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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是怎么支持軍火商的——杜邦家族的戰爭史

鄭現莉 · 2008-05-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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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我們隨時隨地在恭候著,因為它創造了火藥的市場。”


杜邦家族的戰爭史
——看美國是怎么支持軍火商的


作者:鄭現莉  原載:《中國軍轉民》雜志


  就在一小撮藏獨分子在世界各地破壞奧運圣火傳遞和一些西方國家政府給予達賴集團或明或暗各種支持的時候,一則有關中國向津巴布韋運送軍火的消息再次讓國際媒體找到了炒作、抹黑中國的噱頭。
  據這些媒體報道,這艘船上裝載有300萬發AK-47步槍子彈和1500發火箭彈。且不管這則消息是否準確,就這點輕武器與美國軍隊每年動則上千億美元的裝備采購費和上百億美元的軍火出口額相比,實在顯得微不足道。事實上,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世界頭號軍火出口大國。美國國會的報告顯示,2006年美國軍火出口額達到了169億美元,其中的大多數即103億銷往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且相當部分為高技術武器,如“鷹眼”預警機、“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F-16戰斗機等等,賺取的利潤與步槍子彈之類的低技術武器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對地區和平的威脅也不可同日而語。

  在蕭伯納名劇《巴巴拉少校》中,大軍火商得意洋洋地對自己熱衷于和平主義的女兒說:“和平女神不拿劍,和平永遠不實現”。推行“大棒”政策的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也說過類似的話:“說話要和氣,但手中要有大棒”。這可以說是美國歷史的真實寫照,盡管美國本土已近200年沒有遭到過敵國的直接攻擊,但美國的航空母艦和核潛艇依然游弋在全球各個角落。自由女神一手高擎火炬,另一手則暗藏利器。
  在歷史上,在“大棒”政策庇護下發家致富的美國公司可謂數不勝數,而軍火商則是“大棒”的鑄造者,他們靠著散布在戰場上的斷肢殘臂發展壯大,目前全球500強企業中最長壽的杜邦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它的幾乎每一步發展壯大都離不開美國政府或對內或對外的戰爭。


朝中有人好經商:
與政府聯姻才能量大價高地賣出產品
  杜邦家族原是法國的一個鐘表匠世家,第一代皮埃爾•杜邦靠著幾篇具有重農學派思想的文章與后來擔任路易十六財政總監的杜爾哥搭上了關系,并被推薦進入路易王朝。在美國獨立戰爭末期,皮埃爾作為法國代表團成員參與調解美英沖突,結識了杰斐遜、富蘭克林等人,為家族在美國的創業奠定了人脈關系。美英之間的《巴黎和約》簽訂后,皮埃爾因調解有功被路易十六封為貴族。但不久后爆發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使杜邦家族跌入低谷,于1799年被督政府驅逐出境,被迫流亡美國。老杜邦的兒子艾樂•杜邦生性熱愛讀書,深受著名化學家、時任法國皇家火藥廠主管拉瓦錫的影響,通過參觀學習熟悉了火藥生產技術。
