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阻撓奧運火炬的深層原因：價值觀之爭

法國阻撓奧運火炬的深層原因：價值觀之爭
 
鄭若麟

文匯報駐巴黎記者
 

 如果說3.14拉薩事件是這次西方對中國發動的最新一次輿論攻勢的起點的話，那么4月7日則無疑是爭奪道德制高點的一次最重要的戰役。

 這次中國與西方、特別是與法國的角力，很有可能僅僅是一個序幕。從現在起到8月8日奧運開幕，以及整個奧運期間，這一角力很有可能會持續不斷。“樹欲靜而風不止”：問題并不在于我們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出現，而在于他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迅速崛起……

法國媒體：“一邊倒”的深層原因

 很久以來，我們的媒體就在傳遞“法國友好”的信息。這并不能說是“錯誤”的，但我們多多少少有點“報喜不報憂”的傾向。我們很少報道法國官方或民間對中國的負面言論或行為的。如當年巴黎與北京爭奪奧運舉辦權時，法國一些運動員，如這次法國的火炬手、柔道運動員大衛·杜葉就曾頗為“惡意”地說過“中國人支持奧運是因為他們的背后頂著一把剌刀”……因此今天杜葉要佩戴所謂“人權徽章”，對于駐法記者來說，就不是一個意外。但出于“好心”，中國媒體很少報道杜葉的這類話語。因此在國人看來，法國的“轉向”就很突然。

 而在法國，一切都恰恰相反。法國媒體——特別是類似《解放報》這樣的左翼報刊——歷來就是集中報道中國的負面新聞的。“要讀中國的正面新聞，你可以去讀《人民日報》。我的責任就是負面報道。”一位法國駐華記者曾這樣說過。問題是法國有多少人會去讀中國報刊呢？結果就是法國人幾乎都是從“負面”來了解中國的。中法兩國對對方的了解和理解，就是這樣尖銳地對立的。

 更令人吃驚的，是法國人對自己的污點也并未真正坦言過。說一個事實恐怕很多國人都難以相信：大多數法國普通民眾并不知道“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這一歷史事件，更惶論大作家維克多·雨果那封寫給巴特勒上尉在中國連中學生皆知的譴責“英法兩個大強盜”的信件了。去年九月，香港富商何鴻燊在蘇富比拍賣行購下英法聯軍搶劫、縱火圓明園后丟失的海晏堂御制“水力鐘”十二生肖銅像中的“馬首”并捐獻國家時，法國只有很少的媒體提及。當時我特意去調查，發現這一侵略中華文明的事實在法國的中小學教科書里是根本不見蹤影的。當然法國人更不知道至今這十二生肖中的鼠首和兔首仍然在他們的國家。

 日前在4月19日法國華人支持北京奧運的集會上，一位法國人告訴我，他與中國妻子第一次去北京，就聽到有人批評法國“搶奪了中國的財富”，當時他都莫名其妙，不知中國人在“胡謅什么”。因為自小到大的法式教育中，他從來沒有學到過法國入侵中國的內容。后來還是他自己研究史實后才明白中國人在說什么。事實上不僅僅是英法聯軍入侵中國，還有很多有關法國殖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時犯下的罪行，在法國的教科書里也是很罕見的。相反，在巴黎，我曾看多次看到紀念法國軍人的雕像，其中包括很多如指揮入侵印支、北非的法國將軍。在法國很多人眼里，他們仍然是“英雄”，盡管他們手中肯定都沾滿了被殖民者的鮮血……不過應該說，法國并不是一個“例外”：實際上西方主要國家的教科書幾乎都是歌頌自己的“光榮征服”、而回避對外侵略的史實的。

 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為什么在中國和非洲、阿拉伯人眼中其實并不那么干凈的法國人和西方，今天竟會如此“氣壯山河”地來指責曾遭到他們野蠻侵略的國家“違反人權”。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

 同樣，他們更不知道他國的歷史。我曾在巴黎舊書攤找到一本法國出版于18世紀20年代的地理書，是一位著名的生于丹麥的法國作家馬爾特·布蘭（Malte Brun）所著。書中白紙黑字地寫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書中一份地圖，西藏明明白白地被歸在中國的版圖里。當我將此書在一次電視辯論中展示給法國國會議員、國民議會西藏問題小組主席利奧納爾·呂卡看時，后者居然不識布蘭是何許人也！要知道，布蘭是當時法國最為權威的地理學家。這樣的人來做西藏小組主席，可想后果如何。事實上，當時的幾乎所有法國地圖都標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到了今天，當絕大多數法國人不了解西藏的歷史，不了解達賴是一位僧侶神權的政治領袖，不了解達賴的“高度自治”與“實際獨立”之間的差別的時候，就不得不在法國教育和媒體方面去尋找原因了。

