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變萬化的中國外交讓咱無所適從

千變萬化的中國外交讓咱無所適從

何必

1月7日，利川一個倉庫發生大火，造成40名工人喪生。該事件其后引發了一些建設性討論。現在，請允許我談一談尚未涉及的一個問題———中國政府如何竭盡全力保護其海外公民的生命和利益。中國對利川大火事件密切關注，因為受害者包括13名中國公民。事故發生次日上午，中國駐韓國大使寧賦魁就約見韓國外交通商部官員，對事件表達強烈關切。幾乎在同時，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總領事閻鳳蘭抵達事故現場及早處理情況。一天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現在電視上，要求政府和韓國方面密切合作解決此事。接著是總理溫家寶批示手下官員積極搶救中國公民。這些中國籍受害者的家鄉省份也考慮到受害者家屬需要，包括加快讓他們前往韓國。差不多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向外國記者表示，中國政府多次向韓國官員交涉，希望韓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理有關善后事宜。國家主席、總理、外交部、大使、省級官員都予以關注，并向在海外遇難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給予支持。這種十分密集而積極的外交行動對受害者所獲賠償肯定產生影響。發生事故倉庫的代表表示，給中國受害者的賠償標準比一般工作安全事故中支付的要高出不少。我在中國已經呆了5年，我知道這是中國政府處理本國公民在海外遭遇事故時的通常做法，它非常積極果斷。當中國木材工人在俄羅斯遭遇搶劫時是如此；當4名中國人在巴基斯坦遭遇槍手伏擊時也是如此；當在埃塞俄比亞9名中國工人被殺，另外7人被綁架時同樣是如此。2005年，8名中國人在伊拉克被武裝分子劫為人質，但最終得以釋放，而此前一年韓國人質金善日卻被斬首。中國總是竭盡全力營救海外遇險的本國公民，并以盛大儀式歡迎他們歸國。你不會錯過這些消息，因為所有的中國報紙都會予以報道。在懷疑者看來，這可能是這個國家用來打動民眾的作秀。但是，打動民眾不正是政府該做的嗎？民眾想要一個可以打動人心的政府。中國受害者家屬后來感謝政府，而金善日的家屬后來控告政府沒有盡力營救。比起中國來，韓國缺少“2%”。（2008年2月1日中國經濟網）

這篇文字的標題是：“韓國時報:在保護海外公民上 中國做的要比韓國好”。好在，編輯還沒有忘記解釋，在是《韓國時報》1月29日文章，原題：韓國對中國。

在國內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內容，咱們應該很是寬慰，習以為常。本來嘛，意識形態控制越來越嚴酷的情況下，所有的負面報道都不準許出現，連作為個人網絡日記的博客也被刪得亂七八糟。如果一個國家到了這個份兒上，只準說好不準說壞，那么這個國家還好得了么？這就如同一個病入膏肓者，卻強制性要求所有人都不能提及其病情，只能說其光華璀璨的一面，對行將就木的事實不準觸及，甭管是帶有“建設性”的解藥還是居心叵測的冷嘲熱諷（事實上這二者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常識中都很難區分），一律不準出現，這個人還能夠返老還童輕裝上陣么？

所以嘛，國內媒體上出現對中國歌功頌德的內容，也不足為奇。與咱這等看空唱衰者截然相反的是，國內媒體專門挑選贊揚中國的說辭，恬不知恥地配上更加俗不可耐的標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咱也知道，中國來不來就號稱是負責任的大國。這個負責任，尤其表現在外交領域。一旦中國人在海外出了點子事，中國就忙不迭地要作秀，外交部風風火火地表態，官員們爭先恐后地“高度關注”，指示拿著納稅人的錢揮金如土的相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確保中國人的安全，等等。這類表演咱們看到不少了吧？這種政治作秀也是很充分而滑稽了吧？

負責任的大國，首先應該對其納稅人負責吧？沒門！對在國內的中國人，那就別提咧，連博客都刪，還他娘的公民四權呢，啊呸！

看看中國國內無時不刻的礦難、交通事故、雇兇殺人、暴力下死亡的人數吧，這時候，怎么就看不見負責任大國的痕跡了呢？

殖民心態唄。

周恩來不是說了嘛，外事無小事。奶奶的，一旦出了國，就成外事了。

所以嘛，中國人要是出事，也最好是在國外，那樣的話，中國當局還會假惺惺做出些個姿態來；要是換了國內，死不死啊你！

對中國外交，中國媒體寡廉鮮恥的吹捧也算是不遺余力了。2006年12月18日出版《瞭望新聞周刊》就總結了“中國外交的八大亮點”：以和為先的外交理念凸顯；中國的朋友遍天下；中國領導人外交活動頻密；賦予中美關系新內涵；中歐關系走向成熟與務實；中俄深化戰略協作關系；中日政治和外交僵局解凍；營造大周邊和諧氣氛。

中國人溜須拍馬的本事，到了改革開放30年的光景時，達到登峰造極程度了吧。報喜不報憂，媒體上千篇一律的歌功頌德，也算是現如今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的景象了吧。

情況果然如此么？

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相關報道。（需要說明的是，小王給我發這種內容，經常被國內網絡管理方面攔截扣壓。公民四權，哼！）

2007年02月0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8:56北京時間 02:56發表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美再次抨擊中國宗教自由狀況

在中國，一般只有官方認可的教會才能自由活動

美國宗教自由國際委員會主席菲利斯•蓋爾周三在國會作證時，批評中國在奧運的善意背后，仍存在“嚴重的、體制性的侵犯人權現象”。

蓋爾女士呼吁美國及其盟國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以推動中國結束“掩蓋之下的宗教自由惡化狀況”。

蓋爾在國會作證時情緒激動，同時展示了一些因宗教原因入獄的知名中國人士的照片。包括號稱“最年輕政治犯”的達賴喇嘛指定的班禪轉世靈童根敦曲吉尼瑪。

蓋爾稱，她希望以此提醒國會“中國的人權政策不是抽象的法律，而是涉及活生生的人”。

蓋爾說，在奧運即將到來之際，中國加緊了對宗教活動的控制。政府認為“非正常”的宗教組織將面對不斷的壓力、騷擾甚至逮捕。

中國否認

針對蓋爾女士這次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周四做出回應稱這是“對中國的人權和宗教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

姜瑜說“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國公民也依法享有廣泛的人權和宗教自由”。

但過去七年，美國國務院一直把中國列在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名單上。

跨黨派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是政府機構，負責向國務卿提交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

該委員會于2005年對中國進行了首次正式訪問，并確定中國政府繼續要為"普遍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及相關人權的行為"承擔責任。

對此，中國官方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認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報告“把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描寫得極不客觀，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 

……………………

2007年02月0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45北京時間 19:45發表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民調：中國約三億人有宗教信仰

中國和梵蒂岡一直在委任主教問題上有分歧

最近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中國信仰宗教的實際人數是官方統計數字的三倍。

據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報道，這是華東師范大學的教授童世駿和劉仲宇對4500人調查后得出的結論。

民調顯示，16歲以上的中國人里有31.4%、即大約3億人認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這個數字是官方統計數字的3倍。

調查指出，其中大約2億人信仰佛教、道教或是崇拜龍王和財神等民間傳說中的神。

《中國日報》引述這項民意調查說，其中有4千萬人是基督徒，相當于所有信仰宗教者中的12%。

中國政府說，2005年中國有1600萬基督徒。

堅持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政府表示，宗教自由得到憲法的保證，公民可以自由參加官方控制的教會、寺院和清真寺的儀式。

但是國際人權組織指責中國當局將天主教神父和西藏佛教僧侶及尼姑投入監獄，原因是他們繼續忠于教皇和達賴喇嘛。

美國國際宗教委員會主席蓋爾1月31日表示，泄淖誚套雜勺純鱸詮ヒ荒甓啾淶迷嚼叢講睢?

