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見波蘭劇變 反觀中國一二
陳談強
【2007年11月28日題記】距今整整17個年頭了。17年前——1990年11月15日至28日，我在《光明日報》副總編輯任上率《光明日報》代表團一行三人，在報社常駐波蘭記者陪同下，訪問考察了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烈蛻變中起“帶頭羊”作用的波蘭。新近翻騰書房文案，看到17年未曾公開發表的“訪波見聞錄”。這一組三篇文稿僅用六千多字，概要記述了劇變中的波蘭，在政治、文化、經濟諸方面的演變態勢，雖然勉為其難，倒也紀實無誤。如今憶及當年訪波親見親聞，回望其后波蘭劇變中的一切，借以審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覺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許不無借鑒警示的作用。于是，想到把文稿公諸于世，愿意就教于讀者，以期砥礪琢磨，生發新的膽識。當然，中波兩個國家，既已今非昔比，更是國情不同，豈能簡單類比？！至于“道不同不相為謀”諸公，盡可見仁見智，對之不可苛求。君不見老祖宗馬克思引用過詩人但丁的一句名言嗎？叫做——“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吧！”茲將《從總統選舉中蹦出一匹黑馬談起》、《社會劇變中的某些文化現象》、《自由市場經濟的劇痛和私有化的難產》三篇“訪波見聞錄”文稿，于17年后的今天在此公開發表，附上一篇“后記”，反思中國一二。
從總統選舉中蹦出一匹黑馬談起——訪波見聞錄之一
1990年11月25日波蘭舉行全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那天，我們正在訪問團結工會拉隊伍起家的格旦斯克市。連日陰天，頭晚有雨，只見市區街道投票站前插著國家“易幟”后的白紅兩色國旗耷拉著，進出的選民稀稀拉拉并不多。
波全國各地選舉日大體都一樣顯得比較冷清。在華沙，一位波籍華裔女學者告訴我們，選舉日那天她沒有去投票，在廚房做飯，從窗口只看見公寓里很少幾個人去投票站。一對波蘭夫婦也對我們說對投票不感興趣，男的還說總統選舉是鬧劇。
據統計，全波擁有總統選舉權的2750多萬人中，有1670多萬人參加投票，投票率僅為60.63％。投票結果最為驚人的是蹦出了一匹黑馬，除了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得票率39.96％占第一位，那個僑居加拿大的資本家蒂明斯基得票率23.1％占第二位，竟勝過得票率僅為18.08％的在任政府總理馬佐維耶茨基。
我們11月中旬一到華沙，在首都華沙，在大城市羅茲、格旦斯克、克拉科夫，在所有鬧市區，到處可見競選總統的招貼像，團派頭頭瓦文薩和團派高參馬佐維耶茨基的像最多，還有作為“獨立候選人”的波蘭僑民蒂明斯基、民主左派聯盟領導人齊莫舍維奇、農民黨主席巴爾托什柴、獨立波蘭聯盟主席莫楚爾斯基等其他四個總統候選人的像。我們看到，瓦文薩的像有的被人摳了眼睛或者戳了鼻子，而馬佐維耶茨基的像有的則被畫上兩個疊加在一起的“△▽”這個“猶太”血統標志。每個總統候選人各有各的擁戴者和反對者，表面上看好像在瓦文薩和馬佐維耶茨基之間競爭最為激烈。而第一輪總統選舉結果竟蹦出蒂明斯基這匹黑馬，將由得票領先的瓦文薩和蒂明斯基在第二輪選舉中較量。
蒂明斯基在選舉臨近的一個多月前還是一般波蘭人所根本不知其名的一個人，既不在團結工會的圈子里，也沒有勢力頗大的教會和其他組織的支持。此人年僅40多歲，早年離開波蘭，長期僑居國外當資本家，有波蘭、加拿大、秘魯三國國籍。蒂明斯基在波蘭電視臺亮相競選，連波蘭話都說得不利落。
一位叫約萊克的曾在波蘭馬列主義研究所呆過的學者對我們說，蒂明斯基得的選票主要來自中小城鎮的青年、婦女和知識分子。這些人歷來被波蘭戰后當權者所忽視。正是他們使波蘭統一工人黨在1989年6月議會大選中慘敗，今天又是他們給了現政府總理馬佐維耶茨基以致命的一擊。許多選民認為，現政府沒有給他們帶來實惠，政府官員只注重自己的利益，“統一工人黨的官僚只不過由團結工會的官僚取而代之而已”。一部分不滿現實的選民，企盼在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之外找到新的希望，于是把選票投向蒂明斯基這匹過去鮮為人知的黑馬。
當然，蒂明斯基得票率勝過馬佐維耶茨基，并不是他的最終勝利。我們結束訪波后不幾天12月9日第二輪總統選舉結果，蒂明斯基得票率僅為25.3％，“在反對共產黨政權中成長”的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以74.7％的得票率如愿以償。
瓦文薩登上權力巔峰，曾作為前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鐵腕人物的國家元首雅魯澤爾斯基便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只能去寫他的回憶錄了。1980年團結工會首先在格旦斯克發難，1981年雅魯澤爾斯基宣布軍管動武死了人。我們在格旦斯克看到為逝者建立的“紀念碑”，就在這個亡魂常駐的碑前，雅魯澤爾斯基于1989年6月議會大選團結工會得勢之后曾來追悼致哀。1989年年底，雅魯澤爾斯基談論1981年的軍管竟說自己是一個“悲劇性人物”，而他任總統后的事態發展更使他的政治生涯成為悲劇。在1990年11月25日總統第一輪選舉那天晚上，我們從波蘭電視臺記者采訪雅魯澤爾斯基的實況轉播中觀看到，他講話的低調，表明他是“心甘情愿”退出歷史舞臺的。
