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國《刑法》對“叛國罪”的規定中，既包括行為叛國，也包括言論叛國。什么是言論叛國，就是發表賣國言論、漢奸言論，煽動叛國。一些人要求絕對的“言論自由”，反對任何“以言治罪”，實際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民主自由，最講法治的國家也不存在這種絕對的“言論自由”，也是可以“以言治罪”的。
在英國有關叛逆罪(叛國罪)的法律中規定：為敵人提供幫助和鼓勵;煽動他國進攻英國或女王的其它領地或附屬國而在英國領土內發動反對女王的戰爭等，為叛逆罪。其中“鼓勵”、“煽動”顯然是言論罪，法律還進一步規定：該人的意圖已經以印刷品、文字、公開的行為或行動等方式被表示、表達或宣揚出來，并且在法庭審判時有兩名以上證人或通過其它合法途徑予以證明，則行為人犯有叛逆罪。“以印刷品、文字····等方式被表示、表達或宣揚出來”，當然屬于煽動叛逆(叛國)罪。
美國《刑法》第2,381條規定：對敵國發動對美國戰爭表示支持，也是叛國罪。表示支持當然是通過言論煽動和文字宣揚表示的。
很多國家的《刑法》和其他法律明文規定禁止發表賣國言論、叛國言論，禁止為歷史上叛國者的叛國行為進行宣揚和為叛國者翻案。
在中國《刑法》中是設有煽動罪和言論罪的。《刑法》第一百零三條為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罪和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罪。《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為顛覆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罪。《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為侮辱、誹謗他人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為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刑法》第二百五十條為在出版物中刊登歧視、侮辱少數民族內容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為煽動群眾暴力對抗國家法律、法規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為編造恐怖信息罪。《刑法》第三百七十三條為煽動軍人逃離部隊罪。《刑法》第三百七十八條為戰時造謠惑眾、擾亂軍心罪。《刑法》第四百三十三條為軍人戰時造謠惑眾、擾亂軍心罪。因此，在中國《刑法》設立叛國罪的同時設立煽動叛國罪是理所當然的。
眾所周知，在當今發表賣國言論、漢奸言論的情況極為嚴重。例如：一些人歪曲歷史，為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列強侵華翻案，為八國聯軍侵華翻案，特別是為日本侵華戰爭翻案。他們公然說：日軍在占領這些中國城市、農村的初期，尤其是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紀律大多數是比較嚴明的，而且也確實為占領區的人民作了諸如發放糧食、修繕設施、開辦學校、維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日軍實行“三光政策”，是由于后來游擊隊的出現，對日軍不斷襲擊造成的。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他們還說：根據當時的資料表明，當時南京的人口只有20萬，而且在日軍攻占南京一個月后增加到了25萬。這個事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疑點，至今仍在爭論之中。因為是在戰爭中間，所以難免會有殺傷，但絕不會有南京大屠殺。這些不是赤裸裸的漢奸言論嗎?
一些人為賣國賊、為漢奸翻案。茅于軾說：“汪精衛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這樣的漢奸不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極少數政治右派為汪精衛、溥儀、周佛海、周作人、胡蘭成等大漢奸翻案的目的是他們也想做漢奸。每當中國與美國發生沖突，他們一定會站出來罵中國、為美國辯護。他們一聽到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指責就暴跳如雷，而實際上，他們就是由西方反華勢力支持和豢養的。
一些人大肆攻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大力鼓吹賣國主義，希望外國侵略、占領、殖民中國。茅于軾說：“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愛國主義”，“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錯誤”。對于外國侵占中國領土，他說：領土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么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劉曉波有要西方國家殖民中國三百年的名言。陳破空寫書，要美軍侵略、占領中國，并說中國老百姓會歡迎美軍的侵略。武宜三說：對中國“這樣的國家，我只有詛咒——讓它早些滅亡吧!”廖亦武大講中國統一之惡，分裂之好，宣稱：中國“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中國人民是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傳統的人民，他們對損害國家與民族利益的叛國者、漢奸深惡痛絕，強烈譴責。貶低中國，抹黑中國歷史。為漢奸張目的言論，攻擊、嘲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宣傳賣國、不愛國的言論，都是在摧毀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削弱中國的國家凝聚力，起到搞亂中國，搞垮中國的作用，嚴重地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對于嚴重的賣國言論、漢奸言論要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應該追究發表此類言論的人的法律責任。在《刑法》中設立叛國罪的同時，設立煽動叛國罪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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