她呼吁美國政府及其它西方國家敦促中國政府在北京奧運會之前結束對人權的侵犯。

一些關注中國宗教自由團體的相關人士用事實支持蓋爾的說法。

但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如果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說了那番話，那就是他們再一次對中國的人權和宗教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

她強調說，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國公民也依法享有廣泛的人權和宗教自由，這是有目共睹的。

……………………

2007年02月2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7:24北京時間 01:24發表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中國回應美日“中國軍事威脅”言論

秦剛反駁了上星期美國副總統切尼有關中國軍備擴張的言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星期二（2月27日）反駁了上星期美國副總統切尼有關中國軍備擴張與一個和平大國不相符的講話，他還反駁了日本執政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關于中國軍事威脅的言論。

新華社報道引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的話說，"中國和平利用外空、反對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競賽的立場是一貫的。"

“一貫立場”

秦剛表示，"中國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擴散。中國一直推動國際社會盡早談判締結禁止外空武器和外空軍備競賽的條約。"

這位發言人還說，"中國堅定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立場和所發揮的作用就是一個充分的、有力的證明。"

你怎樣看中國摧毀衛星的行動 

秦剛還表示，中國1月份所進行的摧毀衛星的導彈試射并未對其它國家構成安全威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此番講話是對美國副總統切尼上周訪問澳大利亞時所發表言論的首次回應。

切尼在悉尼發表講話稱，美國對中國擴大軍費開支表示關注，并指中國所進行的摧毀衛星的導彈試射并不符合中國所說"和平崛起"目標。

反駁中川昭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二還在例行記者會上反駁了日本自民黨政策主管中川昭一關于中國軍事威脅的言論。

  如果在今后15年臺灣出事，那么日本可能在隨后20年內成為中國的另外一個省。

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

秦剛說，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漫長的陸地和海洋邊境線的主權國家，保持一定水平的國防力量，"完全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及國家統一，無可厚非"。

秦剛表示，中國的軍費只相當于日本的67%，人均軍費水平只相當于日本的7%。

他質問說，"日本作為一個面積相當于中國二十五分之一、人口相當于中國十分之一的國家，卻維持著如此龐大的軍費，還在不斷地叫嚷中國威脅。'請問，他真實的目的何在？'"

這位發言人說，"日方總說中國軍費要增加透明度，我們也請日方增加一下透明度，日方能否解釋一下他一系列的軍事動向？"

中川昭一二十六日在名古屋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的軍費支出正在迅速增加，如果臺灣在未來十五年發生變故，日本可能在二十年內成為中國的另一個省。 

……………………

2007年02月0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4:18北京時間 22:18發表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姜瑜：中加領事協定不適用玉山江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

就加拿大駐華使館提出旁聽涉嫌參與恐怖罪的維族異議人士玉山江的審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玉山江是中國公民，所以《中加領事協定》不適用此案。

姜瑜說，玉山江是聯合國認定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東伊運”的骨干成員，涉嫌參與一系列暴力恐怖組織活動，是國際通緝犯。中國有關部門目前正依法對此案進行審理。

烏魯木齊法院上周五首次開庭審理加拿大公民玉山江（又稱塞利爾）一案，加拿大官員周二（6日）表示，總理哈珀和外長麥凱對加外交官沒能出席法庭旁聽表示不滿。

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事先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因而沒有派人旁聽這次長達6個小時的法庭審理。

加拿大官員說，中國方面沒有表現出與加拿大使館的合作的態度。

總理哈珀明確表示，他希望玉山江案下次法庭審理將會有加拿大外交官旁聽。

現年38歲的玉山江生于新疆，2001年被加拿大接收為難民，2005年成為加拿大公民。他去年春天赴烏茲別克探親期間被烏茲別克當局以涉嫌參與恐怖活動為由引渡到中國。

哈珀去年11月在越南出席亞太經濟合作論壇首腦會議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晤時曾當面提出玉山江的問題，要求中國按照有關的國際公約允許加拿大外交官探視玉山江，向他提供領事服務。

……………………

2007年04月1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47北京時間 19:47發表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中國判處加籍維族異議人士終身監禁

玉山江2001年被加拿大接收為難民

中國判處一名加籍維吾爾族異議人士終身監禁，并警告加拿大不要干預此案。

據官方新華社報道，新疆烏魯木齊中級法院宣判37歲的玉山江（又稱塞利爾）終身監禁，罪名是參與"恐怖主義活動和陰謀分裂國家"。

玉山江是本周被中國當局判刑的第二位維族異議人士。

新華社報道形容玉山江是聯合國認定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東伊運"的骨干成員，將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玉山江生于新疆，2001年被加拿大接收為難民，2005年成為加拿大公民。他去年春天赴烏茲別克探親期間被烏茲別克當局以涉嫌參與恐怖活動為由引渡到中國。

中加雙方對峙

中國表示玉山江是中國公民，所以《中加領事協定》不適用此案，拒絕加拿大駐華使館提出旁聽此案審理的要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周四（19日）在北京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希望加拿大不要利用此案干涉中國內政，還希望中加兩國關系不會受到影響。"

劉建超說："加拿大應該非常清楚中國的立場，玉山江的案子完全是中國內政。"

海外流亡維吾爾人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發言人地力夏提要求中國當局立刻釋放玉山江。

他表示："我們希望加拿大政府采取更強硬的措施。中加兩國開展的人權對話和協調根本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中國是在利用這些做法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可告人的目的”

地力夏提指出："中國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由于加中兩國沒有引渡條約，導致北京通緝的人士無法被引渡回國。北京企圖利用此案對加拿大采取報復。"

加拿大駐北京使館的一位官員周四表示，加拿大外交官沒有被允許進入法庭，法庭宣判時，他們只能呆在法庭外面。

這位官員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檢討這項判決，將會作出反應。我們繼續與玉山江的家人保持密切聯系，并向他們提供我們所能提供的幫助。"

新華社說，現在還不知道玉山江是否會提出上訴。

人權組織說，中國最近幾年加緊對維吾爾人的鎮壓措施，對他們任意逮捕和秘密審判。 

……………………

2007年10月1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21:57北京時間 05:57發表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達賴喇嘛頒獲美國會金質獎章

布什頒發金質獎給達賴喇嘛

正在美國訪問的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周三（10月17日）接受了美國國會獲頒的金質獎章，這是美國國會授予平民的最高獎。

美國總統布什不顧中國的警告，在華盛頓舉行的頒獎儀式上頒獎給達賴，這是第一次美國現任總統公開會見達賴。

盡管北京方面此前警告美中關系可能因此受到損害，但布什在儀式上呼吁北京與現年72歲的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舉行對話。

"和解之人"

布什在頒獎典禮上說，"他們會發現這個好人，是一位和平和解之人。"

西藏問題對中西方關系影響有多大？ 

布什表示，達賴喇嘛是"一位尊貴的精神領袖"，"和平與寬容的普世象征，信徒的保護者和人民火焰的護衛者"。

據悉，布什總統周二還在白宮私人住處而非白宮辦公室會見了達賴喇嘛，這次會晤沒有準許任何媒體采訪。這是布什總統六年來第三次與達賴舉行私人會面。

達賴喇嘛在接受頒獎的儀式上說，接受這個"偉大的榮譽"令他"深深地感動"，而美國國會頒發的金質獎章將"給西藏人民帶來極大的快樂和鼓舞"。

達賴表示，"他們的福址是我不斷前進的動力。"

“和平戰士”

達賴強調說，他并非要尋求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而僅僅是要爭取更多的自治。

達賴還說，"我相信，這個獎章將向那些致力于推動和平的人士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

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參議員對布什公開會見達賴表示敬意。他說："多年以來，美國總統都曾在私下會晤達賴喇嘛，但在此之前，沒有一位總統在公開場合會見過達賴"。

參議院民主黨多黨派領袖雷德則說，達賴喇嘛是一位"和平戰士"。

針對達賴此次美國之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發表講話，嚴厲抨擊美國政府粗暴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但布什卻表示，達賴此行不會損害美中關系。

中國交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周三早些時候說，任何企圖利用達賴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據官方新華社報道引述劉建超的話說，"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達賴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他表示："達賴幾十年的言行表明，他是一個打著宗教幌子，長期從事分裂祖國活動的政治流亡者"。

他指出："美國領導人會見達賴嚴重違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就此向美方多次提出嚴正交涉。再次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

呵呵。

對于中國外交，今年剛剛開始時，經常發來一些很有價值內容的詹奕嘉就傳遞了相關的內容。

詹奕嘉

2008年1月1日 0:03

2008年的第一期網文共享^_^

中國外交三十年: 對進步與不足的若干思考*

作者：王逸舟

文章來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摘要: 本文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進步與轉型的一種評估。作者認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國外交正在形成靜悄悄的革命, 其演進方向與全球進步的潮流是一致的, 即:更加慎重的軍事力量的使用;更加看重市場和貿易的因素;更多介入國際組織和法律的制訂與實施過程;更加注意外交學習和制度創新;也更加強調外交為民服務和以人為本的宗旨。同時,作者指出了需要改進和加強的一些地方,如:“和諧世界”理念的落實問題;對外部批評的某些態度問題;應對復雜的主權糾紛時的不足問題;外交服務對象多重性的平衡問題;相對美國而言外交應對機制的單薄問題;資源的有限性與涉外安全需求之間日益擴大的矛盾現象;以及外交公信力研討上的不足;等等。作者在看好中國外交轉型的前景的同時,指出了這種轉型的任重道遠。

