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是關系到人類命運和文明的生存發(fā)展的根本問題，同樣是關系到人類社會中社會主義這一嶄新制度的興衰成敗的大事，直接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戰(zhàn)略、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乃至國家的安全、發(fā)展戰(zhàn)略和內外政策一系列重大問題。
筆者僅就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有關思想及實踐作幾點辨析、概述和不成熟的思考。
一、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
前些年，國內外一些學者和國外有的政治家常說：“毛澤東曾斷言世界大戰(zhàn)不可避免。” 筆者認真地查閱了大量資料，但至今仍未從已公開發(fā)表的文獻中看到上述說法有一條確切的佐證。而與此相反，毛澤東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有可能避免的論述卻大量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不久，毛澤東即對戰(zhàn)后國際形勢進行科學的分析，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的嶄新論斷。此后，毛澤東又不斷豐富、發(fā)展和完善了這一論斷。1945年10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兩個月零兩天，毛澤東即在延安干部會的報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這是總的趨勢。”“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呢?不會的。”由此觀之，毛澤東是不是世界上所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最先作此判斷的第一人呢?1946年4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不到八個月，針對西方國家的“美蘇必戰(zhàn)”、“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必然爆發(fā)” 的鼓噪和一些同志的懼怕心理，毛澤東又在延安揮筆寫下《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就在這個文件的開頭，毛澤東又指出：“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fā)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zhàn)爭危險。”在1946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個著名的談話中還說：“我以為，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只有這個斗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 1950年6月，毛澤東再次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zhàn)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zhàn)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避免爆發(fā)的斗爭力量發(fā)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xù)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發(fā)展，新的世界戰(zhàn)爭是能夠制止的。” 1959年 10月，毛澤東還指出：“我們歷來是這樣估計的，整個國際形勢是向好發(fā)展，不是向壞。只是有個情況也要估計，那就是瘋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怎么辦?所以，戰(zhàn)爭的情況也要估計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壞，緩和之后又會搞緊張，搞突襲，打大戰(zhàn)，等等。對這些情況都估計到了之后，我們說總的看來，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fā)展的。從總的情況來看，爭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假如這種情況實現了，那時要打世界大戰(zhàn)，他們就比現在更加困難了。那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要比現在大得多。西方國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條約而造成的許多矛盾，都很難解決。
毛澤東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可以制止與避免的論述還有很多，這里不一一列舉。只是到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國的關系日趨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之后，毛澤東才逐漸對我國所面臨的戰(zhàn)爭的危險性估計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方針。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戰(zhàn)爭，是指中蘇之間的戰(zhàn)爭，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戰(zhàn)。70年代前后，西方國家的不少學者看到蘇聯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紛紛著書撰文，甚至直接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冠以書名和論文名，驚呼“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已到了間不容發(fā)的地步”。但就在此時(1969年)，毛澤東在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時，仍然認為“關于世界大戰(zhàn)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zhàn)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zhàn)爭”。
1997年3月，聯邦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撰文說：“1975年10月，我作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當時毛澤東曾簡潔地對我說：‘我知道蘇聯將如何：將爆發(fā)一場戰(zhàn)爭。’我表示了異議，認為爆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澤東堅持他的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理論。”按照施密特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所作的表述，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施密特認為不可能爆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毛澤東則堅持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不可避免。事實果真如此嗎?請看我國外交部當時的記錄：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澤東會見施密特。當時陪同的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翻譯是唐聞生、徐維勤，記錄為王海容。會見中，施密特問：“毛主席能否告訴我，蘇中美關系的形勢將來會怎樣?”毛澤東說：“也要打仗。不能永遠和平共處。”毛澤東還對施密特說：“你是康德的學生。我是馬克思的學生。馬克思就學黑格爾。”筆者理解，毛澤東是在含蓄地告訴施密特：事物總是在發(fā)生變化，永遠和平共處靠不住。毛澤東在這里強調的僅僅是戰(zhàn)爭的危險性，其中當然也包括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性;但這里主要是講局部、有限戰(zhàn)爭的必然性，卻并未斷言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不可避免。施密特說毛澤東堅持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不可避免，這既不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也與我國外交部當時的記錄出人較大。國內外一些學者和國外有的政治家（其中包括施密特）可能是誤解了毛澤東。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說“美蘇必戰(zhàn)”、“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必然爆發(fā)” 的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們這樣說的目的，恐怕主要是為了訛詐、恐嚇被壓迫人民的革命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訛詐、恐嚇社會主義國家，使之不敢和不要用反侵略的正義的革命戰(zhàn)爭反對侵略的非正義的反革命戰(zhàn)爭。
