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談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
殷敘彝 編譯
德國《明鏡》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書寫成的》為題發表了原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的訪談記錄。索爾仁尼琴談到他對蘇聯歷史、普京政府的內外政策、俄國今后的發展以及他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對西方的失望。現將談話內容摘要編譯如下。
《明鏡》：13年前您從流亡地回到俄國時對新俄國的發展感到失望。您拒絕了戈爾巴喬夫頒發給您的國家獎，同樣也拒絕了葉利欽給您的勛章。現在您卻接受了普京給您的國家獎。他可是曾經十分野蠻地迫害和折磨過您的秘密警察從前的頭子啊！這不是前后矛盾嗎？
索爾仁尼琴：實際上1990年就已經要為《古拉格群島》給我頒獎。不過提出建議的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當時它還是蘇聯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拒絕了。我不能因為一本用幾百萬人的血寫成的書而獲得個人榮譽。1998年，當國家處于困苦的低谷時，我的《俄國在墮落》出版了。那時葉利欽親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國家勛章。我回答說，我不能接受一個把俄國帶到毀滅邊緣的國家政權的嘉獎。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國家獎不是由總統個人，而是由一個有名望的專家組頒發的。俄國的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創造者享有無可指摘的榮譽，他們是在自己的領域絕對受到尊敬的人。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在國慶節發獎，而我在接受這一獎勵時表示了這樣的希望：我曾把整個一生奉獻給對俄國的痛苦經驗的研究和評價，但愿這些經驗能保護我們不再面臨不幸的墮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員，您說得對。但是他不是克格勃偵訊人員，也不是古拉格的勞改營主管。在任何國家都不會貶損外交活動方面的情報工作人員，他們在有些國家甚至還受到贊揚。
《明鏡》：您整個一生都在呼吁國家權力為古拉格和共產主義恐怖的幾百萬犧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聲真正起作用了嗎？
索爾仁尼琴：今天，在人們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開悔過恐怕是最難的了，對此我已經習慣了。
《明鏡》：這里我們又要談到普京了。俄國現在的總統把蘇聯的崩潰說成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他說，應當結束折磨自己的對過去的考察了，有人企圖“從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責感”強加給俄國。對于本來就愿意忘記蘇維埃時期俄國發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話難道不是投其所好嗎？
索爾仁尼琴：他指出“從外面” 并沒有錯：您畢竟看到，對于美國企圖作為世界第一強國擔當新的獨霸角色的憂慮在世界上到處都在增加。而美國的這一做法也是要犧牲俄國的。說到“折磨自己的對過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遺憾的是，“蘇維埃的”和“俄國的”這兩個詞迄今仍被混為一談。我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反對這種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國家，也就是西方國家、以前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以前的蘇維埃共和國都輕率地對待這兩個概念。
《明鏡》：我們從您近來對現實發展的一些言論想到，您認為俄國已經緩慢地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了。您怎樣評價普京統治俄國的時期——與他的前任戈爾巴喬夫和葉利鈦相比？
索爾仁尼琴：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作風表現出令人吃驚的政治幼稚、缺乏經驗和缺乏對自己國家的責任感。這不是在行使權力，而是愚蠢地放棄權力。西方對他贊賞，他感到這是對他的行為方式的認可。不過仍必須承認，第一次給我國公民以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的是戈爾巴喬夫，而不是——像到處都認為的那樣——葉利欽。
葉利欽對俄國人民不負責任的程度絲毫不亞于戈爾巴喬夫，而且擴大到其他領域。他努力使國有財產盡可能快地轉入私人之手，他聽任俄國的財富毫無阻攔地受人掠奪。為了得到地方諸侯的支持，他直截了當地要求實行分離主義，促使通過了使俄羅斯國家四分五裂的決議。這就剝奪了俄國的當之無愧的歷史作用和它在國際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則報之以大聲喝彩。
《明鏡》：而普京呢？
索爾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個遭到搶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國家，就其大部分居民來說已喪失勇氣并陷于貧困。他打算做能夠做的事情，而恰恰緩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設才是可能的。這些努力并沒有立刻被覺察到，更談不上受到重視。您能從歷史中舉出一個強大的國家領導為重新建設而作的努力會受到外國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嗎？
《明鏡》：對此我們很難理解。在俄國，批評的聲音幾乎是不受歡迎的。幾乎沒有反對派。
索爾仁尼琴：毫無疑問需要一個反對派，每一個力求俄國能健康發展的人都希望如此。與葉利欽時代一樣，現在確實只有共產黨人才是真正的反對派。
當您說到幾乎沒有反對派時，您肯定是指上世紀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義黨派。但是必須不帶成見地承認：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斷惡化，俄國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嚴重地倒退了，而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幟”下發生的。人們撇開這些旗幟有什么好奇怪呢？這些政黨的領導人迄今還不能就想象中的影子內閣的部長職位達成一致意見。俄國一如既往還沒有建設性的、透明的和人數眾多的反對派，這是令人遺憾的。顯然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形成這樣的反對派。正像其他民主主義制度也需要時間才能成熟一樣。
《明鏡》：最近幾年俄國由于石油和天然氣而富了起來，形成了一個中等階層。盡管如此，俄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樣才能改善這一情況呢？
索爾仁尼琴：我認為俄國的貧富差距是一種必須由國家盡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滿危險的發展趨勢。許多童話式的巨大財產是在葉利欽時代通過殘酷無情的掠奪產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業并不是最明智的解決辦法，何況這些企業目前的所有者確實是在努力進行有效率的經營。正確的道路也許是為中小企業創造更好的生存條件。這也意味著必須保護每一個同時也是中產階級企業主的公民，使他們不受專橫和腐敗之害。通過開采屬于人民的礦藏而獲得的收益必須投入經濟建設以及用于教育和衛生事業。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學會排除掠奪和浪費。
《明鏡》：不管怎么說，俄國常常感覺受到外國的冷遇。目前我們發現俄國和西方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來了，俄國和歐洲的關系也是這樣。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沒有理解今天的俄國呢？
索爾仁尼琴：我最感興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國和在西方，原來懷抱的希望同樣都不符合現實狀況。當1994年我回到俄國時，我體會到一種把西方世界和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國家的國家制度神化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以真實的認識或自覺的選擇為根據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對布爾什維主義統治及其反西方宣傳的拒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對塞爾維亞的野蠻轟炸以后，這種情緒改變了。好像用黑色的筆劃下了濃濃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認為這是遍及俄國社會的所有階層的。還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要把分裂的蘇聯的若干部分拉進它的范圍的嘗試，尤其令人痛苦的是烏克蘭，這是與我們最親密的國家，是通過幾百萬家庭的關系與我們聯系起來的。一條軍事聯盟界限會在一瞬之間切斷這種密切聯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們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現在我們不得不失望地斷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實用主義支配的，往往還要加上利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慮。許多俄國人在體會到這一點時，理想也就破滅了。西方為討厭的冷戰的結束感到高興，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統治的年代之后，俄國國內出現了無政府狀態，對外又放棄了所有的陣地。西方很快就習慣于認為俄國差不多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了，而且將永遠這樣。當俄國重新強大起來時，西方人的反應是驚慌失措——也許還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對俄國的恐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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