關鍵詞: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 外交進步與外交轉型; 外交工作的不足。

自1978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 在過去的三十年, 中國日益成為當代世界事務的重大參與者、建設者和負責任者, 國際關系發生的重大進步多少來自中國的新貢獻, 國際環境的變遷同樣影響到中國的發展。在外交領域, 中國正在出現靜悄悄的轉型與革命, 其內容和演進的方向與全球進步的潮流是一致的, 即: 強調“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 對軍事力量的使用更加慎重, 越來越看重全球市場和貿易等提升國力的經濟因素; 強調“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理念, 與國內大力強調民生的態勢相一致, 越來越注意對中國公民海外權益的保護; 強調“國際社會的共同愿望”的重要性, 重視“以聯合國為中心” 的國際協調過程, 越來越積極地介入各種國際組織和法律的制訂和執行過程; 在強調“國際關系民主化”之必要性的同時, 自身也更加注重外交學習與制度創新, 越來越認真地在國內推進外交決策民主化( 特別是大眾參與的進程) 。雖然這些動向尚處于“進行時態”, 說明中國外交轉型無疑已進入新的長征征程。思考和總結這些進步, 對于未來的中國與世界均有重大的意義。

首先能夠見到的一點是, 最近的三十年里, 中國人對國際安全環境有了越來越積極樂觀的認知,此前在特殊環境下產生的焦慮心理和造反意識, 逐漸被更加自信、開放與合作的態度所替代。舊中國是談不上得到國際承認的大國外交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國家形態制約了中國在國際舞臺的角色、“東亞病夫”的形象提示了內憂外患煎熬下的困境。新中國建立之后, 從根本上改變了列強支配和凌辱中國人的局面, 一盤散沙的舊中國代之以獨立自主的新中國, 這時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外交。然而, 建國以后在不同階段上由于國內外因素的不同影響, 中國外交的主題和立場是不一樣的。新中國早期的中國外交適合了20 世紀50 年代前后的特點。一方面是向老大哥蘇聯學習和政策上的“一邊倒”, 另一方面竭力保持自主性, 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革命”與反霸的弦始終繃得很緊。[1]1978年是一個新的起點: 從鄧小平始, 最近幾十年來, 中國人的世界觀發生了截然不同于毛澤東時代的變化, 離“戰爭與革命”的意識及“造反者”的形象越來越遠, 而與當代多數國家的追求及認同逐漸接近。20世紀70年代末, 鄧小平指出“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 與極“左”年代的思維拉開了距離,為改革開放事業的啟動奠定基礎;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更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 把“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主題和觀察世界大勢的出發點。在最新發布的《2006年中國國防白皮書》里, [2]對此就有權威而系統的闡述。例如, 白皮書認為: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 國際安全形勢總體穩定的基本態勢進一步發展, 世界和平與安全面臨的機遇大于挑戰。”它強調, “世界格局處于向多極化過渡的重要時期, 國際戰略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局面有望改善; 各主要力量既相互牽制和競爭, 又相互協調、彼此借重和務實合作。一些發展中大國和區域集團實力增強, 發展中國家整體力量上升。與此同時, 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 科技進步突飛猛進, 國際分工體系深刻變動, 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生機勃勃, 國家間相互依存的利益關系逐步加深。傳統安全領域的對話不斷增多, 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深入發展。各國更加重視通過國際協調合作和多邊機制解決發展和安全問題。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維護和加強。世界大戰和大國全面對抗在較長時期內可以避免”。它指出: 在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 “安全形勢保持基本穩定。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前所未有的良好態勢, 平等、多元、開放、合作局面正在形成, 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逐步深化”; “中國的安全環境總體有利”。針對外界對中國國防費用增長的批評和擔憂, 這本相當于中國黨和政府對外重大宣示的文本解釋道: “這種增長仍屬于彌補國防基礎薄弱的補償性增長, 是與國家經濟發展相協調的適度增長。20 世紀80 年代, 國家的工作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強調國防建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大局, ” 展現了與國際社會多數成員增信釋疑、攜手共進的基本態度。顯然, 作為當代全球化進程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中國對于世界和平發展的前景, 相對于一些國家而言, 持有更加樂觀看好的態度。一項調查顯示, 中國大學生對國際時事非常關心, 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3]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政府現有立場的社會基礎, 體現了近幾十年的持續和平發展培養出來的大眾心理。21世紀初中國人的世界觀, 已遠離了20 世紀50 年代或“文革”的一代人。

其次, 改革開放之后, 尤其是最近這些年以來,中國更加樂意履行自己的國際義務, 其作為國際成員的意識得到明顯增強。試以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為例: 在這本對外公布的中國國防事業報告中, 列舉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說明中國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它指出: 中國“認真履行《特定常規武器公約》所附經修訂的《地雷議定書》的相關義務。人民解放軍積極開展履約宣傳教育, 落實議定書相關技術要求, 已對不符合規定的殺傷人員地雷進行全面普查”; “堅決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 支持聯合國在防擴散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 參加了防擴散領域的所有國際條約和相關國際組織, 建立了涵蓋核、生物、化學、導彈等相關敏感物項和技術及所有軍品的完備的出口管制法規體系, 實行嚴格的出口審批程序, 確保有效管控”; [4]“1990年以來, 中國已參加16項聯合國維和行動, 共派出維和軍事人員5915人次”, “2000年以來,中國向7個任務區派遣維和警察893人次”。假使觀察中國在其他領域開展的國際合作, 如國際金融合作、國際商務合作與國際能源合作, 情況會更加顯著。不難察覺, 通過最近幾十年的栽培和熏陶, 在中國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中, 以及在中國公眾和輿論那里, “國際社會”觀念正在逐漸形成和獲得重視, 擁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和道義權威。它不只是引導中國外交官行動的要素之一, 也越來越多地內化為普通百姓判別政府外交政策成敗的一把尺度。還應看到, 在近些年中國對外政策實踐中, 與“和諧世界”指導性理念相關的一系列新方針新提法, 通過和平合作、共同發展、文明對話等內容, 增強了中國人和中國外交的國際共同體成員意識: 1997年前后, 中國在與東盟對話過程中, 提出“新安全觀”思想, 包含了“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等內容; 2005 年9 月, 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 胡錦濤正式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倡議; 同年12月6日, 溫家寶總理在法國發表題為《尊重不同文明, 共建和諧世界》的演講,提出推進不同文明間的對話、理解和交流的倡議;在與鄰國關系方面, 中國領導人最近幾年多次重申“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 致力于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方針, [5]把它作為合作共贏的新發展觀;在前述中國政府第五本國防白皮書里, 不僅多次提到“國際社會”的概念, 而且強調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強調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安全、穩定的堅定力量。[6]總之, 從中國主要領導人在外的主要政策性演講以及國內媒體和公眾關于這些政策方針的理解評判等等方面觀察, 我們可以清晰地見到當代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國際責任意識。不管中國對國際承諾的大小怎樣、進展如何, 也無論關于這種承諾存在哪些內部爭論, 中國人的合作意愿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 現在的外交領導人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外交為民”方針, 社會和公民個人日益成為國家外事服務的中心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幾十年間, 對外關系給人的總體印象是, 比較識大體、看大事、講大局, 但不太重微觀、不太看小事、不太講個人, 尤其很少把公民個體的需要放到重心和焦點位置。由于國內外各種因素的作用, 比如, 在毛澤東時代, 外交工作特別看重大國關系( 先是蘇聯、后是美國) , 重視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強調軍事斗爭的優先性( “文革”時一個流行的動員口號是, 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 , 追求“解放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的世界革命目標, 要求所有人( 無論干部、軍人或普通百姓) 有義無反顧為之獻身的思想準備; 中國那一時期的對外經濟和其他援助, 例如對阿爾巴尼亞、越南等國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援建項目, 基本上是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 自豪于國際責任義務的同時, 疏于考慮投入回收和等價交換的問題, 更不必談評估其對中國國計民生的潛在消極影響。顯然, 它與國內當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 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極“左”氛圍不無關系。改革開放之后, 上述局面逐漸得到扭轉, 在市場化不斷推進的新環境里, “言利”不再是可恥害羞的事情, 相反成了正當的權益表達, 成為國內建設和對外交往的重要考量標準; 與之相應, 擁有產權和法人地位的企業和自主意識、權利意識得到增進的公民, 都在國家新的外交方位里獲得利益的代言及合法的追求。無論如何, 經濟重心的形成是毋庸置疑的。從外交領域分析, 這種轉向使得新時期中國的外交家們更加注重百姓的實際利益和需要, 比如說, 更加看重“黃油”而不是“大炮”, 努力學會招商引資、帶動國人和貨物“走出去”等新手段, 同時加大領事保護力度, 密切關注中國公民個體的生命和財產安全。[7]稍微瀏覽一下中國外交部網站就會發現, 有關“領事保護”、“領事新聞”、“領事知識”、“領事論證公證”、“僑務工作”、“公民出國注意事項”及“特別提醒”等內容, 占據了不斷更新的界面之相當大的空間, 它揭示出一個和平崛起的經濟大國的動態。中國公民的出國人數急劇增長, 出國人員也由過去主要是外交官、政府官員和其他公干者, 變成了包括了與日俱增的出國旅游者、勞務隊伍、海外學子、海外移民、各種商務考察團以及負有維和使命的中國軍人的龐大隊伍。在最近幾年, 隨著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等“新政口號”的逐步落實, 中國政府的外交風格變得更加務實和注重人性, 更加關切普通百姓的生計與愿望, 更加適合日益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需求。比如, 外交部門在保持國家形象和禮賓外交最低必要性的同時, 大力削減了國事出訪和接待方面的繁文縟節;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等的主要負責人多次上外交部網站回答中國網民的提問, 使這個建立不過幾年的網站成為中國政府各部委里點擊率最高的網站之一; 在前部長李肇星的提議下,外交部新聞司專門設立了“公眾外交處”, 定期舉辦“公眾開放日”, 邀請各界民眾代表參觀外交部并與部司領導見面。新任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會見公眾代表時特別強調: “外交為民就是外交為人民服務, 這包括兩層含義: 第一, 外交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 第二, 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8]如同“公眾外交處”一位官員感慨的那樣: “外交部近年來在貫徹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外交部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有了公眾外交的意識, 在工作中貫徹‘以人為本’理念的意識也在深入人心。”[9]