  來到美國后,艾樂發現美國火藥制造廠遠遠落后于法國,軍隊使用的火藥需要高價從英國購買,這使艾樂決心投身這個產業。1802年6月,杜邦火藥廠在特拉華州白蘭地河畔的一座農場里動工了,于第二年2月份基本竣工,1804年春天造出了第一批黑火藥。當時全美有大大小小200多家火藥廠,但都是小家庭作坊,在技術上無法與從法國購置先進設備的杜邦公司相比。這時,老杜邦又在美國為購買路易斯安娜與拿破侖的談判中立下了功勞,使美國以每公頃3美分的價格買到了214.4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領土一下子擴展了兩倍多。在杰斐遜寫給老杜邦的親筆信中,稱這是一筆“為千百萬未出世的人們造福的交易”。抓住這個機會,艾樂立即給杰斐遜寫了一封信:“我請求您,尊敬的總統先生關照我設在特拉華州的杜邦公司”。1804年杜邦公司銷售額為1萬美元,1805年增加到3.3萬美元,原因是為了擊退海盜,倉促組成的美國海軍驅逐艦一次性就下了2.2萬磅黑火藥的訂單;這年的7月4日,杰斐遜政府的作戰部長甚至宣布:杜邦公司將承包政府的全部火藥。1806年銷售額為3.2萬美元,1807年為4.3萬美元,很快成了全美國產量第一的火藥廠。
  1812年6月,在美英第二次戰爭前夕,美國政府定購了21.5萬美元的火藥,杜邦公司得到了其中的3萬美元,位居全國之冠。在1812到1814年戰爭期間,杜邦共向政府出售了100多萬磅火藥。但這并不能使杜邦滿意,原因是杰斐遜已經卸任,而現任總統麥迪遜與杜邦家族沒有任何瓜葛,而且由于和拿破侖的矛盾還對法國移民開辦的工廠存有偏見和歧視。這使艾樂明白,要使企業經久不衰,必須設法使杜邦家族或其代理人進入政府和軍隊,不僅僅是乞求施舍,而是與政府“攀親”并進而成為政府的一部分。
  1820年,艾樂的哥哥維克多•杜邦被選進特拉華州眾議院,1820年進入參議院,這是杜邦家族插手政界的開始。維克多的兒子塞繆爾•弗朗西斯•杜邦從海軍見習軍官一直升到海軍上將,統帥過當時美國創紀錄的一支擁有75艘軍艦和25艘陸軍運輸艦的龐大艦隊。不消說,他的艦隊中使用的全是杜邦家族的火藥,他甚至說服了整個海軍都使用杜邦公司的產品。1857年,還是上校的塞繆爾指揮美國最先進“明尼蘇達”號乘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來到中國,以保護美國在海外的貿易、防止澳門受壓迫的中國人舉行暴動損害美國投資為由,進駐澳門海域,他在這個港口盤踞了一年多時間,并暗中進行海盜式掠奪。1858年3月,塞繆爾率領他的艦隊闖入中國內河,在長江上耀武揚威,橫沖直闖,在美國侵華史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筆。
  到1890年,杜邦家族控制的火藥托拉斯已經壟斷了美國90%的炸藥和95%的火藥的生產。這時的杜邦公司謀劃組建一個包括眾多產業具有特許權的新型大公司,但卻被特拉華州憲法所禁止。在杜邦家族的提議下,州議會開始制定新憲法,完全實現了杜邦家族的意愿。
  據杜邦公司的知情人羅伯特•S•沃德爾的揭發,西奧多•羅斯福在1904年競選總統中接受了杜邦公司7萬美元的賄賂,競選成功后當然少不了給予報答。從1905年7月到1906年7月的一年內,美國陸軍部就以每磅70美分的價格向杜邦公司定購了594.782萬磅無煙火藥,而其成本僅為32美分,僅此一項交易就讓杜邦公司賺取了220多萬美元。杜邦還為陸軍部長塔夫托捐助了2萬美元的競選資金,獲得了另外一大批一本萬利的軍界合同,賺取的利潤難以估量。這還僅僅是被揭發出來的一個案例而已。
  有一點是清楚的,一個杜邦家族支持的人登上白宮的寶座抑或進入軍政要員的行列,杜邦家族就會多一些賺錢的機會。
  20世紀第一個10年里,杜邦公司董事長科爾曼擔任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活躍于華盛頓政界,并參與了第29屆總統競選。1906年,杜邦公司第三任總裁亨利的兒子亨利•阿爾杰農•杜邦當選為參議員。1924年11月,科爾曼進入美國參議院,當即給堂兄艾爾弗雷德寫信說:“如果我能在華盛頓為你或你的利益做些什么的話,你可以毫不遲疑地來找我”。20年代,杜邦家族的代理人,美國橡膠公司董事戴維斯曾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1928年,杜邦家族捐獻了胡佛總統競選費用的17%。  

  1937年,杜邦家族和美國總統羅斯福實現了聯姻。這年6月,總統和夫人親臨特拉華州參加在那里舉行的小富蘭克林與埃塞爾•杜邦的婚禮。
杜邦家族能夠長久地獨占炸藥市場,與它跟政界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分不開的。多屆政府都曾公開表示說:“杜邦公司保持對無煙火藥的壟斷對于國家的安全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把軍火企業分給幾個相互競爭的公司來搞,那就會損害杜邦公司和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從而危及國家安全。”