1989年6月大選結果團結工會成為議會多數，9月12日團結工會人士馬佐維耶茨基組織新政府，在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眾多國家中出現第一個非共產黨政權。波蘭政府副發言人克熱米恩對我們說，馬佐維耶茨基政府當權后，逐步實現軍隊、警察、法院的“非政治化”，一改過去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掌國家機器的狀況。這位政府副發言人聲稱，這些國家機器“不為任何政治勢力支配，只為國家利益服務”。實際上，團結工會這種政治勢力為所欲為，利用議會多數修改憲法和法律，取消憲法中規定波蘭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作用的條文；禁止企業中政黨活動；在國家機關清洗波蘭統一工人黨干部；提前舉行地方自治選舉，進一步控制地方政權。在事態嚴重發展的緊急關頭，波蘭統一工人黨1990年1月召開十一大卻自行宣布解散。這樣，雅魯澤爾斯基便是真的非黨人士，權力架空，成了擺設，終于執意引退。1990年5月，他發表講話同意提前總統大選，并推薦馬佐維耶茨基為總統候選人。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一個政治局委員說，黨交出政權是“自覺自愿”的，而雅魯澤爾斯基如此拱手讓位又是怎樣一種可悲的“自覺自愿”呢？！
宣稱“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實現資本主義”的團結工會頭頭當了波蘭國家元首，波蘭國家政權性質是徹頭徹尾變了。在瓦文薩當選總統后舉行的就職儀式上，出席者中的20多位前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議員，不是拒絕起立，就是拒絕鼓掌，“以表示他們對瓦文薩當選的不悅”，眼下只能僅此而已！
中國黨和政府公開表明的態度是：尊重波蘭人民的選擇。但是，波蘭統一工人黨解散消亡的慘痛后果，給予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社會劇變中的某些文化現象——訪波見聞錄之二
列寧塑像在波蘭已被推倒了，我們看到的街頭塑像都是其他偶像。現在的波蘭，可以說：“廢黜馬列，獨尊西方。”
我們作為新聞記者訪波，在波蘭國民教育部大樓里，向一位女官員提問道：作為學術殿堂的高等學府，講經濟學課程講“凱恩斯”也講“馬克思”嗎？講授哲學課程講“黑格爾”也“馬克思”嗎？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現在學經濟學不研究《資本論》了，學哲學不研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了。
為了適應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變，按照1990年起施行的《高教法》，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有了新的變化。國民教育部的這位女官員說，現在新增加的熱門專業是金融、財政、地方經濟組織與管理、市場經濟管理等專業，學生已多達三四萬人。今年起，大學里取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這兩門課程。教師到西方訪問的多，大學與西方發達國家大學之間交流頻繁。
波蘭國民教育部的克雷拉等幾位局長還對我們說，無論是高教還是普教，都處在一個轉折時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管理權限下放。高校逐步由國家管理過渡到校委會、校董事會自主管理，實行校長負責制；基礎教育則逐步過渡到地方鄉級政府管理。二是批判地對待過去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實施新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的宗旨是，使學生學的東西要深，特別是高等教育中，普及性知識講授要加以壓縮，專業性知識講授要予加深。
在談到波蘭8年制義務教育時，官員們強調，這不會改變，但課程設置和教學手段要有新的變化。一是增加西方語言課。過去小學只在高年級開設英語課、俄語課，現在從低年級就開外語課，主要是英語等西方語言課，提倡學生同時學兩門外語。現在，問題在于西方語言師資緊缺。二是增加電化教學，力求教學中應用現代化技術手。眼下，缺少經費購置電腦等設備。
波蘭家庭普遍信仰宗教，多數人是天主教徒，宗教頗有勢力，社會影響很大。在教會的倡議下，波蘭各地從1990年起小學一年級就開設宗教課，每周低年級一節課，高年級兩三節課。我們走訪農村小學——科西秋什科第一小學時，校長介紹說，宗教課不是硬性規定的必修課，但絕大多數學生自愿上宗教課，全校500多名學生中，不上宗教課的只有8個學生。校長表示校方正為不上宗教課的孩子的品行操守“擔憂”，顯然學校把不上宗教課的學生視為需要特別對待的“個別生”。