二、關于六七十年代對蘇聯的戰(zhàn)備工作問題
蘇聯原是社會主義國家，但隨著后來實力的增強和黨的領導集團的一系列錯誤，大黨、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重新滋生膨脹，并不斷向社會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演進。
1958年4月，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特種長波收發(fā)報無線電臺。同年6月，又提出在中國建立中蘇共同核潛艇艦隊。因為這有損于中國的主權，我國沒有答應。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其他各種原由，從1960年開始，蘇聯開始在中蘇邊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繼續(xù)推行赫魯曉夫的政策，使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和緊張。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對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六十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強，相當于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蘇聯當時有30多處導彈基地分別部署在蒙古、外貝加爾軍區(qū)等地，這些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蘇聯還在那里配備了遠程空軍所具有的大型遠程轟炸機50余架和中型轟炸機400余架，這些轟炸機都可以攜帶氫彈進行戰(zhàn)略核攻擊。此外，蘇聯還在中蘇邊境部署了 2萬輛坦克、3000架飛機。僅從 1964年 10月到珍寶島事件爆發(fā)，蘇軍挑起的邊界糾紛就多達 4189起。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zhàn)備狀態(tài)，蘇軍的行動立即引起了中方的警惕。3月，蘇聯又在中國珍寶島挑起武裝沖突，在幾個星期的交戰(zhàn)中，雙方死亡人數達千人。6月和8月，中蘇在我國的新疆地區(qū)又兩次發(fā)生武裝沖突。此間，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召集其軍政要員開會后決定：動用在遠東地區(qū)的中程導彈部隊，攜帶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酒泉、西昌導彈發(fā)射基地和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yè)城市進行核打擊。同時還采取了一系列準備活動，如任命戰(zhàn)略火箭軍副司令托盧勃科上將為遠東軍區(qū)司令，以加強核打擊行動中的指揮力量;命令在遠東的戰(zhàn)略導彈部隊進人一級戰(zhàn)備狀態(tài)，等候發(fā)射命令。同年8月 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透露，蘇聯代表向其東歐盟國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fā)制人的打擊的情況。8月底，美國情報機構透露，蘇聯駐遠東空軍已進人一級戰(zhàn)備狀態(tài)，這種情況將一直持續(xù)到9月底。9月11日，周恩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談。會談中，周恩來就最近蘇方對中國進行核威脅一事提出嚴詞責問，柯西金無言以對。9月底，美國在明確拒絕蘇聯關于美蘇共同對中國進行核攻擊主張的同時，還通過其駐波蘭大使，把蘇聯的企圖秘密通報中方。種種跡象表明，蘇聯指揮部正從“戰(zhàn)略上”設想、研究和準備對中國進行一場核戰(zhàn)爭。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這一系列威脅既十分警覺，又毫不畏懼。早在1964年6月，毛澤東便強調，必須立足于戰(zhàn)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fā)，積極備戰(zhàn)，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zhàn)爭。1965年，毛澤東又發(fā)出“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的號召。珍寶島事件后，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強調：“要準備打仗。”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不僅準備打常規(guī)戰(zhàn)，而且準備打核戰(zhàn)爭。毛澤東不僅教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有打仗的精神準備，更為重要的是在各項實際工作中進行了充分的戰(zhàn)爭準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加強包括尖端武器在內的武器裝備的研制和裝備工作。1964年10月，中國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1968年裝備部隊的亞音速中型轟炸機”轟6“則可攜帶百萬噸級的核彈。從1969年開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國東北、西北的射程可達到西伯利亞的中程導彈已達50枚;我國的陸基導彈隱蔽、分散，有較強的機動性，即使先受到攻擊后，仍有對對手的第二次打擊能力。這種陸基和空基核突擊能力對蘇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形成極大的威懾。此外，到1964年11月，中國已初步建立了現代化的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yè)體系，能自己生產飛機、艦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澤東、中共中央十分重視戰(zhàn)略后方、戰(zhàn)場建設和物資儲備。1964年6月，毛澤東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要搞三線;軍事要有準備;要考慮打仗，要有戰(zhàn)略部署；三線現在不為后悔莫及。1965年 11月，毛澤東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線。到 1968年，全國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線配套的國防科技工業(yè)系統。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中央軍委決定加強”三北“(即東北、華北、西北)國防工程建設。1969年前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要加強人民防空、城市防衛(wèi)建設。到70年代中期，設防陣地工程也已初具規(guī)模，從而建立了以防御為主的反核戰(zhàn)略體系，各項物資儲備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績。1969年中國的軍費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分別遞增15%和16%。叛逃到西方的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謝甫琴科說，蘇聯最終之所以沒有對中國進行核襲擊，“除了美國警告蘇聯，這樣會導致美蘇間嚴重對抗外，還在于中國有了充分的準備”。事后，美國學者也認為，若不是中國嚴陣以待，“蘇聯甚至可能在30分鐘內突襲并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國的原子彈無疑是蘇聯人避免使用核彈頭互相攻擊的理由”。
