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達爾富爾變成科索沃，西方搞錯了對象！

  

    2008年7月14日，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奧坎波正式向海牙“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提起起訴，指控蘇丹國總統巴希爾在達爾富爾地區犯下了反人類罪、戰爭罪和種族屠殺罪等幾大罪狀，并將尋求逮捕巴希爾。幾年來，美國一直是達爾富爾問題的主要批評者，所以，輿論界普遍懷疑美國是這一指控的幕后主要操縱者。另一個西方主要大國英國首相布朗，還在指控宣布之前就明確表示支持這一指控。
   這件事一經暴出，立即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映。反映最強烈的是整個阿拉伯世界及非洲聯盟，從表面看上去，中國也因這一指控陷入了尷尬境地。如果作出反對意見，則可能會影響到稍后召開的北京奧運會；不作出反對意見，則會對中國在整個非洲的地位產生嚴重消極影響，讓人們看到一個對朋友很不仗義的中國的形象。而且一旦巴希爾總統和蘇丹現政府在這次指控中受到打擊并垮臺，中國不僅將會顏面盡失，而且還會失去在蘇丹油田投下的巨額資金。
   一、達爾富爾問題的來龍去脈
   達爾富爾位于蘇丹西部邊緣地區，因處于非洲大陸中心地帶，也被媒體稱為“非洲的懷抱”，面積約50萬平公里，約占蘇丹領土的1/5，當地有80多個部落，約600萬人口，具有多民族、多部落、多文化的特征。這里居住著包括阿拉伯人、富爾人和黑人等80多個部族，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仰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則住在南部。由于自然條件惡劣、社會經濟發展落后，加上人口增長較快，當地部落之間歷史上就因資源問題關系緊張，上世紀60、70年代以來，由于氣候日益干燥，蘇丹境內沙漠對土地的侵蝕不斷加劇，農田和牧場越來越小，水資源也越來越匱乏，阿拉伯人與黑人爭奪水草和土地資源的矛盾表面化，沖突頻率加快。
   2003年，黑人組成“蘇丹解放運動”、“正義與平等運動”等反政府武裝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紛紛成立，并以政府未能保護土著黑人的權益為由，要求實行地區自治，與政府分享權力與資源，并不斷攻城略地，展開反政府武裝活動。盡管2004年有7000名非盟維和部隊進駐達爾富爾，但是并沒有使局勢有根本性好轉。據聯合國數據統計，從2003年到現在，有超過20萬人死亡及250萬人流離失所。
   2006年8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1706號決議，決定在得到蘇丹政府同意后，向達爾富爾地區派遣聯合國維和部隊。2006年11月，蘇丹政府、聯合國和非盟，就聯合國分三階段支援駐達爾富爾維和部隊的方案達成原則協議，2007年7月，中國向蘇丹派出的第一批維和部隊抵達蘇丹達爾富爾地區。今年4月，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分別收到了蘇丹政府的來信，確認該國全面接受向達爾富爾部署聯合國非盟混合部隊第二階段方案，這讓人們看到了和平解決的希望。就在蘇丹問題出現和平解決的希望之時，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卻突然宣布，以戰爭罪等罪名起訴蘇丹總統巴希爾，這無異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火上澆油。
   二、達爾富爾問題與科索沃問題為什么如此相似？
   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科索沃地區，一直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在鐵托領導前南斯拉夫時期，科索沃境內的局勢十分平靜，居住在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人和塞爾維亞人相安無事，前南斯拉夫解體后，科索沃的局勢也并沒有出現不可控制的混亂。科索沃危機的出現除去錯綜復雜的歷史、民族因素之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出于自身的戰略利益考慮插手干預，無疑對事態的發展演變起了關鍵性作用。
