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趙景倫
布什的外交政策給美國帶來的災難日益明顯。輿論界群起抨擊。始終一貫而且聲浪日高的是老保守派。自由派知識界到哪里去了？
最近重讀東尼.杰德一年前發表的“布什有用的白癡” (Tony Judt. “Bush’s Useful Idio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1, 2006)， 震撼了我這個八十三歲老人的心靈。作者問道：“美國自由派為甚麼默認布什總統災難性的外交政策？他們為甚麼對伊拉克，黎巴嫩，或者關于計劃襲擊伊朗的報道沒有甚麼話好說？為甚麼政府持續不斷地攻擊民權和國際法,卻沒有引起多少反對和憤怒？而過去他們總是特別關切這些東西的。簡言之，美國自由派知識界近年來為甚麼把腦袋安全地藏在防護墻下面？
作者的答案是：今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終于發現了生活的意義：他們是在同“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作戰。但是那些人（例如寫了《恐怖與自由主義》的保羅.貝爾曼—經常為《異議》，《紐約客》等自由主義刊物寫稿的作者；以及寫了《一場好仗：為甚麼自由主義者—只有自由主義者—能夠打勝反恐戰爭，并且使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彼得.拜納特）并不了解中東，更不了解瓦哈比和蘇菲（伊斯蘭教的泛神論神秘主義）傳統。他們跟布什一樣，搞簡單化的善惡兩分法，不顧事物的復雜性，搞民主和極權對立；自由和法西斯對立；他們和我們對立。
杰德說：在今天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分子提出野蠻的政策；而自由主義者則為之提供道德上的遮羞布。他們之間的差別僅此而已。
這個指控夠嚴厲。但是事情并非一向如此。里根執政時，保守主義盛行，自由主義成了貶義詞。1988年，十月二十六日，六十三名大知識分子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全版廣告“重新肯定原則”，即重新肯定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們說，美國立國時，自由主義彌漫革命，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那些原則為美國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簽署這份廣告者包括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我在哈佛做尼曼學者時的特約導師；約翰.加爾布雷斯；歐文.豪和經濟學諾獎獲得者肯尼思.埃羅等。如今，老一輩思想家基本上已經過去，只由一批敢于揭露事實真相的記者如西摩.賀施，麥克.馬辛等繼承他們的事業。
而大批知識分子的表現令人沮喪。例如“正義戰爭”論者麥克.沃爾澤，竟然為以色列濫炸黎巴嫩張目。《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弗里德曼居然因法國膽敢反對美國侵伊，提出要把它趕出安理會。他不顧富國窮國之間差距的擴大，盲目鼓吹全球化。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指出的“地球怎麼說也不是平的。”此人雖然曾經獲得過普利策獎，經常上電視發表評論，卻相當淺薄。大批知識分子狂熱支持伊拉克戰爭，只是批評布什政府作戰不力。
雖然這些知識分子并非全是親以的利庫德派，卻很少人敢于批評以色列。杰德尖銳地指出，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強國卻抄襲以色列這個蕞爾小國的外交防務政策。即預防性戰爭（贖罪日戰爭是唯一例外）；不成比例的報復：你殺我一人，我殺你一百，一千；企圖改畫中東地圖。美國近來加強空中轟炸，炸死大批無辜平民，只不過激化矛盾，樹立更多敵人，從長期觀點看，是自掘墳墓。所謂以伊拉克的民主化為突破口，改造中東，更是白日夢。
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作的正是這種白日夢。問題是，這種現象不限于美國。杰德指出，波蘭的反共英雄亞當.米克尼柯一味吹捧仇恨伊斯蘭的法拉奇。捷克的哈維爾，曾經寫過《無權者的權力》，如今加入了華盛頓的“當前危險委員會”。過去，這個委員會致力于消除共產主義；如今則以打擊“全球性激進伊斯蘭和法西斯恐怖運動”為己任。法國的安德烈.格勒克斯曼反“圣戰”，反伊朗決不后人。他們全都是伊拉克戰爭的熱心擁護者。
當然，自由派知識分子并非全都是一丘之貉。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從一開始就反對伊戰，并且預言了戰爭的嚴重后果。他是布什政策的一貫批評者。他在最近給我的信中說，“美國的中東政策決策人有的就是得意忘形卻又缺乏經驗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人認為美國的使命就是給世界帶來和平，繁榮和民主等等。其結果當然是糟糕透頂。”其實他們是想按照美國的面貌改造世界。已故外交耆宿喬治.坎南說得好：“把我們自己視為政治開明的中心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導師，是沒有想通，虛榮而不可取。”
注：東尼.杰德是紐約大學“雷馬克研究所”所長。“有用的白癡”一詞來源于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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