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人權全球化”理論評析

“民主和人權全球化”理論評析

作者：劉振江

在當今世界，除了經濟和技術的全球化之外，還有美國等國家推動和主導的第三種全球化，即“民主和人權全球化”。從馬克思恩格斯人權理論角度看， “民主和人權全球化”是西方近代以降的普世人權觀與大國資本利益相結合的真實寫照。

一、“民主與人權全球化”理論的提出

美國國務院1999年人權報告的導言明確提出“民主和人權”全球化的主張，強凋要促進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權。報告以權威者的姿態教導全球的人們： “今天，人人都在談論全球化的問題。但是，無論是全球化的倡導者還是反對者，都幾乎千篇一律地將全球化說成一種純粹的經濟和技術現象。實際上，在新的千年中，至少存在著三種世界性的語言：金錢、因特網以及民主和人權。”報告將“民主和人權”全球化稱為未受人們注意的“第三種全球化”，這是由公私雙方行為者共同編織而成的跨國人權網。在同一個文本中，美國沒有忘記宣布：“美國作為促進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權的領導者，美國在建立跨國人權網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促進作用。”

美國真正的人權外交始于20世紀70年代卡特政府時期。美國政治學家戴維·福塞希指出，戰后初期，美國的外交政策以遏制共產主義為基凋，很少考慮人權問題。在尼克松政府時期，由于越南戰爭的影響，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立法，要求把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因素，試圖改變完全出于與蘇聯爭奪勢力范圍的考慮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卡特政府把人權說成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承認聯合國有關文件中提出的人權內容。①卡特政府把人權說成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的意義非常重大，正如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所言：“我強烈地認為，把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而加以著重強調將能向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顯示我們民主制度的確實存在，并與我們對手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促進美國的全球性利益。使美國忠于最能反映美國的本質的這一觀念，將是回答蘇聯在思想意識上的挑戰的最好的辦法。”②當然，美國實行的人權外交，始終具有很強的選擇性，一是針對那些與美國作對的或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有威脅的國家，二是針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而對那些與美國友好的獨裁國家的糟糕的人權狀況則視而不見。對此，戴維·福塞希的一席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當卡特考慮到索摩查臭名昭著的人權記錄而努力把它從尼加拉瓜的權力上拉下來時，總統聽任發生在沙特阿拉伯的引人注目的對人權的踐踏（原因很清楚：美國汽車不用香蕉來開動！）”， “里根一班人批判它（卡特政府。——作著注）破壞了友好的獨裁政權而未對共產主義違反人權的現象給予充分的注意”。③此后，美國歷屆政府繼續推行人權外交，直至克林頓政府時期提出“民主和人權”全球化戰略。

二、“民主與人權全球化”理論的主導思想

“民主和人權”全球化戰略有其主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人權高于主權”為核心內容的新干涉主義。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給其對外干涉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精心炮制出了以“人權高于主權”為核心內容的新干涉主義論凋，并推行全球。1999年4月22日，在以美英為首的北約向主權國家南斯拉夫聯盟發動猛烈空襲期間，英國首相布萊爾在美國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的講話中，為證明對南斯拉夫聯盟進行的人道主義干涉的合法性而提出一項處理國際事務的嶄新理論——新干涉主義。布萊爾表示：我們在對外政策方面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要為我們積極介人他國人民的沖突提出正當的理由，不干涉主義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國際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原則，我們并不想輕易拋棄這項原則，但不干涉原則必須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定，國家主權并不比人權和防止種族滅絕重要，我們的價值觀的傳播會增進我們的安全。他聲稱科索沃戰爭并非是為領土而戰，而是為捍衛人道主義準則和價值觀念而戰。這種人權外交旗幟下的武力干涉，實際上恢復了當年殖民主義者的“炮艦政策”。

第二，以宣傳“普世人權觀”為目的的跨國公民社會運動。“跨國公民社會運動”是指建立由美國領導和操縱的國際人權組織和開展普及美國人權觀的跨國社會運動。“跨國公民社會運動”的開展是由美國和蘇聯于1975年簽訂的《赫爾辛基條約》引起的，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生過巨大的作用。蘇聯簽訂這一人權條約時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紙上義務”的策略，但是，這個條約埋下了蘇東劇變的種子，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的人權組織由此合法化，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反對派”活動變得更加活躍，這對蘇東劇變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布熱津斯基曾直接明了地說過：“積極宣傳尊重人權還為更直接地進行爭取民主的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活動有助于使獨立性越來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濃厚的公民社會在現在的共產主義制度下，不斷成長壯大。一個獨立的公民社會的出現，就等于社會從共產黨統治下最終解放！出來的開端。……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見者逐漸成長為真正的政治反對派。到一定的時候，他們就會要求進行和平移交權力的談判。”④由此，美國希望在21世紀開展新的“跨國公民社會運動”，通過電視等媒體重傳普世人權觀，由國際人權組織來監督他國的人權狀況，動員該國人民同違反人權的現象作斗爭，以達到普及美國人權觀念的目的。