   科索沃危機本屬南聯盟內部事務，在聯盟政府做出種種努力的情況下，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急劇惡化為一場令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危機。其癥結何在？當時的北約秘書長索拉納就公開宣稱：從一開始“我們就是堅決站在科索沃一邊的”。這種打著維護人權的口號，公開支持一個國家內部動亂和分裂的行為在當時的世界成為一種無人干涉、順理成章的公理。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全力支持下，科索沃問題終于演化為一起嚴重的“人權災難”。這種“人權災難”也最終成為北約繞開聯合國，對南聯盟和塞爾維亞發動78天的狂轟濫炸的借口，也是把前南聯盟總統米洛舍奇送上海牙國際刑事法庭的直接原因。
   同樣，歷時數十年沒有嚴重暴發的達爾富爾地區部族矛盾，在2003年突然嚴重暴發，以極度貧困和缺少教育著稱的達爾富爾地區的黑人突然成立了“蘇丹解放運動”、“正義與平等運動”等反政府武裝，這些剛剛成立不久的反政府武裝竟一下子強大到足以與以阿拉伯人為主的蘇丹政府軍分庭抗禮的程度。并隨意攻擊當地平民，搶掠財產，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達爾富爾地區的反政府組織與當年的“科索沃解放軍”一樣，自剛剛成立之日起就得到了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從2004年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就多次醞釀在聯合國提出制裁蘇丹政府的提案。達爾富爾武裝沖突也與科索沃問題一樣以“政府軍屠殺達爾富爾當地平民”的形式造成了嚴重的“人權災難”。更令人驚愕不已的是，與前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一樣，蘇丹現任總統巴希爾也以“反人類罪”、“戰爭罪”和“種族屠殺罪”等同樣的罪行被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提起起訴。
   三、西方世界挑起達爾富爾問題劍指何方？
   達爾富爾問題本質上只是個部族間的利益沖突問題，是非洲這個部族眾多，混亂無序的大陸上普遍存在的問題之一。比如十幾年前發生的盧旺達大規模部族仇殺問題；埃塞俄比亞與厄里特里亞部族沖突問題；剛果金部族沖突問題；還有發生在前不久的索馬里部族戰爭問題。也就是說在非洲大陸多達數百個部族之間，因種族爭端、宗教爭端、利益分配、權力分配、資源爭奪、再加上外部勢力的介入和挑撥，部族之間的沖突經常發生，而且目前還存在的部族間沖突仍然不在少數。但為什么達爾富爾這個地方的部族沖突會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這么高的關注度呢？
   在二十世紀末那個年代，科索沃問題的最終結局，確實給十分衰弱的俄羅斯臉上狠狠地摑了一個耳光，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自信心、自尊心和凝聚力都因此而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并大大地壓縮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與塞爾維亞跟俄羅斯的關系稍有不同的是，達爾富爾那個地方的民族與中華民族在歷史淵源上沒什么關系，但自2002年以來，中國各大石油公司在達爾富爾地區投入了巨額資金進行石油堪探和開采，在當前石油價格沖破140美元一桶，而且海灣石油幾乎都被歐美石油公司壟斷的情況下，達爾富爾的石油對于中國來說，就顯得十分重要。
   西方國家在達爾富爾扶植的最主要反政府武裝“正義與平等運動”已經明確宣布：“中國為不受歡迎的國家。”如果這些反政府武裝在達爾富爾地區合法化，并實際控制了該地區的局勢，或者說蘇丹政府在西方國家的制裁之下垮臺，而由達爾富爾地區的反政府武裝接管蘇丹政權，并把中國的利益從這個地區排擠出去，中國投入的巨額資金將血本無歸。而且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對非洲國家的號召力將受到嚴重打擊。這一結果也無異于中國人的臉上被別人狠狠地摑了一耳光。
   目前中國在達爾富爾地區的地位看上去有些尷尬。在西方輿論的炒作之下，中國似乎成了達爾富爾“人權災難”的主要責任人。西方媒體甚至說，由于中國對蘇丹政府的支持，使達爾富爾的“人權災難”更加嚴重。更有美國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由于不滿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的態度，于2008年2月14日辭去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藝術顧問一職。在蘇丹國內發現了中國產的東風牌卡車也成了中國支持蘇丹政府，加劇達爾富爾地區“人權災難”的“鐵證”。西方輿論工具已經把中國與達爾富爾的“人權災難”直接掛上了勾。
   西方國家在成功地導演完科索沃問題這一幕戲劇之后，利益與心理上都獲得了極大的滿足，但可笑的是，他們在事隔近十年過后，在蘇丹的達爾富爾又克隆了一出同樣的戲劇，以為中國會在這一幕戲劇中與俄羅斯在科索沃那幕戲劇中的結局一樣會栽倒在他們的手里。