討論至此, 已涉及中國外交轉型的最重要內涵之一, 即社會的參與逐漸增多, 外交決策過程朝著民主化、科學化的方向推進。從建國初期的軍人大使[10]到現在的職業外交家, 從捍衛新中國的主權尊嚴到保障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不同主軸, 從神情嚴肅、給人以許多神秘感的活動方式到更加開放自信、國事安排與公眾外交并重——在不同代際中國外交人的身上, 可以感受當今世界人口最多、經濟發展也最神速的這個大國, 從革命時期向和平時期、從“英雄年代”向“平民年代”、從“蘇聯模式”向“國際接軌” 的深刻變化, 這種變化是在大半個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間不知不覺實現的, 近幾年在新一代領導人的引導下, 更朝著精致有氣質、高級和負責、獨立又開通的外交大國方向過渡, 展示著靜悄悄卻富成效的中國外交革命歷史畫卷。其中最重要的引導因素, 是不斷增多、增強的社會性參與和部門間制衡造成的外交決策民主化進程。所謂“社會性參與”, 首先包括公眾開放日的定期化( 始于2003年9月、到2006年底已有10次) , 對社會各界開放閱讀的部分外交解密檔案( 涉及20世紀50- 60年代的中國對外關系) , 建立“外交部公眾信息網” 并每月公布“訪問量排名”、“最受歡迎新聞”、“網站訪問者來源” 以及外交部網站主站和各使領館分網站的情況; 其次還有專家咨詢活動的機制化和經常化, 把它作為外交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步驟。筆者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國際問題研究人員, 親身感受到最近幾年外交部向專家咨詢活動的增多。據我有限的了解, 這種咨詢大體始于90年代后期, 特別是1996年“臺灣海峽危機”和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后, 咨詢對象主要是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國防問題專家和經貿問題專家。基本上, 每遇重大外交危機和國際間挑戰的緊要關頭, 乃至每年初外交部各司委規劃全年重要安排, 以及主要領導人出訪重要對象國和國際會議的前夕, 都會有不同形式的座談會、課題布置和咨詢活動; 成果形態也多種多樣( 包括簡報、討論紀要、專題報告) , 成為各司處直到部領導和更高層決策者的參考意見。譬如講, 學者關于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發展的意見、關于東亞經濟合作及中國參與方式的意見, 還有一些關于中國外交戰略的建議, 都受到外交決策部門的重視。雖然目前尚談不上已經建立系統完備和成熟的咨詢機制, 筆者也常常聽到“與美國相比中國這方面如何需要改進” 的批評或建議, 但總體上的進展和成效是毫無疑問的。[11]涉外事務的部門間聯席會議, 則是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八國集團( G8) 和二十國集團( G20)對話過程等多邊外交( 尤其是經貿外交) 的增多而逐步設置和加強的。這類聯席會議并不全是由外交部牽頭和協調, 但外交部的特殊地位, 則使它成為最經常和最主要的協調單位之一( 其他參與部委還有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安全部、社會科學院等, 以及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等軍方單位) , 且構成中國新階段內部外交決策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中國外交決策實踐中, 這類聯席與協作機制同樣是非常新的方式, 同樣有不同的形態和要求, 如一次性的或常年性的, 定期的或不定期的, 專題的或某個領域的, 為領導人的某次出訪做準備的或為中國即將面對的某項國際條約做協調的, 有文字的或僅僅是口頭議論式的, 等等不一而足。很自然, 聯席會議的過程會出現各種意見和矛盾, 部門利益與局限性可能帶來協調過程的各種困難, 何況在中國這一過程剛剛開始, 但它最大的好處, 不僅是以“兼聽則明”的方式減少了中國外交決策可能的誤判, 而且加大了政府涉外各個職能機構的相互協助、檢視和制約力度, 推動外交工作朝著進一步的科學化、民主化方向邁進。

由此, 也能見證中國外交領域的另一大進步,即: 整個外交的學習過程和制度創新在逐漸加速,中國外交的活力得到更多機制的激勵和保障。這里所說的“學習”, 用國際政治學者的表達, 是指外交和國際事務領域發生的觀念和信念的改變, 也可以指新的思想及其過程的出現; 不論哪種情況,它們都應當是對實踐中的經歷進行觀察和重新加以解釋的結果。這種可以發生在任何社會機構或系統的學習, 會帶來政策的改變, 完善對于世界的認識, 或使人的思維結構變得比較復雜及靈活。[12]在前面提到的中國外交的各種進步性改變中, 實際上都包含了這種學習的成分: 對國際環境的認識更加理性和符合新的時代氣質, 對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有清醒的估計和承諾, “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口號更是直接受啟迪于新的國內大局和要求, 而新外交的社會動員、參與和民主化過程也可以視為外交人員“換位思考”的重要來源。人們可以注意到, 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的新舉措里, 還有一些并非來自國內, 而是出自外部世界( 或是某種啟示、或是某些壓力) , 它們同樣反映出外交學習的成效。例如, 中國政府和軍隊對于地雷使用的態度變化和政策調整,便受到“全球禁雷運動”及其背后各國民眾吁求的沖擊與推動。[13]一定程度上, 同樣道理也可適用于中國對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國際人權問題、全球環保運動以及某些與聯合國關系密切的國際NGO的態度與政策。外交學習決不意味只是自我改變甚至完全放棄原先的立場, 它像個人的學習一樣, 其間充滿反思與認定、調整和反調整、簡單到復雜、較低層次朝較高層次過渡等等“試驗與糾錯”的內容; 仔細觀察和測量中國外交最近三十年的變化,就是一個借鑒消化、揚長避短、不斷提高的進化故事, 是一部極豐富和有趣的學習史詩。所謂的“制度創新”, 指的是一種組織學意義上的新陳代替, 包括新的科層設置和更合理程序的應用, 組織機構及部門間聯系的加強, 與媒體和公眾溝通的多渠道更加便捷, 以及超越前人的體制安排。從中國外交部門的建制衡量, 這些內容已經或正在出現, 逐漸朝著機制化、成熟化方向發展, 典型事例如外交部與中共中央外辦分工協作的安排, 外交部國際合作司下新設的分管非傳統安全問題多邊合作的專門機構, 政策研究司下面新設立的戰略研究處、公眾外交處, 領事司新成立的領事保護處, 還有近幾年新推出的外交部網站和外交解密檔案開放安排, 等等。不難推導, 未來可能出現專門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溝通的機構, 與中國共產黨、人大和政協及各地外事口協作的機制,分管八國集團、北約等目前中國尚未加入的組織的接觸程序, 分管外太空、極地、公海等等規則和開發問題的機構和人員, 分管對外援助和志愿者管理的設置, 篩選進入外交決策咨詢過程人選的組織安排和課題安排, 等等。正是在臺海危機之后, 中國外交部門與軍方部門開始重視危機溝通與處理機制, 與譬如說美國方面建立起聯系的渠道; 正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 特別是隨著中國加入WTO, 中國外交部與商務部、財政部、發改委等經濟主管部委不定期的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得以建立和加強; 正是在近幾年中國公民海外遇險事故的增加, 使得外交部與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共同協作并強化了對海外風險的評估;正是非洲在中國外交議事日程上重要性的上升, 使得商務部、中央銀行及外交部門設置了對非援助的部委聯席安排。在這些新的制度和規章建立的過程中, 人們不難發現典型的反思過程、經驗總結、學習安排和觀念創新, 不難感受中國外交人和外交工作的進步, 不難見證中國外交決策的多層化、合理化、精細化演變。這三十年的中國外交制度發生的很多事情, 是過去幾代人沒有見過、甚至沒有想過的巨變, 是建立起適合中國和平發展、承擔更大國際責任所需要的外交制度創新。