有學者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對蘇聯的戰(zhàn)備是假想、虛構了一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強大的企圖入侵之敵;由于對敵情判斷嚴重失誤，導致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嚴重干擾了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六七十年代，我國對蘇聯的戰(zhàn)備是被迫進行的。筆者完全贊同后一種說法。當然，在如此紛繁的諸多方面的具體準備工作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在所難免。但是，正是因為我國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做好了隨時準備打仗的充分準備，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運籌帷幄，積極推進了世界戰(zhàn)略格局的重大演變，才有效地遏止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和核戰(zhàn)爭，有效地消除了各種外患，保證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安全穩(wěn)固和經濟建設以及后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從而也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正如 1965年4月毛澤東在《關于作戰(zhàn)計劃和改變帽徽、領章問題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不僅如此，六七十年代的十分必要的戰(zhàn)備工作還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建設、科技發(fā)展，直接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改善和外交戰(zhàn)線上一系列重要成績的取得，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區(qū)的開發(fā)與發(fā)展。必要和必需的扎扎實實的軍事斗爭準備工作，遏制住了可能爆發(fā)的戰(zhàn)爭。我們絕不能因為遏制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沒有爆發(fā)，就回過頭來說當初必要和必需的軍事斗爭準備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認為是戰(zhàn)略決策失誤。
三、關于調整中美戰(zhàn)略關系問題
毛澤東認定，美蘇爭霸中，蘇聯處于進攻態(tài)勢，并已成為戰(zhàn)爭的主要策源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后，即考慮收縮戰(zhàn)線，調整美國在全球的戰(zhàn)略。毛澤東敏銳、及時地捕捉到了這一具有巨大戰(zhàn)略意義的歷史機遇。為了從根本上緩和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的軍事壓力，同時為世界和平尋求新的堅實的基石，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為偉大戰(zhàn)略家的毛澤東就明確指示：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你們這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3月 2日珍寶島發(fā)生武裝沖突后，毛澤東即意味深長地說：“中蘇發(fā)生交戰(zhàn)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此后，毛澤東又數次催促四位老帥抓緊著手研究，并一直對此十分關注。如 3月22日和 4月19日，毛澤東接連對陳毅等人的工作做出指示，希望他們就國際、國防問題提出意見。毛澤東之所以催促數次，主要是四位老帥此時對毛澤東讓他們研究國際問題的戰(zhàn)略意圖還不甚理解。這說明，中美關系戰(zhàn)略調整的思想始發(fā)和始創(chuàng)于毛澤東，而不是如有的學者所說，毛澤東是被動的，是被推著走的。四位元帥不負眾望。從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帥們座談了數十次，給中央呈送了多項關于國際、國防問題的報告。他們判定，當時的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主張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1969年的外交調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動人心的。周恩來作為外交工作的組織領導者，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接著，中美關系新局面的開創(chuàng)，中國倡議建立的一條從東面的日本經過歐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國的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zhàn)線，毛澤東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zhàn)略思想的提出與實踐，無疑都對遏制蘇聯對華戰(zhàn)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美關系的戰(zhàn)略調整，也使其他許多國家開始調整對華外交政策，并紛紛與我國建交;我國周邊環(huán)境顯著好轉;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較短期內對我國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迫使我國舉國迎敵的危險性基本消除。這為我國爭取到較長時間的和平環(huán)境。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進行改革開放，打下了基礎，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毛澤東正確處理戰(zhàn)爭與和平的理論和成功實踐，生動地說明了戰(zhàn)爭與和平、遏制戰(zhàn)爭與打贏戰(zhàn)爭相統一的辯證關系。這進一步告訴我們：只有不怕可能發(fā)生的戰(zhàn)爭，認真做好必要的準備，具有打贏戰(zhàn)爭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戰(zhàn)爭、贏得和平，從而贏得發(fā)展。
四、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戰(zhàn)爭與和平思想的幾點概述
毛澤東無疑是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戰(zhàn)略家。他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為推動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與研究，筆者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戰(zhàn)爭與和平思想試作如下概述：
1、關于戰(zhàn)爭的根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同時，十分關注世界戰(zhàn)爭與和平形勢的新變化。他曾多次指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毛澤東又根據國際形勢的新發(fā)展，明確指出：美蘇爭霸是導致國際局勢緊張、爆發(fā)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主要根源；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醞釀著戰(zhàn)爭，霸權主義是現代戰(zhàn)爭的根源。