   四、中國如何應對達爾富爾問題
   2003年以來，中國憑借自己的日益強大的實力和外交藝術，在紛紜繁雜的世界安全局勢中，成功地化解了朝鮮核問題，穩定了伊朗核問題，這是中國外交在近幾年中取得的比較成功的范例。在朝鮮核問題和伊朗核問題中，中國是以一個超越問題之外的調解人的身份介入的。這兩個問題的處理為中國在介入國際事務中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與信心。
   本來中國應對達爾富爾這樣的簡單問題上根本用不著太多的智慧。但關鍵問題是，中國正面臨29屆北京奧運會開幕，如果在達爾富爾問題上處理不當，首先面臨的是奧運會受到抵制。在今年4月，“安岳江號”運輸船問題上，中國之所以采取退避三舍的態度同樣是出于這一擔心。所以北京奧運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給中國政府套上了一根絞索。
   但稍稍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在處理達爾富爾問題上其實存在非常廣闊的回旋空間。
   第一、奧運會已經開幕在即，而且經過年初的“拉薩事件”后，國際上普遍對中國的態度以及決心有了深刻的理解，并紛紛表示了要認真參加奧運會，而且收到了近80個國家的元首及政府首腦參加奧運會開幕式的回復。奧運會時間并不太長，只要在這一期間內，中國不讓別人抓住借口，或者說不讓別人抓住十分重要的借口就不會對奧運會的進行產生影響。
   第二、達爾富爾問題目前沒有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也就是說，達爾富爾的反政府武裝還沒有強大到馬上可以把蘇丹總統巴希爾趕下臺的程度。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的指控僅僅只是個指控。中國只要把奧運會開完，然后再采取有力手段支持巴希爾總統把達爾富爾地區反政府武裝給予削弱，并把局勢穩定下來，那些指控就會煙消云散。
   第三、奧坎波只是向國際刑事法庭提起起訴，其起訴能否獲得國際刑事法庭正面判決還有一段路程要走。而正是這段看似不長的路程卻有相當微妙的影響因素。在國際社會尤其是整個阿拉伯社會包括南非面內，對這一指控都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聯合國安理會兩個大國中國和俄羅斯也對這一指控持相當大的保留。根據某些國際條款，中國還可以在聯合國提出推遲12個月對這一起訴的審判。對于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安理會大國的意見，海牙國際法庭不會不加以慎重思考，以免造成不可理順的僵局。所以國際刑事法庭對奧坎波的起訴出現推遲審判、不予判決或者是判決巴希爾無罪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第四、我們看到，在7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上，中國與俄羅斯聯手否決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津巴布韋的提案。提案被否決后，整個歐洲和美國的反映都比較平靜。這說明，在非洲問題上，中國政府沒有因奧運會臨近開幕而稍有手軟，而且中國的強硬態度也并沒有在西方國家中引發重大反響。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以西方的仇敵現任總統穆加貝為一方，和以西方支持的反對黨“爭取民主變革運動”領袖茨萬吉拉伊為另一方的津巴布韋對立兩派，在穆加貝再次宣布當選津巴布韋總統后的7月21日突然達成和平協議，西方在津巴布韋選舉中做的一切工作都打了水漂。這一結果的幕后影響力在哪里？確實頗為耐人尋味。
   第五、中國目前與俄羅斯的聯手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化解矛盾，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重要依靠力量。所以中國最近與俄羅斯就邊界問題達成全面一致的協議也許是一個正確的、適時的動作。必須看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之下，中國與俄羅斯聯合則兩利，分裂則兩敗，這是非常明顯的。
   以上五條是中國在近期處理達爾富爾問題中擁有的戰略回旋空間。
   西方國家使用這些十分笨拙的手段對付中國，想把達爾富爾問題變成科索沃，也許只是一箱情愿，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地點、選擇了中國這樣一個錯誤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