大概是由于宗教傳統和宗教教育發生的作用，在波蘭城市色彩斑斕的各種各樣招貼畫、廣告畫中和街頭出售報章雜志的書攤上，我們極少看待宣揚色情的。當然，大量進口的西方電影拷貝中各種污穢的東西也會不少。我們在名叫“基輔”的電影院觀看一部法國片就充斥不堪入目的淫穢鏡頭宣揚“性自由”。這恐怕就是官方聲稱的文化娛樂“完全自由”了。
波蘭文化藝術部副司長契什接受我們采訪時，對波蘭文化藝術政策的變化概括成三點：一是創作“完全自由”，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機制。二是出版“完全自由”，取消書刊檢查，開辟出版自由市場。三，就是文化娛樂“完全自由”了。
這位文化藝術部的官員，對文化事業發展經費不足感到困擾和憤懣。他說，目前波蘭電影院、劇院等還未完全走上自由市場經濟軌道，有一半要依靠國家財政補貼。一般的電影院、劇院、博物館等文化事業單位，擬由文化藝術部管理改為地方管理，但普遍擔心“下放”后地方尅扣文化經費。文化藝術部正為議會決定國家財政預算中減少文化事業經費支出而發愁。這位官員無可奈何地說：“我們跟他們扯不清。他們手中有錢柜保險柜的鑰匙，而我們沒有。”他還談到，“官辦”文化事業難以發展，而一些“明星”牽頭組合的私營的文藝演出單位日子過得還不錯。
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不僅必將在文化藝術領域拓展，而且已經向新聞傳播媒介延伸。就連聲稱是波蘭政府機關報的《共和國報》，據報社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們透露，報社財政已有法國資本滲入。至于私人辦的報紙，則已堂而皇之公開出版，自不待言。
波蘭議會新聞局局長告訴我們，已經解散了原統一工人黨的報刊公司，取消了對報刊的官方控制和官方檢查，實行報刊自由化、私有化，原有報刊或停辦、或易主。根據有關新聞出版的法律，只要有資金，什么人都可以辦報刊。現在，已有7家私人報刊，還有1家由瑞士和法國企業家出資辦的月刊《會見》。
在羅茲市，我們走訪了私營報紙《每日新聞》總編輯科切爾。他說他主持出版的這份報紙剛創辦一個月多，日發行量5萬份。這份周五刊的報紙，通常每期出32開大的8個版，周末出12個版。這位總編輯原是學國際關系法的法學博士，曾在羅茲大學當高級講師。他選擇1990年10月14日他40歲生日那天，出了《每日新聞》創刊號。他聲稱他沒有任何政黨背景，不受任何政治勢力支配，自己有權招聘記者編輯，有權決定雇員的晉升和解雇。他也直言不諱地說，報紙的宣傳方針，不能違背出資辦報的一家公司老板的意志。他說：“如果報紙宣傳原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主張，我的老板肯定不會答應。我只能按照老板的辦報宗旨，宣傳現行的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場經濟、私有化等；否則，老板不會出錢讓我辦報。”
原來，這就是“現行的民主、自由”！由此“一斑”可以窺見當今波蘭文化現象之“全豹”，反映出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理念和價值體系正在波蘭走紅得勢。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社會的統治思想，資產階級思想是當今波蘭社會的統治思想。
自由市場經濟的劇痛和私有化的難產——訪波見聞錄之三
在波蘭首都華沙和大城市羅茲、格旦斯克、克拉科夫等地，我們看到商店櫥窗、柜臺，陳列講究，商品甚豐，從農產品到工業品的各種吃穿用商品，看來供應充足。這同我們訪波途經莫斯科所見景象截然相反，市場供應比較平穩。蘇聯消費品匱乏，貨架空空如也，以財政巨額補貼為背景，商品售價低，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居民在漲價預期驅動下掀起搶購風潮，勢頭異常兇猛。
波蘭政府副發言人克熱米恩以不無自豪的神態對我們說，馬佐維耶茨基政府制止住了通貨膨脹，為建立自由市場經濟而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和目標已經達到。1989年，波蘭通貨膨脹率為2000％。1990年1月1日起，政府實行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巴爾采維奇提出到經濟綱領。這個被稱之為“巴爾采維奇經濟綱領”的第一步，要求嚴格控制貨幣的發行，嚴格控制工資的調整，嚴格控制財政的支出。這一步，到1990年3月便見效，通貨膨脹率迅即降到兩位數以內，以后每月通貨膨脹率都沒有超過兩位數。據統計，隨著貨幣流通量的有效控制，物價指數增幅迅速回落。1990年1月價格放開后物價猛漲79.6％，2月份上漲23.8％。但從3月份起上漲勢頭明顯得遏制，3月增幅為4.3％，4月為7.5％，5月為4.6，6月為3.4％，7月為3.6％，8月為1.8％，9月為4.6％，我們訪波的前一個月一一10月為5.7％。
