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戰略” | |
| 吳懷中 | |
評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戰略” 吳懷中 日本是最早倡導“東亞共同體”的國家之一，但一則顧忌美國反對，二又缺乏“入亞”決斷，長期以來瞻前顧后、光說不練。然而，面對近年中國推動東亞合作的積極姿態，日本各界油然而生危機感，不甘“主導權”旁落。在此背景下，2003年12月，日本在與東盟舉行的首腦會議上以《東京宣言》的形式明確倡議建設東亞共同體，而首相小泉又在2004年秋的聯大演說以及2005年初的眾議院施政演說中提出推動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方針。與此同時，日本各主要媒體也以高頻率在評論這個話題。盡管如此，迄今為止日本的政府倡導和民間議論，總是虛多實少、既缺戰略又乏內容。惟其如是，2005年8月由日本“東亞共同體評議會（CEAC）”提出的鴻篇政策報告便格外引人注目。 此番CEAC耗時年余推出的題為《東亞共同體構想的現狀、背景和日本的國家戰略》的政策建議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內容長達十數萬字，可謂在10+3范圍內無出其右者。《報告》由前篇《考察》和后篇《提議》構成，前篇說明了東亞共同體構想的背景和現狀，后篇則提示了日本的戰略原則和應對政策。雖然不是政府文件，不具有政策指導效力，但它顯然將對日本的相關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產生重大影響。 一、基本取向：并軌共識、倡迎潮流。《報告》的前篇首先回顧總結了東亞共同體構想的發展歷史，繼而從文化角度論述了共同體形成的豐富基礎，介紹了中、韓、東盟各自的共同體戰略，然后從貿易投資、金融貨幣、政治文化三方面說明了東亞合作的進程。以上內容占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如此著墨不禁使人讀后覺得東亞合作既是大勢所趨、又在穩步進展。而在讀完后篇《提議》后，也使人感到《報告》在東亞共同體建設的原則、內容、程序上已基本認同經10+3各種機制形成的政策共識，包含著“接軌區域、趕超中韓”的意識。其內容可概括為： 1.在建設原則上認同“共同利益”原則，將東亞共同體目標設定為以“自由、民主、人權”等普遍價值為基礎、實現東亞地區的“和平、繁榮、進步”；基本認可“東盟主導”原則，認為東盟提供中立平臺使大國參與東亞共同體建設是極其合理的方式，同時也主張10+3基礎上的東亞峰會、強化以東盟秘書處為中心的機制建設；原則上對“開放地區主義”不持異議，提出“開放性、透明性、包容性”理念，提議構建可以靈活參加的共同體框架組織。 2.在建設內容上囊括政治、經濟、文化合作三大方面。限于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報告》對三方面內容的闡述并沒有均衡展開，其中，對經濟合作的現狀和獻策的論述所占篇幅最多，政治安全和文化社會次之，而政治安全問題中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較之傳統安全問題又占絕大篇幅。 3.在建設程序設計上基本遵循了先易后難、由功能性合作起始的思路。具體而言就是先經后政，從具有引擎效應的經濟領域著手，從貿易、投資、金融等合作開始分階段實現區域內經濟統合；然后推及政治安全領域，而在政治安全領域又從共同利益較集中的非傳統安全合作起步，如創設有關能源、環境、海上安全等的合作機制；同時大力推動作為合作長遠基礎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以促進相互理解和地區認同。 4.建議日本政府采取如下國內政策以迎接東亞共同體建設的潮流：每年舉行數次“東亞政策內閣會議”，以調整和決定政府方針；改革農業開放的程度和勞動力接納的基準；促進相關宣傳和研究，使日本國民理解東亞外交的重要性；加強對外宣傳以提高日本對構建東亞共同體的影響力。 二、政治安全：難脫冷戰、防遏中國。《報告》在擬定日本的東亞共同體安全戰略時多顯冷戰思維。