 法國存在著這樣一種明確現象：左翼思潮在教育與新聞領域占據著絕對的壓倒性地位。法國左翼思想貫穿著“人權高于主權”等直接從十八、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演變過來的“干預主義”思潮。當年打著“自由貿易”、“傳播文明”旗號殖民世界的，并非法國的右翼，而恰恰是法國左翼（這里所謂的左翼，與中國概念里的左翼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令人不解的只是這種左翼的“人權、民主”到了中國則變成了中國“右翼”的思想武器，比較起來往往令人捧腹于中國“自由派”的幼稚，這是題外話）。法國左翼的一個特點，就是意識形態優先。因此，當這種左翼思潮在中小學教育中占據著壓倒性地位的時候，很多法國老師就往往會不顧事實而以“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概念來教育學生。因此今天法國年輕一代一旦提及西藏，大多數都盲目地、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是“侵略者”。同樣現象也存在于媒體。

 應該說法國媒體在這一點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很多記者不僅僅有“意識形態優先”的潛意識，而且還受到“政治正確”這條隱形紅線的約束。我有一位記者朋友，曾去過西藏，而且了解很多西藏的現實。私下也對我說，達賴所指責中國的很多領域都是不符合事實的。但當我問他為什么不把這一真相告訴法國讀者時，他回答說：“因為這是政治不正確的。”他能夠坦言這一點，就算是很“友好”的了。絕大多數記者會告訴我：“就是因為中國不對。”另一位法國記者告訴我，1989年時他就曾在拉薩目擊了當年的騷亂。“有沒有軍隊開槍這回事呢？”我問；“我沒看見。”他回答。但為什么不說呢？也是因為政治不正確。

 “政治正確”是什么呢？在西藏問題上，就是一點：中國是永遠的被告！無論3月14日發生了什么，“僧侶和平示威、中國軍隊開槍血腥鎮壓”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模式。事實上法國媒體就是這樣報道的。這一報道至今為止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盡管全世界都已經知道3月14日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不這樣報道，就無疑是自打耳光。從這一點出發，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法國左翼的《解放報》會不惜違反最基本的報刊公正、客觀的原則，而在圣火接力巴黎的兩天中，天天號召抵制、“滅火”……

政客心態：堅守道德高地

 一向以鼓吹人權思想為主要政治特征的法國外長貝爾納·庫什內其實在這一事件上是說了一句“真話”的：“必須知道，今天不再是中國依賴于我們，而是我們依賴于中國。”然而就是這句真話，也是“政治不正確”的。法國一位議員立即反駁，“我們應該抵制中國產品，不是我們依賴中國，而是中國離不開我們。”為什么要竭力試圖使法國人繼續認為“中國需要西方”呢？這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歷史性的，也是具有“顛倒乾坤”性意義的。從這一點上來說，4月7日將會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近兩個多世紀以來，西方、當然包括法國在內，已經習慣于全世界俯首聽命于其。因為西方使全球都相信，他們的發展模式是惟一的可持續、并能夠保證社會公正的模式。直到近兩年，這一神話開始在西方遭到質疑。一方面西方模式在世界大多數非洲、阿拉伯等國家的失敗，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質疑這是惟一發展模式的說法；另一方面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則代表著一種新思維的出現，這種思維事實上已經為世界相當一部分國家追隨和摹仿。事實上中國中產階級的迅速擴大，特別是這一階級與西方、特別是法國相比，在經濟上越來越占優勢，使得一向習慣于以“世界最富有者”思維的歐洲人，開始對自己產生嚴重懷疑。這種懷疑無時無刻不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中國游客在巴黎拉法耶特大商場被懷疑使用假幣，就是這種心態的一種非常典型的表現。要知道，一切賴以“教訓他人”的基石，就是“我比你成功”。兩個世紀以來全球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在這一點上與西方進行較量。但中國正在創造著這一“奇跡”，而且僅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