2、關于提高警惕，準備打仗。早在1949年9月21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即提醒大家：務必不要松懈警惕性，要嚴防國內外反動派以包括戰(zhàn)爭在內的各種方式進行的破壞和搗亂。1957年，他又強調：絕不可以對帝國主義國家“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1960年，毛澤東同非洲友人說：“帝國主義者哪里會愛和平?他們愛的是殖民主義。”1970年，他對來訪的法國政府代表團說：“我們要準備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別國打進來的時候，我們要消滅它。”對帝國主義絕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3、關于熱愛和平，不怕戰(zhàn)爭。1954年8月，毛澤東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們要繼續(xù)創(chuàng)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誰要打仗，就反對他”；“美國人做的事太不像樣子，他們支持蔣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騷擾大陸。”“希望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的政策。”1960年 5月，毛澤東在會見拉丁美洲的友人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我們就宣布執(zhí)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們的領土、主權絕不容許別人侵犯，誰來侵犯，我們就要自衛(wèi)。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面對美帝國主義發(fā)動的侵朝戰(zhàn)爭，毛澤東強調：“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zhàn)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1956年，毛澤東又說：“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zhàn)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fā)財的壟斷資本集團。”1957年，毛澤東表示：“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zhàn)爭，戰(zhàn)爭來了你有什么辦法呢?”1960年，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zhàn)爭來解決問題。”1964年，毛澤東再次重申：“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zhàn)爭。”熱愛和平，不怕戰(zhàn)爭，這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4、關于努力加強國防建設。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國防建設高度重視。1950年9月，他即明確指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此后，他又提出一個屁股(基礎工業(yè))、兩個拳頭(農業(yè)、國防)的“三位一體”的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布局。他強調指出，“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我們“將加強人民的海陸空軍，鞏固國防，保衛(wèi)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為加強國防建設，他十分注重發(fā)展國防科學技術，加強武裝力量建設，實行全民國防教育，大力加強戰(zhàn)略后方、戰(zhàn)場建設和物資儲備等。正因為我們加強了國防建設，并打贏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戰(zhàn)爭，所以贏得并可能繼續(xù)贏得多年的周邊安全環(huán)境。
5、關于常規(guī)戰(zhàn)爭與核戰(zhàn)爭。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原子彈的戰(zhàn)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是這個決定權不操縱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末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1961年，毛澤東對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說：“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zhàn)爭就越打不起來。”1964年，毛澤東說“世界人民是反對用原子彈殺人的”。1965年，毛澤東在同國際友人斯諾談話時，斯諾問：“主席并不是認為核戰(zhàn)爭是件好事?” 毛澤東回答：“對。根本不要打核戰(zhàn)爭，要打就用常規(guī)武器打。”但是，毛澤東向來是爭取最有利的局面，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1975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聯邦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比耶迪奇時，比耶迪奇說：我們認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場可怕的核戰(zhàn)爭;所有的人都在為防備這種可能而加緊自己方面的準備工作，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它發(fā)生。毛澤東回答：你們是堵死另一條路，我不堵死;常規(guī)武器，核武器，兩種可能都有。6、關于世界大戰(zhàn)。前面已引述過毛澤東在這方面的不少論述，這里再補充幾點。1960年，毛澤東說：“避免打世界大戰(zhàn)，按照我們中國的說法，要兩條腿走路。四國首腦會議，或者大國協商，是跟他們在桌子上談，這是一條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又是一條腿。兩條腿走路，世界大戰(zhàn)就難打了。我們支持四國首腦會議或大國首腦會議，同時我們更支持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人民有權利反對他們的壓迫。要不打世界大戰(zhàn)，就要各國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這是一條重要的腿，是第一條腿。有人說，要世界和平，就不要搞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這樣，帝國主義不打世界大戰(zhàn)就沒有保證。”1961年，毛澤東指出：“說世界大戰(zhàn)不打，但也可能打，就這么兩條。”“按照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見，按照各國共產黨的意見和各國勞動人民的意見，是不要打的。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和各國勞動人民的力量很大，資本主義也怕滅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國主義以及它在各國的走狗的意見，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說做壞的方面的準備，這么做好了準備，也許可以不打”。
7、關于美帝國主義要稱霸全球。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說：“不能設想任何國家會開軍隊到美國去。”“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它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wěn)覺。”“美國做事是不管別人能不能受得了的。”1964年，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記者發(fā)表談話說，“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它“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是一脈相承的。”
8、關于帝國主義的兩重性。毛澤東曾多次論述過帝國主義既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的問題。1958年9月，毛澤東說：“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它們嚇倒，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破除對西方的迷信，這是一件大事。”他指出美國在搞緊張局勢，“緊張局勢調動世界人心，都罵美國人”。1958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中又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guī)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zhàn)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zhàn)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zhàn)術思想。”1960年，毛澤東說：“中國俗話說，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一個跳蚤都捉不到。因為帝國主義管得太寬，它們也就控制不住。美國現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美帝表面上強大，但有弱點，引起很多人的反對。”1964年，他在同法國友人談話時說：“現在我們說有兩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的靈不靈將來瞧。