《報告》提示，日本對構建東亞共同體應采取的戰略原則是：在與國家利益吻合的基礎上推進相關政策，使東亞共同體建設成為國家戰略的良性組成部分。維護日美同盟被認為是實現日本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基礎和樞軸，因而日本在共同體政治安全領域建設上的立場是：以堅持日美同盟為前提，積極推進建設東亞共同體的政策。《報告》力圖在對美關系和對東亞關系、主觀戰略和客觀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但卻在處理如下“中國因素”時凸顯破綻： 1.《報告》多處顯露了對中國的猜忌和防范。《報告》稱，中國近年周邊外交的性質是，在積極推動次區域合作中謀求東亞全域內的主導地位；中國外交中潛含著“國際協調與本國中心”的兩重邏輯，中國在為經濟發展實行國際協調政策的同時，民族主義也隨國力增強而抬頭，“東亞共同體有可能轉化為中國本位的東亞秩序，要考慮沉積在中國人意識中的華夷秩序的嚴重性”。 2.《報告》認為東亞在安全保障上并非一個可以自我完成的單位，不帶“遏制、針對型功能”的“東盟安保共同體”模式不適用于東亞，維持日美同盟以及以美國為首的中心·輪輻體系同盟是東亞安全合作以及安保共同體構想的重點。 3.《報告》多處提到事關東亞共同體形成基礎的“理念、價值觀”問題，認為東亞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共同價值觀，雖在各領域進行功能性合作，但未來共同體的形成需要“理念上的方向性”，具體說也就是日本必須推動“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在共同體的實現，阻止共同體未來成為“專制、壓迫或國家霸權的秩序”。不言而喻，日本所謂“霸權、專制”的對象即是中國，其用意在于欲以西方價值觀主導東亞合作和搶占戰略制高點。 4.《報告》還屢次別有用心地提及臺灣在東亞共同體中的“地位”問題，認為與日美同盟一樣，此問題不僅與日中關系有關，而且也是共同體形成中的一個關鍵。既然不能否認臺灣是東亞地區的“一個實體”，那么將來如何在共同體中定位和包含臺灣就是“考慮共同體時不能忽視的一大課題”。 三、日本尚需“端正思想、革新戰略”。日本首相小泉早在2002年初的講演中就曾聲明“日中韓的合作深化是建立共同體的巨大動力，贊賞中國為地區合作積極發揮作用的姿態”，近于2005年初的國會演說中又提出日本將會為構筑“包含多樣性、共享經濟繁榮的開放型東亞共同體發揮積極作用”。如果再算上其間的多次相關聲明，應該說日本政府在推動東亞共同體建設的態度上總體顯有日漸積極的趨勢。問題是正如《報告》所示，其積極動機多由“中國因素”促成，且攻勢性戰略徑逼中國： 在經濟共同體建設方面，由日本經濟產業界主導，順應區域一體化以及日中“經熱”的大勢，采取如下攻勢：適度回歸亞洲，顧及中國日益重要的影響，認可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發揮部分主導作用，提倡共享繁榮的共同體遠景目標。同時，一面借助“中國機遇”提升日本經濟、強固國力，一面利用資金、技術、市場領域的優勢以及自貿協定（FTA）、經合協定（EPA）等相關綜合戰略來積極主導東亞經合進程、搶占中心地位。 在共同體建設的政治安全領域，由保守親美的戰略派政客及學者主導，渲染所謂的中國“霸權論·威脅論”和“分裂論·崩潰論”以及在價值觀上的“異質論”和“低等論”等，以冷戰思維定位中國并用以下攻法：以日美同盟為依托，以臺灣問題為牽制，以價值觀念為名分，通過防范和制約中國的政治影響、擴大日本對東亞安全機制形成的發言權，加強日本在東亞合作中的主導地位。 當局者迷而旁觀者清，日本的以上戰略實是結構走偏、危機暗伏，因為中日之間缺乏政治和解與安全互信，東亞合作乃至兩國關系的前景難免暗淡飄搖。如此表明，日本在參與推動區域合作的進程中并未找到合理可行的統一思路來面對快速發展的中國和處理日中關系，也反映了現階段日本各界在東亞共同體戰略上亟需端正思想、銳意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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