  1930年,曾任美國駐德大使的詹姆斯•W•杰勒德列舉了59名統治美國的人物,里面并不包括當時的總統胡佛以及所有聯邦和州的官員。他解釋說,那些沒有時間擔任政治職務的工業和金融巨頭,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都對美國有著永久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是一個官員所具有的那種暫時影響可比。在這59人中,杜邦家族就占了6位。
  依靠家族的這種統治地位,杜邦公司的產品總能賣出好價錢。在二戰時期擔任總裁的拉蒙•杜邦曾毫不隱晦地說:“對于軍火產品,和平時期做生意,我們不得不按照買方的條件銷售。但戰爭時期就不同了,任何買方,哪怕是政府的大宗買賣,也必須按我們的調解成交,因為戰時是生產者、銷售者主宰的市場。他們急需我們所擁有的東西,那就讓他們付出相應的高價吧。如果以為戰爭來了,銷售量大了,就可以降低價格,那就錯了。誰要是在戰爭期間搞薄利多銷,那就是十足的傻瓜。”  這是杜邦公司的老傳統,所有戰時政府訂貨的價格都要高于平時。越戰時期擔任公司副總經理的亨利•B•杜邦說的更直接:“國家的安全不應拍賣給出價最低的人。……在保障我們的自由方面,沒有廉價貨。”
  如今的杜邦王國控制著特拉華州政治、經濟、金融、運輸、文化教育和新聞各個方面,杜邦家族控制的公司總產值占特拉華州總產值的21%。州里最大的四家銀行,杜邦家族直接控制兩家,間接控制兩家,州議員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杜邦家族和他們所控制的代理人,因而杜邦家族可以控制和操縱特拉華州的法律制定,當然這些法律都有利于杜邦家族,例如它對工商業征收的稅率就是美國各州中最低的。杜邦家族還控制了特拉華州兩家影響最大的報紙——威明頓晨報和晚報,這里是杜邦王國名副其實的大本營。
  而那些損害杜邦家族利益的政界人物,毫無疑問會成為其打擊的對象。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與西歐各國的關稅談判中,為了給美國農產品、煙草及鋁開辟國際市場,未征得杜邦的同意,就砍掉了過去用于保護美國化學公司的關稅壁壘,致使歐洲的化學制品大量涌入,從而損害了杜邦的利益。拉蒙•杜邦•科普蘭氣勢洶洶地對華盛頓政府說:“必須對負責談判的官員指出,這樣的損失對工業界人士來說,決不是簡單的無關痛癢的事情。這不是可以用所謂的國家利益等高調就可以輕易敷衍過去的事情。”三天后的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遇刺,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懸案之一。沒有證據表明肯尼迪的死與杜邦家族有什么直接關系,但肯尼迪政府的一些政策侵犯了象杜邦這樣一些大財團的利益則是確實無疑的。

戰爭總是帶給杜邦超常規的發展
  杜邦公司的第六任總裁皮埃爾•S•杜邦為了在社會公眾面前洗刷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贏得的“死亡販賣商”惡名,曾有一段“精彩”的表白倒可以作為他的內心寫照:“對一個軍火制造商的普遍看法是:兇惡、殘忍,對和平深惡痛絕,并對尋求和平加以蔑視。這些人竭盡全力在國與國之間煽風點火,并對隨之而起的沖突感到幸災樂禍,因為這些沖突為他們的軍火公司制造了巨大的利潤。我認為這就是人們對軍火制造商的普遍看法,而事實上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第八任總裁拉蒙•杜邦更為直接:“杜邦公司不需要戰爭,而需要全世界實現公正與持久的和平。”不過他們還說過這樣的話:“戰爭,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我們隨時隨地在恭候著,因為它創造了火藥的市場。”
