已經77歲高齡的阿明將首度訪臺，并接受浩然基金會的安排，在南北兩地各舉辦公開的演講和工作坊。

在阿明抵臺之前，我們特別介紹杜繼平所翻譯的，布佳林訪談阿明的紀錄稿。透過這篇訪談，我們可以一窺阿明對于「另立全球化運動」的基本論述。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