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圣徒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 （柯南譯）
1997年9月5日
喬治•奧威爾在1949年曾經寫道：“在證明無辜之前，圣徒總是應該被認為有罪。”與這個警告完全相反的一個例子，就是加爾各答的“特蕾莎修女”的生涯。87歲的特蕾莎修女于本周五逝世。
大多數名人的聲譽好壞是根據他們的舉動判定的。但是很獨特的是，特蕾莎修女的所有舉動的好壞卻是由她的名聲——神圣、無私的人，完全獻身于服務窮人和不幸者——所判定的。
讓我舉兩個小小的、但是相關的“舉動”。兩年前，愛爾蘭共和國進行了一場全民公決。需要投票的唯一問題是關于刪除憲法中禁止離婚的條款。愛爾蘭是歐洲唯一一個有這種禁令的國家，當時愛爾蘭還有一場和新教少數派進行的嚴肅對話，后者擔心在未來的“權力分享”協議中他們的生活會受到教權控制。出于這個原因，大多數愛爾蘭政黨號召人民投“同意”票（把那個禁令取消）。在這場運動的收尾階段，贊成和反對的兩方勢均力敵，這時特蕾莎修女進行了干涉，敦促教徒投反對票。
幾個月后，她接受了美國雜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采訪，該雜志有數百萬家庭主婦讀者。雜志問到了她與戴安娜王妃的友誼（在過去的數年里，她們的友誼不斷深化），以及當時戴安娜即將離婚的事。關于離婚，特蕾莎修女說：“它結束了是件好事。無論如何，[那樁婚姻]沒有人幸福。”
那么，特蕾莎修女給窮人的布道是關于道德和順從，而給王妃的則是寬恕和寬容。很少有評論家注意到了這種對比，因為這類事實不“符合”那個人們如此需要的形象。但是事實上，與大眾的觀念相比，這種對比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特蕾莎修女的理論和實踐。
盡管有人大肆宣揚特蕾莎為貧苦人奉獻，她實際上是權貴們的終身朋友。例如：
*1981年，特蕾莎修女去海地接受了該國的最高榮譽——“榮譽軍團勛章”。他從杜瓦利埃家族手中接受了這一榮譽，發表了一場熱情的演講，在演講中她說獨裁者“嬰兒醫生”（杜瓦利埃的外號）和他的妻子米歇爾不僅熱愛窮人，窮人也因此熱愛他們。
*1990年，她去了阿爾巴尼亞，當時最不自由的巴爾干斯大林主義國家。她在獨裁者恩維爾•霍查的墓前和阿爾巴尼亞民族統一主義者的“阿爾巴尼亞母親”紀念碑前獻了花圈。她本人是阿爾巴尼亞裔（生于馬其頓的斯科普里），但是許多阿爾巴尼亞人對她熱情對待霍查的遺孀和她對人權緘默不語而感到震驚。
*1992年，她參與了洛杉磯的一樁訴訟案。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騙子和侵吞資金者Charles Keating在此案中接受審判。他的“林肯儲蓄與貸款公司”的騙局一共騙去了2.52億美元，大多是從小規模的和窮人儲蓄者那里騙來的。Keating在業余時間里是一位反對色情資料的強硬派天主教和右翼活動家，他給了特蕾莎修女125萬元現金，并讓她使用他的私人飛機。作為回報，她多次為他進行了有用的擔保，包括在案件中為他的人格作證。法庭要求特蕾莎修女退還Keating的捐款，因為這些錢可能也是偷來的，但是她從未理會這個要求。
她那著名的對窮苦人的關心又是如何？記錄表明這比她那圣徒的形象更加黑暗。美國和英國著名的醫生都曾給我提供證詞，表達了他們對于特蕾莎修女那個小小的加爾各答診所的極端低下的醫療標準感到擔憂。沒有止疼藥，注射器用冷水清洗，以宿命論的態度對待死亡，對病人進行嚴格控制。她的“仁愛傳教修女會”從不公開賬目，但是人們知道她收到了許多錢。僅僅諾貝爾獎等獎項的收入就足夠她維持一個很大的攤子了。在一次有錄音的采訪中，特蕾莎修女自豪地說她已經在125個國家開設了超過500個修道院，“這還不算印度的”。好心人為救濟苦難而捐獻的錢被那個“傳教跨國公司”用于勸人改變信仰的目的，這似乎不僅僅是有可能的問題。
她所倡導的是什么樣的神學呢？特蕾莎修女提供的是一種極為簡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她相信我們都是身懷邪惡的罪人。她常常把窮人受苦描述成上帝的禮物，采取一種極為傳統的聽天由命和斯多葛派的態度。她對消除非正義和促進平等的政治嘗試持極端批評的態度，自稱“非政治的”，卻又在拉丁美洲和南歐對保守天主教勢力表達同情。她強硬地反對使用避孕手段。她說她絕不允許曾同意墮胎的父母收養兒童。在她的諾貝爾和平獎演講中，她把墮胎描述成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在教會內部的，她是現任教皇反對“社會福音”和其他自由主義異端的堅定同盟者。
一個擁有幾乎是中世紀觀念的婦女被世俗現代主義的世界和宗教界如此敬重，這是很荒謬的。或許這是因為西方人由于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悲慘而被良心折磨，他們很高興把救濟的工作委托給別人。做出了這個委托別人的決定之后，他們不想太仔細地探究他們所選擇的這個“別人”的行動和動機。所以特蕾莎修女才會說——她這樣說了不止一次——花朵和星星的數量不嫌多，嬰兒的數量就更不嫌多。認為有必要對人口數量加以某種限制的人們一定沒怎么聽說過這樣的話。
1996年9月，美國國會投票決定是否讓她成為榮譽美國公民，此前這項榮譽只授予了溫斯頓•丘吉爾、Raoul Wallenberg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創立者William Penn夫婦。美國可能有一個世俗的憲法，但是由于墮胎問題和（被極大地夸大了的）“基督教聯盟”的權力這類棘手的政治問題，這一提案全票通過了。
在加爾各答，有一次特蕾莎修女帶我參觀了她開設的一間小型孤兒院。場景令人感動，盡管這對于加爾各答的問題是杯水車薪。參觀結束后，她突然用她的胳膊比劃著說：“你看到了嗎？這就是我們在孟加拉對付墮胎和避孕的方法。”這番自白——她的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傳教而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是最誠實的自白。據我所知，特蕾莎修女從未試圖隱瞞她那極度教條和保守的議程。她也從未對她選擇富有、邪惡、獨裁主義的贊助者而害羞。特蕾莎修女的一些更加充滿敬畏的辯護者說，耶穌也因為和壞人交往被人批評。不過，我可不記得耶穌曾經做過像親吻杜瓦利埃家族的腳這樣的事情。
那么，在這個意義上，她在一個懷疑主義和實利主義的時代對民意的影響力，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神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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