討論了積極的一面之后, 讓我重點分析存在的不足, 探究進步的盲區與障礙。總體上看, 中國外交的進步與轉型絕非一蹴而就, 即便是改革開放幾十年總體進步與發展的過程里, 同樣有這樣那樣的教訓, 同樣不得不面對許多的難題。以下所及, 僅是筆者有局限的觀察和看法, 寫出來供大家討論和批評:

首先討論一下“和諧世界”問題。面對這一概念, 國內各方面的熱議與外界的不熟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就我了解到的情況看, 國外除開少數中國問題專家多少對此有所研究, 基本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它, 更談不上呼應中國領導人提出的這一概念。究其原因, 不只是因為這一范疇下的具體政策內容尚不明確, 更因為現實世界強權政治的邏輯仍然在殘酷地左右大眾媒體和國家政府當下實際的考慮和追求, 因而“和諧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烏托邦之類的東西。所以, 真正要落實和推動“和諧世界”倡議, 第一位的要素還是取決于中國人怎么去做。在國外某些變形的畫面里, 中國人不僅沒有幫助改善某些地區的貧困和沖突局面, 反而是在助長、加劇已有的矛盾。比如, 不少外國輿論指責中國滿世界找油、挖礦和砍伐, 以滿足自身龐大經濟機器的貪婪需求, 卻不去顧及原料和能源產地的可持續發展狀況; 中國的個別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把國內原有的一些壞毛病帶到國外, 如制造過程中摻假、仿造, 或壓低當地雇傭者的待遇, 或不遵守當事國的某些法律, 等等。一方面中國占有的市場份額迅速提高, 另一方面解釋工作和互惠方式沒有及時跟上, 從而使國外不少地方的主流印象是, 經濟上強勢崛起的中國巨人可畏而不可親。這種比一般經濟動物更可怕的扭曲形象, 與我們所期待的“和諧世界”的推動者形象, 是完全相反的, 讓人生氣和難堪的。這不只是少數與我摩擦甚多的西方國家存在的現象, 也是不少曾經把中國比作兄弟的亞非拉國家越來越多的一種議論。改進這一問題, 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行為有更多的“共贏”成分, 使我們的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也能帶動對方的可持續發展( 尤其是增強環保、醫療、教育、財會、科技方面的投入和人員培養, 不要眼睛只盯著購買人家的石油礦產等原材料, 在“市場等價交換”的名義下心安理得地搞經營, 從不思考可能的漏洞、遺害及應承擔的責任) 。由中國外交和商務部門牽頭或協調的出國人員各級培訓, 以及國內這方面的宣傳教育, 應當成為未來建設中國軟力量的重點建設工程之一。另一個方面涉及更長期的國內體制建設努力: 必須明白, 正如和諧社會的建設離不開依法治國一樣,和諧世界倡議的深入人心, 也離不開其法理基礎的塑造。就是說, 中國必須更加自覺地在國際范圍依據國際法辦事, 帶頭遵守以聯合國體系為中心的那些進步的和主流的國際制度( 包括那些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加入的一些重大規制, 如國際氣候及環保制度、國際勞工及人權標準等) , 使中國國內的法制化實踐與我們對外關系上的法制化實踐結合起來。恰似我們倡導的“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前景一樣, 只有把它與國內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進程結合到一起、同時推進, 中國人的倡議才有真正的信用, 才會逐漸成為國際關系里普遍的行為準則。中國老話“打鐵先要本身硬”, 就是這個道理。假使某些企業和個人在國內一向違法亂紀, 卻要他們在外國當好公民和模范企業, 肯定“勉為其難”, 即使暫時做到也不可能持續。從根本上和長遠上看, “和諧世界”之推進和被世人接納, 應當是中國改革與發展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 是綜合國力增強和國際形象提升后的“水到渠成”, 必然是一個漫長而不易的過程。由此考慮, 我們的有關外交宣傳口徑, 必須謹慎、適度, 有分寸感。

必須承認, 中國的外交政策制訂過程對于外部世界的敏感度, 雖然較歷史上和前一時期有大的增強, 相對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世界的大國來說仍然不算太高。外界一些批評和疑惑( 包括某些不無道理的看法) , 很容易淹沒在一個主要關心自身問題和需要的輿論海洋里。國際社會對于經濟全球化加速時代環境、生態和氣候變化的高度關注與緊迫感受, 對于人權問題特別是一些落后地區悲慘人權狀況的嚴重關切, 對于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四處擴散的危險的緊張情緒, 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間愈演愈烈的全球能源競爭的焦慮不安, 以及對于中國一些部門、企業和個人的海外擴展活動的不滿與抵觸, 傳遞到中國后很快變成了大眾媒體的普通話題, 變成了很少留下政策調整痕跡的“城市季風”。

筆者以為, 譬如講, 在面對有關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氣候制度( “京都議定書”及后續安排) 時, 我們不能僅僅算GDP的得失, 還應考慮它對提高國人環保意識和改善能耗結構的影響, 考慮相對簡單的拒絕態度對于國際輿論和中國形象的負面作用。就中國外交部門和外交官而言, 如何減少外部信息傳遞過程的失真和不充分, 如何使國民對各種有益的批評有壓力感和改進意識, 如何盡量使我們的外交工作內容適應新的全球進步時代的趨勢、促進國內的改革開放事業, 仍然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一件事情。我多次指出, 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和盲點: [14]大國所以能經歷千百年滄桑變合而存續, 勢必有其獨特的基因( 文化價值、地理區位、政治體系、經濟模式、社會方式、語言系統等等) , 有不為其他國家和體系所輕易影響和改變的硬力量和軟力量; 與此同時,大國可能不太敏感, 可能忽略、輕視甚至無視中小國家和力量集群的批評或建言, 可能容易凡事不同于他人、遇事不太與人商量。除開這些一般性的特征之外, 中國還有其特殊的稟賦與傳統: 是世界大國中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 是聯合國安理會和核大國俱樂部里獨有的發展中國家, 是擁有當代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東方文明古國, 是受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和凌辱并對此有深刻記憶的大國之一, 加上前面分析過的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等等色彩, 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顯得極其紛繁復雜。考慮到這樣的背景, 中國對于外部信息的感受度和接受度, 可能很不同于美國這樣的移民大國,日本和英國這樣的海洋大國, 俄羅斯這樣的老牌大國以及印度南非巴西這樣的歐式民主嫁接過的后發大國。我們中國人對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要心知肚明,尤其在面對外界的質疑和信息傳播時要有區分、有理性, 恰如其分地應對, 真正既不自卑也不亢奮。真正強大的中國, 應當是一個不受侵犯、享有尊嚴、善于維護自身利益的強國, 同時是一個敏銳注視世界需要、正視自身問題、富有仁慈感、長于解釋和舒緩矛盾的大國。