這位政府副發言人宣稱“這是創造了一個奇跡”，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奇跡”的出現，是以社會的動蕩和國民經濟的下降為代價的。他告訴我們，1990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比1989年同期下降30％以上，其中國營大企業下降的幅度更大。盡管年中放松銀根剌激經濟，下半年工業生產有所回升，但全年預計負增長率仍高達20％。特別引起社會動蕩的，是由于國民經濟的下滑和實行私有化，波蘭失業人數已超過100萬，失業率為7％。他還預言，在加速私有化的過程中，失業者將越來越多，1991年可能達到160萬人到200萬人。
波蘭公有制的私有化蛻變，首先從商業、服務業、運輸業鋪開，所采取的出租出售形式是通過招標拍賣進行的。同時，還有新辦的私營企業。
在克拉科夫，我們隨意走進一家出售《斯大林罪惡》一類書籍和其他書刊的書店。一位女營業員告訴我們，這是一家新開的私營書店，兩個合伙人是老板，一個出資，一個經營，雇員有十幾個。經銷什么書籍完全由老板自定，售價也是老板自己作主。我們訪問書店那天是周末，書店按老板所訂常例售書一律減價10％。接受我們訪問的這位女營業員原是一位小學教員，問及為什么受雇于這家私營店鋪時，她說因為月工資收入較高，除了基本工資，售書營業額越高提成越多，另外比在國營書店“自由”。
在波蘭城市中，我們不時看到擺地攤做小買賣的，不少人自產自銷室內裝飾畫、神像、木雕等工藝品，以及刀剪和廚房日雜用品等，也有倒賣錄像機、音響設備等家用電器的。我們還參觀了一些農副產品集市和工業食品、服裝等專業市場，基本上是有固定攤位的個體戶。那些鬧市街面上櫥窗講究的商業、服務業中小店鋪，已基本上私有化了。至于工業企業，特別是波蘭全國較大的7600多家企業如何私有化，具體方案還在難產中。
我們訪波的前一個月，政府私有化部部長才出面宣布，以出售股票的形式，在全國搞5個企業的私有化試點。政府副發言人克熱米恩接受我們采訪時，宣稱在3年內實現國民經濟資產私有化。另一種說法是，3年內50％的國營資產私有化。到底如何實現“化”、何時實現“化”，我們訪問的一些省長、市長誰也說不清楚。
公有制工業企業的干部如何看待私有化呢？我們走訪了列為私有化試點企業之一的羅茲市的阿.普魯赫尼克服裝廠，這個廠的生產副廠長斯莫拉羅夫說，服裝廠的私有化就是實行私人股份制，方案是由在華沙的專家設計的，已經成立了一個由四位專家學者組成的監督機構。從這位副廠長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私人股份制不甚了了。這個私有化試點企業的資產遲遲尚未評估，股票發行尚不知什么時間開始。當問及作為規范化的股票何時可以到證券市場流通時，這位副廠長回答說，政府計劃到1991年7月才開辦證券市場。他還談到，服裝廠工人最擔心的是私有化后帶來失業。整個訪談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在這樣經過挑選的企業試行私有化，干部素質條件的準備和工人的應變承受力似乎都不足，更不用說由點及面普遍推行私有化必定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
一位官員坦率地承認：“對企業實行私有化，除了對資產進行評估及組織等方面難度很大的工作外，最主要的是要改變人們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這需要很長的時間。這種所有制的‘革命性變化’非常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假若對一個失業者來說，他的救濟津貼(相當于平均工資的40~50％)與現總統的薪水相比是1：15，還可以忍受的話，那么同一個私人企業主的收入相比是1：1000，則是絕無可能再忍受下去的了，整個社會為習慣這種不協調，需要忍受長年累月的痛苦。”
(1990年11月)
后 記
17年前訪問波蘭親見波蘭劇變，如今重溫當年見聞記錄，再看看其后波蘭社會的種種事態，概略探究波蘭劇變的成因教訓，倒也足可令人反觀中國一二。
其一，問題出在執政黨內，出在中央自毀乾坤。
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指出：“東歐的共產黨人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仰。多數只是追名逐利的官僚。共產黨已喪失了意志和信心。……新的一代東歐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實用主義者，而用實用主義可以打開和平變革之門。”
這真是不幸而言中！波蘭統一工人黨自身蛻變，執政黨喪權失國的慘痛教訓發人深省。
波蘭統一工人黨十一大1990年1月29日通過《波蘭統一工人黨停止活動的決議》絕非偶然。長期以來黨內官僚主義蔓延，許多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對黨的逆反心理和反對派的進攻相結合，勢必成為波蘭劇變的內在的根本的社會條件。特別是，黨在執政后期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黨內思想上、政治上嚴重混亂和組織上十分渙散。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75%的黨員是天主教徒。許多黨員回避對政治問題的爭論，不再忠于他們曾經為之奮斗過的社會主義事業。甚至連掌權者也不再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終不免自我否定、自毀乾坤。