  無論他們說什么,但都無法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杜邦公司在歷次戰爭中都獲得了超常規的發展,戰爭對杜邦公司意味著騰飛的機會。在美國政府對內對外的歷次戰爭中,以杜邦公司為代表的軍火商都堅定地站到了政府一邊,甚至有不少戰爭就是他們直接推動的結果。就像第七任杜邦公司總裁艾樂•杜邦第三所說的:“凡是對美國有好處的,就不會對杜邦有害處。”美國這些已經在政治上成熟的工業界巨頭已經自覺地把自身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前途聯系在了一起。
  1861年4月12日,美國南北雙方內戰甫一打響,時任總裁亨利•杜邦不顧家族內部親南方勢力的反對急匆匆趕到華盛頓,表示堅定支持聯邦政府。到年底,杜邦公司向政府出售了230萬美元的槍炮火藥,這是杜邦自投產以來的最大一筆交易。1862年,杜邦公司從與政府的合同中賺取了66.1萬美元,1863年為52.7萬美元,1864年為44.4萬美元,1865年3個月期間賺了6.5萬美元;另外還從獨家提煉硝石的合同中賺了38.4萬美元。與之相對的,在這場戰爭中共有60多萬人死亡,重傷致殘者達40萬人。他們的鮮血換來了更為統一的美國,工業立國的發展道路得以確立,也保證杜邦公司更為美妙的發展前景。
  1890年,美國的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1%,而它在世界貿易中則落后于英國和德國,僅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0%,在對外投資方面更無法和英、法、德相比,而這時的世界已經基本被瓜分完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工商界喊出了“有槍才能旅行”的口號,對外爭奪殖民地的矛頭于是指向了日趨沒落的帝國——西班牙。
  1898年2月15日,至今無法查知真相的“緬因號”事件發生了,美軍官兵傷亡慘重,為美國向西班牙宣戰提供了借口。3月15日,聯邦政府派了12名特派員,分赴紐約、特拉華等地,探聽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等大財團對時局的態度,他們無不希望政府立即出兵。這時的杜邦已經完全占領了黑火藥市場,并且獨家供應軍隊所使用的火藥。8個月的戰爭宣告了美國“戰爭世紀”的來臨,美國贏得了菲律賓、古巴,杜邦贏得了大把的銀子。
  隨著列強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日趨激烈,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軍事集團終于在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杜邦公司的訂單再一次雪片般飛來。從8月份戰爭爆發到年底,協約國共向杜邦公司定購了2162.13萬磅炸藥,超出公司平時產量840萬磅的兩倍多,。在不增加設備和人員的情況下,短短6個月后,火藥生產總量已經達到平時生產量的13倍,到1917年4月美國參戰時,杜邦公司的火藥產能已經達到1914年54倍。在整個戰爭中協約國集團所射出炮彈的40%使用了杜邦公司的炸藥和發射火藥,杜邦公司成了協約國“忠誠的后勤部長”。當時每磅無煙火藥的生產成本為31美分,售價為97.5美分,利潤高達生產成本的2.2倍。
  由于英國皇家海軍牢牢掌握了北海的制海權,使美國最初采取中立態度的最重要原因即同時向交戰雙方兜售軍火成為不可能,軍火商們開始要求美國直接參戰。由于預測到美國也會不可避免地參加戰爭,杜邦公司采用最新技術建造了五大火藥廠。未來促使美國早日參戰,杜邦、摩根財團等數十家大企業和大銀行發起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國家安全同盟”。同盟成立后,立即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大張旗鼓地宣傳:“只有參戰,才能維護美利堅的利益。”在戰爭中,杜邦公司獲利2.57億美元,相對于126年和平時期的利潤還要多。

在杜邦眼中納粹只不過是商業伙伴而已