請你們記住。”1960年，毛澤東還論證了帝國主義另外的兩重性。他說：“美國有戰(zhàn)爭邊緣政策”。“實際上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帝國主義每天都在宣傳它們的力量大，來嚇唬我們。”“帝國主義是會搞欺騙的。帝國主義也有兩條腿，有欺騙的一條腿，又有壓迫的一條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義者必將戰(zhàn)勝邪惡者。在美國企圖建立單極世界、永遠稱霸全球的今天，在認清美國“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 時，要認清它又是紙老虎的另一面本質，這對于我們樹立既善于斗爭又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對于在涉及我們國家根本權益時，堅決維護我們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不怕打的形象，對于我們牢固確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共產主義必將最后取得勝利的信念，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9、關于要利用世界各種矛盾。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分析指出，“所謂西方團結是一句空話。團結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團結’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彈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向美國靠攏，交納貢物，磕頭稱臣”，這“勢必走向所謂團結的反面：四分五裂。”1959年，毛澤東在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壟斷資本本身也有區(qū)別，有賣國部分和其它部分的區(qū)別。”1960年，毛澤東強調：“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zhàn)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zhàn)共處。”“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處取得一致意見?”這樣“事情就會好些”。1965年毛澤東又指出：“現在發(fā)達國家為一方，不發(fā)達國家為一方。所謂發(fā)達國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從來沒有一致過。例如發(fā)達的英、法、德、日之間，就發(fā)生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這還不是發(fā)達國家和發(fā)達國家打嗎?其目的是爭所謂不發(fā)達的國家。”
10、關于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澤東一貫強調，對弱小國家的朋友要特別尊重，不允許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國家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自己管。1954年12月，他在會見緬甸友人時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這五項原則是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huán)境。”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又向世界宣示：“我們堅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和平競賽，各國內部的事務由本國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決。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呼吁各國特別是各個弱國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zhàn)爭，爭取持久和平。他指出：“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zhàn)爭來解決問題。”
11、關于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1960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拉丁美洲、非洲14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有關友人時說：“我們一面反對世界大戰(zhàn)，一面支持各國國內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我們用兩只手，因為敵人也用兩個辦法和我們斗爭。”毛澤東認為，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都是相互支援的，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都是相互支持的。他說：“我們認為，你們的斗爭支持了我們，幫助了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廣大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也幫助了我們。這就分散了敵人的力量，使我們身上的壓力減輕了。因為你們幫助了我們，所以我們有義務支持你們。我們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
12、關于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1960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西亞三國的友人時指出：“要戰(zhàn)勝帝國主義，不是短期的事，要進行持久的艱巨的斗爭，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敵人在內。”1964年 2月，毛澤東呼吁：“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聯合起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保衛(wèi)世界和平。”1970年 7月，毛澤東在同法國政府代表團談話時說：“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
13、關于弱國、小國能夠打敗強國、大國。1960年5月，毛澤東在同非洲友人談話時強調：“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國主義，勝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國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再有一種，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力量很小;認為西方世界很行，我們黃種人、黑種人、棕種人都是不行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我們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種人可以干的事，我們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們干得好些。”“我們在戰(zhàn)略上完全有理由輕視它們，堅信帝國主義制度是要滅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來的。”1970年，毛澤東在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抗美救國斗爭所發(fā)表的聲明中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zhàn)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guī)律。”7月間，他又對坦桑尼亞友人說：“實際上現在世界上帝國主義的日子不大好過。它們怕第三世界。”
14、關于第三世界團結起來。早在1960年，毛澤東就對非洲的友人說：“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祝賀我們的團結，由于團結我們一定會勝利。祝賀我們的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取得勝利。”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希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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