《決議》開宗明義寫道：“波蘭正經歷一個轉折時期。在戰后有限主權和斯大林主義占上風的條件下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未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未能確保實現應當釋放出來的價值，這是因為在這一制度里，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公正。”
《決議》就這樣為它自己訂做了一具棺材：聲稱“不能忘記它的領導，斯大林主義時期的罪惡所應負的責任”；“波蘭統一工人黨對背離民主原則，對強制實行集體化，對與工人階級發生沖突，對使知識分子貧困化，對經濟和社會危機也應承擔責任。”
《決議》宣布：“參加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意識到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不可能得到社會的信任，所以決定結束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活動。”
《決議》中自鳴得意地說：“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全部歷史中，黨的改革思潮一直在發展著。它在最近十年中日益強大，為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都創造了條件，其表現是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十次中央全會和圓桌會議倡議。”
《決議》這里回溯的“圓桌會議”，是1989年2月4日至4月5日舉行的。東歐8個社會主義國家劇變，肇禍于波蘭的這個“圓桌會議”，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效應由此顯現，使東歐社會主義鏈條率先在波蘭斷裂而產生連鎖反應。
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劇烈沖擊中，在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實施“和平演變”策略的情勢下，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時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走入死胡同，由來已甚久。上世紀80年代，波蘭的經濟惡化，引發工潮迭起，終于演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政治危機。由于關乎民生的肉類等食品價格上調，1980年7月起于盧布林等地的罷工，迅速波及華沙、格旦斯克、格丁尼亞、斯切青等城市。席卷全國的罷工浪潮聲勢浩大，得到廣大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勢力頗大的教會和眾多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呼應助威、出謀獻策，1989年9月17日宣告成立以瓦文薩為主席的團結工會。時稱擁有300萬會員的團結工會，逐步由罷工工人的組織演變成強大的政治反對派組織。
波蘭統一工人黨為了穩定局勢而作出重大讓步，同團結工會達成了停止罷工的協議。1980年11月19日，團結工會得到當局的承認，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的工會宣告解散。
雅魯澤爾斯基于1981年10月18日接任第一書記，從是年12月13日到1982年12月31日,宣布國家處于“戰時狀態”實行全國軍管，勒令團結工會停止活動。在軍管期間，他致力于貫徹黨的九大(1981年7月)通過的“社會主義革命新路線”，“始終認為只有通過協商、諒解和對話才能解決波蘭問題。”雅魯澤爾斯于1986年12月在同記者談話時，還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多元化”口號。1988年底至1989年初，在分兩個階段召開的十屆十中全會上，他同其他幾個政治局委員一起以辭職相威脅，迫使全會通過了有關“工會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決議。1989年2月4日至1989年4月5日，終于舉行所謂“協商、諒解和對話”的“圓桌會議”，波蘭黨同它的反對派坐到一起謀求妥協。
團結工會，得寸進尺，迅速坐大。從下面排列的“歷史性”日子，可以清楚地看“圓桌會議”帶來波蘭政治體制劇變的嚴重后果：
1989年4月：波蘭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確認團結工會合法化。特別是，議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決定：實行總統制和議會民主，波蘭人民共和國改名為波蘭共和國，國徽的白鷹也重新戴上王冠（恢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波蘭國徽）。關于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同蘇聯特殊關系的條文，統統從憲法中刪除。