  一戰結束后,德國在隨時尋求復仇的機會。早在1924年,杜邦公司就開始與德國軍火商秘密接觸,力圖從德國的重新武裝中得到好處。   1926年1月1日,杜邦公司與德國兩家最大的火藥廠簽署合作協議,每家公司對另一家公司的任何一項新技術和產品有權首先購買,這意味著杜邦公司所有的軍火產品專利權都對德國敞開了大門。1933年,希特勒在選舉中獲勝,出任政府總理,法西斯運動進入高潮。但在軍火商眼里,德國納粹并不象今天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邪惡。杜邦公司甚至違反《凡爾賽和約》直接向德國私運軍火,引來非議。但當時美國大公司與德國做這類生意的決不是杜邦一家,象聯合航空公司、道格拉斯公司、通用電氣公司、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等,都與德國簽訂過專利協議。時任總裁拉蒙•杜邦反復強調:“杜邦公司不問買主是誰,只要價錢合理,都可成交。也就是說,我們只遵循純粹的等價交換的商業道德。”
  杜邦公司的這種“商業道德”并不限于德國。1931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之際,三井化學聯合企業以9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杜邦公司一種廉價生產炸藥的配方,隨后用于中國戰場。遵循這種“商業道德”的企業也并非杜邦公司一家。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以后直到1941年的4年時間里,日本戰車的運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的戰略物資。1937年,在日本全部進口的軍事原料和物資中,美國的鋼占92%,汽車及零件占91%,石油及石油產品占60%,生鐵占41%,廢鋼鐵占59%,機器及機床占48%。1938年,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消耗的軍用物資有92%是從美國進口的。此外,1938年摩根財團向日本提供了7500萬美元的貸款,其他幾家銀行也提供了5000萬美元,而表面上受美國援助的中國,在1938到1939年間,僅得到過一筆2500萬美元的貸款。直到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無限膨脹甚至向東南亞擴張威脅到美國、英國自身利益的時候,才開始逐步對日本采取禁運措施。
  在1941到1945年美國實行戰時經濟期間,杜邦公司總共獲得利潤7.41億美元;此外,杜邦家族所控制的通用汽車公司也迅速成了美國的特大型企業,職工人數膨脹到50萬人以上。
  戰爭期間,杜邦家族依靠自己在政界的影響力將“曼哈頓工程”變成了“杜邦工程”。原子彈計劃啟動不久,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代表美國政府與杜邦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規定由杜邦公司負責全部計劃所需工程的設計、建造及安全運轉。事實上,投放在日本原子彈中的鈾235和钚都是在杜邦公司的工廠里提煉出來的。
  朝鮮戰爭期間,傾泄在我志愿軍陣地上的美軍全部炮火都是由杜邦公司提供的。1950年,杜邦公司的年利潤率為13.3%,是該公司所獲的最高年利之一。杜邦控股的通用汽車公司的利潤率更高,在1950到1952年間,平均利潤率是在付稅之前相對于最繁榮的1929年的6倍,兩年間共在軍火合同上賺了55億美元。
  在越南戰爭期間,杜邦家族同樣獲得了大豐收。與五角大樓訂立合同最多的40家公司中,杜邦家族的企業占了8家。僅杜邦公司一家就從軍火合同中轉了10億美元,而家族各公司在總收入則在150—170億美元之間。


進軍化學工業:得益于政府的保駕護航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盡管美國在工業總產值上早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在染料工業上仍受制于德國。當時駐美大使在給德皇的秘密電文中就曾專門從工業品的依賴性方面,分析了美國采取中立態度的原因,“威爾遜總統堅持中立是很明智的,因為美國的染料庫存已經所剩無幾,一旦德國停止對美輸出染料,美國與染料直接有關的企業將停工待料,這將使美國有400萬人無事可干。在這方面,德國掌握著主動權。”