三、“民主和人權全球化”與大國資本利益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美國主導和推行的“民主和人權”全球化恰恰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人權理論的一個基本的思想，即作為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的現代國家政權，“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現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⑤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表述這一觀點時，他們還只是從特定的民族國家中在物質力量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要在精神力量上占統治地位的角度來講的。而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又從資本全球化的角度來說明精神產品的全球化。他們指出，資產階級開拓的世界市場使得“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知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種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⑥把上述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個方面的觀點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所極力宣揚的“民主和人權”全球化同今天人們經常談論的經濟全球化之間并不是平行的關系，而是派生關系。而“民主和人權”全球化背后隱藏的是美國獨霸全球的大國資本利益。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或者有意地裝聾作啞，或者為其大唱贊歌，則實在是一種悲哀。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埃倫·伍德在其《資本的帝國》一書的序言中把現今的布什政府追求的“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無需借助于政治統治而樹立經濟霸權”的做法稱為“資本帝國主義”。也正因為如此，埃倫·伍德在該書的導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任何人討論美國的‘帝國主義’問題，都很容易受到質疑：美國沒有直接統治或占領一個國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沒有，這個事實的確是給‘新帝國主義’定性的困難之處。”埃倫·伍德指出，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在資本帝國主義初期，即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就已出現了這樣的理論雛形，即：不把帝國看作是征服甚至是軍事控制及政治裁判權的化身，而僅把其作為純粹的經濟霸權。約翰·洛克，如前文所述，最為透徹地揭示了這一新的理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它的殖民剝削理論回避了政治裁判權及一股政治勢力統治另外一股政治勢力的正當性的問題。在他的財產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主義變成了一種直接的經濟關系，盡管這種關系需要有暴力予以培植和扶持。”⑦這里所講的洛克的殖民剝削理論，指的是他設計的一套關于“無主財產”的勞動理論。埃倫·伍德指出，這套理論不僅可以說明園內驅逐農民和圈地的合理合法性，它同樣還可以說明對殖民地進行掠奪的合理合法性。

站在馬克思的立場上．埃倫·伍德認為，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系的諸如“社會不公”、“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 “民主短缺”、 “生態惡化”等問題之所以存在，并非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或者是因為全球大公司是極其罪惡的，而是“因為資本主義——不論是民族的還是全球的——是由某些系統的法則推動的，包括諸如競爭原則、利潤最大化原則以及資本積累原則，這些法則必然要求把‘交換價值’置于‘使用價值’之先，把‘利潤’置于‘人民’之上。……這些強制性法則也要求資本進行不斷的自我擴張，不論‘全球化’如何強化了這些法則，它都是這些法則的結果，而非原因。”⑧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這些法則驅使資本進行不斷的自我擴張，其后果則是資本全球化。但是，資本主義法則在進行全球化的過程中，它并不總是不遇到阻力而一帆風順的，而是經常遇到一些所謂的“無賴”或“邪惡”國家的阻撓。因此，埃倫·伍德指出，資本主義法則越是變得具有普遍性和全球化，它就越是需要一個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可靠的地方政權體系。所以，“一直以來，資本帝國主義的一項重要戰略，就是甚至要人為地制造一批地方國家政權以使其發揮資本主義‘導流器’的作用。”⑨在《資本的帝國》中，埃倫·伍德沒有涉及“民主和人權”全球化的問題，但她的上述觀點，、使我們很容易看出，與資本主義法則的普遍化和全球化相關聯的則是“民主和人權”的全球化。因為她所講的資本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具有“普遍性”的可靠的地方政權體系，實質上就是按照美國式的民主建立起來的，而只有這些國家才能夠真正發揮資本主義“導流器”的作用。所以，埃倫.伍德在《資本的帝國》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諸如布什政府所追求的不可理喻的政策可能是某種急劇典型性的瘋狂；果真如此的話，這種瘋狂不僅牢固地扎根于美國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中，而且也是牢固地扎根于資本主義的系統邏輯體系之中的。”⑩

因此，“當美國把人權的普世價值和自己的國家利益混為一談，將追求對整個世界的戰略控制等同于為全世界人民謀求自由時，一種危險的僭妄已經出現了。就像個人宣稱他能代表上帝那樣，當一個國家敢于宣稱它的利益就是全人類的利益時，那么，它的國家意志中無疑已經附著了惡魔性的因素。”⑾

對此，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給予了承認，他說：“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裁是帝國主義。西方正在、并將繼續試圖通過將其自己的利益確定為‘世界共同體’的利益來保持其主導地位和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個詞已成為一個委婉的集合名詞（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賦予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納入一個由自己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的合法性。……民主要提倡，但如果這將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上臺執政、就該另當別論；防止核擴散的說教是針對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針對以色列的；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不適用于農業；人權對中國是個問題，對沙特阿拉伯則不然；對石油擁有國科威特的人侵被大規模地粉碎，但對沒有石油的波斯尼亞的人侵則不子理睬。”⑿

注釋
①③沈宗靈，黃妉森：《西方人權學說》（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②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實力與原則：1977—1981年國家安全顧問回憶錄》，邱應覺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
④茲·布熱津斯基：《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⑤⑥⑦⑧⑨⑩埃倫.伍德：《資本的帝國》，王恒杰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⑾許向陽：《人權的普世價值與超級大國的戰略利益》，《學海》，2004年第4期。
⑿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版。

作者單位：河南科技大學政治與杜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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