餃子中毒事件為何會復雜化
劉建平
一個多月以來，被中日兩國媒體鬧得沸沸揚揚的“毒餃子事件”，顯然給有所回暖的中日關系，帶來了略煞和氣的倒春寒流。
食物中毒原因的復雜性是社會常識，至少有原料中農藥殘留、制造和流通過程中管理不當造成有毒物質混入以及故意投毒犯罪等多種可能性。在安全管理和技術、搜查部門沒有作出準確結論之前，日本一些媒體就以 “中國毒餃子事件”、“中國產餃子致人中毒事件”、“中國毒餃子”、“中國摻毒餃子”等確指性語言作集中報道，大肆渲染中國食品的安全性缺陷，同時以街談巷議和某些政界人士的放任推測為內容傳播恐慌，顯然有違新聞的職業道德規范。
在雙方調查部門基本排除食品安全性問題而認為是人為犯罪個案之后，日本媒體仍基于一些主觀推測報道，認為可能是“不滿廠方待遇的人作案”或“少數不希望中日友好發展的極端分子所為”。而有的學者甚至把中國人的“反日”感情和“勞工問題”結合起來，分析說：“為了壓低向日本出口食品的成本而壓低工資，收入差距擴大，不滿加劇。”這對日本民眾情緒有導向作用，有人在網上發表言論說：無論是“‘不希望中日友好發展’即‘反共’或‘反日’的人干的，還是單純仇恨工廠的人干的，這種中國人到處都是。”中國政府不負責任、輕視生命、從不反省，國民當然如此。
與2005年日本學者、輿論紛紛把“獨裁”的中國“搞反日教育”、“國內貧富差距過大”、“黨內斗爭”指為中國人游行抗議小泉純一郎首相參拜神社的原因相類似，所有這些推測和認識，實際上都陷入了某種“惡意揣測”。那就是在嚴格追究事實和根據邏輯思考之前，熱衷于作出種種自以為是的推斷和解釋，把中日關系問題視為政治異常的、內部沖突的、有道德缺陷的中國本身的問題。
這是典型的日本學者所持的“中國異質論”，即把中國視為“異類”進而把中國“問題化”的思維模式。所謂“異質論”本來是美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敲打”經濟實力膨脹的日本的得意手段，美國學者和輿論的“日本異質論”和“日本威脅論”合流，指責日本不是自由民主國家、采取不公平手段保護國內市場、在經濟上構成對美國的威脅等等，壓迫日本改變政策和在經濟利益上讓步。
以1990年代中國受到西方制裁、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中國威脅論”出現為契機，日本一些學者開始以“中國異質論”闡釋中日關系，把中日問題歸結為中國，是因為中國是“異類”，即“非民主主義價值”、“一黨獨裁國家”、“輿論統制”等等，把“異類”中國的發展視為日本的“威脅”。在2005年，日本學者和輿論以“中國異質論”立場分析中國“反日”，而拒絕反省參拜靖國神社對中國人民感情的傷害；這次在中日“毒餃子事件”中仍然使用這種以“模式化認知”替代事實把握的政治隱喻論，形成了從中國的“異質”來有罪推定中國的輿論。
當然，這種“先入為主”的政治隱喻思維現象，并不僅僅發生在日本方面。在中國，政府和主流媒體一直呼吁慎重、負責和尊重既得調查事實的報道和評論，因此相對于日本媒體的大肆渲染，中國輿論似乎處于媒體戰的劣勢。但也正因為如此，網絡言論出現了強烈的反彈，其中有一些是指責日本手段陰險、抗議日本欺負中國的批判性意見，而且諸如“丑惡”、“無賴”、“賊喊捉賊”、“推卸責任”之類的斷定，又是和日本侵略并拒絕承擔戰爭責任的歷史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很顯然，這也是源于歷史經驗的“日本陰謀論”和“中國抗日論”的隱喻。
近年來，在中日關系中出現的一些本來并不復雜的問題為什么會復雜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輿論中存在著這樣的思維定勢：一旦某些媒體或學者忽視對事實的嚴肅調查而作出簡單推斷，就很容易對輿論環境的惡化推波助瀾。這種政治隱喻化的分析討論比起研究事實簡單易行而且擴散性很強，由此形成的“輿論泡沫”往往又會傷害或誤導民眾感情。這是中日關系必須緊要處理的課題。另一方面，作為對中日關系的學術思考，我們還應關注政治隱喻的生成機理，以促進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
簡單地說，“中國威脅論”和“中國異類論”所表達的是蔑視、遏制中國的認知結構和心理結構，而“日本陰謀論”和“中國抗日論”所反映的則是警惕、抵制日本的認知結構和心理結構：我們看到，現實的中日關系結構就是這樣深深地根植于戰后歷史乃至整個近代歷史之中。
蔑視、遏制的中國觀和警惕、抵制的日本觀都有歷史連續性。由此可見，歷史是我們需要認識對待的一個問題。因為作為記憶和觀念活在人們頭腦中的歷史本身就是現實。只有在嚴肅的歷史總結和健全的歷史教育基礎上祛除了蔑視、遏制與警惕、抵制的中日關系結構，兩國才可能真正客觀、冷靜地處理現實的利益、責任問題，而不至于陷入惡性循環的糾纏。▲（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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