從大的利害關系著眼, 圍繞邊界糾紛和主權問題與一些鄰國的摩擦不斷、談判艱難, 證明這個問題對于中國的嚴峻和復雜。不可忘記, 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 接壤鄰國和非接壤的鄰國總數近三十個, 其中有近一半過去、現在乃至未來同我國圍繞領土、邊界、海域和大陸架等問題出現過和還將繼續出現糾紛, 稍有不慎就會引起麻煩甚至沖突, 危及中國自身的建設和周邊地區的穩定。過去這些年處理這些糾紛的外交方針基本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同時也存在值得思考和改進之處。2005年全國各地大城市乃至港澳地區發生的一連串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紀念, 對黨和政府的對日方針造成嚴重的壓力; 形成當時部分社會公眾反日情緒的原因, 不光有日本右翼在歷史問題上的挑釁和少數日本人在華行為的不軌, 還應看到多年我對日外交方針效果有限給國內部分民眾的負面感受,看到中國國力強盛的同時內部民族主義思潮涌動的影響, 看到主權問題( 釣魚島歸屬和東海劃界問題) 在中日關系互動方面的特殊敏感性, 看到我們現有外交機制內預警功能和危機處理功能的缺失( 我個人覺得, 后者尤其值得有關部門反省) 。鑒于主權問題不光存在于中日之間, 同時也涉及我與東北亞其他國家( 如韓國、朝鮮) 、東南亞一些國家( 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印尼) 和南亞個別國家( 印度、不丹) , 外交部門很難有單一的方案和簡單的模式應對之, 因此, 特別有必要盡早組織各相關部門和專家學者( 包括國際法專家和地區問題專家) , 召開綜合性的涉我主權解決思路研討會, 使鄧小平當年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智慧落實到具體領域和問題上。處理好這一大的挑戰, 能夠使中國的睦鄰友好政策在新時期獲得新的動力并跨上更高一個臺階。類似分析亦適用于臺灣問題:雖然臺灣事務不屬外交部職責范圍, 但它的特殊性質早已超越了中國版圖內處置純粹內政事務的范疇, 牽涉到國家對外軍事、安全、外交、商務和國際組織等等涉外領域, 牽涉到我政府各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換和政策協調等。李登輝、陳水扁之流多次制造的臺海緊張形勢, 干擾了中國國內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大局, 從而對相關外交和安全部門預警、危機管理方面的漏洞一再發出嚴厲的提示, 在深層次上迫使中央反思既往涉臺政策的有效性部分和須調整部分。在筆者看來, 這方面的重大隱患并沒有完全根除。撇開臺灣島內的復雜因素和美日等外部大國的干涉企圖不談, 從內部反思, 涉臺部門與外交部門、軍事部門在溝通協調方面存在的毛病,我對外涉臺斗爭中商務、衛生、漁業、體育及地方省市各種利益與需求之統籌兼顧上存在的不足, 以及相關政策咨詢過程存在的信息不全和研究部門的“縮手縮腳”現象, 都使臺灣問題這一關乎中國和平崛起的重大問題遇到麻煩。實踐證明, 如果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改進現狀的迫切性, 我們的預測工作就可能誤判, 外交政策將會一而再地遭受麻煩。順便指出一點, 從外交研究和教學工作角度看,中國外交學界對建國以來( 包括改革開放三十年間) 有關涉我主權沖突的研究和說明, 也相當缺乏和簡單化; 比如講, 在現有各種版本的當代中國外交史教科書里, 基本上沒有這方面的討論, 更談不上深入細致的分析; 外交專業的學生們, 從課堂上和教材里很難學到關于中蘇珍寶島沖突、中越邊境戰爭和西沙沖突、中國與朝鮮半島兩個國家對于高句麗問題的不同理解、中日海洋權益歸屬爭端以及1996年臺海危機等涉我重大事態的知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大的缺憾。我們應該改進中國的外交史教材和教學工作, 使年輕一代未來處理類似難題時能做得更好。

這里涉及到轉型時期中國外交使命的多重性和復雜性。對于中國外交決策部門而言, 處理好不同重大需求的關系, 找到其中的均衡點, 不是一件易事, 但非常必要。理論上, 當代中國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 應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營造有利于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但在現實里, 外交服務經濟的目標趨于多元、變量逐漸增多, 尤其以涉我主權問題和國際責任問題日顯突出, 形成對單一經濟中心目標的不同制掣, 也使得在三大需求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的思路變得要緊。不必同久遠的過去相比, 即便觀察最近三十年的進程, 也可以看出均衡點的微妙動向: 在鄧小平當政的階段( 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 , 經濟建設和發展需求的主導性影響特別醒目, 主權爭議( 及其需求) 雖未消解, 卻保持在一個不太惹人注意的狀態, 而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需求( 和壓力) 基本上沒有出現; 在那一時期, 軍隊剛剛從“文革”后期的創痛中走出來, 看到國家經濟建設百廢待舉的大局, 加之沒有太大的外部主權爭議, 因而大大減少了軍費在整個國家預算中的比重, 總體上是一種“忍耐”的低姿態。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需求之間的關系, 可以說是,只要經濟建設搞上去了, 其他可以暫且不計, 起碼爭議不大。在最近的十年多間, 發展需求雖仍是外交工作保障的主要內容, 卻受到其他需求日益增多的挑戰; 中日之間的主權糾紛和臺灣問題凸顯, 大國間綜合實力的競爭加速, 中國的國防和軍事現代化建設具備了更好的內部條件, 從而大大加快了步伐。在這十年, 以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和消解為起點, 中國人的國際意識和承擔的國際義務迅速增加, 在海外實現的利益與日俱增, 同時, 國外對于中國強大起來后的追求也有了新的疑惑與猜想, 遂有了類似“負責任大國”和“利益攸關者”的各種說法。尋求新階段均衡點的努力, 不能不包含了“經濟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權利與責任”、“國內和國際”的對比, 遠比冷戰結束前的狀態復雜。從研究者角度觀察, 比如講, 下述問題就需要仔細評估: 未來一段時間, 在所謂的“戰略機遇期”, 到底哪種需求占有更大的優先性和資源配置權利? 在世界史上一些大國強國崛起過程適用的“大炮與黃油難以兼得”的邏輯, 是否像國內外某些觀察家預測的那樣同樣適用中國情形? 在中國日益強盛和崛起的背景下, 國內各種民族主義情緒和訴求, 世界上和周邊的各種刺激性因素及不測事件, 會不會導致主導20世紀80- 90年代中國外交的“韜光養晦”政策逐漸褪色失效? 我們的國防和軍事現代化過程, 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避免( 還是說不可避免) 與其他大國和周邊鄰國安全利益產生摩擦碰撞? 中國已經和將要承擔的國際義務, 究竟是對主要大國及其主導的規則負責, 還是對國際社會和人類的一般利益負責,后兩者之間的異同如何判斷? 作為現有國際體系“參與者、建設者和維護者”, 中國是否同時負有批評、修正和改造其中不合理、不公正部分的使命? 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為定為此類“不合理、不公正”的內容, 怎樣認定它們? 需要的話, 類似的問題還可以列出許多, 它們從不同側面證明了中國面對難題的性質, 以及中國外交主要服務目標在新時期次序排列的困難。坦率地講, 筆者感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并不充分, 外交辦案的繁忙經常掩蓋住對深層矛盾的探究。假使說過去“摸著石子過河”的策略是基本可行的話, 今天和未來更多要趟過的是深不可測的水域, 不能不有更多的推理、反問和前瞻。

上面的看法, 可以為對美外交做一個注腳。總體上, 中國政府的對美外交方針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過去幾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 我外交政策中對于超級大國美國制造的各種涉我麻煩的應對策略, 以及對于美國主宰的現行國際體系的分析與解釋, 迄今為止還不太理想。中國公眾以及外交、商務部門以外的一些機構和人士那里, 存在著似乎不少的批評意見, 比如, 覺得中國的外交方位過分偏重這個超級大國, 對美外交不夠強硬, “投贊成票和棄權票太多”。這與中國外交的實際能力以及專業機構的評估有很大的差距, 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對美外交的公信力需要加強。的確, 從實際操作層面觀測, 我方主動出牌的成分偏少, 而接招應付的時候較多。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中長期戰略規劃的缺失。好的總體外交不光包含了政府外交、軍事外交、民間外交、經濟外交、非政府機構外交、公眾外交、地方外交、外交培訓等不同組成部分, 更有著溝通、協調、統籌它們的機制和觀念。與美國方面相比, 我方可以借鑒和改進的地方很多, 如兩國軍界接觸過程表現的不同活躍程度( 尤其是向對方發出倡議的主動性) , 兩國議會交流時反映的不同靈活性( 特別是同政府立場之必要的區別) , 兩國智庫學者作為二軌角色在引導議題上的能力差距, 兩國大型企業公司在配合國家大局方面的不同成熟感, 兩國外交方面的教科書和培訓體系之豐富性的差距,以及兩國新聞媒體報道對方復雜事態時的精致嫻熟程度的差別, 等等。它們中, 有的可算作美國的“發達、精明、老到”的一面, 有的屬于我方體制設置上的缺失或認識上的不到位。中美兩國不僅在硬實力上有很大差距, 軟實力方面( 包括“總體外交體制”的成熟、豐富和有彈性) 距離可能更值得重視。美國的外交/內政體制是值得討論的對象: 不要光看布什團隊在伊拉克問題上栽了大跟頭, 或只講美國霸權外交在世界上受抵制的一面, 還要注意美國政治體制( 包括強力部門) 各部分的復雜協調關系, 注意美國國會外交、各州外交、企業外交和民間外交的微妙平衡作用, 注意美國國務院和主流媒體之公共外交的強大滲透力, 以及注意美國特有的政治選舉帶來的“鐘擺效應”。面對美國超群的實力、有時蠻橫單邊有時善用多邊的對外政策、它在全球范圍的制度性結構性霸權以及它的國內體制的多元性多面性( 包括政界、軍界、學界、商界之間復雜的“旋轉門”機制) , 再看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及其相對單純和單薄的外交體制, 經常給人以力不能逮、缺乏“用復雜對復雜”之手段的感受。借用學習理論的表述, 中國外交依然需要提倡“復雜學習”[15]和體制創新。這里, 不難聯想到近一時期國內某些部門及企業在海外收購嘗試的失敗, 日益增多的公民海外遇險和財產遭損事件; 發生這些令人嘆息的事件, 除開相關單位和個人的責任外, 還多少反映出外交部門和有關機構信息發布方面的不周到、涉外安全評估方面的不充分以及我駐外機構設點布局方面的有待改進之處。總而言之, 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及其外交體系, 當代中國外交的決策和實施過程, 仍像一個成長中的系統, 需要不斷借鑒、改進、提升。不用諱言, 美國既是中國外交博弈的主要對手之一, 也是我們外交學習的主要目標之一。