1917年美國卷入歐洲戰爭之后,低質染料使美國士兵大為尷尬:身穿草綠色軍服的美國士兵,日曬雨淋幾天后變成了灰色;莊嚴的“星條旗”也變得星條難辨,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美國婦女們也對美國生產的染料深惡痛絕,任何鮮艷漂亮的衣服洗過兩次以后就再也辨不出原來的圖案和顏色了。
  于是,美國決心發展自己的染料工業,這正好與杜邦公司為了適應和平時期的到來,為消化戰爭期間急速膨脹的產能而準備進軍民用化學品行業的戰略不謀而合,給了杜邦公司擴展業務的一個極好的機會。戰爭結束后的1919年3月20日,威爾遜總統在議會的講話中談到:
  “這次大戰給我們的深刻教訓之一,便是不能過分依賴外國的商品。比如說依賴從德國進口化學染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后我們要大力發展不依賴任何國家的化學工業,尤其要打破德國對這類市場的壟斷。”
  杜邦依靠其先前的投資再次捷足先登。根據1918年美國國會頒布的《敵國資產管理法》,美國政府沒收了德國在美國的全部資產,其中包括染料生產的專利技術。杜邦公司立即派出大批說客展開了公關活動,尤其與外國資產管理局負責人托馬斯•B•米勒保持密切聯系并加強私人友誼。終于,這批專利落到了杜邦公司的手里。
  戰后,威爾遜總統決定對德國化學工業品的進口進行嚴格的限制,國會雷厲風行地制定了以化學染料為主的關稅保護法。因為這時馬克的大幅度貶值,使得大批質高價低的德國染料猛烈沖擊美國,羽翼尚未豐滿的杜邦公司不得不祭出政府干預的法寶。
  同時,杜邦公司還使用高額薪金、高水平的試驗室及工作環境,另外再加上脅迫的伎倆,最終挖到了四名染料行業的德國頂級科學家和機密技術資料。抓住這個機遇,杜邦公司加大投入,到1924年在染料和有關化學工業中的投資已達4000萬美元,使杜邦公司在火藥業之外的業務拓展中獲得了第一個重大勝利。
  杜邦公司玻璃紙、人造絲生產技術的獲取同樣和美國政府的保護政策有關。在高關稅政策的打擊下,法國產品已無法進入美國,迫使法國人造紡織品商行與杜邦公司在1923年簽署了合作生產玻璃紙的協議,一旦杜邦公司得到了技術,就買下合伙人的全部產權而清出對方。在20年代,僅玻璃紙每年就為杜邦家族貢獻500萬美元以上。
  當然,今天的杜邦家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政府的這種保護了,這只是因為他今天已經成了市場的壟斷者,依靠自己在資金、技術、管理上的優勢已經足夠保護自己了;相反,貿易保護政策還逐漸成了束縛自身向外擴張的枷鎖,所以相應地,美國政府也就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自由貿易”了。盡管政策相反,但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打擊競爭對手,增強自身實力,完全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人”假定。
時至今日,杜邦家族已經掌控了一個以化學、生命科學為基干的龐大產業。僅杜邦公司就在7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了135家制造企業,75個實驗室,擁有17000多項有效專利,生產37000多種產品,涉及衣食住行各個領域。
  隨著向廣大化學工業的進軍,也由于精確制導武器在戰場上的廣泛使用必然使炸藥消耗量減少,杜邦公司的產品也大都不再直接和軍用有關,但是,它的尖牙利爪還可以隨時暴露出來,拉蒙•杜邦就曾明確說過:“一旦需要,從事和平時期化學品生產的工廠能夠迅速轉入生產炸藥、毒氣和其他戰爭中的重要材料。”這可以從一戰開始時,杜邦公司軍火產品產量的爆增中清晰地看出來。
  對于杜邦公司來說,作為產品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有很大的差別,但作為產業則沒有明顯的界限,互相轉換可以輕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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