 法國在這一點上感受特別深切。我記得非常清楚。在九十年代初，中國進口法國技術時，還需要法國融資和政府擔保。而今天，法國一位經濟貿易部高官說，“我們對中國的技術優勢至多還能保持十年。”專家私下告訴我，十年也是一個“樂觀”的說法。以高速鐵路為例。中法間談判了十幾年，始終因為法國拒絕技術轉讓而未能達成協議。今天中國自己的高鐵已經在運行，并很快就會在速度上趕上法國。相反，法國近十年來卻始終沒有能夠成功改革自己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模式，這一體制與模式已經眼看著就走不下去了，必須進行非常痛苦的改革，而這一改革正在使法國社會陷入嚴重的動蕩的前夜。當中國游客大量徘徊在巴黎街頭，大量買走干邑白蘭地、路易·威登包和香水等高檔消費品、而同時越來越多的法國中產階級“告別”這些產品時，法國人的心態是不可能不發生變化的。

 法國自認目前惟一還可能“壓倒”中國的，就是道德高地。因此法國便情不自禁地祭起百戰不殆的殺手锏：在道德上批判中國；而西藏3.14事件正好給了這場道德之戰一個“最佳戰場”。法國以為，只要充分在這一戰線上發起攻擊，中國就會“不戰自敗”。法國政界這次不分左右，幾乎全體一至地攻擊中國，而且一個比一個激烈，完全不顧西藏究竟發生的事實如何，就是一個明證：道德批判中國才是這場戰役的真正目的。

 生活在法國的中國人都發現，法國政客們根本不去尋找事實真相。真相對于他們來說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注重的就是對中國的道德批判，將中國置于“被告席”上。為了保證這一道德批判的“成功”，同時又不敢過度得罪中國，因此就只好玩兩面手法。其中最為令人“嘆為觀止”的，莫過于巴黎市長德拉諾埃！這位最近在地方選舉上連任成功而政治態勢看漲的政客是這次巴黎圣火接力出現種種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他與記者無疆界組織秘書長羅貝爾·梅納爾所合唱的雙簧只能哄騙兩歲的幼兒。中國火炬在巴黎市府不作停留，讓他僵在當場，就是對他的反擊。德拉諾埃的態度是非常說明問題的。法國左翼社會黨接連丟掉了1995年、2002年和2007年三屆總統大選，輸得連本都沒有了，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拿不出一套有別于右翼的經濟綱領。德拉諾埃等左翼領導人便不得不打“道德”牌，妄圖對中國“開刀”來顯示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不僅手法粗魯、惡劣，而且將自己的虛偽面目完全暴露出來。歷史早已證明，法國發動對全世界的殖民征服時，正是左翼執政期間。左翼的選民是社會中下層。對于這一階層來說，在法國媒體的多年負面報道下，對中國已經心存不滿已久，視中國的迅速發展為他們失業、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和威脅。因此左翼政治家就是想借奧運和西藏來“取悅”于其選民而已，豈是真關心藏人的生活？

 這種“轉移視線”的做法，薩科齊總統顯然更為“嫻熟”。很多國人對法國總統薩科齊這一次的 “曖昧”態度不解。其實這是一種明顯的“賭民意牌”的做法。民意批評中國？那我就對出席中國奧運開幕式提條件；等到四個月后民意發生變化，那時再找臺階下來。但問題是，薩科齊并沒有想到，要賭就有可能輸：他不可能又討好法國民意，同時又維持對華關系。偉大的政治家與普通政客的差別是，政治家考慮對歷史負責，而政客只考慮民意。如果戴高樂將軍“順應民意”的話，中法建交就不可能。但薩科齊的另外一個考慮，則是借“圣火事件”，使法國人忘記他們面臨的現實問題。法國教育體制改革事實上正在引起中學生的強烈反對。接連幾天法國數以萬計的中學生在全國進行示威。但恰恰因中法奧運摩擦，使得法國媒體對中學生示威明顯“低調處理”。專家們聲稱，只要捱到假期，中學生運動就會被法國人所忘記。問題是，成功轉移對中學生運動的視線，卻付出了法國媒體和總統信譽為代價！