此外, 現有外交資源的有限與層出不窮的涉外安全需求之間的矛盾, 也是新時期中國外交體制面對的一個突出問題。如前所述, 在中國外交傳統中,國事訪問和“禮賓外交”占有相當大一個比重, 它是外交部和下屬的各個使領館本身比較容易掌控的,需要的主要是與當事國有關部門的協商及協作。在新的形勢下, 撇開日益增多的國家政府領導人的接待與出訪任務不論, 外交部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也是最頭疼的一件事情, 是處理大量新出現的、目前仍在呈現幾何數增長的涉外中國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問題, 是領事保護范疇下的各類麻煩( 移民和難民問題、海外務工者及留學生不測事件的處置、中國公民與不同國家和地區法律及風俗發生沖突時的緊急情況處理、各種涉外刑事民事案件的交涉等等) 。最近幾年, 由于最高領導層的多次過問,也因為中國媒體之國際報道意識的增強, 類似東帝汶撤僑事件、中國公民在尼日利亞遭劫持事件、俄羅斯發生的驅逐華商事件、意大利華人商家受歧視事件、巴基斯坦出現的槍擊中國工人事件、西班牙鞋城發生的華人店鋪被焚燒事件、索馬里海域發生的中國船員被洗劫事件等, 得以大量報道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它的出現仿佛是如此的突然, 數量是如此的眾多, 國內反響是如此的強烈, 大大超出了中國外交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 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展從口號變成真真切切的現實, 中國人“走出去”面對的風險由想像轉為實實在在的問題。適應了漸進式社會成長的中國外交體制, 陡然面對一個在很短時間冒出的巨大挑戰, 其準備不周和應接不暇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 不用說中國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著變革中的外交機制, 即便再強大的國家、再發達的外交體系, 面對這種復雜的涉外安全事態, 都不可能有包羅萬象、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需要做、也能夠做到的, 是通過某些制度創新和資源的重新配置, 在各方面的支持下, 盡量降低此類事態的危害性, 增強中國人抗拒風險的能力。首先, 領導人和公眾應學會懂得, 并非所有的外部麻煩都有辦法消除, 機遇和風險是并存的。其次, 要建立和強化海外風險的評估體制, 建立和強化涉外風險的預警體制, 建立和強化多個部門協同作戰的危機處理體制, 把現有的不完整不充分的一些做法和機構整合起來。[16]再次, 從國際經驗看, 有經驗的國家都比較善于利用各種國際法和國際間的通用慣例, 在尊重當事國主權和法律的前提下, 為本國公民及其人身財產安全爭取更大的權益和更多的保護; 從這個角度講, 用更大力度加強我外交人員的法律意識和法理培訓, 是新時期中國外交決策部門應當優先考慮的事情之一。當然, 最重要的, 莫過于讓出國的中國公民具備進退有度的風險意識、充分的事先考察或投資準備、良好的維權意識和守法態度, 這方面, 外交、商務、旅游、教育等等部門責任重大, 可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人們都認識到外交資源的有限與各種需求的無限之間不可避免、日益擴大的矛盾, 體制改進的努力會更有針對性和成效。

最后, 公信力是應當特別研究的一個新情況。理論上, 并不是出臺的所有政策, 或者受到擁護的政策在所有階段上, 都能獲得高的滿意度和公信力; 也不是所有來自民間和群眾的聲音, 或者所有受到經濟學教科書推崇的市場自發力量及需求, 均可得到外交政策的背書。我們一再強調“外交部是人民的外交部, 外交為人民服務”, 但究竟誰是“人民”和如何代表“人民”, 在利益不斷層化、需求日益多元的社會, 是很復雜、而且將越來越難回答的一個問題: “人民”是指人口的簡單多數( 在中國當然是農民) , 還是主要指沿海較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里比較有國際意識的人( 如公務員、知識分子和企業白領等) ? 是泛指國內各界百姓, 還是主要指海外僑民、經商、留學、務工、公干及其他有利害關系的群體? 當“人民”的某個不同部分( 如活躍在中關村一帶的年輕網民, 或與港臺相關機構有聯系的“保釣人士”, 或北京上海的著名環保組織, 或著名高校的女權思想家和活動家, 或替城市民工維權的全國及地方政協代表, 或正在WTO投訴的浙江溫州對歐盟出口打火機的私營企業協會, …… ) , 主張對涉及中國的某個國際爭端持強硬、妥協或不理睬等大相徑庭的立場時, 如何判斷它究竟代表多大比例的民眾, 是持續的還是不可持續的要求? [17]外交部門對于民情民意的了解, 具體到在“中國人民”抬頭下某項出臺的政策或外交部發言人的某個表態, 主要是通過對中央紅頭文件的學習獲得, 還是依靠網絡上的抽樣調查, 或者獲悉自部門聯席會議上其他方面的發言, 抑或是來自下屬各使領館的調研報告, 乃至外交官個人及其家庭的體驗與感悟? 其實, 真正代表“人民”, 比起( 譬如說) 代表婦女、代表青少年、代表政黨、代表軍隊、代表某個部門、代表某個地區,都要困難得多、復雜得多, 但是, 既然外交部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中央政府的外交主管部門, 它就不得不以總體的利益、全局的考慮、長遠的目標為出發點, 以“人民”的名義且承接“人民”的委托,不受干擾地制訂、執行合乎“人民”長遠利益和時代進步需求的對外政策, 盡最大可能避免以偏概全、以小代大。尤其在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更加重視“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理念的這種新背景下, 外交的秘密決斷和神秘色彩的一面會逐漸減少, 而公開的、程序化的、民主科學的成分將越來越多, 因此如何更好代表人民、更多贏得公信力, 理所當然成為新階段上中國外交轉型的中心任務之一。要使這種政策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 需要有更科學、持久的外交學習與制度創新, 需要更廣泛、通暢的上傳下達渠道和協作機制, 也需要有了解、爭取更大公信力的統籌思路( 后一個方面未來可能更緊要而棘手) 。這種事情說清楚不易, 做起來就更難, 基本上是沒有完美無缺、各方均滿意的解決方案的, 但如果因此而氣餒, 放棄探究“人民”范疇的努力, 甚至連想都不想它, 問題只會更多。所以, 對于外交家、尤其對于外交決策者而言, 不能眼睛只盯著具體的外交案子, 成天忙于事務性的外事工作, 要下決心抽出時間, 靜下心來思考這類“大事體”; 依筆者言, 它是中國外交在新時期進步的事半功倍之舉。

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正在和平發展,中國外交正在經歷意義深遠的轉型。這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是當代人類進步最重要的表現之一。人們有理由期待它繼續向前推進。

注釋：

*本文并非對當代中國外交所有領域的討論, 它只把焦點放在“進步”與“不足”兩個方面; 論文中的看法與主張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或集體的見解, 而僅僅是筆者個人之有局限性的、不成熟的考慮; 提出這些看法與主張, 與其講是“建言獻策”, 不如更確切地說是為了激發更多深入的探討。

[1]有關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外交理論與實踐, 可參見下列書籍: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 1949- 2001) 》,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年版; 熊志勇、蘇浩著《中國近現代外交史》,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版; 魯毅等著《外交學概論》( 特別是其中第十一、十二章) ,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年版。