1989年6月4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在議會大選中，遭到慘敗，政權旁落，黨的知名領導人全部落選。反對派獲得眾議院自由競選161席中的160席，囊括了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99席。接著，在由眾參兩院組成的國民大會的總統選舉中，以比所需最低票數僅多一票的結果，雅魯澤爾斯基勉強當選。
1989年8月24日：團結工會主要顧問、天主教知識分子、老報人馬佐維耶茨基出任政府總理，產生了東歐歷史上第一個非共產黨人領導的政權，總統雅魯澤爾斯基成了徒有虛名的擺設。
1989年12月29日：波蘭人民共和國改名為波蘭共和國，稱為波蘭第三共和國。
1990年4月：舉行地方選舉，原為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的地方官員統統落選。
1990年5月24日：波蘭眾議院通過了《政黨法》，規定在工廠企業、國家機關、部隊和警察機構中各個政黨不得從事組織活動，軍隊和內務部實行非政治化，取消其中的政治工作部門。
1990年7月：政府改組，波蘭統一工人黨被排除在內閣之外。
1990年9月19日：在受到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和波蘭紅衣大主教格雷姆普的強大壓力下，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致函議會議長科扎凱維奇，表示愿意“縮短總統任期”(按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6年)。
1990年10月1日：迫于團結工會和教會的“逼宮”， 雅魯澤爾斯基總統簽署了議會通過的'縮短總統任期法'。
1990年12月9日：波蘭全民投票，于是有了瓦文薩當選為波蘭第三共和國總統的那一幕。
1990年12月22日：瓦文薩從旅居英國的波蘭流亡政府最后一位總統卡喬羅夫斯基手中，接過波蘭第一共和國的大旗和印綬，正式宣誓就任波蘭第三共和國總統，一個紅色國家壽終正寢，波蘭社會主義政權最終實現“和平演變”。
不過歷史無情，瓦文薩個人最后也從政治巔峰跌落。他1995年競選連任總統失敗，取而代之的是波蘭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克瓦希涅夫斯基；2000年他再度競選總統，仍然敗給克瓦希涅夫斯基。瓦文薩這個198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方反共勢力的寵兒，很快便成為過眼煙云一般的人物。他賴以起家的團結工會，后來分裂成為相互角逐的幾個政黨，曾經在政壇翻江倒海的團結工會不復存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當屆波蘭總統、總理卡欽斯基孿生兄弟，“一筆鉤銷”了瓦文薩和馬佐維耶茨基代表團結工會反對派，在與當年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談判時，由于擔心在政權轉換時發生流血沖突，同意放棄開放“秘密警察”檔案的要求，曾經達成的“一筆勾銷，既往不咎”的協議。
“央視9套”2007年3月21日的一節報道，題目叫做：“波蘭全面清算共產黨，波蘭孿生總統總理修改法案，徹查前共產黨同謀。”2007年3月15日，在右翼保守派“法律與正義黨”主導下頒布的清算“前共產黨同謀”者法案增補條例，開始生效。按照這個別稱之為“除垢法”的要求，“包括議員、國家與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律師、學校領導、大學講師、記者、經濟界領導人士”在內的約70萬人，必須向當局報告是否曾經為波蘭統一工人黨掌權時的“秘密警察”提供過情報。任何拒絕合作或者隱瞞過去的人，將不準擔任公職。又一場駭人聽聞的反攻倒算的“清洗”陰影，籠罩了整個波蘭！
波蘭劇變少說已有十七八年了，至今還要繼續“全面清算共產黨”。這是尚未落幕的自毀乾坤、自我否定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悲劇！
中國共產黨人豈能冷眼旁觀、若無其事，應該從中得到警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希望我們這個1949年誕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明天更美好”，而關鍵是要使我們這個黨好起來。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工作報告中，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抓好黨的建設。