西方社會：中國崛起是對西方體制的沖擊

 但更為深層的因素，則是中國的高速發展伴隨著西方的迅速衰弱，使這幾年在歐美的少數政治家被一種恐懼所糾纏：對外，中國模式的成功將使西方兩個世紀以來一直占據著的道德高地，將很快就會失守。對內，一旦中國的成功為法國和歐洲乃至西方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話，將會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所謂“北京共識”的成功，將會對發達國家內部的輿論同樣造成巨大的沖擊。以法國為例：法國經濟增長率乏力，國民收入徘徊不前，薩科齊之所以能夠在去年當選，很重要的一個口號是“提高購買力”。但法國民眾看到的卻是中國民眾的購買力的迅速提高。隨著中國游客越來越多出現在法國，今天的法國人已經在詢問：到底在中國發生了什么事？他們開始懷疑他們的媒體所發回的報道。法國《世界報》等多家法國報刊面臨發行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報道正在失去公眾。其中已經多次面臨破產邊緣的《解放報》更是可謂在做“最后的掙扎”。事實上盡管該報不承認，總將自己的失敗說成是免費報刊和互聯網的競爭；實際上這幾年法國讀者對該報的不信任，才是其面臨危機的真正原因。

  從中國與法國兩國民眾對這一事件的憤怒反應，也可以看出兩國民眾心態的不同。在巴黎，支持藏獨、反對北京奧運的口號都極為極端，幾乎就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表現出一種對中國崛起的不當的“敵視”。而中國4月19日在巴黎的示威則極為理性。留學生們的口號之一甚至是“歡迎來中國實地觀察”等。兩者相比，反差甚大。其反映出來的正是中國與法國兩種心態的實際狀態：前者自信、后者氣急，前者大度、后者心焦……對于法國來說，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帶來的道義上的危機甚至比經濟的沖擊更大。因此，這場從西藏開始到阻擾火炬的運動，就是為了侮辱中國，借中國奧運之機，要將中國代表的那種有別于西方的價值觀打翻在地，不讓這種價值觀壓倒西方的價值觀，特別是不讓這種價值觀被西方公眾所了解和接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實際上是沒有退路的。

  法國之所以會在這場無形的爭執中成了一個“領頭羊”，實際上很有可能是一個“誤會”：法國一方面以為其他西方國家也會跟著法國“起哄”，沒想到美、英、德都在唱兩個調；另一方面法國人以為火炬會在全世界遇到阻擾，他們怎么也沒想到火炬只在法國一個國家遭到熄滅……可以說，法國上了自己的媒體帶有強烈偏向性報道的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一直到前幾天為止仍然在拼命渲染“英國拒絕出席開幕式”、“美國表示一切可能性都存在”等“不利于”北京奧運的種種消息。但事實證明幾乎沒有一樁是真實的。惟一在威脅并訛詐中國的，只有法國。

  這幾天法國正在用盡一切手法在進行“威逼利誘”：一方面利用運動員來推動國際奧委會接受一枚全球性的象征人權的徽章。在法國奧委會否決法國運動員單獨佩戴帶有侮辱中國性質的“人權徽章”后，法國正圖謀將這枚徽章推向全球。另一方面執政當局則在繼續做各種小動作來向中國施壓：薩科齊總統的“政治教父”前總理巴拉迪爾本周日出面表示“如果中國不與達賴談判、薩科齊就不應出席奧運開幕式”，明顯對中國進行“政治訛詐”；巴黎市長德拉諾埃則剛剛授予達賴以“巴黎榮譽市民”稱號，進一步挑釁中國；法國國家足球隊教練雷蒙·多梅納克則干脆宣布“抵制奧運”，不看電視轉播……法國正在自我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但同時也應看到，在法國國內，對這類“政治正確”的宣言的反感已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公開。法國巴黎市政府市長助理、文化專員克利斯朵夫·杰拉爾就反對授予達賴“這個反動分子”以巴黎市民的稱號。這在幾天前，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我在這幾天收到的法國觀眾和網友的來郵來電中發現，凡在法國自己尋找信息來源的人，幾乎都不再相信這里的媒體所報道的中國。他們的聲音也開始在大起來。公開質疑這一階段法國對華報道和政策的文章正在一點點多起來。這一點肯定會對法國當局和媒體造成影響。而中國留法學生和華人華僑4月19日的和平示威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也會對中法之間的這場較量形成一定的影響。最新消息表明，法國總統薩科齊將在本周三派前總理拉法蘭和他的外交顧問前往北京，并帶著他給中國領導的人親筆信。這到底是一封新的“挑戰書”呢，還是“求和信”，一切都看中國公眾的反應：當道德高地之爭真正波及到法國的經濟利益時，人們才有可能看到這場“奧運+西藏”之爭的真正含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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