[2]全文見2006 年12 月新華網。

[3]見中國新聞網2003 年6 月5 日報道:“調查顯示, 中國大學生對新一屆中央領導更有信心”。

[4]在2005 年9 月1 日發布的《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里, 更加全面而詳細地介紹了中國政府和軍隊一些重大主張, 如:“核裁軍應遵循拿下合理、逐步削減、向下平衡的原則, 兩個擁有最大核武庫的國家對核裁軍負責特殊和優先的責任”;“在實現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目標之前, 核武器國家應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并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化學武器擁有國應加大工作力度, 嚴格按照《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要求盡早完成銷毀其化學武器, 接受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有效監督”;“中國堅決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應努力通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擴散問題, 充分發揮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核心作用, 在現行國際法框架內加強和完善再有防擴散機制”; 中國“主張和平利用外空, 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競賽”, 但現有關于外空的法律文書不足以有效防止外空武器化和軍備競賽, 因此新的措施談判達成更完備的文書。報告的結論是:“當前, 中國人民正沿著和平發展的道路, 聚精會神搞建設, 一心一意謀發展。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持久穩定的和平國際環境, 中國的發展必將促進世界的和平與進步。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 繼續致力于推動國際軍控、裁軍與防擴散進程, 永遠不稱霸, 永遠做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堅定力量。”轉引自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編:《2006: 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報告》,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29- 348 頁。

[5]可參見胡錦濤在烏茲別克斯坦議會的演講, 題:“睦鄰安鄰富鄰, 建言與中亞關系”。新華社2004 年2 月16 日塔什干電訊稿, 見當日新華網報道。

[6]出處同前, 見白皮書“前言”部分。

[7]2007 年3 月6 日, 李肇星在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上, 特別強調了領事保護問題對于中國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指出:“現在中國外交部一共有4800 多位干部和員工, 有駐外機構240 多個, 所有這些人員可以說都直接或間接地負有為在境外的中國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提供領事保護的責任。隨著中國的發展進步, 我們這方面的服務對象急劇增加。到前天為止我們的統計是: 在國外現在大約有67.5 萬中國勞務人員, 從事遠洋漁業人員4 萬多, 外派船員15 萬多。在海外設立的中資機構有1 萬多家。出國旅游的、探親的、留學的也在增加。中國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國已經達到132 個。2006 年, 我們的出境人數達到2452 萬人次。世界旅游理事會估計, 到2020 年, 中國公民出境人數將超過一億人次。外交部和我們的駐外使領館一年來一共處理了領事保護案件三萬多起, 還實施了從所羅門群島、東帝汶、黎巴嫩和湯加撤僑的行動。總之, 我們要努力把‘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理念變成領事保護行動。具體措施包括: 發揮外交部牽頭的境外中國公民和機構安全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作用, 加強預防性領事保護工作, 普及領事知識, 頒布《中國境外領事保護和服務指南》, 及時提供領事服務。遇到重大案件立即交涉, 必要時派出外交部長特別代表或政府工作組赴事發地, 協助有關國家依法保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還要根據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提出的建議, 研究分階段推動領事保護立法, 規范領事保護工作。”見2007 年第7 期《世界知識》雜志, 第45 頁。

[8]見中國青年報2007 年5 月20 日報道, 題為:“外交部‘公眾開放日’, 楊潔篪闡述中國外交新理念”。

[9]來自外交部新聞司公眾外交處副處長衛真的說法, 援引自人民網2005 年8 月15 日報道“李肇星: 外交部是全國人民的外交部———外交公眾開放日首次‘走近非洲’”。

[10]有關建國初期毛澤東、周恩來安排一批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出任駐外大使的史實, 可參見徐京利:《另起爐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89- 190 頁, 第265- 268 頁。

[11]依筆者對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一些中青年外交官的觀察, 他們對北京、上海等地的主要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和著名學者最新成果的了解, 以及對國際大勢和中國外交面臨挑戰的均衡分析, 達到了相當不錯的水平。本人也從王緝思教授那里聽到了類似評價。

[12]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 2 ( Spring 1994) , p.283.

[13]2005 年9 月1 日發布的《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里, 專門有一段解釋中國對于地雷使用的立場。它說:“自加入經修訂的《地雷議定書》以來, 中國嚴格履行議定書各項規定, 積極開展履約宣傳和教育, 根據議定書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軍用標準, 對不符合議定書規定的老、舊地雷進行了全面普查, 并分批分期改造或銷毀, 迄今已銷毀了數十萬枚老、舊地雷。自1996 年宣布暫停出口不符合經修訂的《地雷議定書》規定的殺傷人員地雷以來, 中國一直恪守承諾”;“中國雖未加入《渥太華禁雷公約》, 但認同其人道主義宗旨和目標, 不斷加強與公約締約國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中國重視反車輛地雷問題, 認為反車輛地雷與殺傷人員地雷造成的人道主義關切程度不同, 處理方式也應有所區別; 應充分考慮各國國情和實際承受能力, 通過多種途徑解決反車輛地雷問題。”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編:《2006: 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報告》,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38 頁。

[14]分別見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寫在前面”,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1- 12 頁;“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成就和缺失的幾點感受”,《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3 年第4 期; 以及《中國國際關系研究( 1995- 2005) 》,“緒論”,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 第16 頁。

[15]關于各種社會性制度的“復雜學習”, 可參見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 歷史與理論》, 第12 章“學習進化理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454- 484 頁。

[16]2005 年12 月,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 簡稱“中國信保”) 首次發布了《國家風險分析報告》( 上、下兩冊, 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年12 月第1 版) ; 2006 年年底, 中國信保再次推出《國家風險分析報告》( 上、中、下三冊, 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年12 月第1 版) 。中文長達440 多萬字的兩份報告, 一共分析和評估了當今全球190 個國家的風險情況( 包括政治風險、經濟情況及投資和貿易風險等) , 給出了不同的國家風險參考評級, 還簡要介紹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既往關系( 含政治和經濟關系) 。雖然分析的框架還有可以改善之處, 這是中國涉外安全評估史上值得一書的舉措, 是中國人在新時期走向世界的測量儀之一。不過, 閱讀之后就會發現, 中信保與外交部的職能部門( 如領事司) 、國家安全研究單位( 如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和學術機構(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 之間的溝通還不夠密切, 其信息來源和分析深度有局限性。

[17]組織學理論表明: 現實的決策不是單一理性的過程。國家也不是單一行為體, 而是由特定的個人和機構組成的。它們收集并實施每個決定所需的重要信息, 進而在特定場合進行最佳的理性決策并予以實施, 就這一點而言, 它們之間是互不相容的。決策者和機構每天不得不做出數十項重大而常規的決定, 很少有時間、信息或能力對造反進行理性評估。即使決策者做出了理性決定, 也時常缺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執行這些政策的權力。正如基辛格所說, 決策者“陷入了一場無窮無盡的戰斗, 緊急事務總是被視為重大的。每個政治人物的公眾生活, 就是在環境的壓力中為維護其選擇的原則而做的持續斗爭”;“不可能每一步都是有序的。事實總是受到懷疑或處于爭論中。一些政策, 即使都是很好的, 也會相互沖突。國家的目標也并非是精確的。什么是正確的, 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國家利益的內容, 都會有各種各樣的解釋”。見[ 美] 威廉•內斯特編著:《國際關系: 21 世紀的政治與經濟》, 姚遠、汪恒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第125 頁。

……………………

嘿嘿。

其實，我們更應該看到，國際上中國問題研究者越來越趨同的看法是，中國現在的外交政策缺乏系統性、戰略性與前瞻性，基本上是得過且過的套路。源自鄧小平韜光養晦不冒頭的外交方針，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當然啦，這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財自然是貪官污吏得天獨厚啦），去年兩會前高層依然公開表示要遵循鄧小平路線。為什么？中國現在可以說是內外交困。米國人針對中國的對外政策及其對美國的影響時認為，中國領導人現在根本沒有精力設計并實施一整套具有明確思路乃至具有審美風尚的外交原則，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中國國內的困局已經讓中國高層忙得手忙腳亂不可開交，內部的爭權奪利，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貪官污吏爭先恐后鋃鐺入獄，使得高層應接不暇。火山口上的中國，沒有足夠的資源應付千變萬化的國際局勢。

去年初，中國擊毀衛星的舉動，被國際上認為是非常失敗的外交表演。緊接著，高層公開表示，要繼續鄧小平的外交方針，被認為是朝令夕改的招數。在政策缺乏最基本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的情況下，使得中國在國際上被看作是不可靠的危險分子。

如此狀況，會在今年甚囂塵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