抓好黨建工程的關鍵所在，就是要始終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有一條，在任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資本家入黨鉆進“堡壘”，絕不允許用資產階級面貌改造黨，妄圖從“堡壘”內部攻破“堡壘”。 黨中央1989年8月28日在《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強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不是全民黨，在黨的性質上不能有任何含糊。”同時明確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決不允許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政黨理論來改造黨。”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是年8月21日討論這一《通知》草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如果讓不愿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么黨？”江澤民不能自食其言，至今應該不會忘記那篇“8•21”“重要講話”吧。
抓好黨建工程的根本保證，就是要使全黨同志，真正明白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或可有一家之言，曰：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旗，走社會主義之路；但是必須明白，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始于毛(澤東)成于鄧(小平)”，而又必有后繼“創新者”。胡錦濤說得好：“在任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如果，把毛澤東思想排斥在真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那么，就是不合歷史邏輯的，是背離科學精神的，因而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所不能答應的。試問，如果排斥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這是否試圖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別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了呢？[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已經清楚地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干嘛恬著臉子上呢？——轉貼著注]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言辭懇切地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言辭懇切地說：“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拳拳之心，青史可鑒；言猶在耳，不可忘卻。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這個黨抓得怎樣了呢？！切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徹悟警醒，一抓到底！
“親見波蘭劇變，反思中國一二，”此其一。
其二，畸形私有化之痛，“通往奴役之路”。
學界有論者談及中國改革和蘇東改革的異同之時，多有“中國是先經濟改革、后政治改革，蘇東則是先政治改革、后經濟改革”之論。這未免把“先”和“后”斷然割裂開來，有點形而上學的機械論味道。其實，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具有決定性作用，而在一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又強烈地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波蘭劇變尤其具有這種典型性。
毋須諱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有一項長期基本戰略：從社會經濟基礎到社會上層建筑“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使“全球一體化”而成為以美國為領導的資本主義一統天下。還應指出，被認為是二戰蘇軍剌刀帶來的波蘭，一方面曾受“老大哥”、蘇共“老子黨”之害之苦，另方面深受蘇修蛻變的示范和戈爾巴喬夫宣布放棄“有限主權論”的鼓舞。波蘭劇變內因是根據，上述雙重外因經過內因而起作用。結果，波蘭一系列搖撼經濟基礎的經濟改革和轉換上層建筑的政治改革，在內因外因的交互作用下走上了邪路，終于實現了“和平演變”。
