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有著相當一段錯綜復雜的歷史。述評人維斯特里奇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對民族主義的力量，包括在宗教、種族、民族語言文化和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民族群體意識，一直持一種過度輕視和否定的態度。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民族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過渡。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等國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會敗壞社會主義的前途。列寧和斯大林則只是意識到民族主義的策略性用途，普適性的階級革命仍然是他們進行政治分析和想象的范疇。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開始出現不同形式的滲透關聯。歐洲一批社會民主黨人注意到，現代化和工業化沒有如馬克思預料的那樣消解文化、語言和人種的界限。于是多民族的原哈伯斯堡帝國的一批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致力于運用社會主義原理解決當地特殊的奧匈民族糾紛。法國社會主義者讓·吉若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也開始在國際主義框架中尋求民族自我確認的理念。同時，在一些被壓迫民族，如波蘭、捷克、南斯拉夫、愛爾蘭以及巴爾干各民族中，開始出現更民族主義化的社會主義思潮。此外，在德、法、意等國家盛行的反啟蒙理性主義、反工業化和科學至上思潮正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形成對資本主義物質文化的批判力量。這種反物質主義融入了以不同形式混雜而成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或社會民族主義，建構起民族有機整體的神話，強調英雄主義、暴力以及無產階級創造新社會秩序的使命。其中強調民族暴力等一些觀念影響了墨索里尼，以至在后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中都留下印跡。
《以色列的創造神話》的作者斯坦賀爾就是從這一背景人手，對猶太巴勒斯坦一九○四至一九四八年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下形成的歷史進行反觀的。這部著作的主旨是批判地總結一九三三至一九七七年間主導著巴勒斯坦猶太人團體之政治選擇的主流勞工運動。由于集中在以色列勞工組織中的政治經濟權力，以色列勞工領袖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大于任何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工運組織。斯坦賀爾指出，這些政治運動領袖們所倡導的建國運動以社會主義號召始，而卻以民族主義實踐終。他們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民族繼而一個復國主義的民族國家，而犧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逐漸放棄了對社會正義和社會平等的嚴肅追求。時至二十年代，社會主義已經淪為一種“大眾動員神話”，其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境內維系一個獨立經濟體系和猶太多數人身份，以保護巴勒斯坦內猶太民族的利益。而當建立一個取消私有財產的一體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最終與民族主義的整體號令發生沖突時，遭到放棄的是社會主義理想。
斯坦賀爾分析了以色列主流勞工運動領導人本·格里森(Ben-Gurison)和伯爾·卡曾爾森(Berl Katznelson)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化的過程。他們在巴勒斯坦提倡“征服土地”和“勞工至上”的口號。征服土地與猶太民族主義的聯系是通過移民和屯墾實現的，而勞工至上則以神化猶太勞動者的方式動員民眾勞力實現民族目標：神化的猶太人往往是雙腳站立在民族土地上的勞動者。這帶來了兩重結果。其一，更低廉的阿拉伯及其他地區的勞工被排除在征服土地者之外。其二，兩大錫安主義工會組織“聯合勞工”與“勞動青年”聯手組成的以色列勞動黨提倡“階級合作”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福利”。這兩個勞工組織一致強調社會主義乃是通過生產者階級間的合作促進民族財富增長。激烈反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勞工”派特別強調民族利益的優先性，認為階級斗爭或其他社會主義主題都有會造成民族利益的分裂的可能。
述評人尤為稱道的是作者對Kistadrut——“以色列希伯萊工人聯合總會”的歷史分析。這個組織于一九三二年已經擁有占巴勒斯坦猶太工人75%的會員。它繼而開始占取集體屯墾的領地，并清除政治異己組織。一個尋求將巴勒斯坦創造成一個一體化的社會主義公社，由俄國的猶太理想主義者發起的工會組織“勞動軍”(The LabourBattalion)，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清除的。“以色列希伯萊工人聯合總會”已經不僅是一個普通工會，而是一個延續民族和創造民族國家的機構。在接下來的章節里，斯坦賀爾還揭示了這一官僚機構如何阻礙了工人教育、內部民主以及工資平等等問題。
斯坦賀爾的理論獨創性在于他詳細地闡明了錫安社會主義同二十世紀早期民族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似性。二十世紀早期民族主義強調宗教和種族的純潔，提倡崇拜古代歷史，恢復早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語言，力求延續民族文化，并極力追求政治獨立。確實，東歐與近東之間的這些類似還有很多，比如，兩處的民族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都摒棄自由個人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同對馬克思主義一樣懷疑。以色列當前民主制度的問題有不少就同錫安主義的影響有關，比如沒有憲法，沒有人權觀念，國家宗教不分等。不過同自詡自由主義繼承人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不同，以色列民族社會主義者蔑視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經濟，但仍然保留私有財產和工資差異，并鼓勵促進經濟發展的資本投資。他們指望借錫安組織內的資產階級成分來增長民族資本以滋養工人的社會基礎結構。因而他們的“建設性”社會主義(construtive socialism)是指在與錫安主義中產階級合作中，從無到有地創建一個新的民族社會。
然而述評人認為，《以色列的創造神話》的作者誤將以色列民族社會主義的一些策略性選擇，比如保留私有財產政策，當作原則性問題來批評。此外，以色列勞動工會的實踐與列寧主義的關系也沒有得到作者的充分發掘。最后述評人還暗示說，隨著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宣告失敗，也許反倒證明以色列強調民族主義的有效性。顯然，社會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爭論在這一述評中也以新的形式延續。
也許在此應該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沖突之外重新引進第三個因素即跨國資本主義的存在。跨國資本主義的存在雖然沒有解化民族差異，但畢竟說明作為資本主義的批判者和對立面的社會主義同樣需要一個跨國的尺度。二十世紀史上國際主義實踐也許如述評人所言是一個失敗，但是否就此便失去作為一種理論理想或批判尺度的合理性，是否就證明民族社會主義的價值，卻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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