這里，再提一下經過一陣子“休克療法”的波蘭經濟改革。崇信“華盛頓共識”的前波蘭第一副總理、財政部長科勒德克，是這一“休克療法”的總設計師。新近，2007年8月17日，中國《財經》媒體人發表長文《波蘭轉軌的回顧與反思》，在十幾年轉軌后，同波蘭“轉軌的設計者們——總理、前副總理、國家銀行行長及總統經濟顧問”，“分享他們的回顧與反思。”
科勒德克的“回顧與反思”頗耐人尋味。他說：“我們的確有一些休克，但其中的一些本來不應該發生。有能源價格的休克，貶值的休克，利率的休克，某些價格自由化的休克，工資控制的休克。很多措施過火了。我們在三年內喪失了大約20％的GDP。”“因為在轉軌之初，只有‘休克’而沒有‘治療’。”“波蘭的成功并非休克療法的結果，而是因為拋棄了休克療法。”“拋棄”云云，就是指繼后實行的“漸進改革”，“更關注制度建設以及政府經濟政策上的適度干預。”
在科勒德克看來，一個值得炫耀的“成功”是：“改革十幾年后的今天，波蘭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生產總值中私有經濟的份額從1990年的28％上升到2004年的80％左右。”也就是說，波蘭經濟所有制結構中，私有制已經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到底是怎樣的“成功”，另一些波蘭人有自己的看法。
據一個跨國組織在1992年波蘭“大眾私有化高潮”中的調查，15%的波蘭人認為轉軌“引起了強烈的貧富沖突”，加上認為“引起比較明顯沖突”的人，比例則高達56%。
美籍波蘭裔經濟學家波茲南斯基，在他反思波蘭經濟改革而出版的《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一書中估計，“由于波蘭系統地實行完全的私有化，私有化進程中出售國有財產所得的金額只為其實際價值的1/9！”
經濟管理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時的“第一讀者”撰文指出，作者“以波蘭為具體案例”，“認為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是不成功的。”“據波茲南斯基統計，截至2003年，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工業部門、銀行部門資產的70%~80%都被外國人買走，這一點從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科勒德克最近的談話中也能得到證實。”“過去是黨控制資本，如今外國所有者集團對全社會進行了剝奪，也就是‘對民族國家進行了剝奪’”，“實際上走上了另一種意義的‘通往奴役之路’。”
波茲南斯基2004年在為中文版所寫序言中指出：“在中國，由于那里保持了政治上的連續性，公共利益還在繼續對黨和國家的決策產生驅動作用，因此東歐國家所采取的那種激進的方法，在這里的現實中并沒有市場，與之相關的那些風險也并不存在。”
同時，他對中國現在的改革卻也表示憂慮：“一個國家在沒有適當的監督管理的條件下出售國有資產，就總要面臨這樣一種風險，這種拍賣活動會導致無緣無故的打折現象的發生。中國目前可能就面臨著這樣的一種風險，因為中國最近作出決定，將首次允許將重大的國有資產轉讓給私人所有者。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不僅說明，那種濫拍濫賣國有資產的現象是很有可能發生的，而且還說明，如果允許將國有資產這樣拍賣給外國人，其經濟后果也會是特別慘痛。如果國有資產的銷售對象是本國公民，那么，財富的再分配就會只發生在一個經濟體的內部，但是，如果把國有資產拍賣給外國人，則后果將是整個經濟體的全面貧困化。”
筆名“水皮”者撰文(見《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3月24日)，在引述波茲南斯基上述議論之時，寫了令人不得不反觀中國的一節動情的文字：“波茲南斯基的中文序言寫于2003年年底，這年的3月份，中國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剛剛掛牌，而所謂的‘國退民進’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如火如荼地進行了一年有余。《國有資產法》迄今沒有進入立法程序，國有資產的轉讓也沒有相應的司法監管程序，國有資產的流失成為一代中國人的心頭之痛。此時此刻，細讀波蘭人的著作，水皮欲哭無淚。”
中國廣大人民有權監督國資委盡忠職守，絕不答應中國的國資委變成波蘭那樣的私有化部。
《黨章》和《憲法》中莊嚴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胡錦濤總書記在不久前黨的十七大工作報告中關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話，余音繞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應當一百年！動搖不得！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黨的基本路線題中應有之義，鄧小平不是講“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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